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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一案宣判警示意义:企业家应强化法律风险意识
法人 | 2019年05月13日 15:12
顾雏军案改判再回首“郎顾之争”:14年曲折令人扼腕
顾雏军案改判再回首“郎顾之争”:14年曲折令人扼腕

  “郎顾之争”再回首 2004年,郎咸平(左)指责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郎顾之争”由此引发。 资料图 朱雨晨 2019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六,星期三。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然而,对前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而言,却意义深远——入狱7年、喊冤14年,已到耳顺之年的他,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改判。 当天上午9点,身穿一身黑色西服的顾雏军,早早出现在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的所在地。 10点左右,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从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5年。 顾雏军案,发端于2004年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这场从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个人纷争发端的争论,不仅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而且最终演变成“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一度被喻为“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国企改革走向”的“第三次思想大交锋”。 不过,这场“第三次思想大交锋”因当时顾雏军的锒铛入狱戛然而止,并没有分出胜负。如今,伴随着顾雏军案的改判,“郎顾之争”再次回归到大众视野。 缘起:一篇讨顾的“檄文” 时间回溯到2004年8月9日。 这一天,身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在“国进民退”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演讲,直指顾雏军以“七大招”卷走了国家的财富。 郎咸平表示,他和学生基于公开的企业财务数据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4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 郎咸平认为,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包括“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7种手法,其核心就是通过表面看似无关的交叉关联交易与相应的财务数字游戏制造或盈或亏的假象,实现其低价收购国企、瓜分国有资产的目的。 郎咸平公开质疑顾雏军使用欺骗手段,大量挪用科龙电器现金流去收购……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郎咸平,其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发言无忌,如直言“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指责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一路攻城拔寨。 这次演讲,成为“郎顾之争”的导火索,也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的开端。次日,新浪网全文刊载了郎咸平的讲演稿;随后,一些纸媒也对郎的发言刊出采访摘要。 一时间,顾雏军成为网络点击率最高的词汇,甚至超过了他获得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时的风头。各种评论也随之而来,当然,主要是质疑的声音。 大学讲师出身的江苏泰州人顾雏军,早年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而闻名,后下海经商,于1996年建立了格林柯尔制冷剂有限公司。再后来通过多次收购,建立了格林柯尔集团。 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10月,顾雏军以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0.64%的股权;2003年5月,以2.07亿元收购安徽合肥美菱股份20.03%的股权;2003年年底,以4.18亿元收购江苏扬州亚星60.67%的股份;2004年4月,以1.1亿元收购湖北襄阳轴承29.84%的股份。 通过资本市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顾雏军坐拥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巅峰时,其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 而就在格林柯尔如日中天之时,郎咸平却突然对顾雏军“发难”。 吊诡的是,据称,在此之前,郎咸平与顾雏军私下交好。2002年6月,郎咸平曾以《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为题,撰文称赞顾雏军入主科龙董事会后年薪只领12元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情”。 顾雏军后来对媒体宣称,郎咸平此次抹黑自己,是因为收受了他人的400万元。顾雏军给出了具体证据,但至今还没有从郎咸平处得到明确的回应。 面对郎咸平的突然“发难”,顾雏军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态度。 当年8月13日,顾雏军聘请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后者详细书面说明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记录了自己的讲演;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讲演内容,则应要求《东方早报》等纸媒和有关网站撤下讲演稿,并发表更正以及道歉;给顾雏军提交一份演讲稿原文。 收到律师函之后,郎咸平于8月16日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这封律师函,不仅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且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 2004年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后来,这场诉讼因顾雏军很快锒铛入狱而不了了之。 演变:上升到“问题”和“主义”之争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前的2004年7月31日,郎咸平最先炮轰的是海尔。在题为《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中,郎咸平认为海尔职工持股会是曲线MBO,与此相对应,自然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而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后的8月14日,郎咸平又抛出《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一文,对TCL公司2003年的财务指标提出质疑。他认为,TCL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 从对格林柯尔、海尔与TCL三家国内家电业的炮轰质疑中,郎咸平得出的结论是:MBO不适合中国,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咸平对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菱等一系列上市公司的质疑,再叠加上其对TCL、青岛海尔产权改革的批评,引爆了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国企改革的大争论。 但起初面对郎咸平的接连“炮轰”,中国经济学家曾一度“集体失语”,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 当年8月28日,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几小时后,郎咸平对张维迎的讲话作出回应。 由此,“郎顾之争”演变成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学术领域迅速分化成两大阵营,媒体将其戏称为“挺郎派”和“反郎派”。 率先声明支持郎咸平观点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大培研究员。他表态要坚决站在郎咸平一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他认为,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 南开大学教授韩强也积极声明支持郎咸平和左大培的观点。他指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否认国有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防止贱卖国有财产是涉及到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问题。对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学者都应该本着向人民负责的道德良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 还有支持者认为,从表面上看,郎咸平的矛头所向是顾雏军等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但其重要意义还是在于提示着我们在国家的经济制度上可能存在着的漏洞。其正在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对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挑刺,倒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在找漏洞。 而“反郎派”的主要观点则是: 吴敬琏对郎咸平提出的立即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表示反对,也不赞成郎咸平认为的国有企业境况不错。 张维迎提出“不要妖魔化中国企业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不可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需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声称对科龙情况有所了解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于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指控表示质疑。他认为郎咸平所说的顾雏军通常先进入被收购公司,当上董事长,掌控了人家资产转让的定价权,然后压价卖给自己的“故事”根本不靠谱。 周其仁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如果科龙在创业时期就完成改制,那么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企业家来控制企业靠不住。他认为,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唯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认为,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  2005年7月29日,在各种揣测和猜疑当中,顾雏军被立案侦查,争论嘎然而止。郎咸平应时而发:“这印证了我的推断。”“郎顾之争”从表面上似乎有了一个结果:郎咸平,一战成名,成了有良知的“郎监管”;当初力挺格林科尔的经济学家们,集体缄默;顾雏军,后来被法院认定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款680万元。 结局: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 2012年9月6日,提前刑满释放的顾雏军开始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分别为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 2018年6月13日,最高法开庭再审顾雏军案,检辩双方在法庭上展开激烈交锋,庭审长达15个小时。2019年4月10日,最高法公开宣判。 “郎顾之争”的14年曲折令人扼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燕曾以《郎顾之争: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为题,撰文对“郎顾之争”进行分析与反思。 她说,如果用一幅图来更直观地表示“郎顾之争”中争议主题的多层次性以及从事实基础到大词之争的泛化与混沌的过程,便是如同一个不断扩展开来的同心圆,起点或者根基是顾氏收购科龙的会计处理,这也是郎咸平作为公司财务学者公开叫板顾雏军的底气。 而依次扩展开来,有财务造假、企业家信托责任、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等,最外圈是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等。越到外圈,参与者越多,影响或声势也越大,但离整个争议的事实基础也越远。当最后证监会对科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广东高院对顾雏军定罪量刑时,有心人惊奇地发现,它们与当初郎咸平对顾雏军的指控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性。 刘燕指出,从法律的角度复盘郎顾之争,也是在拷问法律在社会变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中的角色。 置换到更广阔的国企改革场景中,刘燕赞同秦晖教授的主张,国企改革的终极衡量标准是公平至上,它可以落实为起点公平或机会公平,但无论如何都需要程序上的公开透明。后者正是法律应该做、也擅长做的。通过约束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法律将尽可能保证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透明,以实现最终的公平至上。[详情]

法治周末 | 2019年04月16日 23:16
顾雏军案件改判:罪行仍存 顾雏军式发展模式不可取
顾雏军案件改判:罪行仍存 顾雏军式发展模式不可取

  顾雏军:一个案件的改判与一种模式的完结  ·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4月10日,广受关注的顾雏军案终于改判。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顾雏军所犯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同时对其犯有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改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判决前一天晚上,顾雏军对媒体表示,“我始终认为我是无罪的,我相信明天会有一个好结果。” 但顾雏军不是张文中,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他完全改判无罪。 不知道顾雏军是否认为改判是一个好结果,但对中国的民企来说,这次改判无疑有着建设性意义。它表明,对民企在过去那种不完备的环境、条件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不规范”,应该抱有历史性理解和体谅,而不是动辄把过错上升为罪行。这一判决也有助于纠正所谓“原罪”的偏见,不翻旧账,共同迈向法治化、阳光化的明天。 但是,认真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不难看出,撤销顾雏军的有关罪行,不等于顾雏军的错误就不存在。民企从顾雏军案中仍应该汲取深刻的教训,顾雏军式的发展模式并不可取。 1 首先来看虚报注册资本问题。 2001年,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他和其父亲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高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在顾雏军安排下,采用了将科龙电器的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了相关的投资款收据和供货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有关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的收据、供货协议和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等证明文件都不真实。但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所以最终撤销虚报注册资本罪。 虚报注册资本是过去不少民企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此次最高人民法院为何撤销了顾雏军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原因之一是,2005年10月《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 原因之二是,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 原因之三是,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基于以上原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顺德格林柯尔在注册登记手续及注册资本构成方面确有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况,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结合国家相关法律的变化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精神,加以综合考量,“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情况也类似。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指出,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的2002年至2004年财务会计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原审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鉴于认定损害后果部分的事实无法查清,证据不足,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 2 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2亿元,无形资产占75%,主要是指顾雏军的制冷剂专利。在上世纪90年代,围绕所谓“顾氏制冷理论”和专利,一直都有巨大的争论。 顾雏军说他发明的制冷剂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冷剂,格林柯尔的宣传材料中称它的四种“环保制冷剂”受到多家政府推荐,在海外拥有了大批长期商用用户,格林柯尔在短短几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杜邦和帝国化工的全球第三大制冷剂制造商”。而质疑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一家大型跨国化工集团的代表说:“在国际制冷产业界,并没有听说格林柯尔的位置如此靠前。”根据专家的估计,当时国内制冷剂年消耗量为3万到4万吨之间,格林柯尔制冷剂所占份额很小,只有千把吨,以国内销售价每公斤100元左右计算,则其全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左右。而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柯尔的2001年中报却显示,“截至6月底,纯利达1.49亿元人民币”。 胡舒立担任主编的《财经》杂志在2002年刊登了关于天津格林柯尔的调查文章。文章指出,作为香港格林柯尔上市公司惟一的供应商,天津格林柯尔2000年的销售额不过300多万元,这使香港格林柯尔利润过亿的业绩失去了基本支持。这篇文章中最关键的一段文字是: “记者随后从天津开发区工商局获得的2000年年检资料,进一步显现出天津格林柯尔的真相。由天津宏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天津格林柯尔2000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显示:该公司2000年度主营业务的全部销售收入亦不过3311448元,销售量为50吨,2000年度实现利润为-2342397.46元人民币。” 正因为存在明显的财务造假,格林柯尔2005年被香港证监会停牌,2007年被除牌。2014年,香港证监会正式起诉格林柯尔公司前主席顾雏军,寻求法庭颁布强制令,冻结其实际拥有的价值高达约15.9亿元的在港资产并向超过1300名少数股东作出损害赔偿。香港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银行存款被夸大及银行贷款未被披露,格林柯尔2000年至2004年财政年度的资产净值分别被夸大约人民币4.87亿元、人民币6.53亿元、人民币9.82亿元、人民币10.62亿元和人民币9.04亿元,相当于格林柯尔在该些年度的总净资产值的43%至80%。 香港证监会的诉状指出,格林柯尔通过旗下9个位于内地的子公司进行实体业务,2000年至2004年期间,格林柯尔旗下子公司向香港审计师提供了虚假的银行存款、银行贷款、利润及应收账款等数据,以夸大公司净资产规模,误导了依据财务数据进行投资的众多投资者。 中国证监会在2006年6月15日发布了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的行政处罚书,问题也是科龙电器披露的2002年、2003年、2004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违法事实。当时对科龙电器处以60万元罚款;对顾雏军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等等。 2017年6月26日,香港证监会公布了针对顾雏军等格林柯尔高层因披露虚假资料遭制裁的公告,要求顾雏军交出他因进行市场失当行为而得到的481969785元利润。这是香港证监会审裁处迄今所发出的最大金额交出款项令。香港证监会还禁止顾雏军从2017年10月1日起的五年直接或间接处理任何证券、期货合约或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 在香港证监会对顾雏军开出高达4.8亿元的罚单后,顾雏军回应说,有关自己的案件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回广东省高院重审,他相信不久就将证明自己无罪,届时他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其他正当权利。 顾雏军为什么一定要证明自己无罪?因为这一点不达成,他在香港面临的制裁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对于虚假记载,中国证监会2006年的罚单是60万元,香港证监会苦追多年,2017年开出的罚单是4.8亿元。站在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这一数字的比较令人无限感叹。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里提到,公司、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在合法合规中提高竞争力,公司、企业经营者要讲规矩,走正道,在诚信守法中创业发展。“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之所以减轻刑期,原因是,挪用2.9亿元资金的犯罪,“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可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的确是从轻。 3 顾雏军案的改判有着广泛的示范意义,但我们并不认为,顾雏军是中国民企的典型代表。 和绝大多数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诚实守信、通过生产性创新为社会提供价值的民企相比,顾雏军的很多心思动歪了地方。他不是中国企业家的正向代表。他的牟利模式在今天也越来越行不通。 我们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应该依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要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同时,一切侵吞、瓜分、挪用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行为都应该被惩处; 我们要切实推进“两个毫不动摇”,努力建立平等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这对所有企业都适用。 法律还给了顾雏军他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被他的资本腾挪重创的科龙,早已荣光不再。 顾雏军最痛恨的人之一是郎咸平。最近他向媒体讲述了和郎咸平的一段故事。2002年,顾雏军入主科龙之后,郎咸平在香港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吹捧顾雏军是负责任的企业家,因为当时科龙已经ST,顾雏军与很多要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企业家一样,每个月只拿上市公司一块钱的工资。文章发表后,郎咸平拿着这篇文章到顾雏军的香港公司找员工要人情,顾雏军还叫人请郎咸平吃了一顿饭,郎顾二人就此相识,此后郎咸平每个周末都向顾雏军借他的两地牌奔驰车。但2004年郎咸平突然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他定为历史罪人。 顾雏军视郎咸平为小人,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怨。而在我们看来,顾雏军的倒下,并不是郎咸平的能耐。郎咸平上纲上线,是一种投机主义。顾雏军乾坤转移,也是一种投机主义。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在那个时点上,还缺乏对于各种投机主义的判别能力。 当然,从个人命运来看,郎顾之争,郎咸平声名鹊起,名利双收,顾雏军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两相比较,顾雏军确实是让人同情的一方。当时郎咸平夸大其词,将国企改革进程中关于企业家利益机制的正当安排,描绘成少数人的鲸吞蚕食,将个别行为普遍化,用道德大棒激发民众情绪,大大恶化了国企改革的环境。此种教训,可谓痛切。 4 2016年公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刑事措施作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的惩罚,应该体现出审慎的原则,只能针对那些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不能将民营企业的普通违法行为、证券违规行为一刀切地认定为刑事犯罪,特别是要防止被舆论裹胁,拿着放大镜去吹毛求疵找企业的问题,以“有罪推定”的心态倒查企业的问题。 顾雏军案的改判,完全符合这一意见的精神。值得肯定。 但未来绝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历史的简单重写。顾雏军式的模式,很难再有风生水起的土壤。 民营企业家自有其正当性价值,自有其造福社会的光荣所在,他们不需要“特惠式的宽容”。他们要的,只是平等的阳光雨露而已。 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企走自尊自强之路,走价值创新之路,堂堂正正,正道光明。而顾雏军式的命运,以及顾雏军式的模式,都只是历史的遗产。[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3日 09:29
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 李伟       出狱后的顾雏军长期喊冤,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再审,顾雏军本人的罪名仅剩一个挪用资金罪,而其余6人改判无罪。虽然顾雏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会被改判无罪,但这个结果与顾雏军本人的希望显然不完全相符合。然而,毕竟最高院已经做出了实质性改判,也算对得起他出狱后不懈地喊冤了。这也是十九大后党中央依法治国国策的一个体现吧。 但是,回过头去看,从当年的“郎顾之争”开始,到证监会调查和公安机关立案,再到顾雏军被逮捕,最后被判刑,着实让人唏嘘不已。我们不仅应该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和改判而点赞,更应该去检视和反思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类处理不公的事件?又听闻当年被判刑的其他民营企业家的案子也在陆续再审中,有的人可能会被释放出来,就更应该从思维观念和司法体制上进行反思了。 改革开放已经整整40多年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也已经27年了,可是,这么多年以来,在国人的思维上,“企业血统论”从来就没有消除过:那就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的严格区分。从金融信贷、司法实践、产权保护、财税政策等等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严格的界限。 从金融信贷来说,除了极其少数做得非常大的民营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很难从金融体系贷款的,当然,有更大量的民营企业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从金融体系贷到款的。相反,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哪怕钱多得用不完,或者哪怕存在重大的违约风险,都是可以从银行贷到款。没有办法,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只能从金融体系之外获得高息贷款,以致出现大量的问题。 从司法实践来说,对民企的合法保护更是很难。如果出现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国企的利益,或者有其他针对国企的犯罪行为,通常很快会获得国家相关司法机关的响应,积极办案积极处理。但是,如果相同的行为发生在民企身上,是比较难于得到司法救济的。 笔者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一家依法设立的拥有高新专利技术的民企,募集股本一亿以上。企业设立后,负责实际经营的总经理,在三年的时间里,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套取企业资产5000万元以上,被股东们发现后,总经理立即去了德国,从此不回。股东们去报案,公安机关要求股东提供证据,股东好不容易取得一些必须的证据,可是迟迟立不了案,后来好不容易立了案,可是一直无人办理,也没有进行网上追逃。实际上立了一个空案而已。 假设这个企业是国企的高管非法窃取企业5000万元以上的话,那么应该早就跨境追逃了。而事实上,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它们都是中国的企业公民啊,都是祖国的“儿女”啊,按理它们都应该获得平等地保护啊。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差别还是很大。如果是一些合同纠纷,一般的民企都不是太愿意走诉讼这条途径。他们就是觉得,诉讼时间长不说,即使是赢了,可能得不偿失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前些年民企一度在社会上非常不安,经过国家近两年的纠偏,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善了。可是,现在又一个倾向出来了,就是各地开始努力地显示出民企的重要性来。于是各种对于民企的政策大量出来,仿佛民企一下子就被重视了。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如此。我认为,我们只要在思维意识上,在思维观念上,在骨子里,把所有企业都当成是平等的企业公民,它们都是祖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份子,没有企业血统的区分,在金融信贷、立法司法、财政税收、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各方面都一视同仁地对待,就非常好了。相反,我们现在好像又在“特殊优待”民企,那么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把它们当祖国大家庭的普通一员来对待。 有时候,我又从另一个角度在想,当年“郎顾之争”的结果,是郎从此大红而成就一门商业讲学生意,顾因此锒铛入狱而格林柯尔公司也烟消云散。我在想,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成就一个商业讲学生意的教授呢,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制造业的企业家呢?[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1日 20:46
顾雏军改判5年 产权司法保护加码提振民企信心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1日 08:07
2408天后 顾雏军终于等来了“中庸”的改判
2408天后 顾雏军终于等来了“中庸”的改判

  2408天后,顾雏军终于等来了“中庸”的改判 文 / 巴九灵 来源:吴晓波频道 顾雏军终于等来了审判结果,三项罪名撤二留一。 昨天,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对顾雏军案再审宣判:撤销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五年(已执行完毕)。 此时,距离他2012年出狱后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纸糊高帽提出申诉,已经过去了2408天。 2005年7月 顾雏军正式被捕 2008年1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三罪并立,判刑10年,处罚金680万元 2012年9月 刑满释放,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2013年5月 再次声明“不承认法院判决”,并拒绝在财产分配执行文件上签字 2014年1月 不服二审判决的申诉,获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2015年10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顾雏军相关上诉 2017年12月 最高法院宣布直接提审“顾雏军案”和“张文中案”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2018年6月 最高法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再审一案 2019年4月 再审案宣判,三项罪名撤二留一 让顾雏军身陷囹圄的,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 2004年4月10日,郎咸平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重点剖析了科龙电器被格林柯尔收购前后诡异的财务处理,直指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顾雏军主动应战,并成为了这场论战的“牺牲品”。此后,郎咸平和顾雏军的命运显而易见地分道扬镳。 郎咸平一战成名,成了“最敢为民请命的经济学家”,而顾雏军则锒铛入狱。 如今,顾雏军已近60岁高龄,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左眼也因为在监狱里曾中风而不自觉地微闭。 但他从未放弃,在宣判前夜还对媒体表示:我始终认为我是无罪的,我相信明天会有一个好结果。 那么,顾雏军案再审改判,反映出哪些问题,留下了什么警示?我们来听听大头的观点。 王世渝 企投会首席学术委员 富国富民资本董事长  顾雏军再审宣判尽显中庸思想   关注牟其中等案件的后续发展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结果,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此前顾雏军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如今三项罪名撤二留一,折中的判决既让顾雏军无奈接受,又给了某些官方面子。  回顾顾雏军案,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世纪前后,中国发生过几次“国进民退”以及“抓大放小”的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93年、1997年和2003年,顾雏军案就发生在2003年左右。1997—2003年,中国民企大规模参与国企改造、重组,并且很多民企将国企经营得更好了,而不是更坏。 但是,受宏观调控影响,自2003年以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因为原罪被一个一个清算,若干个“系”被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江苏的“铁本事件”、南京斯威特,包括我曾经所在的“德隆系”也是如此。 去年,国进民退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不过领导人两次为民企说话,指出要解决民企的营商环境。此后,全国上下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推进法治化,为民企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声音。 包括这次顾雏军的再审宣判也是如此,顾雏军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说中国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都在期待这个宣判。 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法治进步的一面,同时大家也会继续关注: 1.国家对顾雏军案的赔偿问题;2.究竟是谁制造了顾雏军当年的不公审判,包括顾雏军的实名举报,会不会深究下去。 全国范围内还有多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及其家庭乃至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的冤假错案判决?接下来还有牟其中以及其他企业和个人。德隆有没有错判?包括个人和对于法人财产的处置是不是都符合法律程序和公正。 虽然迟到,只要正义没有缺席,我们就要去追逐那一缕阳光。也希望从顾雏军事件开始,能够真正看到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化的力量,为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李永红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律师学院执行院长  司法环境尚需改善   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力尚待提高  顾雏军再审改判,具有政策背景,政策不仅对法律创制,而且对司法裁判具有指引作用。 这个政策背景是: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法律的形式理性与个案的实质正义,在疑难案件中会发生背离,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往往形式合法却实质不合理。 由此可见,司法环境尚需改善,司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和司法能力尚待提高。 最高人民法院前年指令再审改判无罪的内蒙古王力军买卖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一案,去年再审改判无罪的物美集团张文中案,今年改判无罪的赵明利诈骗案,都意味着最高司法机关在法律形式理性和个案实质正义关系上做出的努力。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依法改判保障了企业家安全感    有助于企业家恢复对社会的信心  顾雏军案再审结果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1.“依法改判”保障了企业家的安全感。 无论是张文中案件还是顾雏军案件,再审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者撤销了案件主要当事人的部分甚至全部罪行。 但对案件结果的改变,不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结果,也不是长官意志的直接体现,而是在法治的框架下依法合规实现的。这点尤其重要。 2.“疑难案件重审”有助于企业家恢复对社会的信心。 最高法的改判相当于“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因此,企业家一旦在政商关系中遭遇困境,依然要坚定信念,保有希望之光,要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3.“法治昌明”才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当前,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经济转型处于爬坡时期,经济增长面临挑战。要推动经济增长关键还是改善制度环境。 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制度,因此,合法依规地纠正涉企案件,将为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让每一个企业家都感受到法治的安全感,才能真正实现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详情]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 2019年04月11日 07:16
人民法院报评顾雏军等再审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人民法院报评顾雏军等再审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人民法院报评顾雏军等再审一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依法再审改判顾雏军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和典型案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去年以来,人民法院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大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启动了包括“张文中案”“顾雏军案”“李美兰案”等在内的一大批涉产权案件的再审。对这些涉产权案件,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纠错。全案错误的,全案纠正;部分错误的,部分纠正;没有错误的,予以维持,坚守了司法底线。 顾雏军案再审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精神,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依法保障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利的决心,将进一步增强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财富安全感,使广大企业家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 顾雏军案再审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基本原则。本案再审,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辩护权,全面体现人文关怀,有效发挥庭前会议作用,根据此案实际需要依法调取新的证据,首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采取“旁听+融传媒”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这充分表明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坚守底线、公正司法的坚定立场和有错必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不搞“一风吹”的明确态度,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彰显了公平正义,又引导企业家敬畏法律,不踩红线,遵纪守法搞经营,合法合规谋发展。 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是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大部署,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涉产权错产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裁判指导,统一裁判尺度,健全涉产权错产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努力找准法院工作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举措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将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细,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详情]

