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个人破产是穷途，但非末路 来源：证券时报 魏敏 【市场敏感】 个人破产制度并未将破产者推上绝路，相反，它特设自由财产制度和解除制度以鼓励和帮助破产者绝处逢生，颇具人情味。 温州近日办结全国首例个人债务清理案件，债务人负债214万最终需还3.2万的消息令人颇感意外，欠债还钱难道不再天经地义？联系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了《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加上贾跃亭近日在美提出个人破产申请引人侧目，对个人破产的理解可能已经迫在眉睫。 时至今日，企业破产已经容易为我们所理解，企业按照正常程序注销，企业法人或股东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个人破产确无先例，提到个人破产，人们可能首先联系到“老赖”，但细究起来，两者显然不能等同。个人破产里面也许有通常意义上的“老赖”，即具有偿还能力但拒绝承担偿还义务的人，之前往往已经伴随有法院“执行难”等情形出现。但对于这种“老赖”，法院在解决的过程中就把各种查找债务人财产的制度，限制高消费、失信惩戒等制度建立起来了，例如“老赖”基本告别高铁和飞机就已经为大众所熟知，这些制度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国外还严。 但是个人破产往往更多的是包括了自己主观上愿意承担偿还义务，但现阶段确实已经丧失客观能力的这一类人。将这类人与“老赖”等同，显然不近人情也与事实不符。只要有市场经济，其中就会有失败者和这种客观不能清偿债务的现象存在，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竞争就必然会失败，有失败就会有破产发生，这就会出现一个死循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个人破产是直面这一矛盾与“死结”。但可能有人会说，成年人失败了也得认，债务人经过破产程序仍不能清偿的债务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时可以免除继续清偿责任，那么债权人呢？就该独吞苦果？这不公平。 这就需要看仔细什么情况下个人可以免除这个清偿责任，依据相关规定，不是所有债务人都免责，有违法欺诈逃债行为的、有转移和隐匿财产等行为的不予免责。并且债务人在破产程序进行中也要承担一定义务，要如实提供财产状况、如实配合法院询问调查等，违背这些义务也不予免责。另外有些债务由于其特殊社会属性，不能免责。比如交通肇事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债务、抚养费等涉及相关人权的，国家税收与对违法行为的罚款、罚金等。再次，并不是破产程序结束就立刻免责。破产程序结束后，各国法律通常还规定对债务人有良好行为考察期。此期间内，除相关生活费用外，债务人所有收入在一定期限内仍要用于还债。 打过债务官司的人都明白，赢了官司与执行到位是两回事。如果没有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要想追索债务人的财产线索非常困难，因为债权人在明，债务人内部操作在暗。但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债务人所有财产和经济活动都必须移交给管理人管理，后者从债务人内部可以更有力地查找财产线索，发现哪些是欺诈逃债行为，并追回财产，清偿债权人。因而，破产制度不仅不存在放纵逃债的问题，相反恰恰是能够有效纠正债务人逃债行为的法律渠道。 再从债权人的角度去分析，让债务人个人破产，也可以“死马当活马医”。因为如果放任失败者官司缠身，债务危机下不能自拔而不加以救济，债务人就会失去恢复的希望，放弃创造财富的努力，债务成为死局。免责制度保护的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是为使债务人及早摆脱债务困境，减轻社会负担，同时促使债务人尽早提出破产申请、减轻债权人损失，并保障债务人早日回归社会正常状态，有可能再努力进行财富创造，以有朝一日能够补偿个人破产前的所欠债务，哪怕是法律上已经“豁免”的债务。 因此，个人破产是一定程度上的绝境，但并未将破产者推上绝路，相反它特设自由财产制度和解除制度以鼓励和帮助破产者绝处逢生，颇具人情味。对破产者而言，个人破产是穷途，但非末路。 （作者系上海高校教师，博士研究生）[详情]
原标题：个人破产制度与企业传承 屈丽丽 编者按/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00万家企业倒闭。8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9年，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10年以上的不到2%。换言之，中国超过98%的中小企业成立十年内都会走向死亡。 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中小企业基本进入了第一年创立、第二年赚钱、第三年倒闭的恶性循环。税费成本、人工成本、地租成本、物流成本都是需要企业实实在在负担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正成为一个突出的商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就指出，司法实践中，没有任何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主体自然人约占七成，法人案件约占三成。 从多年前太子奶李途纯因为对赌失败而不得不个人背负20亿元债务，到一代“鞋王”富贵鸟宣告破产创始人子女放弃财产继承，再到小马奔腾已故实际控制人李明遗孀金燕要承担2亿元范围内的连带清偿责任，以及近期贾跃亭在美申请破产和夫人甘薇“技术性离婚”事件。企业破产个人（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负债案例一直就层出不穷。而伴随温州办结全国首例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个人破产制度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应该说，个人破产立法对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婚姻家庭制度、债务制度等各方面都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从商业视角和企业经营的维度来看，个人破产更会对企业家个人的财富规划与传承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必然影响到一系列商业法律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制度构建，比如个人破产与信托法相关联的制度，并进而影响到中国下一阶段的企业传承。 背景溯源 “大面积”个人破产的原因 2019年年初，贸易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怡（Euler Hermes）表示，2018年中国破产企业数量激增了60%，并预测2019年中国破产企业数量仍将呈增长态势。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的企业破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大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或者竞争淘汰之时，很多企业家或创业者本人及其家人也不得不被卷入了“个人破产”的漩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面积”个人破产事件呢？ 对此，中伦律师事务所刘经涛律师指出，“这与我国商业实践发展过程中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债权人在诸多公司融资活动中运用担保法等法律工具，使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规避了公司法设定的有限责任制度。” 其中，最主要有两大体现：一是银行贷款；二是企业融资中的对赌协议。这在民营企业的商业实践中表现尤其明显。一方面，民营企业发展初期缺少抵押的资产，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中处于不利位置，在缺少更多融资可能性的情况下，不得不签署个人甚至家庭（配偶）的连带担保。另一方面，伴随创新创业以及互联网商业的发展，过去十多年私募股权融资遍地开花，但几乎绝大多数的私募股权融资与创业者本人签署了一定程度上的对赌协议，最终将创业者本人及其家庭与其创业项目彻底捆绑。 刘经涛表示，“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的股东保证是将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绕开的典型。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惯常的风控手段除了让公司提供抵押财产之外，还会要求公司的大股东向银行出具保证担保书；如果公司大股东系自然人的话，大股东连同其配偶也会被银行要求出具共同保证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困难而不能归还银行的贷款时，银行会将公司及其股东一并起诉，在担保有效的前提下，法院自然会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在中国司法裁判文书网上，会查到大量的类似判决。” 