农商行警钟敲起:多家不良飙升 信用评级被降

　　又一家农商行被监管处罚。8月13日，黄冈银监分局对湖北蕲春农商行连续开出12张罚单，如此密集的罚单实属罕见。 罚单信息显示，湖北蕲春农商行因存在违规发放借名贷款、违规隐匿不良资产等违法违规行为被黄冈银监分局处以80万元罚款，相关11位银行涉事人员也受到共计12万元罚款、警告以及取消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任职资格等处罚。 而在此之前，农商行就不断传出令人忧虑的信息，不良贷款大幅上升、信用评级下调、利润下滑等问题已屡见不鲜。 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蓝鲸财经表示，农商行频繁出现问题的原因，虽然与外部经济形势有关，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农商行自身。宋清辉表示仍然看好我国农商行未来的发展，但他强调在发展过程中，有的农商行可能会因为转型失败而被市场淘汰。 罚款共计92万元，11位涉事人员被处罚 银保监会8月13日公布的罚单信息显示，湖北蕲春农商行因违规发放借名贷款，违规隐匿不良资产、掩盖真实风险，内部审计检查失职被黄冈银监分局处以80万元罚款，此外，该行11位涉事人员被罚共计12万元。 黄冈银监分局表示，11位涉事人员因在上述违法违规行为中负有领导或管理责任，对其作出罚款、警告以及取消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任职资格等处罚。 其中，两位银行涉事人员因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中负直接领导责任同时被处以警告以及6万元罚款，七位涉事人员因在违法违规行为中负有管理责任被警告，还有两位因分别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与主要领导责任被取消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4年和3年。 蓝鲸财经注意到，这并非湖北蕲春农商行近年来所受到的第一次行政处罚。据天眼查资料显示，该行成立于2014年3月，注册资本为2亿元，距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014年12月该行就因存在偷税的违法行为被蕲春县国家税务局处罚9.3万元。此外，天眼查信息显示，该行所涉及的法律诉讼已达400余起，其中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超过300起。 大批罚单来袭，农商行成重灾区 在监管趋严的环境下，今年7月银保监会对银行接连开出罚单，其中农商行似乎也成为了监管的重点。 据蓝鲸财经不完全统计，今年7月银监系统开出的罚单近200张，罚款金额超8000万元。而在诸多罚单当中，农商行的罚单数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罚款金额甚至达到总金额的一半。主要受罚原因有违规办理同业业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违规发放贷款等。 虽然农商行被处罚的次数不少，但一次性对农商行开出千万级的罚单还是比较少见。 7月13日，大庆银监分局连发4张罚单，对大庆农商行、黑龙江肇州农商行、黑龙江林甸农商行、黑龙江杜尔伯特农商行的同业业务违规行为合计罚款3000万元。 另外，蓝鲸财经发现银监系统对涉事人员的处罚力度也不小。 7月6日，山东滨州银监分局一次性公布关于山东惠民农商行10人的行政处罚信息。无独有偶，8月13日，黄冈银监分局对湖北蕲春农商行一次性开出12张罚单，其中11张都是针对银行涉事人员所开。 “农商行都是做对公出身，对零售标准化产品没概念。无知无畏，只看到利润，看不到风险，从而导致问题重重。”宋清辉说道。 财经评论人莫开伟曾撰文指出，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让农商行猝不及防，且以传统存贷款经营方式为主的农商行市场竞争能力下降。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局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当前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困局没有从根本上改观，这让靠传统存贷款为主的农商行经营陷入更加艰难境地并不足奇。 农商行不良率攀升，多家评级遭下调 密集罚单的背后，农商行不良率攀升、资产下滑等问题在近日表现得尤为明显。 8月13日，银保监会网站发布2018年二季度银行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 数据显示，2018年二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民营银行、农商行的不良率均有所上升，分别为1.48%、1.69%、1.57%、0.57%、4.29%。其中，农商行的不良率攀升较快，较一季度上升1.03个百分点。 据蓝鲸财经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家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遭下调。评级机构给出的下调原因主要为不良率上升、资产质量下滑、资本充足率下降等。 比如7月末，上海新世纪评级机构公布对吉林蛟河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的下调情况。 新世纪评级表示，将该行的主体信用评级从A降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该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也由A+降为BBB+。据了解，这是吉林蛟河农商行半年来主体信用等级第二次被下调。今年2月，该行的主体信用等级已经从A+降为A。 除此之外，中诚信在日前也公布了其对安徽庐江农商行的评级结果。虽然该行主体信用等级维持在A+，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行2017年不良贷款增长速度较快，拨备覆盖率较2016年末大幅下降113个百分点至95.25%，不良率上升了3.09个百分点至4.92%。 即使在今年二季度，该行的不良率较2017年末略有下降，拨备覆盖率有所增加，两项数据分别为4.40%以及126.29%，但这样的成绩对该行来说压力仍然不小。 “农商行最近频繁出现不良贷款大幅上升等问题的原因，虽然与外部经济形势有关，但归根结底还在于农商行自身。”宋清辉向蓝鲸财经表示，“农商银行顺利发展下去的关键是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即立足地域实际，扬长避短，形成特色化、个性化的发展优势。同时要注意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唯有这样才能不走向‘歧途’，实现良性发展。”[详情]