最高法网站 | 2019年04月10日 21:16
顾雏军案14年后再审宣判:撤销两罪 改判五年
顾雏军案14年后再审宣判:撤销两罪 改判五年

  顾雏军案14年后再审宣判:撤销两罪,改判五年 作者: 鲁伟  从证监会指控的八项重罪,到检察院公诉的四条罪状,再到原审法院认定的三个罪名,直至最高法再审改判为一个罪名,“格林柯尔系”创始人的罪与非罪暂告段落。 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鲁伟 王丽娜 黄姝静 | 文 鲁伟 | 编辑 入狱7年、喊冤14年,已到耳顺之年的顾雏军,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的再审改判。根据最高法发布的信息,4月10日上午,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对顾雏军案再审宣判:改判顾雏军为有期徒刑5年(已执行完毕)。 顾雏军案是最高法公布依法再审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之一。作为“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案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顾在企业家群体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入狱前,顾雏军控制了五家上市公司,拥有科龙、美菱等知名品牌,有着“中国家电产业整合第一人”之称;另一方面,又因为顾案较为复杂,牵涉面较广,涉及司法机关、地方政府、证监会等不同层面。 顾雏军于2005年被捕,他入狱后不久即开始喊冤,但还是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2012年9月,顾雏军提前三年被释放,出狱后的顾雏军又开始四处申诉。2017年12月28日顾雏军案被最高法确定为再审案件。 2018年6月13日与6月14日,最高法公开审理了顾雏军案,庭审持续时间长达近26个小时,针对三项罪名,检辩双方激烈交锋,最终检方认为有两项罪名不成立,但一笔涉及金额为2.9亿元的挪用资金罪“原审裁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4月10日,在最高法的终审判决中,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上午10点半,顾雏军听判之后,走出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随即上车离开。 顾雏军走出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后,坐上车匆匆离开。 最高法再审改判 4月10日,最高法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最高法再审认为,顾雏军等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构成资金挪用罪。事实上,在2018年6月13日与6月14日的庭审中,检辩双方就上述2.9亿元是否构成资金挪用罪即展开了激烈交锋。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顾雏军原有的三个罪名中,挪用资金罪量刑最重,刑期8年。最初,检方指控顾雏军挪用资金多达七笔,原审法院排除了五笔,但对其中两笔予以认定。一笔是挪用科龙电器公司和江西科龙公司共2.9亿元用来注册扬州格林柯尔公司,另一笔是挪用扬州亚星客车公司6300万元。 在2018年6月14日的庭审结束后,顾雏军就表示,他对检方的指控“非常不满意”,顾雏军认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是“完全可以说得清楚的”。 在最高法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顾雏军针对2.9亿元挪用资金罪曾表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一是,他没有挪用资金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具体指示挪用;二是,二审和现在新的证据可以证明,科龙电器还欠格林柯尔公司3.62亿元,所以科龙电器是归还格林柯尔欠款,而不是被挪用了资金。 4月10日,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就顾雏军等再审一案答记者问时表示,前述2.9亿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顾雏军等违规将涉案的2.9亿元转出使用,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二是涉案的2.9亿元被违规转出后,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帐户,作为顾雏军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三是顾雏军指使他人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顾雏军为收购上市公司扬州亚星客车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顾雏军在酒店通报最高法院再审宣判结果 在此次最高法宣判之前,有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对案件启动再审,并不意味着必然将原生效裁判都彻底推翻。有关人士强调,特别是对涉产权案件,在经过再审之后,如果发现原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旗帜鲜明地坚决予以纠正,不能打半点折扣。同时,也必须实事求是,依法纠错,坚守底线。全案错误的,全案予以纠正,部分错误的,部分予以纠正。 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法庭宣判后,审判长已当庭向顾雏军等人释明,告知他们可以依照国家赔偿法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从巅峰到谷底 现年60岁的顾雏军,江苏泰县人。他是名噪一时的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顾雏军自2001年10月收购广东著名国企科龙电器(海信科龙前身,000921.SZ)后,即进入大举扩张阶段。短短几年间,顾雏军在资本市场收购美菱电器(000521.SZ)、亚星客车(600213.SH)、襄阳轴承(000678.SZ)多家上市公司,再加上2000年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由顾创办并实际控制),顾雏军控股了五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风光无二。 这一切随着2005年证监会的立案调查戛然而止。2005年9月2日,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局逮捕,随后很快进入司法程序,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一个掌控五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披荆斩棘的明星企业家,何以入狱?在2005年被抓之前,顾雏军曾深陷舆论漩涡——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一间教室里,来自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面对一群听众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电器等公司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席卷国有资产。郎咸平认为,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顾雏军强势回应,由此引发了“郎顾之争”。 顾雏军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他回忆: 2001年7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通过投资银行主动找到他,洽谈收购科龙电器事宜,当时的科龙电器已发生巨额亏损,当地政府起初希望以5.6亿元卖给他,在顾压价之后最终以3.48亿元成交。“我在2002年1月7日正式入主科龙,其时科龙已经两年巨亏了。” 2006年9月,佛山检察院对顾雏军提起公诉;2008年,佛山中级法院对顾作出一审判决,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顾雏军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2009年3月,广东高院驳回顾的上诉,判决书显示,广东高院对一审判决理由有不少澄清和否定,但对结论仍维持原判。 值得一提的是,顾雏军最初被指控的罪名远不止上述三个,而是多达八个,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顾雏军的罪名不断减少。 变化的罪名 有关部门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的调查节点大致如下:2004 年12 月1 日,广东证监局给科龙电器发来一封询问函,要求科龙电器回答,是否从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开出一份金额为2.76亿美元的担保函。2004年12月4日,科龙电器回函广东证监局,称不存在2.76亿美元的担保,并附上广东发展银行盖公章的证明。 “担保函”之后不久的2005年1月25日,广东证监局又对科龙电器下发巡检整改的通知,涉及“公司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司治理运作存在的问题”、“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2005年2月,监管部门以科龙电器涉嫌虚增利润、披露不实等情况为立案事由,对科龙电器进行立案稽查。 据顾雏军在申诉状中所述,2005年6月,证监会向公安部门移送案件,在处理函中证监会指控顾雏军及其控制的公司存在八项重罪,分别是:侵占、挪用累计33.2亿元;诈骗累计2.078亿元;诈骗国有土地或侵占利益;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金,格林柯尔虚构注册资本;编制虚假银行票证,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伪造身份证、公司印章;开设账外秘密账户;涉嫌挪用8033万元用于非法目的。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局刑拘,9月2日被逮捕。公安机关在审查后,对侵占、诈骗、假票证、伪造印章、秘密账户等五项罪排除。 2006年9月14日-9月30日,佛山市检察院对顾雏军提起公诉, 罪名变成了四个,分别是: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2008年1月30日,佛山市中级法院对作出判决,认定顾雏军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即公诉机关之前指控的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挪用资金罪,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 200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对一审判决理由有一些澄清与否定,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雏军最终被认定的三项罪名,均与科龙电器有关。首先是2001年5月,为收购科龙电器,顾雏军设立了注册资本总额为12亿元的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顺德格林柯尔)。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顺德格林柯尔在注册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的过程中,虚报货币注册资金6.6亿元,顾因此被判虚报注册资本罪;其次是2002年至2004年间,顾为了不让连续亏损的科龙电器退市,通过压货销售等手段虚增收入,进而虚增利润,法院认定科龙电器提供了虚假财务报告,顾因此被判违规披露、不披露重大信息罪;最后一个是挪用资金罪,一笔是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挪用江西科龙4000万元用于注册扬州格林柯尔,另一笔是挪用亚星客车6300万元。 不过,检方指控顾雏军职务侵占罪未获法院支持。公诉人曾指出, 2004年4月,顾雏军指使原科龙电器财务督查姜宝军,将公司4000万元以“土地款”名义,划到扬州科龙电器有限公司的账户,经扬州经济开发区财政局预算管理科的账户“搭桥”,转到了扬州格林柯尔的账上。之后,顾雏军又指使姜宝军在扬州科龙账户上,以无形资产的名义,将该笔资金平账,从而占有了这笔资金。但法院认定,4000万元款项,其法律定性应依据财政局出具的债权凭证进行确认。科龙电器在扬州设立的超大冰箱项目,其性质应属已经确立的投资项目,故顾雏军、姜宝军两人并不存在将本单位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 漫漫申诉路 2012年9月6日,顾雏军获减刑近3年,得以提前出狱。顾雏军坚信自己“是在没有直接罪证的情况下被错误判决的”,出狱后不久他就开始向最高法申诉。在2013年6月向最高法提起申诉材料中,顾表示,其出狱后经过查找资料,发现了在法庭上一再申请查明而忽略的能够证明其无罪的新证据。顾雏军共提交了15份新证据,以证明自己无罪。 2013年12月10日,最高法将顾雏军申诉交广东省高级法院审查处理。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向顾雏军下发《受理通知书》,称将对顾雏军案“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进行审查”。不过,此后广东高级法院一再延期审查,顾雏军在新浪微博中透露,从2014年1月17日到2017年2月10日,顾雏军再审案的审限到期日延期了15次,直到2017年12月28日,顾雏军看到最高法对其案件的再审决定书时,他才“真正心安”。 最高法依法再审顾雏军案的同时,还公布再审张文中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这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的再审,是司法机关对涉产权案件有诉必理、有错必纠,依法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体现。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出台,以及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出台,都让顾雏军激动不已,他意识到自己的案件离再审不远了。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再审顾雏军案后,顾直呼“终于等到了。” 状告证监会 2007年,一份国务院行政复议裁决书显示,顾雏军认为证监会对科龙电器的立案程序不合法,称调查案由是科龙电器为格林柯尔公司担保2.76亿美元的事实,该事实并不存在。裁决书认定,证监会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案由是广东证监局于2004年检查发现科龙涉嫌虚增利润、披露不实等情况,并非顾所称的科龙电器为格林柯尔公司提供2.76亿美元担保问题。证监会立案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2015年6月,顾雏军提出行政公开申请,申请公开2005年证监会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参会人员名单、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立案调查理由及立案调查结论等文件,2015年12月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证监会公开当年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相关文件。2017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判决,责令证监会限期答复顾雏军信息公开申请。判决还包括证监会向顾雏军公开《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其在2005年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的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会议举行时间、参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 2018年1月,证监会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证监会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要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顾雏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证监会的上诉书列出了几点上诉理由,包括“《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属于上诉人内部管理信息,不应予以公开”、“上诉人主席办公会议相关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予以保密”等。 截至目前,此案二审尚未开庭。 寄望“东山再起” 2012年出狱之后,顾雏军在商场并没有大动作。他坦言,在平反之前,他不适合再创业,他平时甚至也不太会和其他企业家朋友聚会,因为“怕给别人惹麻烦”。 公开信息显示,顾雏军出狱之后,于2013年加盟天才纵横国际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天才纵横公司),任名誉董事长,工商资料显示,天才纵横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26日,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等。 顾雏军于2016年成为天才纵横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97%的股权。他还是超天才技术开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超天才公司)名誉董事长,这家公司成立于2008年,法定代表人是顾雏军的弟弟顾绍军,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电脑动画设计等。顾雏军同样在超天才公司持有股份。《财经》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天才纵横公司还是超天才公司,两家公司的主要人员多为顾雏军在格林柯尔的“旧部”。 2016年,顾雏军的新书《引资购商——中国制造2025新思维》发布。在书中,顾雏军从招商引资的没落引出“引资购商”的理念,并对“中国制造2025”产业并购基金的组建、运行和退出的机制和方法进行了战略构想。他认为所谓引资购商,就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募集多方基金来去购买国际先进乃至顶尖水平的国外制造业,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顾雏军表示,写《引资购商》的目的就是思考中国如何发展制造业,而他寄望于在高科技制造业“东山再起”。[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04月10日 18:57
顾雏军等再审一案刑事判决书
顾雏军等再审一案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8)最高法刑再4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男,汉族,1959年5月5日出生,江苏省泰县(今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龙电器)董事长、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顺德格林柯尔)法定代表人、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格林柯尔)法定代表人、江西格林柯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西格林柯尔)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扬州格林柯尔)法定代表人、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州亚星客车)法定代表人。2005年7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经减刑于2012年9月6日刑满释放。 辩护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童汉明,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曾用名姜源),男,汉族,1967年2月18日出生,河南省南乐县人,博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科龙电器首席财务官、扬州亚星客车董事。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2009年7月28日刑满释放。 辩护人盛冲,北京盛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张宏,男,汉族,1962年5月22日出生,北京市人,大学文化。原系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科龙电器董事、江西格林柯尔董事。2005年8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辩护人马振彪,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刘义忠(曾用名刘毅钟),男,汉族,1962年9月15日出生,山西省朔州市人,博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董事长助理。2005年8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2012年2月29日病故。 原审被告人张细汉,男,汉族,1967年12月26日出生,湖北省阳新县人,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格林柯尔)副总裁。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辩护人张友学,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严友松,男,汉族,1965年10月5日出生,湖北省黄梅县人,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董事、副总裁。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辩护人李江,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袁军,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晏果茹,男,汉族,1969年10月10日出生,湖南省石门县人,大学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副总监。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原审被告人刘科,男,汉族,1967年11月28日出生,湖南省湘潭市人,大专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副部长。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刘义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曾俊洪犯挪用资金罪及顾雏军、姜宝军犯职务侵占罪一案,于2008年1月30日作出(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认定:一、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二、被告人姜宝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三、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四、被告人刘义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被告人严友松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六、被告人张细汉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七、被告人晏果茹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八、被告人刘科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九、被告人曾俊洪无罪。宣判后,顾雏军、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以(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刑满释放后,提出申诉。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庭前会议,于6月13日至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庆东、刘小青、赵景川,助理检察员杨军伟出庭履行职务。顾雏军及其辩护人陈有西、童汉明,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其辩护人盛冲,原审被告人张宏及其辩护人马振彪,原审被告人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张友学,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其辩护人李江、袁军,原审被告人晏果茹、刘科,证人魏某某、谢某某,有专门知识的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认定: 一、虚报注册资本罪 2001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公函,以占注册资本75%的无形资产(9亿元)和25%的货币资金(3亿元)注册设立顺德格林柯尔。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20%。2002年5月至12月间,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为完善顺德格林柯尔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采用来回倒款、签订虚假供货协议等手段,虚报货币注册资本6.6亿元。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2002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经营业绩,指使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以加大2001年的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然后向社会提供含有虚增利润的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剥夺了社会公众和股东对上市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对社会作出了错误的诱导,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三、挪用资金罪 2003年,被告人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指示被告人张宏等人以顾雏军父子名义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扬州格林柯尔。为了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顾雏军于同年6月17日至20日指示姜宝军等人从科龙电器调动2.5亿元、指示张宏从江西科龙内部划拨4000万元,加上从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共8亿元,在顾雏军、张宏的操作下,经天津格林柯尔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父子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 2005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顾雏军指使被告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州机电)借款,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拒绝。其后,顾雏军、姜宝军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同意,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起草付款通知书交给王某某,要求扬州机电将本应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红款共6300万元支付给扬州格林柯尔。同年4月25日,扬州机电将6300万元划入扬州格林柯尔银行账户。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顺德格林柯尔设立登记、变更登记的工商资料,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银行进账单和收款凭证,证人刘某某、方某某、高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供述等。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完善顺德格林柯尔注册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的过程中,虚报货币注册资金6.6亿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顾雏军为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指使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虚增利润,向社会提供上市公司科龙电器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用于顾雏军个人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为谋取个人利益伙同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使用,顾雏军、姜宝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应予支持。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成立,不予采纳。故作出前述第一审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提出上诉,均认为各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认定的事实、证据与第一审基本一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无罪。主要理由是: 1.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1)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顺德格林柯尔作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无形资产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不受公司法规定的20%的限制;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是实际到位的。(2)顾雏军等人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通过空转投入6.6亿元资金以置换等值无形资产、提供供货协议等,是当地政府和工商部门的主意,刘义忠只是遵照实施而已。(3)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只存在于公司设立登记环节,而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发生在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4)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先前出资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没有被抽走。(5)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比例上限提高到70%,说明本案无形资产比例较高的问题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2.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1)科龙电器的销售模式在家电行业中被普遍采用,不属于虚假销售。(2)顾雏军等人没有虚增科龙电器业绩。原审没有查清虚增利润的具体数额,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缺乏依据。(3)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或者其他人的利益,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取的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等新证据,是本案原判生效之后才出现的,不应采信。 3.关于挪用资金罪 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属于挪用资金。(2)顾雏军调用科龙集团2.9亿元资金用于其个人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是格林柯尔系公司与科龙集团之间进行的资金拆借,双方的资金往来有数百笔,在没有全面查清公司间资金往来总体状况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拎出一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3)涉案的2.9亿元资金均系按公司正常审批手续划出,顾雏军并未利用个人职务便利,且其中的2.5亿元资金系广东科龙冰箱有限公司(简称广东科龙冰箱)的资金,不属于科龙电器所有。(4)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内的一笔4亿元资金已被银行质押冻结,不可能有两笔4亿元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5)即使顾雏军真的动用了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资金,但动用时间很短,没有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情节显著轻微,也不宜以犯罪追究。 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1)该款是扬州格林柯尔向扬州机电的借款,与挪用资金罪无关。(2)顾雏军并不知晓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的情况。(3)该款从扬州机电转入扬州格林柯尔,再由扬州格林柯尔转入其他公司,不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 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姜宝军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主要理由是:(1)姜宝军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2)科龙电器采用的是家电行业惯常营销模式,不属于虚假销售;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属于单位犯罪,在未指控科龙电器犯罪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姜宝军等人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和其他人的利益,没有证据证实。(3)涉案6300万元是扬州格林柯尔向扬州机电的借款,姜宝军没有挪用资金的故意;姜宝军系应王某某的要求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且顾雏军不知情;涉案资金并未挪归个人使用,姜宝军也未谋取个人利益。 原审被告人张宏及其辩护人提出,张宏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主要理由是:(1)科龙电器不存在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本案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2)涉案2.9亿元资金是以公司名义转入公司,没有挪归个人使用或者以个人名义借给他人使用;2006年以前,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非常普遍,希望法院认定本罪时考虑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 原审被告人张细汉及其辩护人提出,张细汉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主要理由是:公司完成设立登记后,就不会再有虚报注册资本的可能;张细汉既无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也无参与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其辩护人提出,严友松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主要理由是:原审认定科龙电器虚假销售和财务会计报告虚假,没有证据支持;在没有司法鉴定意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东或者其他人造成了损失;本罪是单位犯罪,原审在没有追究科龙电器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对严友松等人定罪处罚,是错误的。 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提出,其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主要理由是:科龙电器的销售模式是行业惯例;在案四名股民证人遭受的经济损失与科龙电器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无直接因果关系。 原审被告人刘科提出,其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主要理由是:科龙电器的销售模式是正常商业行为;科龙电器的财务会计报告确实有违规情形,但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 1.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顺德格林柯尔在注册登记手续及注册资本构成方面确有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况,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结合国家相关法律的变化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精神,加以综合考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2.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的2002年至2004年财务会计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原审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本案再审过程中,检察机关收集了能够间接证明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但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鉴于认定损害后果部分的事实无法查清,证据不足,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 3.关于挪用资金罪 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合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具体理由为:(1)原案证据能够证实顾雏军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顾雏军指使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顾雏军和父亲顾某某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该款实际上是被挪用作为顾雏军个人的出资款,实际使用人就是顾雏军个人,符合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犯罪构成。(2)顾雏军指使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且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3)《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是有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划拨问题,与原审认定的挪用资金罪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事实;该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4)顾雏军等人随意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楚,但原审直接适用1998年的司法解释,而未适用2002年的立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该笔挪用行为不应按犯罪处理。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某某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容桂镇人民政府和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顺德格林柯尔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及年检的工商资料、关于顺德格林柯尔的验资报告、科龙电器1.87亿元用款申请书和用款报告、6.6亿元银行进账单和对账单、天津格林柯尔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广东省科技厅的复函等书证,证人刘某某、莫某、方某某、卢某某、邓某某等人的证言,印章鉴定意见,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1)6.6亿元投资款是通过来回转账形成的,天津格林柯尔并未实际出资。在案证据证实,为了获取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的验资证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一天之内在同一银行营业网点,将来自科龙电器的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的账户之间进行四次不同金额地来回转账,形成了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四张银行进账单,当天该1.87亿元即被转回科龙电器。 (2)有关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的收据、供货协议和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等证明文件不真实。在案证据证实: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是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事后自行填写的;证明顺德格林柯尔预付6.6亿元货款给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的供货协议,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事后签署,所盖天津格林柯尔公章系伪造,且天津格林柯尔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中没有向顺德格林柯尔销售制冷剂和收到6.6亿元预付款的记载;有关投资的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亦不真实。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使用上述证明文件将6.6亿元无形资产置换为不实货币资本,并取得公司登记。在案证据证实,顾雏军等人先是使用上述虚假收据、供货协议获得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之后又将该验资报告以及其他不实证明文件提交给工商部门,从而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1年9月12日《关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适用问题的答复》,公司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均属于公司登记的范畴。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科龙电器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以“ST”标示,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将会退市。在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安排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采取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第二年予以大规模退货退款等方式虚增利润,并将该利润编入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向社会公布。 2006年6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以科龙电器“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等为由,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2007年4月3日,国务院作出行政复议裁决,维持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实施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进行鉴定,但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鉴定机构选择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侦查机关还收集了陈某1、陈某2、张某某、陈某3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但存在相同侦查人员在相同时间和地点对不同证人取证、连续询问时间超过24小时等问题。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科龙电器公开发布的财务会计报告、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压货明细、合肥市维希电器有限公司和杭州远东五交化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财会资料和压货情况说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关于科龙电器2004年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证监会证监罚字[2006]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证监复决字[2006]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务院国复[2007]17号行政复议裁决书等书证,证人刘某某、罗某某、王某、黄某某、魏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在案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在无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将产品封存于仓库,未使产品发生实际转移,却开具大量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次年在账面上制作无正当理由的大规模退货记录,并将由此形成的不实销售收入计为当期收入,制造公司利润增长的假象。随后,在顾雏军等人的安排下,科龙电器将2002年至2004年间的虚假销售记录及相关财会资料编入财务会计报告,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后在媒体上予以发布,违反了信息披露制度的真实性要求。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罚,应当适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罪名,却适用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名,确属不当。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是,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首先,虽然侦查机关收集了陈某1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他们造成约3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因取证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其次,本案发生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年底收购了顺德格林柯尔持有的科龙电器26.4%股权,并将科龙电器改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一百余份民事调解书,以间接证明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民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认为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民事调解书均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只体现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愿,未能体现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因而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在案证据证实,2005年5月9日,科龙电器董事会为发布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向深交所提出了拟于次日上午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在同月10日上午停牌一个小时,后即恢复交易。可见,此次停牌系科龙电器主动申请,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为,2005年5月10日停牌一小时后,自恢复交易时起,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三天下跌并跌至历史最低点,据此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本院经再审查明,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而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科龙电器没有虚假销售和虚增利润、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没有虚假等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损害后果的事实无法查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后果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挪用资金的事实 (一)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 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在江苏省扬州市申请设立以顾某某、顾雏军父子为股东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同年6月18日,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的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在未经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董事会同意,且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划入江西科龙的银行账户,指使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从江西科龙筹集资金4000万元,由张宏具体负责,将该2.9亿元资金在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三家公司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并于当日转入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开设的25897608093001账户(简称608账户)。同年6月18日至20日,顾雏军又指使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贷款约4亿元,连同从格林柯尔系其他公司调拨的1亿余元,采用相同的操作手法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 同年6月20日,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将其中8亿元分两笔各4亿元划转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资后,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占90%股权;顾某某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同年6月23日、24日,顾雏军指示张宏等人将挪用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归还。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科龙电器2.5亿元用款申请单、广东科龙冰箱记账凭证和电汇凭证、江西科龙4000万元借款合同、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进账单和收款凭证等银行转账资料、贷款资料、还款凭证、验资报告、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中国银行扬州分行的分户账和相关银行票据等书证,证人刘某某、施某、高某某、翟某某、金某某、林某、周某、顾某某、谢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和姜宝军、严友松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在案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合同等书证,证人施某、刘某某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科龙电器的2.5亿元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从科龙电器申请用款,通过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至江西科龙后再转出使用,还款时,江西科龙也是将该2.5亿元直接归还科龙电器;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则是由张宏以江西科龙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从江西科龙转至格林柯尔系公司,二人均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2.涉案2.9亿元被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在案的银行进账单、收款凭证、验资报告等书证证实,涉案2.9亿元从广东科龙冰箱和江西科龙转出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符合刑法关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规定。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在案的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等书证,证人林某、周某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设立扬州格林柯尔,并挪用涉案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认为依据该公告所载内容,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由此可见,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是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得出,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的辩解、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2.本起挪用2.9亿元归个人使用不属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2.9亿元是格林柯尔系公司与科龙集团之间的正常资金拆借,双方的资金往来有数百笔,在没有全面查清公司间资金往来总体状况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拎出一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涉案2.9亿元是被顾雏军挪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存在本质区别。 本院经再审查明,自2002年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的不正常资金往来情形,且不正常转账凭证均作不入账处理。尽管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拥有股权的顺德格林柯尔是科龙电器的控股股东,但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公司资金的支配和使用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公司的经营者,即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在关联公司之间调用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资金转归个人使用。本案中,涉案2.9亿元先是被顾雏军、张宏转入专门开设的临时账户,继而通过连续不断的走账来掩盖资金的真实来源,最终将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汇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其实质是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无论公司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顾雏军个人无权擅自调用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淆。因此,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3.在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过程中,被“质押”的4亿元亦被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被告人张宏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作为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因质押的4亿元已被银行冻结,故不可能有两笔4亿元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根据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分户账和相关票据等书证,2003年6月20日,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保证金先被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后从608账户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3年6月19日,原审被告人张宏根据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指使,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资金作为保证金进行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并将该贷款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次日,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将上述4亿元保证金退还至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至此,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随后有两笔4亿元从该账户转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综上,涉案2.9亿元确系被顾雏军用于注册公司的个人出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4.挪用资金时间短、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不影响挪用资金罪的成立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顾雏军调用科龙集团资金的时间很短,且未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据此,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即构成挪用资金罪,没有挪用时间长短的限制,也不以造成单位经济损失为前提。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使用,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应依法予以惩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 2005年3月至4月间,扬州亚星客车与扬州机电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扬州亚星客车将其持有的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柴公司)股权转让给扬州机电,扬州机电需向扬州亚星客车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红共计6404万元。其间,受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派,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以扬州格林柯尔的名义向扬州机电借款,但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拒绝。2005年4月下旬,时任扬州亚星客车董事的姜宝军在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起草付款通知书交给王某某,要求扬州机电在2005年4月26日前将本应支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和部分投资分红中的6300万元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的银行账户。同年4月25日,扬州机电根据该付款通知书要求,将6300万元支付给扬州格林柯尔。付款后,扬州机电收到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结算收据。同年4月26日、27日,该6300万元从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和江西格林柯尔,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股权转让合同、结算收据、扬州亚星客车出具的情况说明、付款通知书等书证,证人王某某、谭某某、张某、张某某、周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参照适用1998年司法解释,而未参照适用2002年立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认为,扬州格林柯尔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个人完全控股并控制的私营公司,参照1998年5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归扬州格林柯尔使用的行为,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构成挪用资金罪。但是,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作出了新的解释,只有符合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即:(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原审在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时,未参照适用新的立法解释,确属不当。 2.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的行为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 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并据此认定顾雏军具有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故意和行为。本院经再审查明,姜宝军仅在补充侦查期间有一次供认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经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而后一直供称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个人行为,顾雏军并不知情。而顾雏军始终辩解其只是让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借款,不知道姜宝军擅自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一事,且在案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因此,原审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涉案资金的证据不足。 3.涉案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在资金流转过程中存在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 在案证据证实,涉案6300万元从扬州机电转入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并由扬州亚星客车出具结算收据后,被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1200万元、江西格林柯尔51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根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扬州格林柯尔是独立公司法人,涉案6300万元是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转至扬州格林柯尔使用,不是将资金从单位转至个人使用,也不是以个人名义将资金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前二种情形。涉案6300万元虽然是以单位名义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但该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在资金流转过程中谋取了个人利益,故也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形。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所提顾雏军并不知晓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和涉案资金在单位之间流转,不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公司及其经营者必须强化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既是公司运作经营的基础,也是承担风险、偿还债务的基本保证。注册资本不实,不仅妨害公司登记的管理秩序,而且会给市场营商环境带来风险,相关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公司注册资本类型、结构等的要求不断改变,相关法律法规会相应作出修改和调整,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评价标准也会发生改变。对于审判时相关法律法规已修改,违法性及社会危害程度明显降低的虚报注册资本情形,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可不认为是犯罪。本案中,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使公司的资本总额发生减损,而且,由于本案侦查期间公司法已经对包括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比例的上限作出了修改,由原来的20%提高至70%,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成立,本院均予以采纳。 证券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为核心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手段。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不如实披露重要信息的行为,违背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要求,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股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当然为法律所禁止。但根据本案发生时的刑法规定,只有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已经达到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程度,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证据裁判原则,依法不应追究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刑事责任。故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的行为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证据不足,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顾雏军等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对顾雏军等人应按无罪处理的意见成立,本院均予以采纳。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国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依法惩治侵吞、瓜分、挪用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犯罪,建立平等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公司、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在合法合规中提高竞争力,公司、企业经营者要讲规矩,走正道,在诚信守法中创业发展。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正确。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二人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犯挪用资金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追究其二人刑事责任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将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挪用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存在,但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无证据证实姜宝军在挪用资金过程中谋取了个人利益。故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二人在本起事实中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本起事实不应按犯罪处理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 在挪用2.9亿元资金的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提起犯意,指使他人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本案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可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张宏受顾雏军指使,帮助挪用资金,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原审综合考虑张宏的认罪态度等情节,已对其减轻处罚并判处缓刑,罪责刑相当,依法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本院经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 四、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无罪。 五、原审被告人刘义忠无罪。 六、原审被告人张细汉无罪。 七、原审被告人严友松无罪。 八、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无罪。 九、原审被告人刘科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裴显鼎 审判员  张勇健 审判员  罗智勇 审判员  司明灯 审判员  刘艾涛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石   冰 法官助理  罗   灿 书记员  张燕清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八十九条  再审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但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有瑕疵的,应当裁定纠正并维持原判决、裁定;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依法改判; (四)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经审理事实已经查清的,应当根据查清的事实依法裁判;事实仍无法查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一条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二百七十二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详情]