此外，在股权类PE/VC融资实践中，金融资本也通过对赌协议、担保等工具要求公司的大股东对资本方的资金安全承担回购义务。 刘经涛指出，“所谓‘对赌协议’，亦称投资估值条款，系股权融资活动中资本方同融资方经博弈后达成的合意，调整融资方的估值，即如果融资企业的实际经营业绩低于预测的经营业绩或在某个时点之前不能上市，则融资方控股股东需按照一定的价格回购资本方的股份。” 然而，如果融资方企业没有能力回购的话，往往面临资金链断裂甚至企业破产的风险。轰轰烈烈的太子奶事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小马奔腾案件则体现了对赌失败后对整个家庭带来的更复杂的困局。 在小马奔腾案件中，小马奔腾的实际控制人李明同资本方建银投资公司签订协议融资4.5亿元，同时约定如小马奔腾如不能在2013年12月31日前上市，则李明等股东须回购其股份。最终，小马奔腾未能如期上市，对赌失败，触发对赌条款。 更加不幸的是，李明于2014年1月2日离世。于是，建银投资依照投资协议向贸仲机构提起针对李明先生配偶金燕女士的仲裁请求，贸仲机构裁决金燕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仅如此，建银投资又向北京一中院提起针对金燕女士的诉讼，经审理一中院确认李明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令金燕承担2亿元范围内的连带清偿责任。 金燕不服，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10月22日，北京高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缺少“个人破产”制度的背景下，金燕5年奔波下来，仍不得不面临由公司融资对赌制度传导至股东家人头上的2亿元的夫妻共同债务。 制度试点 温州首例个人破产案 在资本汹涌时代，收益与风险、增长与负债、融资与对赌、家庭与企业，所有这一切，都是需要中国企业家去思考、去平衡的难题。然而，当这些难题变成普遍性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国家制度的建构，需要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推动，从而化消极为积极，进而建立更能推动时代发展的制度格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欣新认为，个人是营商的最终权利义务主体，“企业破产救得了企业，救不了个人，在营商环境中缺乏个人破产制度会严重影响企业破产的实施”。 事实上，早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就提出：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完善现行破产法，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 2019年7 月 16 日，发改委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据知情人士透露，个人破产制度将试点先行，2019年底有望在个别地区启动试点。 与此同时，就在今年深圳两会期间，18名代表提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议案。而最新消息显示，目前深圳正积极争取全国人大支持制定个人破产地方法规或特区法规，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温州首例个人破产案“破茧而出”。在该案中，参与表决的4名债权人，在充分了解债务人蔡某经济状况和确认债务人诚信的前提下，经表决通过了最终清理方案，同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愿放弃对其剩余债务的追偿权，并同意债务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 在清理方案中，蔡某提出按1.5%的清偿比例（针对214万余元连带责任债务）即3.2万余元清偿，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的方案。同时，蔡某承诺，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 不难看出，首例“个人破产”案件首次探索自由财产、债务豁免、失权复权等问题，尤其是蔡某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为其再次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可能，这是对破产复权制度的积极适用。 对此，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明月律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未来中国个人破产制度推开来的话，肯定会优先保护那些没有恶意的债务人，即‘诚实而不幸’的人，通过个人破产，提供重生机会。” 家族信托 贾跃亭在美申请个人破产重组案 早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对我国破产制度提出了29条建议，其中就建议扩大破产法适用范围，建议我国破产制度应包括自然人破产。 19年之后，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富豪阶层开始了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企业的商业活动也开始遍布全球各地，由此产生的问题就包括：如果我国公民在外国境内从事商业经营，一旦负债无力清偿债务，外国法院能否依本国法律宣告其破产，我国法院是否承认这种破产宣告在中国的域内效力？ 典型案件就是贾跃亭在美申请个人破产重组案。2019年10月18日，美国特拉华州破产法庭发布了贾跃亭申请个人破产重组的“2019债权人信托不具约束力的条款清单”。从中可以看出，贾选择的“个人破产重组”，在操作层面，就是把其名下的核心资产（如法拉第未来的控股母公司Smart King股权）放入一个依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成立的债权人信托下面，由按信托协议任命的受托人和债权人委员会共同管理该信托财产，信托受益人就是贾原先的债权人。 同时，在其破产文件中也披露了：今年10月11日，其妻子甘薇在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申请离婚，该案状态显示为审理中。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贾跃亭和甘薇存在“技术性破产”和“技术性离婚”的操作可能。高明月律师指出，“贾跃亭可以通过美国的破产程序，隔离对外债务，再通过中国的离婚程序，切割对内债务。破产和离婚完成后，贾在美国的限制被解除，可以大展拳脚；甘在中国的失信被执行人限制被解除，甘在中国也可以继续帮（前）夫发声，而无后顾之忧。” 那么，在中国正在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当口上，贾跃亭在美国的这波操作对其在国内的债权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实际影响？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国内的制度设计者们和企业家群体又有着怎样的借鉴价值呢？ 对此，高明月律师表示，“美国破产重整的计划在中国是没有直接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破产重整计划里讲到债权人要解除对贾跃亭及其妻子甘薇的限制，这只是在美国的司法管辖区内有效，在中国当然无效，对中国法院正在执行过程中的贾在中国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案件也不受任何影响。”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案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也会有很大的间接影响。因为美国的破产重整计划里债权人以及贾跃亭的对外债务人实际上都是以中国人为主体，之所以要到美国去做破产重组，是因为贾留下来的有价值的资产主要都在海外，比如作为核心资产的FF汽车的母公司，加上美国有个人破产重组的制度，所以在美国破产重整比较有利。”高明月表示。 正因如此，在高明月律师看来，“国内的债权人到后面很可能要解除在中国对于贾跃亭的限制，这样在美国才能顺利实现其债权。” “此外，间接的影响可能还包括：当贾跃亭在美国将整个一揽子计划里放在信托里，由信托的受托人在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来偿还其债务时，对于债权人而言，等于有了一个友好协商的平台，大家利益一致，可以一起来分这杯羹，同时这个平台也提供了对其国内资产互相协商处理的可能性，比如将国内一些价格比较高的房产、有价值的公司股权进行变现，主要债权人会达成一致，通过法院执行和解的方式分配掉。” 