　　坏账效应：农商行的生存困境 记者 文丽娟 目前一些持股不符合要求的企业都在往外推，一些企业也不再具备投资银行的资格，在趋严的监管框架下，银行要想找到合适的投资者，面临一定困难。 近3年来，宗广陆（化名）常常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同事们加班加点、穷尽方法来压降不良贷款率。 宗广陆是南方地区某农商行的一位员工。入职至今，她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压力“每一天都会增加”。这份压力源于要“守住监管红线”，但粗放的信贷业务管理让不少同事“收不住手”，于是不良率的上涨就像滚雪球一样。 与宗广陆有着一样困扰的，还有全国1200余家农商行的员工。 几年前，金融市场正处于“钱多、流动性丰沛”的时代。那些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由农信社合并而成的农商行，纷纷南下深圳、东进上海、北上首都，寻找项目。也是在这几年里，中国债市扩容兴盛，各种企业债券争先寻找买家。彼时的农商行，凭借天时地利，成为各种公司债券的“大买家”。 但随着债券频频爆雷，“金主”农商行在各类型债务逾期事件中，成为主角。2017年年末，各地农商行因在债券市场的表现，被原银监会陆续“点名”。 多数农商行不良资产高企，与债券“踩雷”紧密相关。随着监管加大对掩盖不良贷款的违规查处，农商行陷入了坏账的旋涡。 农商行的不良暴露潮似乎正在到来。 不良率远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自贵阳农商行因20%的不良贷款率被中诚信下调评级开始，近1个月多来，多家农商行被接连降低评级。 根据中国债券网数据，7月31日，吉林蛟河农商行和山东寿光农商行被下调评级。其中，蛟河农商行的主要问题是本金36亿元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回收存在不确定性，并且相关投资未计提拨备，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寿光农商行的主要问题是信用风险持续暴露，2018年一季度的不良率骤升至7.94%，拨备覆盖率下滑至53.99%。这是近期农商行信用风险暴露的最新案例。 农商行的潜在风险引起了各方警惕。7月，青岛农商行和浙江瑞丰农商行的IPO申请，先后在上会前夜被取消审核。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数位业内人士均认为，与各农商行的资产质量问题有关。 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部分银行通过不良资产的腾挪，将坏账移至表外，以粉饰报表，但时下这类资产较难消化。同时，监管要求中小银行充分暴露坏账，导致部分银行的不良率坏账回表大幅上升。 安徽宣城皖南农商行不良率超过8%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良资产回表。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至少有10家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下调或评级展望调为负面；仅7月份，就有8家。在7月被下调评级的6家农商行中，除吉林蛟河农商行以外，其余农商行评级被下调均因不良贷款率骤增。 其实，农商行的风险暴露已有预兆。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大行的不良率持续下行，城商行、股份行的不良率微升，但农商行的不良率却在攀升，从2017年一季度的2.55%增至四季度的3.16%。2018年一季度，大行、股份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5%、1.7%，城商行的不良率为1.53%，农商行的不良率则升至3.26%。商业银行一季度整体不良率为1.75%，农商行不良率远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农商行不良率攀升的原因主要有4个。一是在宏观经济层面，地方经济下行，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贷款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直接影响银行资产质量；二是农商行本身的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业务管理粗放，贷款集中度较高；三是化解不良的能力较弱，化解方式比较单一；四是农商行此前对不良的认定较宽松，如今银行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提高，加速真实不良率的暴露。 目前，部分地区监管明确要求，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要全部计入不良贷款。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当前监管强化不良贷款认定的根本目的仍是防控金融风险，加速核销，“不良贷款若一直藏匿，风险更容易爆发”。 宗广陆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地农商行不良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贷业务管理比较粗放，部分信贷经理业务能力较弱，放款不审慎，风控做得不好；有些人贷款用于赌博；也有些缺乏偿还能力的人轻而易举可以拿到贷款。 “不良贷款率提高，和风控体系设计有很大关系。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标准。想增量就必须放宽审批条件，所以并非某一个信贷员的问题，而是整体风控体系比较激进。”北京地区某股份制银行一位负责信贷人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资本金承压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农商行此次暴露风险的地域分化比较明显，山东有3家，贵州有2家，吉林有2家，江西有1家。 “这种地域分化特征意味着农商行谋求转型效果不一，渐显分化。山东有些地区银行的不良问题，应该和当地环保限产有关。”宋清辉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 对于近期出现不良率上升的多个案例，市场担心，究竟是个案还是农商行风险集中爆发的前兆？ 宋清辉认为，多个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和监管指标恶化，正是农商行问题大规模爆发的迹象，这些风险的暴露甚至可能会加速传导至同业。 不过，中信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肖斐斐则表示，不良率上升并非农商行全行业的情况，仅部分地区面临风险压力，农商行风险暴露的区域特征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不是全面性爆发，平均不良率前五为贵州、河南、辽宁、山东和吉林，北京、四川、上海和广东的平均不良率均在1.5%以下。 当市场对不良攀升担忧时，伴随不良贷款激增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大幅下滑现象，更让人揪心，一度突破监管要求的下限。 根据监管要求，2017年年末，农商行等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在10.1%以上，2018年年末应达到10.5%以上。此外，今年2月，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显示，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由150%调整为120%至150%。 