最高法网站 | 2019年04月10日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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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雏军案改判释放信号:让市场的归市场、法律的归法律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宣告,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随着顾雏军案改判尘埃落定,有关其判决结果的讨论还会持续。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一案件本身具有的相应研讨价值。其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顾雏军案重审是又一起涉及民营企业产权争议的重要事件,这首先体现出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与市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推进的,尤其是涉及到企业产权改革等新生现象。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以及相关改革的其他参与者,都曾踏入到从未涉足的领域,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混沌性,即“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认知上的分歧乃至偏差,进而影响到对此类经济现象的法律介入,相关事件定性等更深层次问题。 由此,我们并不否认相关事件在当初处理过程中存在的时代局限性,这也是最高法之所以要重审该案件的出发点。更要看到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不断壮大,成为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半壁江山。再加上国家相关政策对于各个行业“玻璃门”的打开,赋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市场发展自主权,使得民营企业家、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互为补充、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动法律随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升级,在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企业、其他性质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探索等方面,打破以往“禁区”、突破曾经“盲区”。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可通过系列试点样本,乃至过往案例的司法矫正来释放明确信号,为中国经济转型与司法改革提供助力。 最高法对包括顾雏军案的多个重大案件改判,对庭审过程全公开,就是将控辩双方的不同质证意见及时公之于众,以最大程度的程序公开确保司法公正。其核心指向是对证据的认定与法律的适用上,更加合乎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更加能够以法理服人。 让市场的归市场、法律的归法律,是最高法重审顾雏军案的关键指向,这也需要社会各界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对待, □毕舸(财经评论人)[详情]

新京报 | 2019年04月10日 17:36
顾雏军一案宣判警示意义:企业家应强化法律风险意识
顾雏军一案宣判警示意义:企业家应强化法律风险意识

  企业家应强化法律风险意识 ◎ 文/《法制日报》记者蔡长春 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这些都是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防范的法律问题。 4月1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在法律专家眼中,顾雏军一案的宣判有着重要警示意义:它一方面彰显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果,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家敲响了警钟,警示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切勿虚报注册资本 “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法制日报》记者从庭审现场了解到。 即便如此,这还是给企业家经营发出了预警信号——一定要合理合法经营,切勿虚报注册资本。 天津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主任才华现场旁听了顾雏军一案的庭审。他认为,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在进入市场,参与经营以后,往往因为资信不足而滋生其他例如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犯罪,造成市场的不稳定,给他人形成经济损失。 “虚报注册资本这一行为在客观行为表现形式上看,主要是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骗取公司登记,在犯罪的行为界限上主要审查两个方面:一个是数额,一个是情节。也就是说,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就有可能作为犯罪处理。”才华说。 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教授看来,注册资本是公司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也是划分股东权益的标准之一,还是公司承担风险、偿还债务的基本保障。但是,司法实践中,要注意按照修订后的公司法的规定,正确理解和把握虚报注册资本的含义。 彭新林说,由于现行公司法已不再要求在公司成立时即缴足出资,因此即使在申请公司登记时对股东认缴的资本或者认购的股本做了夸大,只要其首次出资额已经达到法定标准,且后来在法定年限内又缴足申报的注册资本的剩余部分,就不能认为是“虚报注册资本”。 “特别要注意的是,2014年5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刑事案件的通知》,自2014年3月1日起,除依法实行实缴登记制的公司外,对申请公司登记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生在2014年3月1日以前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虚报注册资本刑事案件,应当按照刑法第12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彭新林补充道。 彭新林告诉记者,企业家应当有合规意识,要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办理注册资本登记手续,尤其是首次出资额必须达到法定标准,在后续的法定年限内及时缴足申报的注册资本的剩余部分。另外,不得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贿赂等非法手段收买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恶意串通,虚报注册资本,或者采用其他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 才华也认为,作为企业家,诚信经营应该贯穿始终,而诚实注册更是诚信经营的起点,合法合规,依法守法,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远离犯罪。 合理披露重要信息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也是企业家不容忽视的一大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在顾雏军的安排下,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后向社会披露的事实存在。但是,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我院经再审查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彭新林认为,认定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要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一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只有“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构成犯罪。如顾案中,证明造成严重后果方面的证据不足。二是行为人必须是故意,因为过失导致财会报告失真,或者依法应当披露的信息未按照规定披露的,不构成犯罪。三是要准确把握“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是指隐瞒多项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多次虚假披露或者不按照规定披露、因不按照规定披露受到处罚后又违反等情形。四是要注意本罪属于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只处罚单位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因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股东和其他人的权益,如果再对单位处罚金,势必加重公司负担,更不利于保护股东或者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企业家要明白公司制作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财务会计报告是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客观地记录和反映公司经营情况,如实地制作财务会计报告,才能让股东准确地了解其出资或投资的收益情况,不得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彭新林建议说,“另外,要注意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的范围,这些主要是由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依法应当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依法依规披露应当披露的事项,真实反映公司经营状况,把投资人、股东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是经营者必须遵守的规则。作为经营者,规范财务制度,深入学习、领会公司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回避亏损、不怕丢‘丑’,正视问题,诚信经营,就能很大程度上防止触犯该罪。”才华说。 绝对不能挪用资金 挪用资金罪是顾雏军挥之不去的一大痛处。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 据悉,根据刑法第272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 彭新林告诉记者,挪用资金罪有三种行为类型,关键是要准确理解刑法第272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含义。具体来说,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或单位。挪用尚未注册成立的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符合三种行为类型之一的,照样构成挪用资金罪。 彭新林认为,公司的资产与企业家个人资产是不能混同的。企业家应当增强合规经营意识,不能未经公司董事会等讨论决定,擅自挪用公司资金归个人包括本人使用,或者利用企业负责人的职务便利,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或单位使用。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实践中一些企业家担任多家关联企业的负责人,以所谓行使经营管理权的名义,随意调配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如企业家个人决定将其担任负责人的一关联企业的资金借给另一本人担任企业负责人的关联企业,同样涉嫌挪用资金犯罪。”在彭新林看来,当前实践中很多民营企业家设立有多家企业或者控股企业,担任多家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其随意调配资金用于关联公司相互之间缴税、倒账等比较普遍,这其实有很大的刑事风险。 才华也告诉记者,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公司企业由于财务制度管理不严,经营者思想意识不清晰,财务上公私不分,导致挪用资金问题的出现,“法律意识不强”是这类犯罪案发后很多被告人的悔悟感言。 “其实,这些经营者并不缺乏资金,只是觉得单位的钱用一下没关系,很快就还上,于是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等到东窗事发,才后悔晚矣。所以作为经营者,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不给小金库留死角,不给个人违法使用资金留死角,这才是杜绝犯罪的规则之道。”才华说。 注意其他法律风险 事实上,除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外,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法律风险。 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曾经对当前民营企业高发的刑事风险做过统计,非法集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问题,也是如今民营企业家犯罪的重灾区。 彭新林举例说,非法集资是近几年民营企业主要涉及的一大刑事法律风险,由于融资难、贷款难等因素的存在,民营企业家很容易想着“另辟蹊径”,最终导致出现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问题出现。 彭新林还告诉记者,还有就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行为,为“避税”企业往往会考虑采用一些不法手段,这也非常容易衍生犯罪问题。 才华对此也感触颇深,他说,当前社会竞争激烈,作为经营者,合法合规、诚信经营是立身之本,把握好这一前提,就可以避免很多法律风险。 才华提醒说,在企业家的字典里,法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标志,是一个企业经营的红线,一定要多学多用,提高法律意识,这是为企业家自身在经营中保驾护航的关键。 “如果一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企业家一定要注意提高防范法律风险尤其是刑事合规的意识,不然一旦出现问题,企业经营得再好都将前功尽弃,只有合法经营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正道。”彭新林说。[详情]

顾雏军案改判再回首“郎顾之争”:14年曲折令人扼腕
顾雏军案改判再回首“郎顾之争”:14年曲折令人扼腕

  “郎顾之争”再回首 2004年,郎咸平(左)指责顾雏军低价并购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郎顾之争”由此引发。 资料图 朱雨晨 2019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六,星期三。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然而,对前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而言,却意义深远——入狱7年、喊冤14年,已到耳顺之年的他,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改判。 当天上午9点,身穿一身黑色西服的顾雏军,早早出现在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36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的所在地。 10点左右,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从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5年。 顾雏军案,发端于2004年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这场从郎咸平和顾雏军之间的个人纷争发端的争论,不仅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而且最终演变成“国企产权改革方向”何去何从的大讨论,一度被喻为“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国企改革走向”的“第三次思想大交锋”。 不过,这场“第三次思想大交锋”因当时顾雏军的锒铛入狱戛然而止,并没有分出胜负。如今,伴随着顾雏军案的改判,“郎顾之争”再次回归到大众视野。 缘起:一篇讨顾的“檄文” 时间回溯到2004年8月9日。 这一天,身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在“国进民退”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的演讲,直指顾雏军以“七大招”卷走了国家的财富。 郎咸平表示,他和学生基于公开的企业财务数据经过3个月的研究后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4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 郎咸平认为,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包括“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7种手法,其核心就是通过表面看似无关的交叉关联交易与相应的财务数字游戏制造或盈或亏的假象,实现其低价收购国企、瓜分国有资产的目的。 郎咸平公开质疑顾雏军使用欺骗手段,大量挪用科龙电器现金流去收购……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郎咸平,其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发言无忌,如直言“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指责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一路攻城拔寨。 这次演讲,成为“郎顾之争”的导火索,也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的开端。次日,新浪网全文刊载了郎咸平的讲演稿;随后,一些纸媒也对郎的发言刊出采访摘要。 一时间,顾雏军成为网络点击率最高的词汇,甚至超过了他获得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时的风头。各种评论也随之而来,当然,主要是质疑的声音。 大学讲师出身的江苏泰州人顾雏军,早年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而闻名,后下海经商,于1996年建立了格林柯尔制冷剂有限公司。再后来通过多次收购,建立了格林柯尔集团。 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10月,顾雏军以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0.64%的股权;2003年5月,以2.07亿元收购安徽合肥美菱股份20.03%的股权;2003年年底,以4.18亿元收购江苏扬州亚星60.67%的股份;2004年4月,以1.1亿元收购湖北襄阳轴承29.84%的股份。 通过资本市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顾雏军坐拥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巅峰时,其旗下拥有5家上市公司。 而就在格林柯尔如日中天之时,郎咸平却突然对顾雏军“发难”。 吊诡的是,据称,在此之前,郎咸平与顾雏军私下交好。2002年6月,郎咸平曾以《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为题,撰文称赞顾雏军入主科龙董事会后年薪只领12元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情”。 顾雏军后来对媒体宣称,郎咸平此次抹黑自己,是因为收受了他人的400万元。顾雏军给出了具体证据,但至今还没有从郎咸平处得到明确的回应。 面对郎咸平的突然“发难”,顾雏军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态度。 当年8月13日,顾雏军聘请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要求后者详细书面说明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记录了自己的讲演;如果媒体没有正确地记录讲演内容,则应要求《东方早报》等纸媒和有关网站撤下讲演稿,并发表更正以及道歉;给顾雏军提交一份演讲稿原文。 收到律师函之后,郎咸平于8月16日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这封律师函,不仅声明“绝不会更改或道歉”,并且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 2004年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后来,这场诉讼因顾雏军很快锒铛入狱而不了了之。 演变:上升到“问题”和“主义”之争 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前的2004年7月31日,郎咸平最先炮轰的是海尔。在题为《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一文中,郎咸平认为海尔职工持股会是曲线MBO,与此相对应,自然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而在炮轰格林柯尔之后的8月14日,郎咸平又抛出《缺乏信托责任: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一文,对TCL公司2003年的财务指标提出质疑。他认为,TCL的产权改革实际上就是一个国有股权稀释的过程。 从对格林柯尔、海尔与TCL三家国内家电业的炮轰质疑中,郎咸平得出的结论是:MBO不适合中国,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即“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郎咸平对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菱等一系列上市公司的质疑,再叠加上其对TCL、青岛海尔产权改革的批评,引爆了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国企改革的大争论。 但起初面对郎咸平的接连“炮轰”,中国经济学家曾一度“集体失语”,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局面的权威经济学家。 当年8月28日,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深圳高峰会”上表示,“最近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舆论。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知名学者的社会责任还包括说话应该非常慎重,因为你的言论会带来相当的社会效应,对社会的舆论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 几小时后,郎咸平对张维迎的讲话作出回应。 由此,“郎顾之争”演变成经济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学术领域迅速分化成两大阵营,媒体将其戏称为“挺郎派”和“反郎派”。 率先声明支持郎咸平观点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左大培研究员。他表态要坚决站在郎咸平一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他认为,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 南开大学教授韩强也积极声明支持郎咸平和左大培的观点。他指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否认国有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防止贱卖国有财产是涉及到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问题。对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学者都应该本着向人民负责的道德良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 还有支持者认为,从表面上看,郎咸平的矛头所向是顾雏军等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但其重要意义还是在于提示着我们在国家的经济制度上可能存在着的漏洞。其正在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对具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挑刺,倒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在找漏洞。 而“反郎派”的主要观点则是: 吴敬琏对郎咸平提出的立即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表示反对,也不赞成郎咸平认为的国有企业境况不错。 张维迎提出“不要妖魔化中国企业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不可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需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声称对科龙情况有所了解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于郎咸平对格林柯尔的指控表示质疑。他认为郎咸平所说的顾雏军通常先进入被收购公司,当上董事长,掌控了人家资产转让的定价权,然后压价卖给自己的“故事”根本不靠谱。 周其仁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如果科龙在创业时期就完成改制,那么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企业家来控制企业靠不住。他认为,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唯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汪康懋认为,郎咸平的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  2005年7月29日,在各种揣测和猜疑当中,顾雏军被立案侦查,争论嘎然而止。郎咸平应时而发:“这印证了我的推断。”“郎顾之争”从表面上似乎有了一个结果:郎咸平,一战成名,成了有良知的“郎监管”;当初力挺格林科尔的经济学家们,集体缄默;顾雏军,后来被法院认定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款680万元。 结局: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 2012年9月6日,提前刑满释放的顾雏军开始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分别为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 2018年6月13日,最高法开庭再审顾雏军案,检辩双方在法庭上展开激烈交锋,庭审长达15个小时。2019年4月10日,最高法公开宣判。 “郎顾之争”的14年曲折令人扼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燕曾以《郎顾之争:重回原点的法律意义》为题,撰文对“郎顾之争”进行分析与反思。 她说,如果用一幅图来更直观地表示“郎顾之争”中争议主题的多层次性以及从事实基础到大词之争的泛化与混沌的过程,便是如同一个不断扩展开来的同心圆,起点或者根基是顾氏收购科龙的会计处理,这也是郎咸平作为公司财务学者公开叫板顾雏军的底气。 而依次扩展开来,有财务造假、企业家信托责任、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等,最外圈是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等。越到外圈,参与者越多,影响或声势也越大,但离整个争议的事实基础也越远。当最后证监会对科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广东高院对顾雏军定罪量刑时,有心人惊奇地发现,它们与当初郎咸平对顾雏军的指控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性。 刘燕指出,从法律的角度复盘郎顾之争,也是在拷问法律在社会变革、特别是国企改革中的角色。 置换到更广阔的国企改革场景中,刘燕赞同秦晖教授的主张,国企改革的终极衡量标准是公平至上,它可以落实为起点公平或机会公平,但无论如何都需要程序上的公开透明。后者正是法律应该做、也擅长做的。通过约束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法律将尽可能保证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透明,以实现最终的公平至上。[详情]