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目前还没有广泛铺开个人破产制度，也就是说即便贾跃亭案件中90%以上的大债权人在国内能达成一致，将贾跃亭在国内的一些核心资产处理掉，但只要还有10%的小债权人不甘心，或者因为分配不均，仍然坚持对贾跃亭采取措施，那么贾跃亭在国内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在国内，每个案子都是独立的，比如说有十个案子你是执行被失信人，九个案件解除了，只要有一个案件留下来，那么你依然是执行被失信人，当然不排除有些小案子可以通过执行和解的方式，或者按照比例对小的债权人清偿掉。”高明月律师表示。 由此，不难看出，贾跃亭在美国申请破产的整个动作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会给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的债权人一定的信心，万一造车成功了，资产升值了，主要债务还掉后，国内的债务处理就不存在问题。 但是，回到国内正在推动的“个人破产”立法，即便有先行试点，贾跃亭也很难被看成是一个“诚实而不幸”的企业家，“因为他确实在经营过程中有些问题，而且欠下巨额债务，如果他算这类企业家的话，那么个人破产的幅度或者范畴就太广了。”高明月律师表示。 不过，贾跃亭与甘薇的离婚案件却提示了国内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创业企业是否需要提早对家庭资产进行更好的配置，包括建立“家族信托”，以为将来东山再起储备相应的资本？ 在高明月律师看来，“对于甘薇而言，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相对应的夫妻共同债务的制度在配偶之间产生了一个债务共同承担的后果，但是回到一个家庭，比如针对父母和子女来说，就不能说一人创业失败，全家人倾家荡产，这是不合理的，那么就要充分利用信托制度，发挥一定的资产隔离作用，当然这个信托不应该是为了事后逃债而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贾跃亭在美国申请破产的文件，申请人只有贾跃亭一人，甘薇并被没有一起列进去，只是把甘薇列为共同债务人，其中破产文件还提到了贾跃亭未来没有保险和信托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隐晦的信号。 高明月律师分析指出，“这样的声明并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贾跃亭是某个信托的设立人，但不是受益人，受益人可能是甘薇和她的三个孩子，这完全是有可能性的。同样的，保险方面，也不能排除贾跃亭可能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人，甚至只是交了保费的人，投保人也改了，保单放在信托里，即保单钱是他出的，但是现在整个文件上看不出与贾跃亭有任何关系。” 这反过来也暗示了国内家族信托制度亟须随着“个人破产”制度的推出而不断完善。比如，有的律师就指出，“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后，未来对家族信托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家族信托的条文那么少，太简陋了，没法适应经济环境的发展，更别说经受个人破产的挑战。” 观察 “半部”破产法需要完善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明月律师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很多企业家的起落，往往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是某一类特殊创业者的缩影。对于这类群体，一旦创业失败，家破人亡者，屡见不鲜。” 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只有“半部”破产法。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有进入机制，就应该也有退出机制。而个人（自然人）作为市场主体，只有进入机制，却缺少退出机制，这导致并非个人原因经营失败的“诚实而不幸的”的债务人，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更何况，在国内相当比例的失信被执行人中，其债务不能清偿的原因在于融资过程中的连带责任，即银行个人担保或投资对赌协议，这一问题的背后，虽然有个人的原因，但也有整个融资体制的缺陷。 某不愿具名的全国律协破产法委员会律师表示：“从担保法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对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有其有效性，但无形中扩大了企业家的责任，对此全世界争议都很大。一方面担保合同是自愿签署的，理论上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性权利都可以进行自由处分，基于这样的逻辑，只要是自愿担保，不存在欺诈胁迫，企业家个人就要承担责任。但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最高价值目标应该是让资金和资源流入到最能发挥作用、最能产生满足市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地方，由此金融机构需要发挥专业优势，承担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通过让企业家个人提供担保把责任推掉。”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由于经济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当前国内经济环境并不是很好，很多个人创业者已经处于破产的状态，如果不给他们机会，会产生很多社会矛盾，所以立法层面需要很快更新。 “我认为贾跃亭、甘薇的离婚案件，包括小马奔腾的案件，以及徐翔的离婚案件，三个案件体现了中国过去十年二十年，包括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始终都会存在的问题，即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下配偶与债权人利益博弈的问题。而个人破产立法仅仅体现在家事层面是不够的。”高明月律师表示。 从国际上来看，伴随经济全球化，尤其是企业资产的全球性配置，企业破产引发的个人破产案件中，债权人平等的问题正成为一个宏观问题，比如贾跃亭在美国申请的个人破产重组，国内诸多大债权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但国内的小债权人如何参与？而且，随着经济的融合，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破产法，被认为可能成为第一部全球统一的法律，那么，国内破产法的另半部“个人破产”法，如何在跨境问题进行跟进？将是接下来不可回避的问题。[详情]
原标题：以个人破产制度激发企业家奋发创新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前，随着全国第一起个人债务集中处理案在温州成功审结，个人破产制度从学理跃入实践，引发热议。2019年7月16日，发改委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首次提出“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生力军、经济创新的中流砥柱、经济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当他们因“终身性”财务枷锁而辗转反侧，被逼债而流离失所，害怕被烙以失信债务人道德缺失的刻板印象而忧心忡忡时，理应获得浴火重生的机会。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最大限度释放企业家活力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一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土地、资本和劳动三个基本生产要素之外，提出了第四个要素“企业家才能”。在此基础上，约瑟夫·熊彼特深化对企业家地位的认识，指明企业家“创造性破坏”活动带来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我国公司普遍以个人财产担保企业债务，大量企业家背负企业连带清偿责任。数千万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等非法人组织也面临无限责任的偿付风险，由此衍生的偿债问题日趋严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迫在眉睫。 个人破产制度正是通过为企业家的创业、创新与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与风险控制，达到焕发市场经济竞争活力的目的。个人破产以“重新开始”为理念，为企业家提供“社会保险”，改变市场主体对创业失败的畏惧观念。由此，企业家不会因经营失败而逃债跑路，因一招不慎陷入债务危机而背负终身骂名，被列入“老赖”而生活处处受限。