但目前，贵阳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0.91%，拨备覆盖率降至34.15%；贵州乌当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0.07%，拨备覆盖率降至26.62%；河南修武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0.75%，拨备覆盖率为43.44%。山东邹平农商行和吉林蛟河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均低于监管红线。 “补血”困局 “不良率大于5%，资本金就会不足。这是一条红线。”宗广陆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因此要提高资本充足率，处置或者核销不良贷款，或者增资扩股。 自2017年以来，各地银监局陆续出台监管要求，督促农金机构少分红、增提风险准备金和贷款拨备。 据杨芮介绍，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补充和外源性补充。前者主要是依靠银行的利润留存，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发行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 她进一步解释，上市农商行的“补血”途径更多，如增发、配股等，这些补充资本的途径本身没有问题，但银行如果过度依赖外源性资本补充，忽视自身盈利能力提高和收入结构的优化，不利于银行长远的稳健发展；而对于没有上市的农商行来说，主要通过内部自身利润留存和发债，二级资本债是一个短期性的资本补充方式，且是补充银行的附属资本，可在短期帮助农商行在监管考核上“达标”，但发债的成本不容小觑。 如宗广陆和杨芮所说，让外部投资者入股，是农商行资本“补血”的方式之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也表示，农商行等中小银行欢迎有实力的民企、上市公司、国企持股，一方面可以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对原有的公司治理和董事会产生制衡。 “近年来，部分农商行仍然存在股权结构分散、股东管理不规范，‘三会一层’缺乏相互制衡的有效机制，省联社过度干预和管理等一系列的公司治理问题。”杨芮解释道。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入股中小银行。近日，P2P网贷平台“悟空理财”的母公司玖富集团入股湖北鄂州农商行，并取得股金证。有媒体报道称，其是看中了银行的牌照和渠道资源。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薛洪言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鉴于互金机构的持股比例普遍在5%以下，入股银行还不能看作是对银行牌照的觊觎，更多的是强化双方的合作关系。“一些实力雄厚的P2P平台，在流量、科技、互联网运营等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积累，在强监管背景下，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大，对于以入股的方式绑定与合作银行的长期关系、实现利益共享等有强烈诉求。”薛洪言说。 此外，有意向参股地方银行的投资者，还有不少是房地产相关企业。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法治周末记者分析，房地产企业通过入股商业银行，是在追求“协同效应”，一方面，当前房地产市场对于资金方面的依赖程度较高，在各类高杠杆资金的融资渠道收窄的情况下，房企必须研究新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这几年商业银行数量较多，且面临互联网平台冲击，也希望其他资本进行入股，银行在未来将和地产商形成新的合作，最典型的就是增加授信额度。 但也有观点认为，银行引入投资者夯实资本，也可能导致未来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公司治理恶化，有悖于监管导向。 根据原银监会在去年7月下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商业银行股东股权管理和公司治理有关事项的意见》，在农商行股东审核、投资入股管理等方面，要求各银监局建立辖内农商行股东信息数据库，设置“黑名单”，严禁“黑名单”内企业及其法人代表投资入股。 股东“逃离” 一方面是引入外部投资者不易，另一方面还有股东在不断撤出。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阿里拍卖平台的数据发现，截至8月10日，有关农商行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信息，大约有2000条。转让股权的原因，多与农商行企业股东与个人股东因兑现、司法纠纷和监管政策有关。 被拍卖的农商行股份规模大小不一，起拍价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均有覆盖。例如，江西亿能铜业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427200股股权正在拍卖，变卖价为781.55万元，增加幅度达2万元。 还有一些银行股东因涉司法诉讼，导致股权被法院拍卖。 也有一些企业试图转让农商行股权，以获利兑现。例如，鸿博股份作为成都农商行的发起设立股东之一，挂牌转让成都农商行3000万股股份。 此外，邯郸远洋实业集团因“两参一控”股权管理政策的原因，筹备转让河北邯郸农商行、涉县农商行、魏县农信社3家地方性银行股权。 2018年年初，原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规定，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参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或控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俗称“两参一控”。 曾刚表示，目前，一些持股不符合要求的企业都在往外推，一些企业也不再具备投资银行的资格，在趋严的监管框架下，银行要想找到合适的投资者，面临一定困难。 而对于市场认为的地方政府最终会为农商行兜底行为，杨芮认为可能性很小，“《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违规新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严禁接受地方政府担保兜底”。 “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农商行应当‘以农为本’，立足县域及以下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促进现代农业与农村金融的高度融合。从同业竞争上看，农商行之间应体现出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模式。应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和产品，围绕本土产业特点，提供特色化、一体化、全产业链的县域金融服务，留住并吸引更多低成本负债来源，同时在提供综合化服务的过程中，重视非利息收入的提高，优化收入结构。”杨芮建议。[详情]