顾雏军案件改判:罪行仍存 顾雏军式发展模式不可取
顾雏军案件改判:罪行仍存 顾雏军式发展模式不可取

  顾雏军:一个案件的改判与一种模式的完结  ·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4月10日,广受关注的顾雏军案终于改判。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顾雏军所犯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同时对其犯有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改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判决前一天晚上,顾雏军对媒体表示,“我始终认为我是无罪的,我相信明天会有一个好结果。” 但顾雏军不是张文中,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他完全改判无罪。 不知道顾雏军是否认为改判是一个好结果,但对中国的民企来说,这次改判无疑有着建设性意义。它表明,对民企在过去那种不完备的环境、条件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不规范”,应该抱有历史性理解和体谅,而不是动辄把过错上升为罪行。这一判决也有助于纠正所谓“原罪”的偏见,不翻旧账,共同迈向法治化、阳光化的明天。 但是,认真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不难看出,撤销顾雏军的有关罪行,不等于顾雏军的错误就不存在。民企从顾雏军案中仍应该汲取深刻的教训,顾雏军式的发展模式并不可取。 1 首先来看虚报注册资本问题。 2001年,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他和其父亲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高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在顾雏军安排下,采用了将科龙电器的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了相关的投资款收据和供货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有关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的收据、供货协议和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等证明文件都不真实。但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所以最终撤销虚报注册资本罪。 虚报注册资本是过去不少民企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此次最高人民法院为何撤销了顾雏军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原因之一是,2005年10月《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 原因之二是,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 原因之三是,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基于以上原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顺德格林柯尔在注册登记手续及注册资本构成方面确有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况,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结合国家相关法律的变化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精神,加以综合考量,“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情况也类似。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指出,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的2002年至2004年财务会计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原审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鉴于认定损害后果部分的事实无法查清,证据不足,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 2 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2亿元,无形资产占75%,主要是指顾雏军的制冷剂专利。在上世纪90年代,围绕所谓“顾氏制冷理论”和专利,一直都有巨大的争论。 顾雏军说他发明的制冷剂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冷剂,格林柯尔的宣传材料中称它的四种“环保制冷剂”受到多家政府推荐,在海外拥有了大批长期商用用户,格林柯尔在短短几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杜邦和帝国化工的全球第三大制冷剂制造商”。而质疑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一家大型跨国化工集团的代表说:“在国际制冷产业界,并没有听说格林柯尔的位置如此靠前。”根据专家的估计,当时国内制冷剂年消耗量为3万到4万吨之间,格林柯尔制冷剂所占份额很小,只有千把吨,以国内销售价每公斤100元左右计算,则其全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左右。而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格林柯尔的2001年中报却显示,“截至6月底,纯利达1.49亿元人民币”。 胡舒立担任主编的《财经》杂志在2002年刊登了关于天津格林柯尔的调查文章。文章指出,作为香港格林柯尔上市公司惟一的供应商,天津格林柯尔2000年的销售额不过300多万元,这使香港格林柯尔利润过亿的业绩失去了基本支持。这篇文章中最关键的一段文字是: “记者随后从天津开发区工商局获得的2000年年检资料,进一步显现出天津格林柯尔的真相。由天津宏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天津格林柯尔2000年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显示:该公司2000年度主营业务的全部销售收入亦不过3311448元,销售量为50吨,2000年度实现利润为-2342397.46元人民币。” 正因为存在明显的财务造假,格林柯尔2005年被香港证监会停牌,2007年被除牌。2014年,香港证监会正式起诉格林柯尔公司前主席顾雏军,寻求法庭颁布强制令,冻结其实际拥有的价值高达约15.9亿元的在港资产并向超过1300名少数股东作出损害赔偿。香港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银行存款被夸大及银行贷款未被披露,格林柯尔2000年至2004年财政年度的资产净值分别被夸大约人民币4.87亿元、人民币6.53亿元、人民币9.82亿元、人民币10.62亿元和人民币9.04亿元,相当于格林柯尔在该些年度的总净资产值的43%至80%。 香港证监会的诉状指出,格林柯尔通过旗下9个位于内地的子公司进行实体业务,2000年至2004年期间,格林柯尔旗下子公司向香港审计师提供了虚假的银行存款、银行贷款、利润及应收账款等数据,以夸大公司净资产规模,误导了依据财务数据进行投资的众多投资者。 中国证监会在2006年6月15日发布了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的行政处罚书,问题也是科龙电器披露的2002年、2003年、2004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违法事实。当时对科龙电器处以60万元罚款;对顾雏军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等等。 2017年6月26日,香港证监会公布了针对顾雏军等格林柯尔高层因披露虚假资料遭制裁的公告,要求顾雏军交出他因进行市场失当行为而得到的481969785元利润。这是香港证监会审裁处迄今所发出的最大金额交出款项令。香港证监会还禁止顾雏军从2017年10月1日起的五年直接或间接处理任何证券、期货合约或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 在香港证监会对顾雏军开出高达4.8亿元的罚单后,顾雏军回应说,有关自己的案件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回广东省高院重审,他相信不久就将证明自己无罪,届时他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其他正当权利。 顾雏军为什么一定要证明自己无罪?因为这一点不达成,他在香港面临的制裁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对于虚假记载,中国证监会2006年的罚单是60万元,香港证监会苦追多年,2017年开出的罚单是4.8亿元。站在投资者保护的角度,这一数字的比较令人无限感叹。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里提到,公司、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在合法合规中提高竞争力,公司、企业经营者要讲规矩,走正道,在诚信守法中创业发展。“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之所以减轻刑期,原因是,挪用2.9亿元资金的犯罪,“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可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的确是从轻。 3 顾雏军案的改判有着广泛的示范意义,但我们并不认为,顾雏军是中国民企的典型代表。 和绝大多数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诚实守信、通过生产性创新为社会提供价值的民企相比,顾雏军的很多心思动歪了地方。他不是中国企业家的正向代表。他的牟利模式在今天也越来越行不通。 我们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应该依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要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同时,一切侵吞、瓜分、挪用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行为都应该被惩处; 我们要切实推进“两个毫不动摇”,努力建立平等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这对所有企业都适用。 法律还给了顾雏军他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被他的资本腾挪重创的科龙,早已荣光不再。 顾雏军最痛恨的人之一是郎咸平。最近他向媒体讲述了和郎咸平的一段故事。2002年,顾雏军入主科龙之后,郎咸平在香港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吹捧顾雏军是负责任的企业家,因为当时科龙已经ST,顾雏军与很多要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企业家一样,每个月只拿上市公司一块钱的工资。文章发表后,郎咸平拿着这篇文章到顾雏军的香港公司找员工要人情,顾雏军还叫人请郎咸平吃了一顿饭,郎顾二人就此相识,此后郎咸平每个周末都向顾雏军借他的两地牌奔驰车。但2004年郎咸平突然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他定为历史罪人。 顾雏军视郎咸平为小人,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怨。而在我们看来,顾雏军的倒下,并不是郎咸平的能耐。郎咸平上纲上线,是一种投机主义。顾雏军乾坤转移,也是一种投机主义。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在那个时点上,还缺乏对于各种投机主义的判别能力。 当然,从个人命运来看,郎顾之争,郎咸平声名鹊起,名利双收,顾雏军锒铛入狱,身败名裂。两相比较,顾雏军确实是让人同情的一方。当时郎咸平夸大其词,将国企改革进程中关于企业家利益机制的正当安排,描绘成少数人的鲸吞蚕食,将个别行为普遍化,用道德大棒激发民众情绪,大大恶化了国企改革的环境。此种教训,可谓痛切。 4 2016年公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刑事措施作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的惩罚,应该体现出审慎的原则,只能针对那些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不能将民营企业的普通违法行为、证券违规行为一刀切地认定为刑事犯罪,特别是要防止被舆论裹胁,拿着放大镜去吹毛求疵找企业的问题,以“有罪推定”的心态倒查企业的问题。 顾雏军案的改判,完全符合这一意见的精神。值得肯定。 但未来绝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历史的简单重写。顾雏军式的模式,很难再有风生水起的土壤。 民营企业家自有其正当性价值,自有其造福社会的光荣所在,他们不需要“特惠式的宽容”。他们要的,只是平等的阳光雨露而已。 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企走自尊自强之路,走价值创新之路,堂堂正正,正道光明。而顾雏军式的命运,以及顾雏军式的模式,都只是历史的遗产。[详情]

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从顾雏军案看合法保护民企任重道远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 李伟       出狱后的顾雏军长期喊冤,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再审,顾雏军本人的罪名仅剩一个挪用资金罪,而其余6人改判无罪。虽然顾雏军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会被改判无罪,但这个结果与顾雏军本人的希望显然不完全相符合。然而,毕竟最高院已经做出了实质性改判,也算对得起他出狱后不懈地喊冤了。这也是十九大后党中央依法治国国策的一个体现吧。 但是,回过头去看,从当年的“郎顾之争”开始,到证监会调查和公安机关立案,再到顾雏军被逮捕,最后被判刑,着实让人唏嘘不已。我们不仅应该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和改判而点赞,更应该去检视和反思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类处理不公的事件?又听闻当年被判刑的其他民营企业家的案子也在陆续再审中,有的人可能会被释放出来,就更应该从思维观念和司法体制上进行反思了。 改革开放已经整整40多年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也已经27年了,可是,这么多年以来,在国人的思维上,“企业血统论”从来就没有消除过:那就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的严格区分。从金融信贷、司法实践、产权保护、财税政策等等方面,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有严格的界限。 从金融信贷来说,除了极其少数做得非常大的民营企业之外,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很难从金融体系贷款的,当然,有更大量的民营企业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从金融体系贷到款的。相反,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哪怕钱多得用不完,或者哪怕存在重大的违约风险,都是可以从银行贷到款。没有办法,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只能从金融体系之外获得高息贷款,以致出现大量的问题。 从司法实践来说,对民企的合法保护更是很难。如果出现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国企的利益,或者有其他针对国企的犯罪行为,通常很快会获得国家相关司法机关的响应,积极办案积极处理。但是,如果相同的行为发生在民企身上,是比较难于得到司法救济的。 笔者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一家依法设立的拥有高新专利技术的民企,募集股本一亿以上。企业设立后,负责实际经营的总经理,在三年的时间里,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套取企业资产5000万元以上,被股东们发现后,总经理立即去了德国,从此不回。股东们去报案,公安机关要求股东提供证据,股东好不容易取得一些必须的证据,可是迟迟立不了案,后来好不容易立了案,可是一直无人办理,也没有进行网上追逃。实际上立了一个空案而已。 假设这个企业是国企的高管非法窃取企业5000万元以上的话,那么应该早就跨境追逃了。而事实上,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它们都是中国的企业公民啊,都是祖国的“儿女”啊,按理它们都应该获得平等地保护啊。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差别还是很大。如果是一些合同纠纷,一般的民企都不是太愿意走诉讼这条途径。他们就是觉得,诉讼时间长不说,即使是赢了,可能得不偿失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前些年民企一度在社会上非常不安,经过国家近两年的纠偏,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善了。可是,现在又一个倾向出来了,就是各地开始努力地显示出民企的重要性来。于是各种对于民企的政策大量出来,仿佛民企一下子就被重视了。 其实,我们完全不必如此。我认为,我们只要在思维意识上,在思维观念上,在骨子里,把所有企业都当成是平等的企业公民,它们都是祖国大家庭里平等的一份子,没有企业血统的区分,在金融信贷、立法司法、财政税收、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各方面都一视同仁地对待,就非常好了。相反,我们现在好像又在“特殊优待”民企,那么说明我们还是没有把它们当祖国大家庭的普通一员来对待。 有时候,我又从另一个角度在想,当年“郎顾之争”的结果,是郎从此大红而成就一门商业讲学生意,顾因此锒铛入狱而格林柯尔公司也烟消云散。我在想,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成就一个商业讲学生意的教授呢,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制造业的企业家呢?[详情]

顾雏军改判5年 产权司法保护加码提振民企信心
顾雏军改判5年 产权司法保护加码提振民企信心

   资本“狂人”顾雏军改判5年 产权司法保护加码提振民企信心 本报记者 孙杰 60岁的“资本狂人”顾雏军,终于等来再审宣判时刻。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作出再审判决:对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两项罪名予以撤销,对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5年。 这是继去年物美张文中被改判无罪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民营企业家改判的又一标志性案件。业界分析,中国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加大,将极大提振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 并购狂人身陷囹圄 顾雏军早年创业经历颇有传奇色彩。1988年,他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并以该专利为基础下海经商,在国外赚到人生“第一桶金”。1995年,顾雏军转战国内,在天津成立格林柯尔有限公司,并于5年后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以格林柯尔为平台,顾雏军疯狂出击,先后入主4家A股上市公司,短短数年就打造出一个“格林柯尔帝国”。2001年,格林柯尔斥资3.48亿元收购中国冰箱四巨头之一科龙电器26.43%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顾雏军出任科龙电器董事长。2003年,格林柯尔出资2.07亿元,收购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03年,格林柯尔以4.18亿元收购亚星客车60.67%的股权。2004年,格林柯尔又以1.01亿元的价格收购襄阳轴承29.84%的股权。不停地“买买买”,为顾雏军本人赚得资本市场“狂人”的称号。 但正当顾雏军春风得意之时,2004年8月经济学家郎咸平一篇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眼睛容不得沙子”的顾雏军很快应战状告郎咸平。这就是著名的“郎顾之争”。 后来的结果是,多地证监局对格林柯尔违规挪用科龙电器资金,收购另外3家上市公司的事件启动联合调查。顾雏军及科龙6名高管因涉嫌经济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格林柯尔帝国”随之崩盘,格林柯尔从香港退市,科龙电器被海信收购,美菱电器、亚星客车、襄阳轴承等也都纷纷易主。 状告证监会胜诉 2008年1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二年,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顾雏军等人不服,提出上诉,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维持原判。 “我没有罪,也没有错。”2012年9月,顾雏军提前出狱。出狱8天后,他就举办一场发布会,头顶一只白色纸质高帽走进会场,上写“草民完全无罪”六个大字,极力为自己的牢狱之灾喊冤。 2015年,顾雏军曾向证监会申请公开科龙案立案调查的相关文件,以及案件的关键证据银行保函,不过被证监会拒绝。顾雏军于是向法院起诉。2017年12月26日,顾雏军在其微博上公开一份行政判决书显示,证监会必须向顾雏军公开科龙案主席办公会内容,并且负担50元案件受理费。告赢了证监会,一度引来外界猜测,顾雏军案或许会有转机。 案件真正的转机很快出现。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就包括顾雏军案、原物美控股集团董事长张文中案。去年5月31日,张文中案已尘埃落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 改判后可申请国家赔偿 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再审顾雏军案,检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顾雏军等人所涉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展开激烈交锋。 10个月后,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再审宣判,认定顾雏军等人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国家赔偿。原审判决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数额不等的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 顾雏军案重审一直备受关注。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发布,强调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多名法律界人士分析,在新一轮国企混改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强化产权司法保护,将提高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混改的信心,打消后顾之忧。 [详情]

2408天后 顾雏军终于等来了“中庸”的改判
2408天后 顾雏军终于等来了“中庸”的改判

  2408天后,顾雏军终于等来了“中庸”的改判 文 / 巴九灵 来源:吴晓波频道 顾雏军终于等来了审判结果,三项罪名撤二留一。 昨天,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对顾雏军案再审宣判:撤销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五年(已执行完毕)。 此时,距离他2012年出狱后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纸糊高帽提出申诉,已经过去了2408天。 2005年7月 顾雏军正式被捕 2008年1月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三罪并立,判刑10年,处罚金680万元 2012年9月 刑满释放,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2013年5月 再次声明“不承认法院判决”,并拒绝在财产分配执行文件上签字 2014年1月 不服二审判决的申诉,获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2015年10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顾雏军相关上诉 2017年12月 最高法院宣布直接提审“顾雏军案”和“张文中案”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2018年6月 最高法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再审一案 2019年4月 再审案宣判,三项罪名撤二留一 让顾雏军身陷囹圄的,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 2004年4月10日,郎咸平发表了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重点剖析了科龙电器被格林柯尔收购前后诡异的财务处理,直指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顾雏军主动应战,并成为了这场论战的“牺牲品”。此后,郎咸平和顾雏军的命运显而易见地分道扬镳。 郎咸平一战成名,成了“最敢为民请命的经济学家”,而顾雏军则锒铛入狱。 如今,顾雏军已近60岁高龄,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左眼也因为在监狱里曾中风而不自觉地微闭。 但他从未放弃,在宣判前夜还对媒体表示:我始终认为我是无罪的,我相信明天会有一个好结果。 那么,顾雏军案再审改判,反映出哪些问题,留下了什么警示?我们来听听大头的观点。 王世渝 企投会首席学术委员 富国富民资本董事长  顾雏军再审宣判尽显中庸思想   关注牟其中等案件的后续发展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结果,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此前顾雏军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如今三项罪名撤二留一,折中的判决既让顾雏军无奈接受,又给了某些官方面子。  回顾顾雏军案,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世纪前后,中国发生过几次“国进民退”以及“抓大放小”的宏观调控,分别发生在1993年、1997年和2003年,顾雏军案就发生在2003年左右。1997—2003年,中国民企大规模参与国企改造、重组,并且很多民企将国企经营得更好了,而不是更坏。 但是,受宏观调控影响,自2003年以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因为原罪被一个一个清算,若干个“系”被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江苏的“铁本事件”、南京斯威特,包括我曾经所在的“德隆系”也是如此。 去年,国进民退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不过领导人两次为民企说话,指出要解决民企的营商环境。此后,全国上下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推进法治化,为民企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声音。 包括这次顾雏军的再审宣判也是如此,顾雏军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说中国千千万万民营企业家都在期待这个宣判。 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法治进步的一面,同时大家也会继续关注: 1.国家对顾雏军案的赔偿问题;2.究竟是谁制造了顾雏军当年的不公审判,包括顾雏军的实名举报,会不会深究下去。 全国范围内还有多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及其家庭乃至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和伤害的冤假错案判决?接下来还有牟其中以及其他企业和个人。德隆有没有错判?包括个人和对于法人财产的处置是不是都符合法律程序和公正。 虽然迟到,只要正义没有缺席,我们就要去追逐那一缕阳光。也希望从顾雏军事件开始,能够真正看到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化的力量,为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李永红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律师学院执行院长  司法环境尚需改善   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力尚待提高  顾雏军再审改判,具有政策背景,政策不仅对法律创制,而且对司法裁判具有指引作用。 这个政策背景是: 《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法律的形式理性与个案的实质正义,在疑难案件中会发生背离,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往往形式合法却实质不合理。 由此可见,司法环境尚需改善,司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和司法能力尚待提高。 最高人民法院前年指令再审改判无罪的内蒙古王力军买卖玉米被判非法经营罪一案,去年再审改判无罪的物美集团张文中案,今年改判无罪的赵明利诈骗案,都意味着最高司法机关在法律形式理性和个案实质正义关系上做出的努力。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依法改判保障了企业家安全感    有助于企业家恢复对社会的信心  顾雏军案再审结果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1.“依法改判”保障了企业家的安全感。 无论是张文中案件还是顾雏军案件,再审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者撤销了案件主要当事人的部分甚至全部罪行。 但对案件结果的改变,不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结果,也不是长官意志的直接体现,而是在法治的框架下依法合规实现的。这点尤其重要。 2.“疑难案件重审”有助于企业家恢复对社会的信心。 最高法的改判相当于“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因此,企业家一旦在政商关系中遭遇困境,依然要坚定信念,保有希望之光,要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3.“法治昌明”才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当前,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经济转型处于爬坡时期,经济增长面临挑战。要推动经济增长关键还是改善制度环境。 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制度,因此,合法依规地纠正涉企案件,将为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让每一个企业家都感受到法治的安全感,才能真正实现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详情]

人民法院报评顾雏军等再审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人民法院报评顾雏军等再审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人民法院报评顾雏军等再审一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依法再审改判顾雏军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和典型案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去年以来,人民法院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大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启动了包括“张文中案”“顾雏军案”“李美兰案”等在内的一大批涉产权案件的再审。对这些涉产权案件,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纠错。全案错误的,全案纠正;部分错误的,部分纠正;没有错误的,予以维持,坚守了司法底线。 顾雏军案再审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精神,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有错必纠,有错必改,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依法保障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利的决心,将进一步增强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财富安全感,使广大企业家能够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 顾雏军案再审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基本原则。本案再审,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辩护权,全面体现人文关怀,有效发挥庭前会议作用,根据此案实际需要依法调取新的证据,首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采取“旁听+融传媒”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这充分表明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坚守底线、公正司法的坚定立场和有错必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不搞“一风吹”的明确态度,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彰显了公平正义,又引导企业家敬畏法律,不踩红线,遵纪守法搞经营,合法合规谋发展。 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是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大部署,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涉产权错产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裁判指导,统一裁判尺度,健全涉产权错产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努力找准法院工作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举措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将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细,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详情]