企业家得以光明正大地退出市场，以全新姿态直面投资创业的挑战。此外，个人破产制度因其特有的免责机制，为创新中的“失败者”提供盾牌保护，使得债务人的失误风险变得可预期。通过包容企业家的经营失败，个人破产制度能够激扬企业家奋发创新，助推产业跨越升级。 个人破产制度对企业家设置的免责条件要严宽适中：既要激发勇于创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又要防止个人破产制度沦为“假破产、真逃债”的工具。个人破产制度旨在挽救诚实的企业家。对隐藏谎报财产状况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的老赖，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这也是其他国家个人破产制度中均规定“免责例外”以及欺诈行为等不可豁免债务的原因。在温州的蔡某案中，法院令蔡某以宣读《无不诚信行为承诺书》的方式承诺其若有失信行为，将按照原债务额恢复清偿，乃为表明蔡某符合债务集中清理的条件，值得个人破产制度的人文关怀。 正如维尔纳·桑巴特所说，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动态力量，是一种世界性的追求和积极的精神。个人破产制度给予诚实而不幸的企业家从头再来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轻装前行。随着个人破产试点的推进，具有个人破产实质功能案件的探索，地方个人破产规则的落地，我国个人破产统一立法如箭在弦上。在进一步利用互联网技术完善个人征信系统与财产登记制度的前提下，我国应当加速补全“半部破产法”，为各类投资兴业的市场主体提供市场退出的渠道，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详情]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几年前，一段神曲走红网络，“黄鹤老板”逃债的真假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近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对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进行了介绍。在一些公开的评论中，此案被视作个人破产制度的“破冰”或试水。 10月14日，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发布声明称，贾跃亭已于美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根据美国相关法律第11章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而贾跃亭在国内的债务尚未清偿完毕，两相对比，又带动了个人破产话题的走热。 温州“准个人破产”试点能否全面推广？如何规避趁机逃债的老赖，趋向兴利和除弊的平衡？伴随着互联网金融兴起而产生的“年轻老赖”们该如何正视个人信用？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法律、金融界人士。 个人破产制度大事记 2018年10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报告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时强调，“基本解决执行难”正处于攻坚克难、决战决胜的最后关键时期，也到了推动长远解决执行难问题的窗口期，并为此建议完善执行立法，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畅通“执行不能”案件依法退出路径。这一建议让个人破产制度再次引起公众和学界的关注。 2019年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介绍，纲要中有很多首次出现的新表述、新举措，比如“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引发关注。 6月22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其中提出，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10月9日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对平阳法院办结的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进行了介绍。 个人破产制度破冰意义何在？ 专家表示，社会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需求愈发急迫，可弥补制度短板。 “随着个人负债率的高企及个人创业的勃兴，越来越多的人背上了巨额债务。”在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看来，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个体创业创新激情，也无法有效应对个债批量逾期后的处置善后问题，整个社会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需求正愈发急迫。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其中，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浙江法院网9月12日刊载来自浙江法制报的文章称，在破产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温州、台州两地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积极探索个人债务清理，为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浙江经验。温州中院公布的《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明确，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定义为执行中的特别程序（非审判程序）。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晓薇律师认为，温州中院公布的《实施意见》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从债务人的角度来讲，可帮助债务人重拾希望，再次回归社会经济生活。在债务人经济好转情况下，承诺清偿相当比例的债权，对于债权人来说，也会抱有希望，部分债权未来可期。如果发现债务人恶意逃债等不诚信行为，债权人可以恢复执行原债务额等，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了全面保护。而基层法院的执行案件长期、大量积压，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实施意见》的出台，可以使相当部分执行案件转为个人债务清理案件，节省司法资源，树立法律权威，体现法律人文关怀的热度。 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披露的案件中，某破产企业股东蔡某对该破产企业214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蔡某家庭长期入不敷出，确无能力清偿巨额债务。经4名债权人了解和同意后，蔡某仅需偿还3.2万元，便有机会在3年后恢复个人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温州平阳的案件值得肯定。因为要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必须弥补现在只有企业能够申请破产，而自然人包括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家不能申请破产的制度短板。在刘俊海看来，很多人参与创业、创新活动，有的人经历了创业失败，得包容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看到生活的希望。借鉴国际上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先进经验，允许自然人依法申请破产，了断债权债务，以便东山再起，很有必要。 如何规避趁机逃债的老赖？ 专家建议明确破产滥用的刑事责任，通过立法构建个人破产的制度框架。 “破产”这一源自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债务人资不抵债、不能清偿所有到期债务时，可由法院协调，让债务人留下必要的生活费用后，将其所有资产在债权人处平均分配。法律学者缪因知认为，破产制度显然更照顾债务人的利益。 而和个人破产制度相伴而生的一个疑问是，如何规避趁机逃债的老赖？ 在前述案件中，债务人蔡某宣读了《无不诚信行为承诺书》，同时承诺，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债权人也明确，六年期内若发现债务人未申报重大财产，或者存在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逃废债行为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恢复按照原债务额进行清偿。 