　　邹平农商行不良风险持续暴露 逾期贷款占比大幅跃升至27.2% 《投资时报》记者 薛南骏 2017年末，该行逾期贷款占比同比大幅跃升20.07个百分点至27.2%，不良贷款率（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同比上升6.85个百分点至9.28% “昨日傅粉何郎，今朝疤脸汉子。”一度颇为活跃的农商行群体，正在亮出它的真正面孔。 “农商行就是由过去的农信社改制而来，如果靠天吃饭的根本业务思路不改变，作为银行生态链上最底端的节点，生存状态和它前身的农信社并无二致。”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日前对《投资时报》坦率评价。 早在农信社和城信社脱衣换袍纷纷改制为农商行和城商行时，该人士就对上述两类银行未来的风险持谨慎态度。事实证明，所有的担心正在兑现。 经过2017年至今一波不良贷款的强制暴露和消化后，大中型银行资产质量正在企稳，但不少地方性银行走向了反面。“商业银行整体经营状况向好，但受经营区域集中、风险管理水平偏弱等因素影响，部分中小银行资产质量仍面临较大压力。”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在一份评级报告中如是分析。 这当然还是较为“含蓄”的说法。真相是：在地方性银行中，没有实现跨区经营且本地区风险敞口偏大的银行，资产质量正在持续恶化，而农商行是其中主流。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六家银行的信用等级遭到调降，其中五家，为农商行。 地域经济恶化以及监管压力升级，成为这类银行头上“两座大山”。近期，山东邹平农商行即因不良率飙升而被下调评级，亦由此成为农商行坏账风暴中的某种典型。 在标点财经研究院联合《投资时报》推出的“农商行不良风险榜”中，该行2017年不良贷款率为8.7%，在纳入统计的117家农商行中高居第二位，较2016年末提高6.4个百分点。 另据东方金诚发布的评级报告，该行不良贷款率（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同比上升6.85个百分点至9.28%。 邹平，隶属山东滨州市，东接淄博，西邻济南。因当地拥有以铝为主重化工业，经济相对发达，以GDP计甚至超越济南、青岛部分区县。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50强”中邹平排名第38位。而这个常住人口为80.7万人的地区亦曾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然而，恰是以此地作大本营的山东邹平农商行，其主体信用及2017年二级资本债信用等级因风险过大均被调低，其中主体信用等级调降至A+，评级展望至负面，2017年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调降至A。同时据记者了解，东方金诚早在半年前就将该行纳入观察名单。 地域风险传导压力 在跨区经营还未受到严格限制之前，早期改制完成的地方性银行纷纷跨区开设分支机构。“中资银行经营模式上差别不大，主要靠做大规模、赚取息差。跨区是做大规模比较直接的手段，而且从风险角度讲，地域过于集中的话风险也大。”有业内人士直言。 农商行中却几乎少有跨区经营者，而且即便在当地也基本不占优势。“一般情况下农商行都是捡漏，大中型银行挑选相对大型优质的客户，城商行客户次之，农商行客户则再次之。”业内人士表示，一旦当地经济形势恶化，农商行受到的冲击最大。 邹平农商行就是如此。据了解，邹平县传统产业占比较高，近年来钢铁、焦化等重工业结构弊端逐步显现。而随着国内产业升级、环保整治等政策的深入推进，邹平县工业企业经营压力进一步上升。2017年以来，邹平县域内的齐星集团、西王集团、魏桥创业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连续曝出负面事件，其中齐星集团更出现70亿元债务危机，并将该公司最大债权人西王集团拖入泥潭，至今年6月26日由邹平国资系统出资61.6亿元入主齐星集团，上述连环警报方告解除。 “跟踪期内，受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整治等政策推进影响，邹平县工业企业经营压力上升，区域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区域企业信用风险有所上升，并逐步向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传导。作为地方农村金融机构，该行信贷投放主要集中在区域内中小微企业，面临的信用风险较大。”东方金诚方面称。 从邹平农商行贷款结构看，邹平农商行贷款投放集中于制造业，行业集中度较高，且该行大额贷款占比较高，风险不易分散。 评级报告显示，该行制造业贷款主要分布在金属制品、纺织、农副食品加工等细分行业，基本与区域产业结构吻合。2017年末，该行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占对公贷款（含个人经营性贷款）的比重分别为64.74%、15.14%和11.74%，其中制造业贷款占比近年来均超过60%。 区域风险直接导致邹平农商行资产质量明显恶化。 2017年末，该行逾期贷款占比同比大幅跃升20.07个百分点至27.2%，不良贷款率（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同比上升6.85个百分点至9.28%，而拨备覆盖率却下降至59.28%，2017年拨备消耗巨大。这些指标都已严重偏离监管要求。 强监管带来压力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除了地域风险，近年强监管带来的压力也让地方性银行难以招架，尤其是资管新规的落地，影响更是强烈。 相对于大中型银行，地方银行揽存难度大、成本高，而保本理财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以邹平农商行为例，2017年该行营销力度加大，对公保本理财产品发行增加，对公存款保持了较快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该行对公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3.85%至61.58亿元，增速同比上升6.51个百分点；其中保本理财余额同比增加3.32亿元至18.72亿元，占对公存款的比重为30.4%。 不过，随着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出台，邹平农商行通过保本理财吸收对公存款的模式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而过渡期内结构调整势必冲击其对公存款业务。 但目前看来，储蓄存款不仅难以弥补冲击，反而同样遭受资管新规影响。东方金诚分析认为，由于存款产品较为单一，且银行业金融机构竞争较为激烈，邹平农商行储蓄存款余额增速出现一定程度下滑。截至2017年末，该行储蓄存款余额为94.07亿元，同比增长4.14%，增速同比下降6.99个百分点，其中定期和活期存款占比分别为77.28%和18.71%。此外，重要揽存手段之一的结构性存款在资管新规影响下，也面临着调整压力。 存款难收、贷款风险难控，这都预示着未来邹平农商行还将走过一段艰难历程。 “如果农商行不真正做特色、不真正进行金融创新，传统经营思路下还会进入死胡同。”前述银行业人士称。[详情]