顾雏军案14年后再审宣判:撤销两罪 改判五年
顾雏军案14年后再审宣判:撤销两罪 改判五年

  顾雏军案14年后再审宣判:撤销两罪,改判五年 作者: 鲁伟  从证监会指控的八项重罪,到检察院公诉的四条罪状,再到原审法院认定的三个罪名,直至最高法再审改判为一个罪名,“格林柯尔系”创始人的罪与非罪暂告段落。 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鲁伟 王丽娜 黄姝静 | 文 鲁伟 | 编辑 入狱7年、喊冤14年,已到耳顺之年的顾雏军,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的再审改判。根据最高法发布的信息,4月10日上午,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对顾雏军案再审宣判:改判顾雏军为有期徒刑5年(已执行完毕)。 顾雏军案是最高法公布依法再审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之一。作为“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案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顾在企业家群体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入狱前,顾雏军控制了五家上市公司,拥有科龙、美菱等知名品牌,有着“中国家电产业整合第一人”之称;另一方面,又因为顾案较为复杂,牵涉面较广,涉及司法机关、地方政府、证监会等不同层面。 顾雏军于2005年被捕,他入狱后不久即开始喊冤,但还是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2012年9月,顾雏军提前三年被释放,出狱后的顾雏军又开始四处申诉。2017年12月28日顾雏军案被最高法确定为再审案件。 2018年6月13日与6月14日,最高法公开审理了顾雏军案,庭审持续时间长达近26个小时,针对三项罪名,检辩双方激烈交锋,最终检方认为有两项罪名不成立,但一笔涉及金额为2.9亿元的挪用资金罪“原审裁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4月10日,在最高法的终审判决中,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上午10点半,顾雏军听判之后,走出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随即上车离开。 顾雏军走出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后,坐上车匆匆离开。 最高法再审改判 4月10日,最高法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最高法再审认为,顾雏军等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构成资金挪用罪。事实上,在2018年6月13日与6月14日的庭审中,检辩双方就上述2.9亿元是否构成资金挪用罪即展开了激烈交锋。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顾雏军原有的三个罪名中,挪用资金罪量刑最重,刑期8年。最初,检方指控顾雏军挪用资金多达七笔,原审法院排除了五笔,但对其中两笔予以认定。一笔是挪用科龙电器公司和江西科龙公司共2.9亿元用来注册扬州格林柯尔公司,另一笔是挪用扬州亚星客车公司6300万元。 在2018年6月14日的庭审结束后,顾雏军就表示,他对检方的指控“非常不满意”,顾雏军认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是“完全可以说得清楚的”。 在最高法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顾雏军针对2.9亿元挪用资金罪曾表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一是,他没有挪用资金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具体指示挪用;二是,二审和现在新的证据可以证明,科龙电器还欠格林柯尔公司3.62亿元,所以科龙电器是归还格林柯尔欠款,而不是被挪用了资金。 4月10日,最高法有关负责人就顾雏军等再审一案答记者问时表示,前述2.9亿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主要理由有三: 一是顾雏军等违规将涉案的2.9亿元转出使用,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二是涉案的2.9亿元被违规转出后,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帐户,作为顾雏军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三是顾雏军指使他人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顾雏军为收购上市公司扬州亚星客车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顾雏军在酒店通报最高法院再审宣判结果 在此次最高法宣判之前,有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对案件启动再审,并不意味着必然将原生效裁判都彻底推翻。有关人士强调,特别是对涉产权案件,在经过再审之后,如果发现原判决确有错误的,应当旗帜鲜明地坚决予以纠正,不能打半点折扣。同时,也必须实事求是,依法纠错,坚守底线。全案错误的,全案予以纠正,部分错误的,部分予以纠正。 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法庭宣判后,审判长已当庭向顾雏军等人释明,告知他们可以依照国家赔偿法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从巅峰到谷底 现年60岁的顾雏军,江苏泰县人。他是名噪一时的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顾雏军自2001年10月收购广东著名国企科龙电器(海信科龙前身,000921.SZ)后,即进入大举扩张阶段。短短几年间,顾雏军在资本市场收购美菱电器(000521.SZ)、亚星客车(600213.SH)、襄阳轴承(000678.SZ)多家上市公司,再加上2000年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由顾创办并实际控制),顾雏军控股了五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风光无二。 这一切随着2005年证监会的立案调查戛然而止。2005年9月2日,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局逮捕,随后很快进入司法程序,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一个掌控五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披荆斩棘的明星企业家,何以入狱?在2005年被抓之前,顾雏军曾深陷舆论漩涡——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一间教室里,来自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面对一群听众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电器等公司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席卷国有资产。郎咸平认为,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顾雏军强势回应,由此引发了“郎顾之争”。 顾雏军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他回忆: 2001年7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通过投资银行主动找到他,洽谈收购科龙电器事宜,当时的科龙电器已发生巨额亏损,当地政府起初希望以5.6亿元卖给他,在顾压价之后最终以3.48亿元成交。“我在2002年1月7日正式入主科龙,其时科龙已经两年巨亏了。” 2006年9月,佛山检察院对顾雏军提起公诉;2008年,佛山中级法院对顾作出一审判决,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顾雏军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2009年3月,广东高院驳回顾的上诉,判决书显示,广东高院对一审判决理由有不少澄清和否定,但对结论仍维持原判。 值得一提的是,顾雏军最初被指控的罪名远不止上述三个,而是多达八个,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顾雏军的罪名不断减少。 变化的罪名 有关部门对顾雏军及科龙电器的调查节点大致如下:2004 年12 月1 日,广东证监局给科龙电器发来一封询问函,要求科龙电器回答,是否从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开出一份金额为2.76亿美元的担保函。2004年12月4日,科龙电器回函广东证监局,称不存在2.76亿美元的担保,并附上广东发展银行盖公章的证明。 “担保函”之后不久的2005年1月25日,广东证监局又对科龙电器下发巡检整改的通知,涉及“公司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司治理运作存在的问题”、“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2005年2月,监管部门以科龙电器涉嫌虚增利润、披露不实等情况为立案事由,对科龙电器进行立案稽查。 据顾雏军在申诉状中所述,2005年6月,证监会向公安部门移送案件,在处理函中证监会指控顾雏军及其控制的公司存在八项重罪,分别是:侵占、挪用累计33.2亿元;诈骗累计2.078亿元;诈骗国有土地或侵占利益;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金,格林柯尔虚构注册资本;编制虚假银行票证,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伪造身份证、公司印章;开设账外秘密账户;涉嫌挪用8033万元用于非法目的。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被佛山市公安局刑拘,9月2日被逮捕。公安机关在审查后,对侵占、诈骗、假票证、伪造印章、秘密账户等五项罪排除。 2006年9月14日-9月30日,佛山市检察院对顾雏军提起公诉, 罪名变成了四个,分别是: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2008年1月30日,佛山市中级法院对作出判决,认定顾雏军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即公诉机关之前指控的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挪用资金罪,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 200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对一审判决理由有一些澄清与否定,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顾雏军最终被认定的三项罪名,均与科龙电器有关。首先是2001年5月,为收购科龙电器,顾雏军设立了注册资本总额为12亿元的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顺德格林柯尔)。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顺德格林柯尔在注册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的过程中,虚报货币注册资金6.6亿元,顾因此被判虚报注册资本罪;其次是2002年至2004年间,顾为了不让连续亏损的科龙电器退市,通过压货销售等手段虚增收入,进而虚增利润,法院认定科龙电器提供了虚假财务报告,顾因此被判违规披露、不披露重大信息罪;最后一个是挪用资金罪,一笔是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挪用江西科龙4000万元用于注册扬州格林柯尔,另一笔是挪用亚星客车6300万元。 不过,检方指控顾雏军职务侵占罪未获法院支持。公诉人曾指出, 2004年4月,顾雏军指使原科龙电器财务督查姜宝军,将公司4000万元以“土地款”名义,划到扬州科龙电器有限公司的账户,经扬州经济开发区财政局预算管理科的账户“搭桥”,转到了扬州格林柯尔的账上。之后,顾雏军又指使姜宝军在扬州科龙账户上,以无形资产的名义,将该笔资金平账,从而占有了这笔资金。但法院认定,4000万元款项,其法律定性应依据财政局出具的债权凭证进行确认。科龙电器在扬州设立的超大冰箱项目,其性质应属已经确立的投资项目,故顾雏军、姜宝军两人并不存在将本单位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的行为。 漫漫申诉路 2012年9月6日,顾雏军获减刑近3年,得以提前出狱。顾雏军坚信自己“是在没有直接罪证的情况下被错误判决的”,出狱后不久他就开始向最高法申诉。在2013年6月向最高法提起申诉材料中,顾表示,其出狱后经过查找资料,发现了在法庭上一再申请查明而忽略的能够证明其无罪的新证据。顾雏军共提交了15份新证据,以证明自己无罪。 2013年12月10日,最高法将顾雏军申诉交广东省高级法院审查处理。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向顾雏军下发《受理通知书》,称将对顾雏军案“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进行审查”。不过,此后广东高级法院一再延期审查,顾雏军在新浪微博中透露,从2014年1月17日到2017年2月10日,顾雏军再审案的审限到期日延期了15次,直到2017年12月28日,顾雏军看到最高法对其案件的再审决定书时,他才“真正心安”。 最高法依法再审顾雏军案的同时,还公布再审张文中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这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的再审,是司法机关对涉产权案件有诉必理、有错必纠,依法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体现。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出台,以及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出台,都让顾雏军激动不已,他意识到自己的案件离再审不远了。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再审顾雏军案后,顾直呼“终于等到了。” 状告证监会 2007年,一份国务院行政复议裁决书显示,顾雏军认为证监会对科龙电器的立案程序不合法,称调查案由是科龙电器为格林柯尔公司担保2.76亿美元的事实,该事实并不存在。裁决书认定,证监会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案由是广东证监局于2004年检查发现科龙涉嫌虚增利润、披露不实等情况,并非顾所称的科龙电器为格林柯尔公司提供2.76亿美元担保问题。证监会立案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2015年6月,顾雏军提出行政公开申请,申请公开2005年证监会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参会人员名单、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立案调查理由及立案调查结论等文件,2015年12月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证监会公开当年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相关文件。2017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判决,责令证监会限期答复顾雏军信息公开申请。判决还包括证监会向顾雏军公开《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其在2005年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的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会议举行时间、参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 2018年1月,证监会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证监会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要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顾雏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证监会的上诉书列出了几点上诉理由,包括“《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属于上诉人内部管理信息,不应予以公开”、“上诉人主席办公会议相关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予以保密”等。 截至目前,此案二审尚未开庭。 寄望“东山再起” 2012年出狱之后,顾雏军在商场并没有大动作。他坦言,在平反之前,他不适合再创业,他平时甚至也不太会和其他企业家朋友聚会,因为“怕给别人惹麻烦”。 公开信息显示,顾雏军出狱之后,于2013年加盟天才纵横国际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天才纵横公司),任名誉董事长,工商资料显示,天才纵横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26日,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等。 顾雏军于2016年成为天才纵横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97%的股权。他还是超天才技术开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超天才公司)名誉董事长,这家公司成立于2008年,法定代表人是顾雏军的弟弟顾绍军,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电脑动画设计等。顾雏军同样在超天才公司持有股份。《财经》记者注意到,无论是天才纵横公司还是超天才公司,两家公司的主要人员多为顾雏军在格林柯尔的“旧部”。 2016年,顾雏军的新书《引资购商——中国制造2025新思维》发布。在书中,顾雏军从招商引资的没落引出“引资购商”的理念,并对“中国制造2025”产业并购基金的组建、运行和退出的机制和方法进行了战略构想。他认为所谓引资购商,就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募集多方基金来去购买国际先进乃至顶尖水平的国外制造业,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顾雏军表示,写《引资购商》的目的就是思考中国如何发展制造业,而他寄望于在高科技制造业“东山再起”。[详情]

顾雏军等再审一案刑事判决书
顾雏军等再审一案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8)最高法刑再4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男,汉族,1959年5月5日出生,江苏省泰县(今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科龙电器)董事长、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顺德格林柯尔)法定代表人、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格林柯尔)法定代表人、江西格林柯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西格林柯尔)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扬州格林柯尔)法定代表人、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州亚星客车)法定代表人。2005年7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经减刑于2012年9月6日刑满释放。 辩护人陈有西,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童汉明,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曾用名姜源),男,汉族,1967年2月18日出生,河南省南乐县人,博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科龙电器首席财务官、扬州亚星客车董事。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2009年7月28日刑满释放。 辩护人盛冲,北京盛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张宏,男,汉族,1962年5月22日出生,北京市人,大学文化。原系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科龙电器董事、江西格林柯尔董事。2005年8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辩护人马振彪,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刘义忠(曾用名刘毅钟),男,汉族,1962年9月15日出生,山西省朔州市人,博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董事长助理。2005年8月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2012年2月29日病故。 原审被告人张细汉,男,汉族,1967年12月26日出生,湖北省阳新县人,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格林柯尔)副总裁。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辩护人张友学,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严友松,男,汉族,1965年10月5日出生,湖北省黄梅县人,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董事、副总裁。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辩护人李江,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袁军,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晏果茹,男,汉族,1969年10月10日出生,湖南省石门县人,大学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副总监。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原审被告人刘科,男,汉族,1967年11月28日出生,湖南省湘潭市人,大专文化。原系科龙电器财务资源部副部长。2005年7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逮捕。因本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已届满。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刘义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曾俊洪犯挪用资金罪及顾雏军、姜宝军犯职务侵占罪一案,于2008年1月30日作出(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认定:一、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二、被告人姜宝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三、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四、被告人刘义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五、被告人严友松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六、被告人张细汉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七、被告人晏果茹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八、被告人刘科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九、被告人曾俊洪无罪。宣判后,顾雏军、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以(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刑满释放后,提出申诉。本院经审查,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庭前会议,于6月13日至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庆东、刘小青、赵景川,助理检察员杨军伟出庭履行职务。顾雏军及其辩护人陈有西、童汉明,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其辩护人盛冲,原审被告人张宏及其辩护人马振彪,原审被告人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张友学,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其辩护人李江、袁军,原审被告人晏果茹、刘科,证人魏某某、谢某某,有专门知识的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认定: 一、虚报注册资本罪 2001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公函,以占注册资本75%的无形资产(9亿元)和25%的货币资金(3亿元)注册设立顺德格林柯尔。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的比例不得超过20%。2002年5月至12月间,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为完善顺德格林柯尔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采用来回倒款、签订虚假供货协议等手段,虚报货币注册资本6.6亿元。 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2002年至2004年间,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经营业绩,指使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以加大2001年的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然后向社会提供含有虚增利润的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剥夺了社会公众和股东对上市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对社会作出了错误的诱导,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三、挪用资金罪 2003年,被告人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指示被告人张宏等人以顾雏军父子名义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扬州格林柯尔。为了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顾雏军于同年6月17日至20日指示姜宝军等人从科龙电器调动2.5亿元、指示张宏从江西科龙内部划拨4000万元,加上从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共8亿元,在顾雏军、张宏的操作下,经天津格林柯尔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父子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 2005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顾雏军指使被告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州机电)借款,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拒绝。其后,顾雏军、姜宝军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同意,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起草付款通知书交给王某某,要求扬州机电将本应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红款共6300万元支付给扬州格林柯尔。同年4月25日,扬州机电将6300万元划入扬州格林柯尔银行账户。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顺德格林柯尔设立登记、变更登记的工商资料,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银行进账单和收款凭证,证人刘某某、方某某、高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供述等。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完善顺德格林柯尔注册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的过程中,虚报货币注册资金6.6亿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顾雏军为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指使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虚增利润,向社会提供上市公司科龙电器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用于顾雏军个人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为谋取个人利益伙同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使用,顾雏军、姜宝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应予支持。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成立,不予采纳。故作出前述第一审判决。 宣判后,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提出上诉,均认为各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认定的事实、证据与第一审基本一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无罪。主要理由是: 1.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1)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顺德格林柯尔作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无形资产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不受公司法规定的20%的限制;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是实际到位的。(2)顾雏军等人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通过空转投入6.6亿元资金以置换等值无形资产、提供供货协议等,是当地政府和工商部门的主意,刘义忠只是遵照实施而已。(3)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只存在于公司设立登记环节,而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发生在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4)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先前出资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没有被抽走。(5)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比例上限提高到70%,说明本案无形资产比例较高的问题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2.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1)科龙电器的销售模式在家电行业中被普遍采用,不属于虚假销售。(2)顾雏军等人没有虚增科龙电器业绩。原审没有查清虚增利润的具体数额,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缺乏依据。(3)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或者其他人的利益,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取的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等新证据,是本案原判生效之后才出现的,不应采信。 3.关于挪用资金罪 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属于挪用资金。(2)顾雏军调用科龙集团2.9亿元资金用于其个人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是格林柯尔系公司与科龙集团之间进行的资金拆借,双方的资金往来有数百笔,在没有全面查清公司间资金往来总体状况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拎出一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3)涉案的2.9亿元资金均系按公司正常审批手续划出,顾雏军并未利用个人职务便利,且其中的2.5亿元资金系广东科龙冰箱有限公司(简称广东科龙冰箱)的资金,不属于科龙电器所有。(4)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内的一笔4亿元资金已被银行质押冻结,不可能有两笔4亿元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5)即使顾雏军真的动用了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资金,但动用时间很短,没有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情节显著轻微,也不宜以犯罪追究。 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1)该款是扬州格林柯尔向扬州机电的借款,与挪用资金罪无关。(2)顾雏军并不知晓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的情况。(3)该款从扬州机电转入扬州格林柯尔,再由扬州格林柯尔转入其他公司,不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 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姜宝军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主要理由是:(1)姜宝军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2)科龙电器采用的是家电行业惯常营销模式,不属于虚假销售;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属于单位犯罪,在未指控科龙电器犯罪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姜宝军等人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和其他人的利益,没有证据证实。(3)涉案6300万元是扬州格林柯尔向扬州机电的借款,姜宝军没有挪用资金的故意;姜宝军系应王某某的要求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且顾雏军不知情;涉案资金并未挪归个人使用,姜宝军也未谋取个人利益。 原审被告人张宏及其辩护人提出,张宏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主要理由是:(1)科龙电器不存在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问题;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本案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2)涉案2.9亿元资金是以公司名义转入公司,没有挪归个人使用或者以个人名义借给他人使用;2006年以前,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非常普遍,希望法院认定本罪时考虑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 原审被告人张细汉及其辩护人提出,张细汉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主要理由是:公司完成设立登记后,就不会再有虚报注册资本的可能;张细汉既无虚报注册资本的故意,也无参与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原审被告人严友松及其辩护人提出,严友松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主要理由是:原审认定科龙电器虚假销售和财务会计报告虚假,没有证据支持;在没有司法鉴定意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东或者其他人造成了损失;本罪是单位犯罪,原审在没有追究科龙电器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对严友松等人定罪处罚,是错误的。 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提出,其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主要理由是:科龙电器的销售模式是行业惯例;在案四名股民证人遭受的经济损失与科龙电器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无直接因果关系。 原审被告人刘科提出,其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主要理由是:科龙电器的销售模式是正常商业行为;科龙电器的财务会计报告确实有违规情形,但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 1.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顺德格林柯尔在注册登记手续及注册资本构成方面确有不规范、不合法的情况,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应当结合国家相关法律的变化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刑法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精神,加以综合考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2.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的2002年至2004年财务会计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原审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刑,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本案再审过程中,检察机关收集了能够间接证明造成损害后果的证据,但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鉴于认定损害后果部分的事实无法查清,证据不足,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 3.关于挪用资金罪 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合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具体理由为:(1)原案证据能够证实顾雏军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顾雏军指使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顾雏军和父亲顾某某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该款实际上是被挪用作为顾雏军个人的出资款,实际使用人就是顾雏军个人,符合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犯罪构成。(2)顾雏军指使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且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3)《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是有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划拨问题,与原审认定的挪用资金罪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事实;该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4)顾雏军等人随意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楚,但原审直接适用1998年的司法解释,而未适用2002年的立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该笔挪用行为不应按犯罪处理。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某某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容桂镇人民政府和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顺德格林柯尔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及年检的工商资料、关于顺德格林柯尔的验资报告、科龙电器1.87亿元用款申请书和用款报告、6.6亿元银行进账单和对账单、天津格林柯尔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广东省科技厅的复函等书证,证人刘某某、莫某、方某某、卢某某、邓某某等人的证言,印章鉴定意见,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1)6.6亿元投资款是通过来回转账形成的,天津格林柯尔并未实际出资。在案证据证实,为了获取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的验资证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一天之内在同一银行营业网点,将来自科龙电器的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的账户之间进行四次不同金额地来回转账,形成了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四张银行进账单,当天该1.87亿元即被转回科龙电器。 (2)有关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的收据、供货协议和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等证明文件不真实。在案证据证实: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是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事后自行填写的;证明顺德格林柯尔预付6.6亿元货款给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的供货协议,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事后签署,所盖天津格林柯尔公章系伪造,且天津格林柯尔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中没有向顺德格林柯尔销售制冷剂和收到6.6亿元预付款的记载;有关投资的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亦不真实。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使用上述证明文件将6.6亿元无形资产置换为不实货币资本,并取得公司登记。在案证据证实,顾雏军等人先是使用上述虚假收据、供货协议获得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之后又将该验资报告以及其他不实证明文件提交给工商部门,从而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1年9月12日《关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适用问题的答复》,公司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均属于公司登记的范畴。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科龙电器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以“ST”标示,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将会退市。在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安排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采取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第二年予以大规模退货退款等方式虚增利润,并将该利润编入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向社会公布。 2006年6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以科龙电器“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等为由,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2007年4月3日,国务院作出行政复议裁决,维持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实施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进行鉴定,但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鉴定机构选择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侦查机关还收集了陈某1、陈某2、张某某、陈某3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但存在相同侦查人员在相同时间和地点对不同证人取证、连续询问时间超过24小时等问题。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科龙电器公开发布的财务会计报告、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压货明细、合肥市维希电器有限公司和杭州远东五交化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财会资料和压货情况说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关于科龙电器2004年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证监会证监罚字[2006]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证监复决字[2006]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国务院国复[2007]17号行政复议裁决书等书证,证人刘某某、罗某某、王某、黄某某、魏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在案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在无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将产品封存于仓库,未使产品发生实际转移,却开具大量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次年在账面上制作无正当理由的大规模退货记录,并将由此形成的不实销售收入计为当期收入,制造公司利润增长的假象。随后,在顾雏军等人的安排下,科龙电器将2002年至2004年间的虚假销售记录及相关财会资料编入财务会计报告,经董事会讨论通过后在媒体上予以发布,违反了信息披露制度的真实性要求。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罚,应当适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罪名,却适用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名,确属不当。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是,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首先,虽然侦查机关收集了陈某1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他们造成约3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因取证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其次,本案发生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年底收购了顺德格林柯尔持有的科龙电器26.4%股权,并将科龙电器改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一百余份民事调解书,以间接证明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民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认为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民事调解书均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只体现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愿,未能体现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因而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在案证据证实,2005年5月9日,科龙电器董事会为发布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向深交所提出了拟于次日上午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在同月10日上午停牌一个小时,后即恢复交易。可见,此次停牌系科龙电器主动申请,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为,2005年5月10日停牌一小时后,自恢复交易时起,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三天下跌并跌至历史最低点,据此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本院经再审查明,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而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科龙电器没有虚假销售和虚增利润、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没有虚假等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损害后果的事实无法查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后果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挪用资金的事实 (一)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 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在江苏省扬州市申请设立以顾某某、顾雏军父子为股东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同年6月18日,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的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在未经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董事会同意,且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划入江西科龙的银行账户,指使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从江西科龙筹集资金4000万元,由张宏具体负责,将该2.9亿元资金在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三家公司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并于当日转入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开设的25897608093001账户(简称608账户)。同年6月18日至20日,顾雏军又指使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贷款约4亿元,连同从格林柯尔系其他公司调拨的1亿余元,采用相同的操作手法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 同年6月20日,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将其中8亿元分两笔各4亿元划转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资后,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占90%股权;顾某某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同年6月23日、24日,顾雏军指示张宏等人将挪用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归还。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科龙电器2.5亿元用款申请单、广东科龙冰箱记账凭证和电汇凭证、江西科龙4000万元借款合同、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进账单和收款凭证等银行转账资料、贷款资料、还款凭证、验资报告、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中国银行扬州分行的分户账和相关银行票据等书证,证人刘某某、施某、高某某、翟某某、金某某、林某、周某、顾某某、谢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和姜宝军、严友松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在案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合同等书证,证人施某、刘某某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科龙电器的2.5亿元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从科龙电器申请用款,通过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至江西科龙后再转出使用,还款时,江西科龙也是将该2.5亿元直接归还科龙电器;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则是由张宏以江西科龙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从江西科龙转至格林柯尔系公司,二人均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2.涉案2.9亿元被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在案的银行进账单、收款凭证、验资报告等书证证实,涉案2.9亿元从广东科龙冰箱和江西科龙转出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符合刑法关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规定。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在案的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等书证,证人林某、周某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设立扬州格林柯尔,并挪用涉案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认为依据该公告所载内容,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由此可见,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是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得出,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的辩解、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2.本起挪用2.9亿元归个人使用不属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2.9亿元是格林柯尔系公司与科龙集团之间的正常资金拆借,双方的资金往来有数百笔,在没有全面查清公司间资金往来总体状况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拎出一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涉案2.9亿元是被顾雏军挪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存在本质区别。 本院经再审查明,自2002年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的不正常资金往来情形,且不正常转账凭证均作不入账处理。尽管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拥有股权的顺德格林柯尔是科龙电器的控股股东,但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公司资金的支配和使用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公司的经营者,即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在关联公司之间调用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资金转归个人使用。本案中,涉案2.9亿元先是被顾雏军、张宏转入专门开设的临时账户,继而通过连续不断的走账来掩盖资金的真实来源,最终将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汇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其实质是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无论公司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顾雏军个人无权擅自调用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淆。因此,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3.在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过程中,被“质押”的4亿元亦被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被告人张宏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作为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因质押的4亿元已被银行冻结,故不可能有两笔4亿元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根据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分户账和相关票据等书证,2003年6月20日,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保证金先被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后从608账户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3年6月19日,原审被告人张宏根据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指使,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资金作为保证金进行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并将该贷款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次日,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将上述4亿元保证金退还至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至此,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随后有两笔4亿元从该账户转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综上,涉案2.9亿元确系被顾雏军用于注册公司的个人出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4.挪用资金时间短、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不影响挪用资金罪的成立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顾雏军调用科龙集团资金的时间很短,且未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据此,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即构成挪用资金罪,没有挪用时间长短的限制,也不以造成单位经济损失为前提。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使用,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应依法予以惩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 2005年3月至4月间,扬州亚星客车与扬州机电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扬州亚星客车将其持有的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柴公司)股权转让给扬州机电,扬州机电需向扬州亚星客车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红共计6404万元。其间,受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派,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以扬州格林柯尔的名义向扬州机电借款,但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某某拒绝。2005年4月下旬,时任扬州亚星客车董事的姜宝军在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起草付款通知书交给王某某,要求扬州机电在2005年4月26日前将本应支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和部分投资分红中的6300万元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的银行账户。同年4月25日,扬州机电根据该付款通知书要求,将6300万元支付给扬州格林柯尔。付款后,扬州机电收到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结算收据。同年4月26日、27日,该6300万元从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和江西格林柯尔,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 上述事实,有原第一审及再审开庭审理中经质证确认的股权转让合同、结算收据、扬州亚星客车出具的情况说明、付款通知书等书证,证人王某某、谭某某、张某、张某某、周某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参照适用1998年司法解释,而未参照适用2002年立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认为,扬州格林柯尔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个人完全控股并控制的私营公司,参照1998年5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归扬州格林柯尔使用的行为,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构成挪用资金罪。但是,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作出了新的解释,只有符合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即:(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原审在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时,未参照适用新的立法解释,确属不当。 2.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的行为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 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并据此认定顾雏军具有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故意和行为。本院经再审查明,姜宝军仅在补充侦查期间有一次供认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经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而后一直供称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个人行为,顾雏军并不知情。而顾雏军始终辩解其只是让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借款,不知道姜宝军擅自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一事,且在案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因此,原审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涉案资金的证据不足。 3.涉案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在资金流转过程中存在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 在案证据证实,涉案6300万元从扬州机电转入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并由扬州亚星客车出具结算收据后,被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1200万元、江西格林柯尔51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根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扬州格林柯尔是独立公司法人,涉案6300万元是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转至扬州格林柯尔使用,不是将资金从单位转至个人使用,也不是以个人名义将资金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前二种情形。涉案6300万元虽然是以单位名义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但该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在资金流转过程中谋取了个人利益,故也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形。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所提顾雏军并不知晓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和涉案资金在单位之间流转,不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公司及其经营者必须强化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既是公司运作经营的基础,也是承担风险、偿还债务的基本保证。注册资本不实,不仅妨害公司登记的管理秩序,而且会给市场营商环境带来风险,相关责任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公司注册资本类型、结构等的要求不断改变,相关法律法规会相应作出修改和调整,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评价标准也会发生改变。对于审判时相关法律法规已修改,违法性及社会危害程度明显降低的虚报注册资本情形,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可不认为是犯罪。本案中,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使公司的资本总额发生减损,而且,由于本案侦查期间公司法已经对包括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比例的上限作出了修改,由原来的20%提高至70%,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成立,本院均予以采纳。 证券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为核心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力手段。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不如实披露重要信息的行为,违背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要求,扰乱证券市场秩序,损害股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当然为法律所禁止。但根据本案发生时的刑法规定,只有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本案中,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已经达到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程度,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证据裁判原则,依法不应追究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刑事责任。故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的行为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证据不足,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顾雏军等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对顾雏军等人应按无罪处理的意见成立,本院均予以采纳。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国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依法惩治侵吞、瓜分、挪用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犯罪,建立平等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公司、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在合法合规中提高竞争力,公司、企业经营者要讲规矩,走正道,在诚信守法中创业发展。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正确。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二人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犯挪用资金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追究其二人刑事责任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将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挪用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存在,但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无证据证实姜宝军在挪用资金过程中谋取了个人利益。故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二人在本起事实中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本起事实不应按犯罪处理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 在挪用2.9亿元资金的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提起犯意,指使他人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本案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可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张宏受顾雏军指使,帮助挪用资金,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原审综合考虑张宏的认罪态度等情节,已对其减轻处罚并判处缓刑,罪责刑相当,依法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本院经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 四、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无罪。 五、原审被告人刘义忠无罪。 六、原审被告人张细汉无罪。 七、原审被告人严友松无罪。 八、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无罪。 九、原审被告人刘科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裴显鼎 审判员  张勇健 审判员  罗智勇 审判员  司明灯 审判员  刘艾涛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石   冰 法官助理  罗   灿 书记员  张燕清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八十九条  再审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但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有瑕疵的,应当裁定纠正并维持原判决、裁定;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依法改判; (四)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经审理事实已经查清的,应当根据查清的事实依法裁判;事实仍无法查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一条  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二百七十二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详情]