刘俊海认为，兴利就面临着除弊的问题。他不否认会出现一些老赖趁机逃避债务、假破产真逃债的可能。现在的企业破产法落实当中，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但这些不是衡量这个制度要不要建立的一个标准。“个人建议，为了兴利除弊，还是要依法出台个人破产法，但首先要明确，不是老赖都能享受破产法保护，仅限于那些诚信、合法经营又没能力清偿债务的自然人。有的老赖有能力清偿债务，把骗来的钱雪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或者国家，最后回过头来申请个人破产法保护，这不能被允许，必须把所有财产拿出来清偿。即使享受个人破产保护，后来被发现启动破产前雪藏大量财富，还得拿出来分给债权人。” 刘俊海还表示，滥用破产的非法逃债不是一般的失信行为，是犯罪行为。他建议，下一步不仅要出台个人破产法，还要修改刑法典，把自然人破产滥用的刑事责任也写进去。“这样就没人敢，也没人会滥用破产制度了。” 陈晓薇用温州的实践做了解释。她认为，《实施意见》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纳入基本原则。条文明确规定，债务人的不诚信行为将导致的可能结果是恢复原债权额度执行。另外，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会设立“管理人制度”、“债权人会议制度”等，管理人负责对债务人进行尽职调查，核查相关情况是否属实，制作债务人及家庭财产状况报告等，从操作层面给予保障。 “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债务人会将其获益（即减少的债权、恢复个人信用、重新参加经济生活等）与不诚信行为导致的可能结果（即恢复原执行额度、再次列入不诚信被执行人、经济生活受限等）相比较，相信债务人会选择前者。”陈晓薇说。 在缪因知看来，前述温州平阳案件的做法只是体现了个人破产制度的部分功能，要想形成具有完整效力的破产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需要通过立法来构建个人破产的制度框架。而如何全面有效地平衡破产债务人和债权人、债权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仍然需要立法者根据客观实际以及制度环境来审慎推进。 薛洪言认为，就现阶段来看，国内的个人征信环境有了显著进步，但对债务人的约束力仍局限于信贷领域，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社会诚信环境应用约束体系，个人破产制度落地条件不算成熟。综合来看，应当立法先行，先把制度和规则立起来，在落地执行过程中，初期可适当从严，后随着社会诚信体系的优化改善逐步放松，力求用其利减其弊。 如何对待“轻龄老赖”群体？ 专家表示，不需要特殊处理，年轻人要清楚信用积累的不易。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等业务的发展，信贷的触角得到极大延伸，而“过度负债、无力偿还”的现象也时常在收入来源单一的年轻人，甚至无收入来源的学生群体中出现。例如，颍上县人民法院4月19日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显示，曹某某身份证上出生日期为1998年，执行标的为17.67万元及利息。 融360曾发布消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90后在借贷市场上的占比高达49.31%，在亚洲同龄人中排第一。这其中有29.6%的人使用消费贷款，就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 在个人破产制度的安排中，“轻龄老赖”群体是否需要特别关注？陈晓薇认为，这一部分人，年龄相对较小，如果因为网贷等无法偿还，很多人会对生活失去希望，有的会选择逃避，有的甚至可能选择轻生来摆脱压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能给他们重燃生活的希望。就《实施意见》来看，已经给予这部分人相当的可期利益，且法律并不能穷尽所有个例，所以并不需要特殊处理。 “年轻老赖常因高消费，超越自己的偿还能力。我想原则上，不能说企业家适用了，大学生不适用，恐怕也不合适，涉及公民平等的问题。”刘俊海说，年轻群体、大学生不能随便消费，还不完债就可以耍赖。“要重新积累信用挺不容易的，必须告诉别人你被宣告破产了，将来个人的高消费要受限制。所以，不是难言之隐、一破了之，要清除这种错误观念。”（记者 陈鹏） [详情]
作者：陈鹏 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办结，214万债务仅需还3.2万。贾跃亭在美申请个人破产重组。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几年前，一段神曲走红网络，“黄鹤老板”逃债的真假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近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对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进行了介绍。在一些公开的评论中，此案被视作个人破产制度的“破冰”或试水。 10月14日，贾跃亭债务处理小组发布声明称，贾跃亭已于美国当地时间10月13日根据美国相关法律第11章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而贾跃亭在国内的债务尚未清偿完毕，两相对比，又带动了个人破产话题的走热。 温州“准个人破产”试点能否全面推广？如何规避趁机逃债的老赖，趋向兴利和除弊的平衡？伴随着互联网金融兴起而产生的“年轻老赖”们该如何正视个人信用？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法律、金融界人士。 个人破产制度 破冰意义何在？ 专家表示，社会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需求愈发急迫，可弥补制度短板。 “随着个人负债率的高企及个人创业的勃兴，越来越多的人背上了巨额债务。”在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看来，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个体创业创新激情，也无法有效应对个债批量逾期后的处置善后问题，整个社会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需求正愈发急迫。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其中，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浙江法院网9月12日刊载来自浙江法制报的文章称，在破产法尚未修改的情况下，温州、台州两地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积极探索个人债务清理，为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浙江经验。温州中院公布的《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明确，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定义为执行中的特别程序（非审判程序）。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晓薇律师认为，温州中院公布的《实施意见》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从债务人的角度来讲，可帮助债务人重拾希望，再次回归社会经济生活。在债务人经济好转情况下，承诺清偿相当比例的债权，对于债权人来说，也会抱有希望，部分债权未来可期。如果发现债务人恶意逃债等不诚信行为，债权人可以恢复执行原债务额等，对债权人的债权进行了全面保护。而基层法院的执行案件长期、大量积压，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实施意见》的出台，可以使相当部分执行案件转为个人债务清理案件，节省司法资源，树立法律权威，体现法律人文关怀的热度。 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披露的案件中，某破产企业股东蔡某对该破产企业214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蔡某家庭长期入不敷出，确无能力清偿巨额债务。经4名债权人了解和同意后，蔡某仅需偿还3.2万元，便有机会在3年后恢复个人信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温州平阳的案件值得肯定。因为要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必须弥补现在只有企业能够申请破产，而自然人包括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家不能申请破产的制度短板。在刘俊海看来，很多人参与创业、创新活动，有的人经历了创业失败，得包容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看到生活的希望。