　　山东寿光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高达8.37% 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至A+ 每经记者 王小璟    每经编辑 姚祥云     又一家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亮起红灯。 近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决定，将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光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评级报告显示，寿光农商行2018年6月末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37%。 此外，新世纪评级指出，2018年，寿光农商行资产质量继续下滑，目前拨备覆盖率处于较低水平，未来该行仍面临很大的拨备计提压力，盈利仍将面临很大挑战。 贷款质量仍存下行压力 7月31日，新世纪评级发布《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本债券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评级决定，将寿光农商行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将该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A。 新世纪评级表示，评级结果反映了2017年以来寿光农商行在当地政府支持、区域市场竞争力及资金来源稳定性等方面所继续保持的优势，同时也反映了该行在区域和客户集中度、拨备计提、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及风险管理等方面面临的压力与风险增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寿光农商行2018年以来，资产质量继续下滑，2018年6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8.37%。 评级报告显示，针对不良贷款规模大幅上升，寿光农商行成立不良资产经营中心，推动不良贷款的集中管理。同时，该行借助市联社搭建的不良资产处置平台，通过自身核销、打包处置和土地置换等多种手段，加大了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跟踪期内，该行与当地政府积极沟通，研究多种处置方案。 2018年上半年，寿光农商行核销不良资产2.06亿元、抵债资产0.71亿元，无不良贷款转让。但2018年以来，该行资产质量依然继续下滑。截至2018年6月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4.5亿元，不良贷款率更是高达8.37%。 此外，寿光农商行较大规模的关注类贷款使得该行资产质量仍存在下行压力。2017年以来，寿光农商行关注类贷款余额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截至2018年6月末，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为47.7亿元，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为27.54%。 逾期贷款方面，截至2018年3月末，寿光农商行逾期贷款余额31.79亿元，较2017年末增加12.45亿元，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款的比重为87.02%。通过现金清收、转贷盘活等手段，截至2018年6月末，该行逾期贷款为27.68亿元，较2018年3月末有所减少，但仍面临下行压力。 今年盈利面临很大挑战 资产质量的继续下行，大额核销和拨备计提压力对寿光农商行的利润形成侵蚀。2017年及2018年第一季度，寿光农商行合并口径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0.54亿元和2.39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66亿元和0.6亿元。 寿光农商行2017年报因未按会计政策计提相关减值准备，而被审计机构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机构认为，若足额计提，2017年度净利润将减少7.54亿元。 2017年末，寿光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已经降至100.84%。新世纪评级指出，该行2018年仍存在很大拨备计提压力。 另外，寿光农商行2017年净息差与2015年相比，明显收窄。新世纪评级分析称，寿光农商行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利息净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低，投资收益对该行盈利形成重要补充。其中利息收入以贷款利息收入为主，2017年，合并口径贷款利息收入占比为63.36%。该行贷款定价水平相对较高，但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该行信贷投放速度明显放缓，且资金业务投放增加，叠加利率市场化政策，使得其净息差明显收窄，2015年~2017年净息差分别为3.58%、2.36%和2.49%。 新世纪评级指出，2018年，寿光农商行资产质量继续下滑，目前拨备覆盖率处于较低水平，未来该行仍面临很大的拨备计提压力，盈利仍将面临很大挑战。 资本充足率方面，寿光农商行主要通过股东增资和内生资本转增方式来补充资本。此外，2015年6月该行发行了6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资本实力得到增强。截至2017年末，寿光农商行母公司口径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92%和9.96%。 评级报告显示，2018年，寿光农商行启动增资事宜，预计增资5亿元，其中，2亿元增加股本，3亿元置换该行不良资产。目前，该行增资事宜已上报监管部门。 数据来源：评级报告邹利制图[详情]

　　南京银行定增被否为哪般，城商行多渠道“补血”解压 去杠杆、非标回表、盈利下降令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资本金压力加剧，多家城商行陆续发行金融债券、优先股等补充资本。然而，近日南京银行持续一年的140亿元定增预案未获证监会通过，市场颇感意外。 7月31日，南京银行发布2018年上半年业绩快报。上半年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19.6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60个百分点；上半年不良率0.86%，环比持平，但伴随贷款总额增长，分析师预计该行不良贷款余额将有所增加；公司拨备覆盖率463.01%，环比下降约2.45个百分点，仍维持高位。根据一季报，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09%，比2018年底的达标要求仅高约0.59个百分点。 “一直以来，南京银行的资本金压力较大，计划了很长时间的定增方案被否，各方人士都感到意外，但预计这与二级市场波动和监管罚单关系不大，后续是否会针对此事发布解释公告还要再观察。”