顾雏军案改判释放信号:让市场的归市场 法律的归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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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雏军案改判释放信号:让市场的归市场、法律的归法律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宣告,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随着顾雏军案改判尘埃落定,有关其判决结果的讨论还会持续。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一案件本身具有的相应研讨价值。其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顾雏军案重审是又一起涉及民营企业产权争议的重要事件,这首先体现出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与市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推进的,尤其是涉及到企业产权改革等新生现象。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以及相关改革的其他参与者,都曾踏入到从未涉足的领域,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混沌性,即“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认知上的分歧乃至偏差,进而影响到对此类经济现象的法律介入,相关事件定性等更深层次问题。 由此,我们并不否认相关事件在当初处理过程中存在的时代局限性,这也是最高法之所以要重审该案件的出发点。更要看到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不断壮大,成为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半壁江山。再加上国家相关政策对于各个行业“玻璃门”的打开,赋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市场发展自主权,使得民营企业家、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互为补充、深度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动法律随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升级,在包括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民营企业、其他性质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探索等方面,打破以往“禁区”、突破曾经“盲区”。在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可通过系列试点样本,乃至过往案例的司法矫正来释放明确信号,为中国经济转型与司法改革提供助力。 最高法对包括顾雏军案的多个重大案件改判,对庭审过程全公开,就是将控辩双方的不同质证意见及时公之于众,以最大程度的程序公开确保司法公正。其核心指向是对证据的认定与法律的适用上,更加合乎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更加能够以法理服人。 让市场的归市场、法律的归法律,是最高法重审顾雏军案的关键指向,这也需要社会各界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对待, □毕舸(财经评论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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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被改判5年:并未完全无罪
顾雏军被改判5年:并未完全无罪

   最高法院改判的有期徒刑五年显然不是顾雏军最希望看到的“好结果”,有接近顾雏军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他(顾雏军)的观点一向是完全无罪,希望的是彻底平反,所以现在可能有些无奈。” 文丨《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佳 头图摄影丨史小兵 顾雏军终于等来了再审判决。 2019年4月10日上午9时30分,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前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而在11年前的2008年1月30日,顾雏军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被佛山中院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在佛山中院宣判前,顾雏军己被羁押超过了两年多。2012年9月6日,顾雏军经过减刑后出狱,彼时,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他体重从220斤到160斤,每天早晚要吃降压药,饭前也要吃药控糖。 顾雏军出狱后,未作任何停留即直奔北京,一周以后,他在微博上公开媒体发布会的邀请,14日当天,在媒体见面会上,顾雏军戴着一顶上书“草民完全无罪”的帽子,公开一份举报材料以及自己的喊冤信,直斥7年铁窗生涯为“完全伪造的罪证和莫须有的罪名”,并点名批评“陷害”他的官员为“贪官污吏”。 2012年,顾雏军出狱后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高帽举行记者会。摄影:史小兵 由此顾雏军拉开了申诉之路,直到今天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宣判,已经过去了6年多。在判决前的4月9日晚间,顾雏军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我始终认为我是无罪的,我相信明天会有一个好结果。” 最高法院改判的有期徒刑五年显然不是顾雏军最希望看到的“好结果”,有接近顾雏军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他(顾雏军)的观点一向是完全无罪,希望的是彻底平反,所以现在可能有些无奈。” 谁是顾雏军? 2018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曾经专访过顾雏军,当时他精神气色还不错,比起刚出狱时的喊冤姿态,已经平静不少,言语间也多了几分谨慎。 今年顾雏军已经60岁,在大众媒体里,他是“喊冤”的前企业家,而在企业界,10年光阴早已经沧海桑田,曾经辉煌的格林柯尔集团、科龙电器都不复存在,顾雏军想要个说法,但要不回失去的10年时间和曾经的企业集团。 佛山市顺德区是中国的“家电之都”,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乡镇企业开始尝试做家电制造,当时它们普遍缺乏技术储备,科龙集团的前身珠江冰箱厂是容奇镇工交办公室的副主任潘宁创办的乡镇企业,1984年,潘宁带领100余名工人在简易工棚里,用手工锤敲出两台冰箱,取名“容声”。经过发展,短短8年后,珠江冰箱厂已经发展成为当时南方最大的冰箱制造工厂,并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 但彼时珠江冰箱厂兴盛之下,埋藏了巨大的隐患,那就是产权不清。珠江冰箱厂尽管由潘宁创办,但在产权上则属于容奇镇政府,在创办时,镇政府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并且企业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管理团队并无股份,管理团队与镇政府的矛盾由此引开。 1992年,珠三角的家电乡镇企业掀起了改制潮。珠江冰箱厂根据广东省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签发的粤股审〔1992〕29号文,以定向募集方式改制为股份公司。2年后,潘宁决定将企业变身为科龙集团,宣布新创科龙品牌,进军空调行业,在他的计划中,科龙品牌归企业所有,逐渐摆脱当地政府的控制,准备“单飞”。 顾雏军曾经想做世界的冰箱大王。摄影:史小兵 这很快引起了当地政府的警觉,1996年,科龙电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12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乡镇企业,就在潘宁雄心万丈地四处攻城略地准备扩大版图时,他突然被宣布辞去总裁职务。 潘宁彻底出局后,群龙无首的科龙经营陷入了恶化,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科龙的业绩一落千丈,两任接替潘宁的总裁都在短期内辞职。 就在科龙因为产权问题陷入经营困境的时候,当时在天津发展的顾雏军迎来了事业的第一轮高峰。1995年,他在天津创办了“格林柯尔”,生产无氟制冷剂。当时,公众逐渐意识到电冰箱和空调所使用的氟利昂对大气臭氧层有很大的破坏性,所以无氟家电备受追捧。顾雏军的技术和工厂恰逢其时,5年后,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2001年,格林柯尔宣布斥资6.6亿收购科龙,成为这家家电龙头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当时,这笔“蛇吞象”的交易就备受媒体质疑,著名媒体《财经》杂志在2001年12月5日发表了《细探格林柯尔》报道,质疑了顾雏军及其创业经历、顾氏理论高额收入等等,一度让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的股价从3.5元跌到2.55元,市值蒸发近10亿港元,顾雏军自称“经历了911一般”。 但媒体的质疑并未延缓顾雏军的资本运作,2003年5月,顾雏军以2.07亿收购冰箱巨头美菱电器;7个月后,以4.178亿人民币收购亚星客车;2004年4月,斥资1.01亿元的价格入主襄阳轴承;4个月后,以1.84亿的价格收购商丘冰熊;当年11月25日,通过境外子公司GRC Capital收购法国汽车配件生产商Tomkins和英国汽车设计公司LPD。 花费3年时间,顾雏军打造了当时庞大的“格林柯尔系”。 对于顾雏军的产业-资本运作,外界有泾渭分明的不同看法。家电专家刘步尘曾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当初科龙刚刚进入格林柯尔系的时候,有过短暂的辉煌,但很快就趋于没落,“顾当年热衷于资本运作,似无意通过实业操作的方式把容声、科龙做起来,他梦想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建构一个制冷帝国。” 但顾雏军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2002年接手科龙之后,自己做的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业务的成本降了48%,空调降了35%,当年实现盈利。第一年做了67亿的销售额,第二年80多亿,第三年128个亿。“而我接手之前,科龙只有35个亿的销售额,上缴政府的税收也从1.7个亿一路增至5.6个亿。” 当时一位新任地方领导来科龙例行参观,顾雏军陪同时说了一句:“我们现在税收重回顺德第一。” “重回”两个字相当微妙,因为科龙在潘宁时代就是顺德税收第一的企业。殊路同归的是,科龙复杂的产权关系,不仅让潘宁出局,也最终让顾雏军栽了跟头。 就在顾雏军和格林柯尔系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风暴悄悄袭来。2004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以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的身份发表了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并且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由此拉开了当年批判“国退民进”的舆论风暴。 罗生门 在那场舆论风暴里,顾雏军看似庞大的格林柯尔系帝国,很快就轰然倒塌。 让格林柯尔系迅速崛起的科龙集团收购,成为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产权问题是集体企业、国企绕不开的坎。当初正是地方政府否决了科龙管理层的MBO方案,潘宁出走,科龙后来陷入困局,才有了顾雏军的收购。到2004年8月,郎咸平强烈质疑顾雏军以“七板斧”侵吞国有资产,靠科龙集团的现金流以9亿人民币套取了百亿资产。 多年后,顾雏军回忆说,郎咸平是收受了某上市公司的好处,帮某些人抢夺科龙的股权。这一说法成了“罗生门”,难以确认真伪。 但那场舆论风暴里,90%的网友支持的是郎咸平,仓促应战的顾雏军很快就败下阵。 2005年4月5日,中国证监会对格林柯尔涉嫌违规挪用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资金和收购美菱电器、襄阳轴承以及亚星客车三家上市公司的事件展开调查。随后,证监会20人小组进驻科龙展开调查。 5月10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那时候恰逢科龙销售旺季,公告一出,顾雏军担心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那科龙就完蛋了。果然,危机愈演愈烈。格林柯尔系上市公司股价一路下挫,银行纷纷只收不贷,供应商停止供货并开始加紧追讨欠款,科龙电器一度停牌。 三个月后,顾雏军在北京被拘。2006年7月,中国证监会对顾雏军给予警告、30万元罚款,并实施永久性禁入证券市场。 一年半后的2008年1月,广东佛山市中院对顾雏军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假注册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顾雏军被拘留之后,广东省、佛山市和顺德区三级政府就组成了科龙重组领导小组。2005年9月,顾雏军在南海看守所签署了科龙股权转让的意向书,科龙被海信收购。 “如果我能平反” 出狱后,顾雏军一直为申诉的事情奔走。但一开始,情况并不让他乐观。2015年冬季,《中国企业家》从接近此案的法律人士处了解到,“他(顾雏军)一直在奔走,但重审难度极大。” 事情的转机来自于2016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 2017年9月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出台,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到了2018年1月2日,最高法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在这些信号中,顾雏军终于等来了自己案子的再审。 在去年的采访中,顾雏军反复强调“感谢党、感谢政策”绝对不是言不由衷,“全民保护产权提高到这个高度,现在形势、政策给了我平反的机会,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如果我能平反,想再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做一些制造业方面的贡献,希望对得起时代。” 今天的再审判决不知是否会让他重燃希望。[详情]

顾雏军案再审改判:让每个企业家都感受到法治的公正
顾雏军案再审改判:让每个企业家都感受到法治的公正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在三起重大案件中,最具争议的无疑是顾雏军案。 2019年4月10日,也就是今天,最高法宣布了再审结果:撤销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和量刑,维持对顾雏军挪用资金罪的定罪,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已经执行完毕)。 这意味着,此前法院对顾雏军的两项罪名指控不成立,法定刑期也从十年改判为五年。无论是从当时的民企收购国企背景,还是从当前保护企业家产权的背景来看,顾雏军案都具有正面的风向标意义,它有助于让每个合法经营的企业家,都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 一次改判胜过十次宣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研究表明,好的制度是国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坏的制度则让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经济停滞。 什么是好的制度?简单地说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保护产权,包括所有公民和企业家的合法财产权、知识产权,广义的产权还包括企业家合法经营企业的权利以及人身安全;二是执行契约,包括所有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各种商业契约。 当前,企业家最大的担忧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好的制度,就是要通过法治的手段确保企业的财产不被侵犯,企业家的经营权利得到保障,企业与其他主体签订的契约得以执行,这样才能极大地减少各种不确定性,让企业家安心投资和经营。 因此,改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关键是从法律上确保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多个法律法规和政策,从多个方面推进了倡导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产权、改善政商关系的大环境。而法院对重大疑难案件的重申、改判,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改善大环境的决心。 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张文中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顾雏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许荣华案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出台法律法规和再审重大案件,两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一次改判胜过十次宣传。 依法改判保障了企业家安全感 就今天最高法院宣布的顾雏军案再审结果看,这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依法改判”保障了企业家的安全感。无论是张文中案件还是顾雏军案件,再审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者撤销了案件主要当事人的部分甚至全部罪行。 但对案件结果的改变,不是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结果,也不是长官意志的直接体现,而是在法治的框架下依法合规实现的。这点尤其重要。 其次,“疑难案件重审”有助于企业家恢复对社会的信心。企业家热心创业,专心投资,一旦遭遇不白之冤,必然信心遭受打击,并且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高法对重大疑难案件的改判,相当于“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因此,企业家一旦在政商关系中遭遇困境,依然要坚定信念,保有希望之光,要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再者,“法治昌明”才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当前,国内外形势比较复杂,经济转型处于爬坡时期,经济增长面临挑战。值此关键时节,要推动经济增长,关键还是改善制度环境。 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制度,因此,合法依规地纠正涉企案件,将为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让每一个企业家都感受到法治的安全感,才能真正实现稳就业、稳投资、稳预期。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详情]

顾雏军案改判 为依法保护民企产权立木树信
顾雏军案改判 为依法保护民企产权立木树信

  马上评|顾雏军案改判,为依法保护民企产权立木树信 澎湃特约评论员 涂涂 来源:澎湃新闻 4月10日,备受瞩目的顾雏军再审案,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法庭撤销之前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维持其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等均判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也意味着,从2005年5月立案侦查到现在改判,14年时间过去,沸沸扬扬的顾雏军案终于尘埃落定。那个2012年出狱时头戴一顶“草民完全无罪”高帽召开发布会的企业家,7年后最终因挪用资金罪领刑5年,较之前酌减了3年。  尽管这一判决结果还保留了一项罪名,但之前加诸其身的多项不实指控均未被认定,其12年的刑期也足以抵偿现在的罪名与刑期。 这样的结果,对于出狱后几个上市公司和上百亿资产都消失了的顾雏军而言,当然算不上“喜大普奔”,但至少找回了他念兹在兹的部分公平和正义。  接下来,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之外,恐怕也需要对当初冤案形成时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顾雏军曾说,他出来了,有人就要进去。这样的“狠话”可能有些武断,但检视当初顾雏军被逮捕、定罪等种种蹊跷,不难理解,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个立足于保护产权的法治环境究竟有多重要。  回望顾雏军身陷囹圄前的那场著名的“郎顾之争”,可以发现,在国退民进的喧嚣中,民企产权保护或多或少被忽略了。当时,格林柯尔被立案侦查,产销链条基本中断,企业只能垮掉。而在两种所有制界限含糊的背景下,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意割裂、商业算计等等,企业家获罪,似乎也带有某种必然性。  此前有论者指出,中国的民企存在“原罪”。其实,所谓“原罪”,本质上在于缺乏必要的产权界定;法律也好,政府官员也好,社会公众也好,并没有真正把民企产权当回事。进一步讲,即便是民营企业家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种含糊的认识。  以此次最高法判决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为例,在此前的庭审中,控辩双方对是否构成挪用针锋相对。而据最高法表示,本案认定的事实,是顾雏军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事实,与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划拨资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无论公司、企业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企业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也即,“我就是公司”的意识,并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产权观念。 公私不分,必然导致法人产权与私人产权的混乱、合法经营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模糊。据最高法披露,从司法实践看,正是这种公私不分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一些公司、企业经营者实施了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  顾案的再审也昭示社会,惟有树立牢固的产权观念,坚持保护产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其司法原则,坚决保护财产权利人的合法投资活动,明确私人财产权,才是杜绝各方犯类似错误的关键所在。  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缠绕,多年来,顾雏军案受到了全国工商联、全国政协,乃至众多企业家的密切关注。该案也是2017年最高法提出再审三大涉产权案件以来,最典型、最具标志性,也最受关注的一起案件。  此前,张文中已经改判无罪,随着顾雏军案的宣判,目前三大涉产权案件只剩下江苏牧羊集团案仍在审理过程中。这些案件的再审,传递给社会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两个一批”(即: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的踏实践行。  一起个案的改判,更是为法治立木树信。惟愿这样的判例能够形成广泛的司法效应,形成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强大社会共识,以此提振广大企业家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底气。 (本文来自于澎湃新闻)[详情]