借鉴国际上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先进经验，允许自然人依法申请破产，了断债权债务，以便东山再起，很有必要。 如何规避趁机逃债的老赖？ 专家建议明确破产滥用的刑事责任，通过立法构建个人破产的制度框架。 “破产”这一源自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债务人资不抵债、不能清偿所有到期债务时，可由法院协调，让债务人留下必要的生活费用后，将其所有资产在债权人处平均分配。法律学者缪因知认为，破产制度显然更照顾债务人的利益。 而和个人破产制度相伴而生的一个疑问是，如何规避趁机逃债的老赖？ 在前述案件中，债务人蔡某宣读了《无不诚信行为承诺书》，同时承诺，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债权人也明确，六年期内若发现债务人未申报重大财产，或者存在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逃废债行为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恢复按照原债务额进行清偿。 刘俊海认为，兴利就面临着除弊的问题。他不否认会出现一些老赖趁机逃避债务、假破产真逃债的可能。现在的企业破产法落实当中，同样也有这个问题。但这些不是衡量这个制度要不要建立的一个标准。“个人建议，为了兴利除弊，还是要依法出台个人破产法，但首先要明确，不是老赖都能享受破产法保护，仅限于那些诚信、合法经营又没能力清偿债务的自然人。有的老赖有能力清偿债务，把骗来的钱雪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或者国家，最后回过头来申请个人破产法保护，这不能被允许，必须把所有财产拿出来清偿。即使享受个人破产保护，后来被发现启动破产前雪藏大量财富，还得拿出来分给债权人。” 刘俊海还表示，滥用破产的非法逃债不是一般的失信行为，是犯罪行为。他建议，下一步不仅要出台个人破产法，还要修改刑法典，把自然人破产滥用的刑事责任也写进去。“这样就没人敢，也没人会滥用破产制度了。” 陈晓薇用温州的实践做了解释。她认为，《实施意见》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纳入基本原则。条文明确规定，债务人的不诚信行为将导致的可能结果是恢复原债权额度执行。另外，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会设立“管理人制度”、“债权人会议制度”等，管理人负责对债务人进行尽职调查，核查相关情况是否属实，制作债务人及家庭财产状况报告等，从操作层面给予保障。 “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债务人会将其获益（即减少的债权、恢复个人信用、重新参加经济生活等）与不诚信行为导致的可能结果（即恢复原执行额度、再次列入不诚信被执行人、经济生活受限等）相比较，相信债务人会选择前者。”陈晓薇说。 在缪因知看来，前述温州平阳案件的做法只是体现了个人破产制度的部分功能，要想形成具有完整效力的破产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需要通过立法来构建个人破产的制度框架。而如何全面有效地平衡破产债务人和债权人、债权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仍然需要立法者根据客观实际以及制度环境来审慎推进。 薛洪言认为，就现阶段来看，国内的个人征信环境有了显著进步，但对债务人的约束力仍局限于信贷领域，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社会诚信环境应用约束体系，个人破产制度落地条件不算成熟。综合来看，应当立法先行，先把制度和规则立起来，在落地执行过程中，初期可适当从严，后随着社会诚信体系的优化改善逐步放松，力求用其利减其弊。 如何对待“轻龄老赖”群体？ 专家表示，不需要特殊处理，年轻人要清楚信用积累的不易。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等业务的发展，信贷的触角得到极大延伸，而“过度负债、无力偿还”的现象也时常在收入来源单一的年轻人，甚至无收入来源的学生群体中出现。例如，颍上县人民法院4月19日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显示，曹某某身份证上出生日期为1998年，执行标的为17.67万元及利息。 融360曾发布消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90后在借贷市场上的占比高达49.31%，在亚洲同龄人中排第一。这其中有29.6%的人使用消费贷款，就是为了偿还其他贷款。 在个人破产制度的安排中，“轻龄老赖”群体是否需要特别关注？陈晓薇认为，这一部分人，年龄相对较小，如果因为网贷等无法偿还，很多人会对生活失去希望，有的会选择逃避，有的甚至可能选择轻生来摆脱压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能给他们重燃生活的希望。就《实施意见》来看，已经给予这部分人相当的可期利益，且法律并不能穷尽所有个例，所以并不需要特殊处理。 “年轻老赖常因高消费，超越自己的偿还能力。我想原则上，不能说企业家适用了，大学生不适用，恐怕也不合适，涉及公民平等的问题。”刘俊海说，年轻群体、大学生不能随便消费，还不完债就可以耍赖。“要重新积累信用挺不容易的，必须告诉别人你被宣告破产了，将来个人的高消费要受限制。所以，不是难言之隐、一破了之，要清除这种错误观念。” [详情]
原标题：推行个人破产制度 需健全信用体系 史奉楚 来源：经济参考报 10月9日上午，温州市中级法院联合平阳县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情况。在该案例中，月收入4000元、资产不到5位数，却负债214万余元的某破产企业股东蔡某，在法院的积极实践下取得4位债权人的谅解，最终只需偿还3.2万余元，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 个人破产，指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通俗而言，就是被宣告破产的个人仅需偿还部分债务，部分债务可以得到豁免，进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推行个人破产制度，自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现实中，有一些人对欠债并无太大的主观恶意。在债务人无其他财产的情况下，如果依然步步紧逼地要求其偿还债务，显然会让债务人背负巨额债务而难以清偿，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极大影响。而个人破产制度的推行，能够让这些人在声誉受损，生活、行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债务得到一定免除，生存得以维持，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 然而，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健全，相关机关也难以查清个人的财产状况。在此背景下，不排除一些人事先恶意借贷并大肆浪费，尔后通过个人破产而逃避债务。如果相关制度不加以完善，显然会诱发道德风险，让恶意赖账者肆无忌惮，让债权人利益受损。 值得说明的是，此次个人破产案件，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如要求债务人承诺除管理人已查明的财产情况外，无其他财产；若有不诚信行为，愿意承担法律后果，若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同时，3.2万元的债务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该方案经过了债权人认同，值得在推行该制度时予以借鉴。 简而言之，推行个人破产制度，势必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严把诚信关口。只有辅之以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和严密的法律体系，方能让个人破产制度不被恶意利用，成为老赖投机倒把的“后门”。[详情]