南京银行内部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定增被否 日前，南京银行公告称，非公开发行股票未获得证监会核准通过。南京银行原计划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96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0亿元，扣除发行费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发行对象包括紫金投资、南京高科、交通控股、太平人寿、凤凰集团，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第一财经记者随后询问南京银行内部人士、分析师，各方对此次定增被否颇感意外，尚不确定是因资本市场波动，还是因为监管收紧定增审批，抑或该行的定增计划存在瑕疵。 南京银行内部人士对记者回应称，是否之后会发布关于定增被否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还要看后续沟通。 也有市场人士猜测，此次定增方案被否可能与南京银行此前收到罚单有关。 今年1月29日，南京银行公告称，该行镇江分行收到江苏银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镇江分行违规办理票据业务违反审慎经营原则的行为罚款3230万元。当时，银监会依法查处邮储银行甘肃武威文昌路支行违规票据案件，在1月底披露了相关细节，共计对涉及该案的1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罚没2.95亿元。被罚机构包括绍兴银行、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厦门银行、河北银行、长城华西银行、湖南衡阳衡州农商行等。 有接近江苏银监局人士对媒体回应称，南京银行定增被否和此次行政处罚的必然关联不大。 此外，去年初，宁波银行、贵阳银行和南京银行因为MPA考核不达标而受到央行处罚。前两者被取消2017年度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资格，而南京银行被暂停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对象资格，暂停期限是三个月。不过，各方都认为，此事与此次定增方案被否并无必然关联。 资本金压力 根据南京银行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上半年该行年化加权平均ROE为19.6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60个百分点，维持较高增速。但另一方面，资本金的压力仍是该行以及诸多中小银行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广发证券认为，2017年，南京银行全年净资产收益率（ROE）约17%，如维持此ROE，按照30%的分红率，核心资本每年内生增长约12%。在外生规模增长受限的情况下，公司内生增长必要性提升，预计公司将更加注重风险资产投放效益。 此外，南京银行贷款投放力度加大，存款增速有所回升。截至2018年6月末，公司资产总额11936亿元，同比增长5.37%，其中贷款总额4361亿元，同比增长18.34%，公司信贷资产配置力度加大。负债端，存款余额7613亿元，同比增长5.69%，环比增长3.07%，存款增速有所回升。 总体而言，南京银行在不良贷款率方面的控制较好。此次半年度业绩快报也显示，今年上半年该行不良率0.86%，环比持平。相比较资产总额同是万亿级的城商行，2017年年报显示，盛京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的不良率处于1%~1.5%的区间。但是，该行资本充足率三项并不理想，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只有8.09%，且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41%，资本充足率为12.79%，三项资本充足指标处于连年下滑状态。 此外，2017年年报显示，南京银行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下滑99.22%，年报说明称，这是由于报告期内存放同业款项等净增加额减少所致。 虽然定增方案被否，但在上周，南京银行成功发行了2018年第一期金融债券，共80亿元，分为三年期和五年期两个品种，三年期债券额度60亿元，票面利率4.28%，五年期债券20亿元，票面利率4.5%，评级为3A。募集资金用于增加中长期负债来源并支持新增中长期资产业务的开展。 城商行“资本困境” 近期除了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嘉兴银行等城商行都成功发行了金融债券，加强资本补充；此外，7月间，张家港银行25亿元可转债、贵阳银行50亿元优先股和宁波银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获得批准。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需求较为迫切。 今年以来，银行表内非标监管穿透和表外非标回表带来资本压力。海通证券测算显示，假设2019年以14%的ROE和75%的利润留存比例，每年通过未分配利润可以使核心一级资本增长10.5%左右，在保持资本充足率不变的情况下，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率约在8.4%左右，低于2017年底的10.7%。只通过未分配利润来补充资本，难以支撑银行资产的扩张速度。 目前，银行补充资本的方式多样，用未分配利润补充资本，包括降低分红比例；控制成本项，如此前银监会下调了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要求，可以使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规模降低，相当于降低成本、释放利润，从而达到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效果；通过各项资本工具补充资本，具体而言，定增和可转债可用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优先股、永续债等可用来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工具等可用来补充二级资本。[详情]