顾雏军案终章:“狂人”与“草民”的14年
顾雏军案终章:“狂人”与“草民”的14年

   用大起大落形容顾雏军走过的60个春秋,并不为过。 上世纪80年代,身为大学科研人员的他,因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闻名于业界,随后创办公司又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缔造了商业奇迹。人生高光时刻,“格林柯尔系”拥有5家上市公司,一度占据我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 与此同时,顾雏军身上的争议从未停息——“伪劣科学”,“骗子公司”频见报端。 然而,2005年7月,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一切就此归零。2008年,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款680万元。 7年牢狱、6年多的申诉,顾雏军终于等到了最高法的判决。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再审宣判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一案,法院撤销部分原判,改判其有期徒刑5年。 从学界“狂人”到纵横商界 1959年,江苏泰州市刚刚与泰县并称泰州县,取“国泰民安”之意。这一年,顾雏军于此地出生。 16到18岁经历上山下乡,顾雏军在泰县农村劳动。25岁那年,他从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随后的三年在母校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活动。 1988年可以说是顾雏军命运的转折点。当年9月,29岁的顾雏军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和“顾氏热力循环理论”,名声与争议同时到来。 如今公开资料中,格林柯尔制冷剂仍然被称为世界上技术最成熟、最早商品化的新型环保节能型制冷剂。它具有提高设备运行效率,增大设备制冷量,降低用户运行费用的优势。格林柯尔制冷剂可广泛应用于设备制造商新生产的空调制冷设备,也可应用于现有在用空调制冷设备的环保节能替换。它是直接替换R12、R22、R502等最理想的制冷剂之一。 不过,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顾雏军在宣告自己发明了能够改写热力学理论的“顾氏理论”后,遭到学界普遍反对。 “(如果理论成立)那是要得诺贝尔奖的”,时任中国制冷学会秘书长曹德胜这样说。顾雏军的研究生导师、天津大学教授吕灿仁则称,顾氏循环是怎么回事,1994年就有定论,“我的看法它是骗人的”。 1994年8月13日,《上海科技报》发表《一个神话的破灭——顾氏循环的前前后后》文章,将顾氏循环称为“伪劣科学”。 按照顾雏军的说法,直到1996年春天,杜邦公司市场部主任公开表态“除了格林柯尔制冷剂是节能产品外,我不相信任何制冷剂是节能的。”由他发明的制冷剂产品地位争论有了最后的结局。 学界上引起轩然大波并不妨碍顾雏军远走他乡经商。发明制冷剂的次年,顾雏军远赴英国创办顾氏热能技术(英国)有限公司,开启了他纵横商界之旅。1992年,顾雏军在加拿大成立格林柯尔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顾雏军的分销业务拓展至美国。 随着顾氏理论的相关纷争逐渐消落,1995年,顾雏军重返国内并创立了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日后声名赫赫的“格林柯尔系”在此时有了雏形。时至今日,加拿大格林柯尔投资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最终受益人。 “蛇吞象”连续上演,“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 2000年7月,下海经商多年的顾雏军,带着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在中国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这一年是顾雏军的资本市场元年,随后5年间,其在资本市场“衔枚疾进”。 2001年10月,顾雏军斥资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后者是当时我国冰箱产业的四巨头之一,彼时“蛇吞象”的收购案引起广泛争议,格林柯尔甚至被媒体称为“骗子公司”。2001年12月5日,《财经》(博客,微博)发表《细探格林柯尔》质疑顾雏军,12月6日、7日两天之内,格林柯尔市值蒸发10亿港币。 然而,争议并未影响顾雏军前行。2003年5月,顾雏军又以现金2.07亿元的价格,收购美菱电器(000521)20.03%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美菱电器当时同样位列我国冰箱行业“四巨头”。 至此,顾雏军在我国冰箱行业已经占据大半江山。 顾雏军的胃口不止于此。2003年7月,“格林柯尔系”的科龙电器收购杭州西冷集团70%股权,2003年12月,顾雏军以4.178亿元收购扬州亚星客车(600213)60.67%的股权,2004年4月,扬州格林柯尔准备以1.01亿元收购ST襄阳轴承(000678)厂29.84%的股权,不过双方最终解约。2004年8月,扬州格林柯尔以1.85亿元购得河南冰熊集团旗下的冷藏汽车制造及生产设备、土地及物业(包括债务),并成立商丘格林柯尔冷藏汽车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冷藏汽车。 在顾雏军的持续并购下,格林柯尔“帝国”日益庞大,直至2004年到达顶峰。风头最盛时,“格林柯尔系”控制了5家上市公司,拥有包括科龙、容声、美菱等多个冰箱品牌。 “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顾雏军当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2004年,顾雏军成功登上“胡润资本控制50强”。 “郎顾之争”改变命运轨迹 疾进的顾雏军随后被曝在操作方式上问题颇多,其资金亦不足以完成整个布局。 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质疑并揭露了顾雏军相关财务造假问题。 郎咸平说顾雏军的招数为“七板斧”:在收购还没有完成时事先进入董事会,掌控公司,免除原有大股东债务,操作财务数据制造巨亏,收购后再扭亏,接着并购其他公司。 “借鸡生蛋”的方法使得顾雏军处于风口浪尖,并由此引发了民企参与国企重组问题的大讨论,“在国退民进中狂欢”的说法一时喧嚣,而这也引来了监管层的关注。 2005年4月,因格林柯尔涉嫌挪用科龙电器资金,湖北、江苏、安徽、广东四省证监会联合工作组进驻科龙电器;一个月后,科龙电器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2006年6月15日,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顾雏军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同时认定顾雏军为永久性市场禁入者。 在这期间的2005年7月,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随后包括其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 顾雏军被拘捕一年多后的2006年9月11日,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向佛山市中院提起公诉,指控顾雏军等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2008年1月,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和挪用资金三项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680万元。一审判决后,顾雏军提出上诉;2009年3月2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 被拘捕之后,顾雏军所控制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出现变故。 美菱电器、科龙空调相继于2006年1月、4月发生控股权变更,四川长虹(600839)和海信空调分别成为上述两家上市公司的新控股股东,亚星客车则于2006年7月被前母公司亚星集团从格林柯尔手中回购股份,并在2011年9月进入潍柴集团,成为潍柴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而顾雏军创立的格林柯尔则在登陆香港创业板7年后的2007年正式退市。 襄阳轴承于顾雏军被捕后的1个月发布公告称,襄阳轴承第一大股东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已向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致函,要求解除与其的股份转让合同,原因为“因合同规定的履约条件发生实质性变化,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6年多司法申诉之路 虽然顾雏军于2012年9月6日提前获释出狱,但其在2005年已开始被拘留,据此计算,其实际执行刑期为7年左右。 8天后,顾雏军高调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在北京召开见面会,称其因伪造的罪证和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了7年,并举报三名前官员和一名在任官员贪腐。 针对顾雏军举报证监会前官员,当天晚间证监会表示,注意到该举报并欢迎监督。证监会同时表示,各方应为自己的言行担责。 顾雏军在发布会上宣称自己完全无罪,当年法院的判决存在枉法行为,是受到了来自证监会以及广东省某些官员的压力,而这些官员与美的公司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嫌疑。顾雏军称,美的当时是觊觎自己手中的科龙,“想通过买通官员的手段来达到零成本收购科龙的目的。” 美的随后表示,顾雏军对公司的有关言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通过捏造事实并向社会散布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到本公司的名誉,公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随后,顾雏军开始了自己的司法申诉之路。 2014年1月17日,顾雏军提出不服二审判决的申诉获得广东高院受理,广东高院将对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进行审查,这是顾雏军出狱一年多后在谋求“平反”路上取得的首个实质性进展。 当时,面对新京报记者提问“那你的个人职业生涯呢?如果平反了,会东山再起吗?”顾雏军回应称“第一步先是平反,没有平反什么都是瞎掰的”。 2015年6月,顾雏军提出行政公开申请,申请公开2005年证监会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参会人员名单、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立案调查理由及立案调查结论等文件。同时,他还申请公开2004年12月1日广东监管局向科龙电器出具《关于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信息进行自查的通知》中第一项所涉“未结清保函,金融机构: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金额:27691.47万美元”的保函出具时间、来源、内容、被担保人信息等。 当时,顾雏军的助理表示,中国证监会及广东证监局以“国家机密”或“内部操作规范”为由,拒绝支持上述申请。“我们认为需要公开,但是他们不公开,我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半年后,顾雏军起诉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开信息的三个案件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立案;2年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国证监会向其公开《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并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其在2005年对科龙电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的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会议举行时间、参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 在起诉证监会的同时,顾雏军还于2015年7月起诉海信科龙(000921)、青岛海信、海信集团等8被告,要求八被告赔偿他及格林柯尔系公司直接经济损失至少489.61亿元;2015年10月21日,广东高法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顾雏军的相关上诉。 在与证监会的诉讼胜诉后不久,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而物美创始人张文中已于2018年5月被改判无罪,并依法返还追缴的罚金和财产。 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法在位于深圳的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经过近2天的庭审,法庭宣布案件将择期宣判。 在法庭辩论阶段,检辩双方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顾雏军等及其辩护人均认为各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依法改判无罪。 10个月后的2019年4月10日,顾雏军等来了最高法对案件再审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法律在原审时已进行修改,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按犯罪处理,但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顾雏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挪用数额巨大。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从2000年拥有第一家上市公司至今,顾雏军在资本市场的刀光剑影里5年、在狱中7年、“平反”之路走了6年多,顾雏军会东山再起吗?还是像他在刚出狱时提到的“如若(平反)不成,我就申请出国去做一个物理学教授”。 新京报记者 林子 肖玮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何燕[详情]

顾雏军案改判:关于申请国家赔偿 最高法这么说…
顾雏军案改判:关于申请国家赔偿 最高法这么说…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对顾雏军案宣判。 2008年1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 宣判后,顾雏军不服,提出上诉并申诉。经过审理,最高法最终判决,撤销了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维持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量刑由8年改为5年。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危害不大 本案审判长裴鼎显4月10日庭审中评判认为: 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理由包括: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 综上,顾雏军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予以采纳。 最高法判决,撤销一二审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未达到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标准 科龙电器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以“ST”标示,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将会退市。在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安排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采取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第二年予以大规模退货退款等方式虚增利润,并将该利润编入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向社会公布。 最高法院认为: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罚,应当适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罪名,却适用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名,确属不当。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是,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最高法判决,撤销一二审对顾雏军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挪用资金罪8年改为5年 对于挪用资金罪的事实,最高法院认为,其中一笔被告人姜宝军擅自将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挪用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存在,但原审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最高法认为此笔挪用资金行为不构成犯罪。 最高法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未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擅自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正确。 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二人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犯挪用资金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追究其二人刑事责任的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最高法判决,在挪用2.9亿元资金的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提起犯意,指使他人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本案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可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最终,最高法将原审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8年改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其他被告人无罪。 本案再审改判后,将如何处理国家赔偿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本案中,被改判无罪的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有松、晏果茹、刘科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法庭宣判后,审判长已当庭向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作出了释明,告知他们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如上述人员提出申请,相关赔偿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原审判决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了数额不等的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  对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最高法还有哪些工作打算?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称,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努力找准法院工作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举措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将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细,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体系建设。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司法文件。《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简称《五五改革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健全产权司法保护配套机制”的任务要求。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围绕《五五改革纲要》的任务要求,驰而不息抓好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面梳理现行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对各类产权存在不平等保护的条款,并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在抓紧起草有关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将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全方位、立体式地构筑平等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 二是进一步加大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下发了《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工作方案》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全面展开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底启动再审的三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涉产权案件目前已宣判二起。其中,张文中案已被宣告无罪,顾雏军案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判,有六名原审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上述案件的再审启动和改判,及时向社会传递了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以及干事创业的信心。实际上,涉产权错案不仅存在于刑事领域,也可能于民事、行政和执行等领域。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既要继续纠正刑事领域的涉产权错案,更要进一步加大对民事、行政以及执行领域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力度,使各类产权主体都能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对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三是进一步加强裁判指导,统一裁判尺度,健全涉产权错案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指导地方各级法院依法甄别纠正了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产权案件。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门力量,对广东、山西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进行实地督察,河北、山东、重庆等地法院都迅速行动,纠正了一批错案和冤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为规范各级法院涉产权审判工作的裁判尺度,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共13件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给人民法院裁判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并且有效稳定了社会预期。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发布典型案例,不断释放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在审判执行工作等多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积极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浪微博@最高人民法院 等 [详情]

资本狂人顾雏军改判5年 10日下午会和记者见面
资本狂人顾雏军改判5年 10日下午会和记者见面

  原标题:顾雏军:“资本狂人”改判5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用证据还原事实 给所有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4月10日上午,顾雏军再审一案在位于深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庭进行公开宣判,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最高法撤销了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但维持原审对其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 据现场人士透露,当天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附近,拉了警戒线,很多媒体都在蹲守,等待案件判决结果。宣判后,顾雏军的代理律师陈有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终审判决,他不再做任何点评。“老顾自己都说了,以他的说法为准”。 顾雏军一名孙姓助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顾总已经回到酒店,今天下午会跟媒体见面,做一个回应。” 现年60岁的顾雏军,是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他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曾任教于天津大学,是顾氏制冷剂的发明人,旗下曾控制5家上市公司,30多家企业,占据中国冰箱业半壁江山,业界称其“善玩各种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 2004年销售额高达128亿元。 2004年8月,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质疑顾雏军使用欺骗手段,大量挪用科龙电器现金流去收购,表示“如果顾雏军是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要为中国未来哭泣”。 2005年5月,顾雏军被立案侦查。2008年1月,广东佛山市中院对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案一审作出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12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 2012年9月6日,提前刑满释放的顾雏军开始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分别涉及张文中和顾雏军。此前,最高法再审已经改判张文中无罪。 2018年6月13日,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在深圳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当天的庭审时间长达15个小时。 4月9日晚间,顾雏军曾对媒体表示,“我始终认为我是无罪的,我相信明天会有一个好结果。” 中央政法委旗下微信公号“长安剑”曾这么评价顾雏军案再审:再审顾雏军,并不是以法为名走个流程,为给顾雏军“摘帽”而“摘帽”,刻意树立一个保护产权的“里程碑”,而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用证据还原事实,给顾雏军,给他代表的企业家,给关注这起案件的所有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详情]

顾雏军再审改判 曾对记者坚称“完全无罪”
顾雏军再审改判 曾对记者坚称“完全无罪”

  2018年6月9日,记者曾经专访过顾雏军,他对记者反复强调多次,自己“完全无罪”。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郑淯心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2018年6月9日,经济观察网曾经专访过顾雏军,他对记者反复强调多次,自己“完全无罪”。 记者与顾雏军在北京金隅嘉华大厦A座501室见面,顾雏军身穿深色西服、浅色衬衫见记者,他精神状态良好,对记者的问题对答如流。除却案件相关问询,顾雏军当时都不愿意谈起,他当时对再审信心满满。 顾雏军案回顾: 2004年8月,“郎顾之争”爆发。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提出质疑,称顾雏军大量挪用科龙电器的现金流完成各项收购,“郎顾之争”由此展开。 2005年4月4日,湖北、江苏、安徽、广东四省证监局联合调查格林柯尔系的ST襄轴、亚星客车、美菱电器、科龙电器四家上市公司,由证监会稽查部门主导的20多人工作组正式进驻科龙调查有关格林柯尔涉嫌挪用科龙电器资金事件。 2005年5月,顾雏军被立案侦查。当年7月底,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随后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 2006年8月16日,顾雏军被提起公诉。 2006年11月7日,顾雏军案开庭审理。 2006年12月12日,顾雏军案再次开庭。 2008年1月30日,广东佛山市中院对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案一审作为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12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 2009年4月10日,广东省高院对科龙电器原董事长顾雏军案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9月6日,提前刑满释放的顾雏军开始向最高法提出申诉。 2012年9月14日,顾雏军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在场媒体发放了长达27页的举报信,并附上自己撰写的新闻稿。还有存储了多份判决书、辩护意见等文件的光盘。 2015年8月17日,顾雏军在北京梅地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起诉海信科龙、海信集团,要求后者赔偿其个人及格林柯尔系巨额经济损失,合计489.61亿元人民币。 2015年12月,顾雏军正式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起诉中国证监会要求其公开科龙案文件。顾雏军此前向证监会申请公开科龙案立案调查相关文件,以及作为案件关键证据的银行保函,被证监会拒绝。 2017年12月26日,北京中院判决,中国证监会必须向顾雏军公布科龙案主席办公会内容。 2018年1月12日,证监会提出上诉。 2017年12月28日,最高法宣布直接提审两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分别为张文中案和顾雏军案。 2018年6月13日 最高法开庭再审顾雏军案,检辩双方在法庭上针对顾雏军等人所涉的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罪展开激烈交锋,在最后陈词阶段辩方认为三个罪名应无罪,检方则表示,两个罪名应无罪;一个罪名其中一个事项应无罪;另外一个事项有罪,“定性准确,量刑适当”。[详情]