原标题：首例“个人破产案” 推广仍面临障碍 来源：经济参考报 日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通报了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该案件也是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后，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 温州司法系统敢为天下先，无论是个人破产制度建构，还是推动破产制度改革角度，都具有积极意义。但这起国内首例个人债务清理案只是个案，只具有代表性，但缺乏普遍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制度不足和法律争议。尤其在推广过程中，根据温州中院的实施意见来看，仍面临着较多阻碍。就本案而言，可复制性有限。 这起“个人破产案”虽已办结，但个人破产制度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现实阻碍：一方面，大面积推广面临着如何控制司法成本问题，突出表现在进行有效完整的资产核查方面，现金储备和代持类资产等较难核查；另一方面，要规避恶意逃债风险，建立更加完善的征信体系，达到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收入纳税申报制，以及加大恶意逃债的惩处力度。 在个人破产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试点法院能及时领会改革意见，进行探索，值得点赞。个人破产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只有多一些实践探索，个人破产立法才能提速。一方面，确立个人破产制度，需要国内法院多一些实践探索，借鉴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但相关立法最终要立足于国情；另一方面，个人破产制度要建立在完善的信用体系基础上，既给债务人免除债务的机会，保证其基本生存所需，激发其经济上的更生能力，又要有相应的防止逃废债措施，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及社会利益。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以执行和解与执行参与分配制度为基础，并结合了破产法制度的相关理念，有一定积极探索意义。但任何法律都需要在社会生活的运用中才能进化，个人破产法概莫能外，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更为务实的思路，应该是加速个人破产法的出台，只有对个人破产进行立法及适用，更规范、更有效，才能让个人破产制度与时代共同进步。[详情]
原标题：从贾跃亭破产看中国个人破产制度设计 盘和林 财经专栏作家 10月11日，据一位接近贾跃亭债权人的知情人士透露，贾跃亭在美国法庭主动申请了个人破产重组。贾跃亭提出的个人破产重组方案，本质上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关于其债务关系所达成的一种协议。协议一旦生效，债务人可以暂时摆脱沉重的债务负担，以谋东山再起。而债权人则可以换取对公司比较大的发言权，如果公司能够浴火重生，那么债权人将在未来获得较大的收益。 无独有偶，就在贾跃亭申请个人破产重组的前两天，浙江省温州市于10月9日通报了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例情况。在该案例中，债务人蔡某系温州某破产企业的股东，对该破产企业214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蔡某确无清偿债务的能力，最终蔡某提出按1.5%的清偿比例即3.2万元，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的方案获得了法庭认可。 同时蔡某承诺，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本次参与表决的4名债权人，也同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愿放弃对其剩余债务的追偿权，并同意债务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 不难发现，贾跃亭的个人破产重组与蔡某的个人破产有相似之处，即两者所背负的债务主要都是由公司破产而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引起。但这两个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如果在美国法律框架里说，贾跃亭的方案属于个人破产重组，而蔡某的方案则属于个人破产清算。 7月初，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发文要求推动和建立中国个人破产制度，哪种方式更有借鉴意义呢？其实，美国破产制度中，《美国破产法典》第7章的“清算”、第11章的“重整”以及第13章的“自然人还款计划”，基本涵盖了个人和企业可能会发生的破产情形，对应着不同的破产程序。例如保留财产的消费者可能更多选择第13章对债务重组做出安排，个人财产较少、清偿能力较弱的更多选择第7章的清算程序。 所以，我国在设计个人破产制度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从破产程序的角度来看，美国的3种都可以借鉴，在实践中还可以有新的形式。 而更为重要的是设计可靠有效的保障机制。比如个人信用机制的建设，即怎样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使个人破产程序能够通过信用惩罚机制得到合理、善意的运用。还有财产申报登记制度，这可以使个人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财产容易查询。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破产债务人怎样进行社会化的救济。最后还要完善破产犯罪制度，使破产欺诈得到应有的惩罚，要使其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 目前，国内个人破产法还是处于缺席的状态，而此次蔡某的个人破产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为进一步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我们应当广泛借鉴别国的经验，并且在实践中将我国不同的情况纳入考虑，从而设计出最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和文化传统的个人破产制度。[详情]
原标题：为个人破产制度提供更完善的配套保障 来源：金融时报 王一彤 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件日前在温州办结。在该案中，债权人在了解情况后，自愿放弃了对债务人剩余债务的追索，债务人只需偿还214万元债务中的3.2万元，3年后便可恢复个人信用。 该案一出，引发社会各界议论。有欣喜者认为，这意味着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破冰而出”，我国的破产制度将趋于完善；有担忧者则怀疑，个人破产制度有助长“老赖”逃债行为的风险。 其实，无论从国内实际需求来看，还是从国外先进经验来看，个人破产制度的落地以及完善都极有必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个人破产制度提供更完善的配套保障，才能最大化个人破产制度的积极意义，使其给予人重新开始的机会，使其成为信用扩张的基石，使其在降低社会负债率中起到有益作用，而不异化为恶意逃废债的“帮凶”。 科学有效的个人破产制度，其初衷应当是在确保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尽可能给诚实的、情有可原的债务人一个“新生”的机会。这离不开完善的信用制度。如果没有信用制度的保障，个人破产制度就很可能沦为失信债务人逃避债务、无度挥霍的工具，引发社会性的道德风险。唯有一套严密的信用制度，才能甄别出“好”的债务人和“坏”的债务人，从而给那些值得谅解的、诚信的债务人从头再来的机会。比方说，得益于信用制度的保障，美国才建立起了成熟的个人破产制度。美国的个人信用制度较为完善，信用报告的“好看”与否，影响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能否申请到信用卡，能否获得房贷和车贷、贷款价格几何，找工作、租房子能否成功，这些都与个人信用记录直接相关。如果个人申请破产，其破产记录将在信用报告上存在长达10年之久。信用报告被破产记录“污染”，意味着破产者在数年中很难拿到银行贷款，很难找到好工作或者创业，更难以进行高额消费。这样高昂的代价，自然使人们在申请个人破产时慎之又慎，不敢滥用破产机制，更不敢钻制度的空子恶意逃债。因为，逃避一时的债务，将会给自己带来更加昂贵和深远的代价。所以，一套“新开始的机会必然伴随昂贵代价”的信用机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个人破产不被滥用。我国可以借鉴这样的制度设计，先完善信用制度，再推行个人破产。 除去个人信用制度外，对于个人破产制度从前到后全过程的配套保障都必不可少。在个人破产前，法院应充分帮助债权人全面了解债务人的具体情况，廓清债务人全貌，让债务人充分知悉自己的义务，也确保债权人享受到应有权益。例如，在德国，提交个人破产程序很复杂，必须先由律师、破产清算师或债务咨询机构进行庭外调解程序。个人需要提交详细的材料才能完成申请。若庭外调解失败，在法官的指导下，庭内和解程序开始，由债务人提供债务清理计划供债权人审查，原则上需要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但法官可以依职权促成债务清理计划通过。这样规范的程序可以确保债权人充分享受权利，敦促债务人完整履行义务。在温州案例中，债务人只需偿还约1.5%的债务，即可在3年后恢复个人信用。关于这1.5%的偿债率是如何得出的，法院应向社会给出全面、透明、详细的解答，以避免疑虑，令公众信服。 在个人破产后，必须对债务人的行为作出严格限制，这种慎重的后续处理，应成为个人破产制度最鲜明的特点。应对债务人的偿债能力进行持续追踪，应对债务人的经济生活进行严密监督，应对债务人的享受性消费施加严格限制。这是对破产者的惩戒，目的是让他们在恢复信用后更加审慎地参与经济活动，更珍惜信用记录，杜绝他们利用个人破产制度逃债的可能性。可以说，这种对破产者制造出的“不自由”，是为了保障他们在未来得到更多的“自由”。 总之，个人破产制度不能是一部孤立的法律，必须为它提供完善的配套保障，它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一剂“良药”。[详情]