　　不良率飙升 部分农商行风险暴露 记者 顾志娟 7月31日，新世纪评级对山东寿光农商行的评级报告显示，该行不良贷款率一季度末上升至7.94%。农商行近来被曝出不良率激增的浪潮，似乎仍在延续。随着评级机构近两个月陆续公布对农商行的跟踪评级报告，山东邹平农商行、山东寿光农商行、山东广饶农商行、河南修武农商行等多家农商行被曝不良率大增，部分银行增至10%甚至超过20%。农商行是否进入了风险暴露期？ 新京报记者多方采访发现，除了监管要求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计入不良贷款这一直接原因外，区域经济发展、农商行客户结构、风控能力等，是不良资产暴露更深层的原因。 一季度农商行整体不良率升至3.26% 贵阳农商行不良率飙升至近20%引发了对农商行不良暴露潮的关注。6月29日，中诚信国际一份评级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13%飙升至2017年末的19.54%。中诚信认为，该行不良率飙升的原因是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 贵州乌当农商行2017年末不良率由上年的2.02%猛增至14.96%。联合资信7月26日的评级报告指出，该行不良率大升同样源于2017年末一次性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划入不良贷款。 河南修武农商行的不良率更高。据该行2018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2017年不良贷款率达20.74%，较上年上升16.24个百分点。 三家山东的农商行也暴露出问题。据东方金诚7月9日发布的评级报告，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末的2.43%激增至2017年末的9.28%。根据年报，广饶农商行的不良率由2016年末的2.47%上涨至2017年末的13.90%；寿光农商行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升至4.22%，且因未足额计提相关减值准备被审计机构出具保留意见。 据大连农商行2017年年报，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末的2.91%增至2017年末的4.95%。联合资信7月23日发布的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该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例为161.43%，被列入关注类贷款科目。新京报记者计算发现，若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该行不良率或达12.93%。 山西侯马农商行的不良率之高震惊市场。据其6月18日公布的2017年年报，该行2017年不良率为26.28%，这还是在2016年末28.34%的基础上有所下降的结果。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表示，近期多家农商行的不良率上升，直接原因是监管对不良贷款的统计口径进行调整。此前部分银行没有严格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现在将这部分全部纳入不良，导致短期内不良贷款快速增加。 据银监会数据，2017年农商行整体不良率一路上升，从一季度的2.55%增至四季度的3.16%。今年一季度，大型商业银行、股份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50%、1.70%，城商行不良率1.53%，农商行不良率升至3.26%。商业银行一季度整体不良率为1.75%，农商行不良率远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农商行受制于地方经济 多位受访农商行人士提到了地方经济对农商行资产质量的直接影响：地方经济下行，企业还款能力下降，农商行贷款的区域集中度较高，导致不良率上升。 一位东北地区农商行的副行长直言，农商行属于中小金融机构，最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体格弱的先倒”。 以邹平农商行为例，东方金诚报告指出，2017年邹平县地区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3.6%，增速同比下降2.9个百分点，增速分别低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3.8和3.3个百分点。该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纺织服装业产值下降14.8%、装备制造业产值下降21.6%，而这些产业恰恰是邹平农商行的贷款主要投向，且主要客户为中小微企业。 北京农商行一位支行行长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农商行客户群体中小企业较多，对经济下行的敏感性更强，“不像四大行面对的都是大客户，可能对经济下行的康复性能力更强一些”。 “政策层面对于去杠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资金链越来越紧张，很多中小企业持续借新还旧，靠银行的资金来周转，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一旦企业周转不开，就形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再加上农商行的贷款集中度高，容易引发不良风险。”上述北京农商行某支行行长说。 广饶农商行的不良贷款及逾期贷款分布在橡胶轮胎、化工、纺织、汽车配件等产业。东方金诚评级报告指出，由于轮胎行业产能过剩和环保政策限制，当地部分轮胎企业破产，并逐渐通过担保链条传导至整个行业和全县区域。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9亿元的第一大不良贷款客户，基本处于停产状态；部分关注类贷款客户也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农商行资产质量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不良率激增的银行所在地区大多存在产能过剩、贷款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房地产杠杆较高等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表示。 先天短板：风控、化解不良能力弱 重规模扩张速度，轻经营管理能力提升，是业内认为农商行普遍存在的问题。天津地区一位农商行副行长表示，农商行体量小，同时因为人员、技术、管理体制、业务结构等原因，本身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差，化解不良的能力也较弱。 贵阳农商行就被中诚信指出，存在对信贷业务管理较为粗放、客户经理队伍整体业务素质偏低、分支机构审批权限过大且总行政策指导不明晰等内部管理问题。 农商行由原来的农信社改制而来。一位农商行支行行长表示，改制前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包袱较重，改制中已经考虑过不良资产的处置，现在不良率方面出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原因还是这些银行自身的管理问题，包括风险把控不到位、客户结构不合理等。 杨芮也表示，农商行此前发展模式比较“狂野”，存在信贷业务结构不合理、业务管理粗放、贷款集中度较高等问题，化解不良的能力有待提高，方式有待多样化。 “农商行的贷款企业可能存在一些互保行为，在区域内如果出现企业违约，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导致银行坏账升高。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农商行的手段较为单一，回收难度大，也较难覆盖不良贷款的损失。”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表示。 专家称非全行业风险，区域特征明显 市场担心，近期出现的不良率上升的多个案例是否为农商行风险集中爆发的前兆？