原标题：浙江法院回应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214万债务只需还3.2万是误读 作者：徐超 214万余元债务，只需清偿3.2万余元，3年后即可恢复信用。这是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在10月9日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通报的平阳法院办结的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给外界的印象。“我欠了钱，就说自己没钱了，搞个破产，还一点钱，几年后又是好汉一条。”有人在看到法院的通报后略带调侃地和《华夏时报》记者说。 浙江某上市银行高管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单从对案件的报道内容来看，更像是单个案件，没有可比性，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只能就事论事分析看待，不能成为普遍行为。而记者向浙江法院系统进一步了解后获悉，所谓的“个人破产”、欠很多钱只需要还一点点钱，是误读，外界误解了对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理解。 214万债务清偿3.2万 根据法院的通报，债务人蔡某系温州某破产企业的股东，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其应对该破产企业214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调查，蔡某名下的财产，仅在其现就职的瑞安市某机械有限公司持有1%的股权（实际出资额5800元），另有一辆已报废的摩托车及零星存款。此外，蔡某从该公司每月收入约4000元，其配偶胡某某每月收入约4000元。蔡某长期患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医疗费用花销巨大，且其孩子正就读于某大学，家庭长期入不敷出，确无能力清偿巨额债务。 平阳法院副院长张美权介绍说，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裁定受理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立案后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对外发布债权申报公告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告后，9月24日，平阳法院主持召开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蔡某以宣读《无不诚信行为承诺书》的方式郑重承诺，除管理人已查明的财产情况外，无其他财产；若有不诚信行为，愿意承担法律后果，若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蔡某提出按1.5%的清偿比例即3.2万余元，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的方案。同时，蔡某承诺，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 据了解，本次参与表决的债权人共4名，债权人一方在充分了解债务人经济状况和确认债务人诚信的前提下，经表决通过上述清理方案，同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愿放弃对其剩余债务的追偿权，并同意债务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同时明确，自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全部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发现债务人未申报的重大财产，或者存在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逃废债行为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恢复按照原债务额进行清偿。 9月27日，平阳法院签发对蔡某的行为限制令，并终结对蔡某在本次清理所涉案件中的执行。该案得以顺利办结。 全国首例“个人破产制度”清理案件 温州中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陈卫国说，平阳法院办结的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是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后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 2019年7月16日，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其中，温州市开展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作为个人破产制度的试点。9月11日，温州中院联合温州市金融办通报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工作相关情况，公布温州中院《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实施意见》。 陈卫国说，温州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方案有多项特色功能，如整个流程严格适用《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试行）》；引入了管理人制度、债权人会议制度等基本破产制度；首次探索自由财产、债务豁免、失权复权等个人破产中独有的制度理念；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和人文关怀；本案严格财产调查，充分保障债权人知情权、质询权，严格落实监督机制，将《实施意见》中有关防范逃废债行为的制度安排落到实处。 陈卫国说，温州法院先行先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工作，期待以此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提供司法实践基础。 《华夏时报》记者还从当地法院获悉，温州法院自全面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工作以来，已对经过筛选的19件具体案件启动清理程序。 法院称“个人破产”是误读 对于温州平阳的首例个人债务清理案件，支持者和反对者皆声音众多，支持者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可以在应对例如地震等情况导致个人偿付能力严重下降，个人无法像企业一样申请破产免除债务，不利于个人重新安排和规划未来生活。反对者认为，个人破产中，若许可免责被滥用，有可能诱发恶意逃废债，诱发道德风险，损害破产程序的公平受偿。 浙江某上市银行高管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银行业认为此案是孤案，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可参照性。“确实因为情况困难还不出，一般会协商后拉长还款时间，5年变10年，10年变20年，都可以。”对方说，从此案件看，最终只需还总负债的1.5%，基本上银行都不大会同意，法院也不可能强制裁定。 对方说，一般金融机构放款前，就会对借款人的情况做详细调查了解，如果还款时故意隐瞒以逃避偿债，一旦被发现，制裁是相当狠的。“如果以后真的是没钱就可以少还或者不还，也可能会导致银行在放款的时候就嫌贫爱富。” 浙江省高院已经注意到温州法院的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案件引发的舆论关注度。浙江省高院宣传部门在和温州法院沟通了解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个人破产”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法院的官方说法是“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高负债少还钱”更是外界的误读，首先当事人经济情况的确十分困难，当事人身患重病，已经到了要上机器的地步，“就算往死里逼也逼不出那么多钱”，法院人士用通俗的话语打着比方，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最终偿还比例1.5%即3.2万，是征得债权人的一致同意。“这一点如果忽略了，整个案件就撑不起来。”法院人士说。[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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