中信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肖斐斐表示，不良率的上升并非农商行全行业情况，仅部分地区面临风险压力。据其统计，65家有发行同业存单且已披露2017年财报的农商行，平均不良率2.57%。在31家不良率上升的银行中，仅3家银行不良率升幅超过3%。 肖斐斐认为，农商行风险暴露的区域特征明显，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而非全面性的爆发。65家农商行分布的22个省市中，平均不良率前五为贵州、河南、辽宁、山东和吉林，北京、四川、上海和广东的平均不良率均在1.5%以下。 有监管部门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北京地区农商行资产质量相对其他地区较好，包括村镇银行在内，今年以来整体不良在下降。上海农商行人士透露，该行今年以来的不良率有所降低，外部评级也有上升。 “逾期90天以上的全部纳入不良，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导火索。”天津某农商行副行长表示，农商行一千多家，有一些不良管得不好的冒出来很正常。只有原本资产质量管理就存在问题的农商行才会暴露出来，原本资产质量较好的农商行，并不会受影响。 “不良统计趋严并不影响银行的实际风险，只是使得银行的不良情况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这一变化影响的不仅是农商行，此前通过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计入不良的手段来有意隐藏不良的银行，都会受到影响。 杨芮预计，短期内农商行不良的暴露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资本的补充需求也会加大。长期看，随着农商行优化业务结构、客户结构，改善业务模式、管理模式，提高化解不良的能力，不良率整体偏高的问题会有所缓解。[详情]

　　吉林蛟河农商行被连续下调信用等级，36亿投资款暂无法收回 澎湃新闻记者 胡志挺 来源：澎湃新闻 曾卷入邮储银行79亿票据案、“侨兴债”案的吉林蛟河农商行，半年内信用评级被第二次下调。 7月31日，一份由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评级”）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显示，吉林蛟河农村商业银行（下称“吉林蛟河农商行”）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调整为A-，评级展望被调为负面；该银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则由A-调整为BBB+。 今年2月，新世纪评级曾将吉林蛟河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评级展望和二级资本债券评级调整为A、列入负面观察名单、A-。在这次评级之前，吉林蛟河农商行已深陷两件大案。 1月27日，原银监会网站披露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邮储银行，1658.HK）甘肃武威文昌路支行79亿元违规票据案件。作为违规购买理财的机构，吉林蛟河农商行被罚没7744万元，该银行董事长姚金明、行长钟原被取消2年高管任职资格，监事长于友焕被警告，资金运营官、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张金丛、杨子亭分别被禁止2年从事银行业工作。 在广发银行“侨兴债”违规担保案件中，吉林蛟河农商行作为出资机构被罚。罚单显示，该银行因违反国家规定从事投资活动被罚200万元。 新世纪评级报告对上述两起案件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2016年以来，蛟河农商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大幅上升，主要投资于信托产品、银行理财和资产管理计划或受益权等。截至2018年3月末，该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为41.54亿元，共有36.001亿元暂时无法收回。 具体来看，吉林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先后8次购买邮储银行武威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合计30亿元，利率为5%左右，期限一年。该笔理财资金被邮储银行武威分行内部作案挪用，目前已全部逾期。截至评级报告出具日，吉林蛟河农商行已委托律师事务所通过通道方对邮储银行武威分行依法进行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目前该行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涉及“侨兴债”案方面，吉林蛟河农商行于2016年分两次购买陆家嘴国际信托发行的侨兴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侨兴集团”）应收账款债权信托受益权，合计6亿元，其中一笔为3亿元，已于2017年10月到期，侨兴集团未偿还全部本金和部分利息；另一笔为3亿元，将于2018年9月底到期。上述两笔投资均由广发银行惠州分行提供担保。不过，截至评级报告出具日，广发银行惠州分行以相关事件存在内部流程漏洞为由，拒绝按原合同履行代偿。吉林蛟河农商行已对相关单位提起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目前该银行未对上述理财产品投资计提拨备。 除此之外，由于受国家去产能、去库存以及环保政策影响，蛟河地区传统制造业企业、石材加工企业利润下降，部分小型石材加工企业由于环保不达标，停产整改环保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到期贷款回收，蛟河农商银行不良贷款率和关注类贷款比例均大幅上升。 2017年及2018年一季度，吉林蛟河农商行并未对不良贷款进行核销。截至2017年末，该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余额分别为1.10亿元和6.66亿元，分别较2016年末大幅上升45.79%和73.12%，贷款质量下降较为明显。 逾期贷款方面，蛟河农商银行逾期贷款总额上升较为明显，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自2016年末起维持在100%。同时，该银行逾期贷款以逾期90天以内贷款为主，信用风险仍将持续暴露，贷款质量向下迁徙的可能性较大。 新世纪评级表示，吉林蛟河农商行贷款质量下行压力较大，大额应收款项类投资利息未能收回，同业负债成本上行，且大额罚款支出预计将于2019年上缴，将面临很大的扭亏压力。 截至2017年末，蛟河农商行资产总额为120.80亿元。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该银行净利润为-0.08亿元，不良贷款率3.19%，关注类贷款比例20.95%，拨备覆盖率180.73%。资本充足指标方面，该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1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5.12%。[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