最高法:顾雏军挪用资金罪事实清楚 严重扰乱资本市场
最高法:顾雏军挪用资金罪事实清楚 严重扰乱资本市场

   最高法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资本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均宣告无罪。 为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顾雏军等再审一案改判的重要意义及主要依据,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 1.依法再审改判顾雏军案有何重要意义? 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本案系我院提审的一起涉产权代表性案件,各方高度关注,社会影响巨大。我院经依法再审后作出改判,意义重大。 (1)本案再审改判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和典型范例。原审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其他同案被告人也因分别犯上述一罪或数罪,被判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不等刑罚。我院启动再审后,对该案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审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了最终的公正裁判。从实体上看,原审错误裁判得到了纠正,现改判顾雏军、张宏只犯挪用资金罪一罪,对顾雏军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对张宏改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其他原审被告人均被改判无罪。从程序上看,本案从决定提审到再审改判,均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五人合议庭,从约谈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召开庭前会议,从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全程图文直播,到今天的公开宣判,整个过程依法有序,公开透明,各原审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均得到充分的保障,再审过程已成为向全社会传递依法治国正能量的一堂法治公开课。本案再审改判,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2)本案再审改判坚决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完善产权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产权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本案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在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充分考虑其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不以犯罪论处;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不按规定提供真实财会报告的行为,充分考虑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后果的客观实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挪用6300万元的事实,充分考虑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证据不足,且无证据证实姜宝军从中谋取了个人利益等实际情况,不应认定为犯罪。这样处理,既体现了党中央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又向全社会释放了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信号,对于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本案再审改判切实坚持了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基本原则。本案再审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对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宣告无罪的同时,对于顾雏军、张宏从上市公司挪用2.9亿元用于顾雏军个人注册公司的行为,充分考虑其利用职务便利,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并谋取个人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给金融和证券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有罪并判处刑罚。这样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坚守底线、公正司法的坚定立场和有错必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不搞“一风吹”的明确态度,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彰显了公平正义,又引导企业家敬畏法律,不踩红线,遵纪守法搞经营,合法合规谋发展。 2.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综观全案,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主要理由是: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将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上限由原来的20%提高到70%,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可见,本案原审审理时,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已明显降低。 (2)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由于当地政府的不当支持,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了设立登记和年检。其后,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在申请该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3)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以虚报注册资本的方式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作为顺德格林柯尔的股东,将以不实货币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出资转为资本公积金继续留在公司中,没有使公司的资本总额减少。 3.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依据是什么? 答: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增设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设立该罪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公司依法经营,使证券市场得以健康、稳定发展,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该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在顾雏军的安排下,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后向社会披露的事实存在。但是,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我院经再审查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主要理由是: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由于侦查机关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和四名股民证言的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本院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的民事调解书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未能体现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能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故认定本案“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证据不足。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科龙电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向深交所提出了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停牌一小时后即恢复交易,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追究顾雏军等人的刑事责任。 4.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主要理由是: (1)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2.9亿元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转出使用,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2)涉案2.9亿元被违规转出后,在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帐户,作为顾雏军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3)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顾雏军为收购上市公司扬州亚星客车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需要强调的是,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资本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 5.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其使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资金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这一意见为何不能成立? 答: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我院再审认为,现有证据不仅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主要理由如下: (1)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我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我院再审认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24.62-21.69)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2)《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所涉及的内容和结论,均为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现金流入流出情况,不涉及科龙集团与顾雏军个人之间的现金流向。本案认定的事实,是顾雏军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事实,与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划拨资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以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否定挪用资金罪的成立,没有法律依据。无论公司、企业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企业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从司法实践看,正是这种公私不分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一些公司、企业经营者实施了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我院再审期间,委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因本案被羁押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民事案件生效裁判情况进行了梳理。经统计,格林柯尔系公司被科龙电器及其子公司起诉并被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承担责任的案件有16件,应付本金7.1亿元。从民事案件生效裁判情况看,也不存在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问题。相反,格林柯尔系公司依生效判决应向科龙集团支付本金7.1亿元。 6.本案再审改判后,将如何处理国家赔偿等问题? 答: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本案中,被改判无罪的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有松、晏果茹、刘科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法庭宣判后,审判长已当庭向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作出了释明,告知他们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如上述人员提出申请,相关赔偿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原审判决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了数额不等的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 7.本案再审在程序方面主要有哪些亮点? 答: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本案再审从一开始就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充分展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多项成果。 (1)充分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本案有7名原审被告人和多名辩护人参与诉讼,无论是在约谈、庭前会议环节,还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都给予每一名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在长达9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发表辩解、辩护意见。 (2)有效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通过召开庭前会议,法庭事先处理相关程序性事项,梳理原审列举的证据,听取检辩双方对新证据的意见,明确举证质证的范围及方式,归纳争议焦点,为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打下了良好基础。 (3)根据本案实际需要依法调取新证据。本案再审过程中,法庭根据原审被告人申请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向广东省科技厅、中国证监会等单位调取了相关证据,充分体现了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也有利于法庭全面审查证据,准确认定事实。 (4)依法通知有关证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根据检辩双方的申请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庭依法通知二名证人出庭作证,并允许一名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意见,以实际行动落实刑事诉讼中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实现庭审实质化的要求。 (5)首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采取“旁听+融传媒”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本案再审开庭审理和宣判均通过中国法院网、中国庭审公开网、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及微博进行全程图文直播,客观、全面、生动地展示庭审及宣判实况,实现阳光司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6)全面体现人文关怀。本案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对于年纪较大、身体状况欠佳的原审被告人,多次询问其身体情况,并告知如有不适,及时举手示意;法庭还安排了医生和急救车以应对突发情况;考虑到本案有一名原审被告人已去世,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法庭特别约谈其亲属,通知其亲属旁听庭审和宣判,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8.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对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还有哪些工作打算? 答: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努力找准法院工作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举措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将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细,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体系建设。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司法文件。《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简称《五五改革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健全产权司法保护配套机制”的任务要求。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围绕《五五改革纲要》的任务要求,驰而不息抓好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面梳理现行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对各类产权存在不平等保护的条款,并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在抓紧起草有关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将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全方位、立体式地构筑平等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 二是进一步加大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下发了《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工作方案》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全面展开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底启动再审的三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涉产权案件目前已宣判二起。其中,张文中案已被宣告无罪,顾雏军案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判,有六名原审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上述案件的再审启动和改判,及时向社会传递了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以及干事创业的信心。实际上,涉产权错案不仅存在于刑事领域,也可能于民事、行政和执行等领域。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既要继续纠正刑事领域的涉产权错案,更要进一步加大对民事、行政以及执行领域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力度,使各类产权主体都能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对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三是进一步加强裁判指导,统一裁判尺度,健全涉产权错案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指导地方各级法院依法甄别纠正了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产权案件。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门力量,对广东、山西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进行实地督察,河北、山东、重庆等地法院都迅速行动,纠正了一批错案和冤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为规范各级法院涉产权审判工作的裁判尺度,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共13件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给人民法院裁判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并且有效稳定了社会预期。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发布典型案例,不断释放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在审判执行工作等多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积极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记者:孙航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详情]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顾雏军等再审一案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顾雏军等再审一案答记者问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均宣告无罪。 为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顾雏军等再审一案改判的重要意义及主要依据,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 1.依法再审改判顾雏军案有何重要意义? 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本案系我院提审的一起涉产权代表性案件,各方高度关注,社会影响巨大。我院经依法再审后作出改判,意义重大。 (1)本案再审改判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和典型范例。原审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其他同案被告人也因分别犯上述一罪或数罪,被判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不等刑罚。我院启动再审后,对该案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审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了最终的公正裁判。从实体上看,原审错误裁判得到了纠正,现改判顾雏军、张宏只犯挪用资金罪一罪,对顾雏军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对张宏改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其他原审被告人均被改判无罪。从程序上看,本案从决定提审到再审改判,均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五人合议庭,从约谈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召开庭前会议,从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全程图文直播,到今天的公开宣判,整个过程依法有序,公开透明,各原审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均得到充分的保障,再审过程已成为向全社会传递依法治国正能量的一堂法治公开课。本案再审改判,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2)本案再审改判坚决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完善产权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产权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本案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在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充分考虑其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不以犯罪论处;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不按规定提供真实财会报告的行为,充分考虑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后果的客观实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挪用6300万元的事实,充分考虑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证据不足,且无证据证实姜宝军从中谋取了个人利益等实际情况,不应认定为犯罪。这样处理,既体现了党中央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又向全社会释放了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信号,对于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本案再审改判切实坚持了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基本原则。本案再审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对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宣告无罪的同时,对于顾雏军、张宏从上市公司挪用2.9亿元用于顾雏军个人注册公司的行为,充分考虑其利用职务便利,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并谋取个人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给金融和证券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有罪并判处刑罚。这样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坚守底线、公正司法的坚定立场和有错必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不搞“一风吹”的明确态度,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彰显了公平正义,又引导企业家敬畏法律,不踩红线,遵纪守法搞经营,合法合规谋发展。 2.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综观全案,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主要理由是: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将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上限由原来的20%提高到70%,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可见,本案原审审理时,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已明显降低。 (2)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由于当地政府的不当支持,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了设立登记和年检。其后,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在申请该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3)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以虚报注册资本的方式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作为顺德格林柯尔的股东,将以不实货币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出资转为资本公积金继续留在公司中,没有使公司的资本总额减少。 3.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依据是什么? 答: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增设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设立该罪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公司依法经营,使证券市场得以健康、稳定发展,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该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在顾雏军的安排下,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后向社会披露的事实存在。但是,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我院经再审查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主要理由是: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由于侦查机关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和四名股民证言的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本院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的民事调解书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未能体现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能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故认定本案“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证据不足。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科龙电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向深交所提出了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停牌一小时后即恢复交易,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追究顾雏军等人的刑事责任。 4.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主要理由是: (1)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2.9亿元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转出使用,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2)涉案2.9亿元被违规转出后,在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帐户,作为顾雏军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3)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顾雏军为收购上市公司扬州亚星客车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需要强调的是,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资本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 5.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其使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资金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这一意见为何不能成立? 答: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我院再审认为,现有证据不仅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主要理由如下: (1)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我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我院再审认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24.62-21.69)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2)《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所涉及的内容和结论,均为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现金流入流出情况,不涉及科龙集团与顾雏军个人之间的现金流向。本案认定的事实,是顾雏军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事实,与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划拨资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以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否定挪用资金罪的成立,没有法律依据。无论公司、企业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企业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从司法实践看,正是这种公私不分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一些公司、企业经营者实施了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我院再审期间,委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因本案被羁押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民事案件生效裁判情况进行了梳理。经统计,格林柯尔系公司被科龙电器及其子公司起诉并被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承担责任的案件有16件,应付本金7.1亿元。从民事案件生效裁判情况看,也不存在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问题。相反,格林柯尔系公司依生效判决应向科龙集团支付本金7.1亿元。 6.本案再审改判后,将如何处理国家赔偿等问题? 答: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本案中,被改判无罪的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有松、晏果茹、刘科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法庭宣判后,审判长已当庭向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作出了释明,告知他们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如上述人员提出申请,相关赔偿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原审判决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了数额不等的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 7.本案再审在程序方面主要有哪些亮点? 答: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本案再审从一开始就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充分展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多项成果。 (1)充分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本案有7名原审被告人和多名辩护人参与诉讼,无论是在约谈、庭前会议环节,还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都给予每一名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在长达9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发表辩解、辩护意见。 (2)有效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通过召开庭前会议,法庭事先处理相关程序性事项,梳理原审列举的证据,听取检辩双方对新证据的意见,明确举证质证的范围及方式,归纳争议焦点,为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打下了良好基础。 (3)根据本案实际需要依法调取新证据。本案再审过程中,法庭根据原审被告人申请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向广东省科技厅、中国证监会等单位调取了相关证据,充分体现了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也有利于法庭全面审查证据,准确认定事实。 (4)依法通知有关证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根据检辩双方的申请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庭依法通知二名证人出庭作证,并允许一名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意见,以实际行动落实刑事诉讼中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实现庭审实质化的要求。 (5)首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采取“旁听+融传媒”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本案再审开庭审理和宣判均通过中国法院网、中国庭审公开网、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及微博进行全程图文直播,客观、全面、生动地展示庭审及宣判实况,实现阳光司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6)全面体现人文关怀。本案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对于年纪较大、身体状况欠佳的原审被告人,多次询问其身体情况,并告知如有不适,及时举手示意;法庭还安排了医生和急救车以应对突发情况;考虑到本案有一名原审被告人已去世,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法庭特别约谈其亲属,通知其亲属旁听庭审和宣判,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8.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对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还有哪些工作打算? 答: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努力找准法院工作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举措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将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细,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体系建设。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司法文件。《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简称《五五改革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健全产权司法保护配套机制”的任务要求。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围绕《五五改革纲要》的任务要求,驰而不息抓好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面梳理现行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对各类产权存在不平等保护的条款,并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在抓紧起草有关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将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全方位、立体式地构筑平等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 二是进一步加大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下发了《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工作方案》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全面展开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底启动再审的三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涉产权案件目前已宣判二起。其中,张文中案已被宣告无罪,顾雏军案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判,有六名原审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上述案件的再审启动和改判,及时向社会传递了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以及干事创业的信心。实际上,涉产权错案不仅存在于刑事领域,也可能于民事、行政和执行等领域。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既要继续纠正刑事领域的涉产权错案,更要进一步加大对民事、行政以及执行领域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力度,使各类产权主体都能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对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三是进一步加强裁判指导,统一裁判尺度,健全涉产权错案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指导地方各级法院依法甄别纠正了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产权案件。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门力量,对广东、山西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进行实地督察,河北、山东、重庆等地法院都迅速行动,纠正了一批错案和冤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为规范各级法院涉产权审判工作的裁判尺度,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共13件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给人民法院裁判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并且有效稳定了社会预期。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发布典型案例,不断释放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在审判执行工作等多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积极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记者:孙航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编辑:吴凡 [详情]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 相关人员可申请国家赔偿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 相关人员可申请国家赔偿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 相关人员可申请国家赔偿 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叶碧华 广州报道 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4月10日早上九点半,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2008年1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犯虚报注册资本罪,顾雏军、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顾雏军、姜宝军、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对顾雏军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其余七名被告人均被判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六人被宣告缓刑。 宣判后,顾雏军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雏军刑满释放后,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并依法组成五人合议庭。 2018年1月28日至2月5日合议庭分别约谈了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5月18日召开了庭前会议,6月13日至1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检辩双方、有关证人及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到庭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法律在原审时已进行修改,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按犯罪处理,但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顾雏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挪用数额巨大。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合议庭向顾雏军等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了再审判决书,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释明。最高院表示,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本案中,被改判无罪的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有松、晏果茹、刘科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原审判决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了数额不等的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最高院称,如上述人员提出申请,相关赔偿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详情]

顾雏军宣判前夜称:要么我完全无罪,要么有一条罪
顾雏军宣判前夜称:要么我完全无罪,要么有一条罪

  顾雏军宣判前夜称:要么我完全无罪,要么有一条罪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 欧阳凯    每经编辑 魏官红     图片来源:摄图网 无论是在中国司法史还是商业史上,顾雏军案都烙下了深深的痕迹,它被喻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顾雏军案再审被视为向外界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号:国家对产权保护的重视,以及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的努力。 今日(4月10日)上午,顾雏军案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开庭宣判。4月9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多番联系,对话顾雏军。 记者见到顾雏军时,他看起来精神不错。但在一开始,记者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时,顾雏军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表示“现在不讨论这些问题”,并让记者开门见山提问有关案件的问题。顾雏军坦言,明天(指4月10日,下同)可能有两个结果,要么是自己完全无罪,要么是可能有一条罪,但他坚称自己是无罪的。在被询问到宣判之后,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他又笑着说:“现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太遥远了。”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李少婷 摄于2017年 NBD:最近身体怎么样,这几天睡得好吗? 顾雏军:现在不讨论这些问题,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明天的结果,因为明天可能有两个结果,要么是完全无罪,要么是可能有一条罪。而包括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6300多万元的挪用资金罪都是无罪的,他们(最高检)作为控方也都认为是无罪,他们认为有罪的是2.9亿元资金挪用的这个情况,我想你们最关注的就是明天到底是有一条罪,还是全部无罪。 NBD:能否讲一讲2.9亿元资金挪用的这个事? 顾雏军:当时上市公司科龙已经ST了,是快玩完了才卖给我,那时候所有银行都不给它贷款,我们格林柯尔就把钱借给他。科龙当时是生产冰箱、空调的,旺季一般是3月到8月,到9月份就已经没有销售了,所以它的旺季一般在夏天,9月份就能回款。有时候能还给我们,有时候还会拖欠一点,每年到了旺季借钱给他们,9月份它还钱给我们。 2003年,我注册了扬州格林柯尔,找科龙把钱要回来,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一直说这是还款,不是挪用。以前坐牢的时候,有关部门找审计所,审计我到底借了科龙多少钱,他们找了毕马威,后来也出具了报告。也就是说,关注案件的所有人都知道毕马威的报告,反正最后就是我们借给科龙24亿多元,科龙还回来是21亿多元,科龙还欠我们2.93亿元。你欠我2.93亿元,怎么最后还变成我有罪了,这是什么逻辑? 而且这是格林柯尔和科龙之间的往来,顶多算民事纠纷,怎么能刑事解决? NBD:你自己对明天宣判的结果有没有一个心理预期? 顾雏军: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在4号接到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的那一分钟,我就确切地认为自己是无罪的,相信判决也一定是这样的判决。 NBD:明天宣判后,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顾雏军:现在暂时还是别讨论这个问题,有罪是有罪的打算,无罪是无罪的打算。有罪我肯定会继续举报,要求追究背后的势力;没罪的打算另外再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现在是真的不敢回答你,不知道有罪无罪。现在回答你太遥远了,万一有罪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可笑的事。[详情]

最高法:顾雏军等人已执行罚金可返还
最高法:顾雏军等人已执行罚金可返还

  最高法:顾雏军等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已执行罚金可返还 澎湃新闻记者 陈宇曦  顾雏军 东方IC 资料 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审判长裴显鼎宣布,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在宣读完毕判决结果后,审判长裴显鼎向原审被告顾雏军、姜宝军、张宏、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原审被告以及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亲属有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原审被告可以在宣判后分别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在答记者问时,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本案中,被改判无罪的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有松、晏果茹、刘科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法庭宣判后,审判长已当庭向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作出了释明,告知他们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如上述人员提出申请,相关赔偿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原审判决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了数额不等的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 2008年1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 宣判后,顾雏军、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以(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9月6日,提前刑满释放的顾雏军开始向最高法提出申诉。 最高人民院于2017年12月27日以(2016)最高法刑申271号再审决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8日至2月5日分别约谈顾雏军等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于5月18日召开庭前会议,于6月13日至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详情]

顾雏军案再审宣判: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被判5年
顾雏军案再审宣判: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被判5年

  顾雏军案再审宣判: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被判5年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记者 李少婷 欧阳凯  10.30分左右,顾雏军走出庭审宣判现场,随后上了一辆车匆匆离去 每经记者 欧阳凯 摄 今日(4月1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对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判决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 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 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法律在原审时已进行修改,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按犯罪处理,但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顾雏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挪用数额巨大。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详情]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侧记:为母守孝 今日戴黑纱出庭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侧记:为母守孝 今日戴黑纱出庭

  新浪法问在现场看到,顾雏军今日出庭时右手臂上戴着黑纱。因其母去世未满一年,至今他一直未卸下。[详情]

最高法再审宣判顾雏军案:撤销部分量刑 改判5年有期
最高法再审宣判顾雏军案:撤销部分量刑 改判5年有期

  【最高法再审宣判顾雏军案:撤销原判部分量刑,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等。(央视)[详情]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改判有期徒刑5年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改判有期徒刑5年

  顾雏军再审案宣判:改判有期徒刑5年 2019年4月10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顾军军等再审案。最高法撤销广东省高院和佛山中院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维持佛山中院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最终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 顾雏军生于1959年,早年曾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后下海经商,通过多次收购,建立格林柯尔系集团,其风头最盛时控制了5家上市公司。2001年时顾雏军通过格林柯尔斥资3.48亿元收购了科龙电器26.43%的股权,就此成为科龙电器的第一大股东。2004年时科龙电器销售额已达到128亿元,每年差不多翻一番。“如果我不被抓,2005年科龙可以完成销售额200亿元。”顾雏军曾公开表示。  变故发生在2004年8月,“郎顾之争”爆发。学者郎咸平对顾雏军的并购行为提出质疑,称顾雏军大量挪用科龙电器的现金流完成各项收购,涉嫌违规。2005年5月10日,科龙发布公告,公司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当年8月1日,顾雏军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虚报注册资本等经济犯罪,被广东佛山当地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后,顾雏军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等罪名被正式刑拘。 2006年9月11日,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顾雏军等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30日作出判决,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对其他原审被告人也分别作出相应判决。 该案宣判后,顾雏军等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雏军于2012年9月6日刑满提前释放。从那时候起,他就走上了漫漫平反路,期间,他多次要求重审自己的案件,并坚称无罪。直到2017年12月,最高法宣布,将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顾雏军案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在庭审中,顾雏军等及其辩护人均认为各原审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要求依法改判无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也认为,顾雏军等人在调整完善注册资本结构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尚属行政违法范畴,不构成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还指出,科龙电器2002年至2004年每年年底通过压货方式进行虚假销售,导致其公开披露的年度财会报告含有虚假成分,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对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应按无罪处理;顾雏军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合计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裁判相关部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顾雏军等人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谋取了个人利益,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4月10日开庭中,本案审判长裴显鼎宣布,经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无罪。原审被告人刘义忠无罪。原审被告人张细汉无罪。原审被告人严友松无罪。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无罪。原审被告人刘科无罪。 审判长裴显鼎在宣判结束后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顾雏军等人以及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亲属有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可以在宣判后分别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详情]

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等再审一案依法公开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等再审一案依法公开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军等再审一案依法公开宣判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均宣告无罪。 2008年1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犯虚报注册资本罪,顾雏军、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顾雏军、姜宝军、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对顾雏军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以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其余七名被告人均被判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六人被宣告缓刑。宣判后,顾雏军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5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雏军刑满释放后,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再审决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五人合议庭,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裴显鼎担任审判长,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张勇健和主审法官罗智勇、司明灯、刘艾涛为合议庭组成人员,石冰、罗灿担任法官助理,张燕清担任书记员。合议庭于2018年1月28日至2月5日分别约谈了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5月18日召开了庭前会议,6月13日至14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检辩双方、有关证人及有专门知识的人等到庭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6.6亿元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存在,但该行为系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事项的延续,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法律在原审时已进行修改,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故顾雏军等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原审认定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予以披露的事实存在,对其违法行为可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但由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不应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原审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给扬州格林柯尔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按犯罪处理,但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顾雏军、张宏的行为均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且挪用数额巨大。鉴于挪用资金时间较短,且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法可对顾雏军、张宏从宽处罚。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合议庭向顾雏军等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了再审判决书,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释明。本案后续的国家赔偿等工作将依法进行。 原审被告人亲属,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部分专家学者,有关单位代表,新闻媒体记者及部分群众共90余人旁听了宣判。[详情]

最高法:顾雏军个人不能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淆
最高法:顾雏军个人不能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淆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 裴显鼎: 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以下为文字记录: 审判长 裴显鼎: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善鸿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科龙电器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以“ST”标示,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将会退市。在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安排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采取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第二年予以大规模退货退款等方式虚增利润,并将该利润编入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向社会公布。 2006年6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以科龙电器“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等为由,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2007年4月3日,国务院作出行政复议裁决,维持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实施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进行鉴定,但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鉴定机构选择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侦查机关还收集了陈焕平、陈艳桃、张黎丽、陈永康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但存在相同侦查人员在相同时间和地点对不同证人取证、连续询问时间超过24小时等问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罚,应当适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罪名,却适用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名,确属不当。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是,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首先,虽然侦查机关收集了陈焕平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他们造成约3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因取证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其次,本案发生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年底收购了顺德格林柯尔持有的科龙电器26.4%股权,并将科龙电器改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一百余份民事调解书,以间接证明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民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认为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民事调解书均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只体现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愿,未能体现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因而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在案证据证实,2005年5月9日,科龙电器董事会为发布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向深交所提出了拟于次日上午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在同月10日上午停牌一个小时,后即恢复交易。可见,此次停牌系科龙电器主动申请,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为,2005年5月10日停牌一小时后,自恢复交易时起,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三天下跌并跌至历史最低点,据此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本院经再审查明,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而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科龙电器没有虚假销售和虚增利润、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没有虚假等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损害后果的事实无法查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后果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挪用资金的事实 (一)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 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在江苏省扬州市申请设立以顾善鸿、顾雏军父子为股东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同年6月18日,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的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在未经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董事会同意,且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划入江西科龙的银行账户,指使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从江西科龙筹集资金4000万元,由张宏具体负责,将该2.9亿元资金在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三家公司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并于当日转入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开设的25897608093001账户(简称608账户)。同年6月18日至20日,顾雏军又指使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贷款约4亿元,连同从格林柯尔系其他公司调拨的1亿余元,采用相同的操作手法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 同年6月20日,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将其中8亿元分两笔各4亿元划转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资后,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占90%股权;顾善鸿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同年6月23日、24日,顾雏军指示张宏等人将挪用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归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在案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合同等书证,证人施准、刘从梦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科龙电器的2.5亿元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从科龙电器申请用款,通过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至江西科龙后再转出使用,还款时,江西科龙也是将该2.5亿元直接归还科龙电器;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则是由张宏以江西科龙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从江西科龙转至格林柯尔系公司,二人均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2.涉案2.9亿元被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在案的银行进账单、收款凭证、验资报告等书证证实,涉案2.9亿元从广东科龙冰箱和江西科龙转出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符合刑法关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规定。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在案的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等书证,证人林科、周健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设立扬州格林柯尔,并挪用涉案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认为依据该公告所载内容,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由此可见,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是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得出,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的辩解、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2.本起挪用2.9亿元归个人使用不属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2.9亿元是格林柯尔系公司与科龙集团之间的正常资金拆借,双方的资金往来有数百笔,在没有全面查清公司间资金往来总体状况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拎出一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涉案2.9亿元是被顾雏军挪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存在本质区别。 本院经再审查明,自2002年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的不正常资金往来情形,且不正常转账凭证均作不入账处理。尽管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拥有股权的顺德格林柯尔是科龙电器的控股股东,但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公司资金的支配和使用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公司的经营者,即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在关联公司之间调用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资金转归个人使用。本案中,涉案2.9亿元先是被顾雏军、张宏转入专门开设的临时账户,继而通过连续不断的走账来掩盖资金的真实来源,最终将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汇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其实质是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无论公司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顾雏军个人无权擅自调用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淆。因此,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3.在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过程中,被“质押”的4亿元亦被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被告人张宏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作为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因质押的4亿元已被银行冻结,故不可能有两笔4亿元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根据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分户账和相关票据等书证,2003年6月20日,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保证金先被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后从608账户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3年6月19日,原审被告人张宏根据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指使,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资金作为保证金进行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并将该贷款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次日,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将上述4亿元保证金退还至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至此,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随后有两笔4亿元从该账户转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综上,涉案2.9亿元确系被顾雏军用于注册公司的个人出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4.挪用资金时间短、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不影响挪用资金罪的成立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顾雏军调用科龙集团资金的时间很短,且未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据此,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即构成挪用资金罪,没有挪用时间长短的限制,也不以造成单位经济损失为前提。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使用,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应依法予以惩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 2005年3月至4月间,扬州亚星客车与扬州机电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扬州亚星客车将其持有的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柴公司)股权转让给扬州机电,扬州机电需向扬州亚星客车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红共计6404万元。其间,受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派,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以扬州格林柯尔的名义向扬州机电借款,但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大庆拒绝。2005年4月下旬,时任扬州亚星客车董事的姜宝军在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起草付款通知书交给王大庆,要求扬州机电在2005年4月26日前将本应支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和部分投资分红中的6300万元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的银行账户。同年4月25日,扬州机电根据该付款通知书要求,将6300万元支付给扬州格林柯尔。付款后,扬州机电收到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结算收据。同年4月26日、27日,该6300万元从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和江西格林柯尔,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参照适用1998年司法解释,而未参照适用2002年立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认为,扬州格林柯尔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个人完全控股并控制的私营公司,参照1998年5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归扬州格林柯尔使用的行为,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构成挪用资金罪。但是,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作出了新的解释,只有符合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即:(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原审在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时,未参照适用新的立法解释,确属不当。   2.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的行为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 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并据此认定顾雏军具有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故意和行为。本院经再审查明,姜宝军仅在补充侦查期间有一次供认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经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而后一直供称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个人行为,顾雏军并不知情。而顾雏军始终辩解其只是让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借款,不知道姜宝军擅自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一事,且在案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因此,原审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涉案资金的证据不足。 3.涉案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在资金流转过程中存在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 在案证据证实,涉案6300万元从扬州机电转入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并由扬州亚星客车出具结算收据后,被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1200万元、江西格林柯尔51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根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扬州格林柯尔是独立公司法人,涉案6300万元是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转至扬州格林柯尔使用,不是将资金从单位转至个人使用,也不是以个人名义将资金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前二种情形。涉案6300万元虽然是以单位名义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但该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在资金流转过程中谋取了个人利益,故也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形。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所提顾雏军并不知晓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和涉案资金在单位之间流转,不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   [详情]

顾雏军案再审改判如何处理国赔等问题?最高法回应
顾雏军案再审改判如何处理国赔等问题?最高法回应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顾雏军等再审一案答记者问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决撤销原判对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以及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对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维持原判以挪用资金罪对张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均宣告无罪。 为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顾雏军等再审一案改判的重要意义及主要依据,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 1.依法再审改判顾雏军案有何重要意义? 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权保护工作。本案系我院提审的一起涉产权代表性案件,各方高度关注,社会影响巨大。我院经依法再审后作出改判,意义重大。 (1)本案再审改判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和典型范例。原审认定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八十万元;其他同案被告人也因分别犯上述一罪或数罪,被判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不等刑罚。我院启动再审后,对该案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审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了最终的公正裁判。从实体上看,原审错误裁判得到了纠正,现改判顾雏军、张宏只犯挪用资金罪一罪,对顾雏军改判有期徒刑五年,对张宏改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其他原审被告人均被改判无罪。从程序上看,本案从决定提审到再审改判,均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组成五人合议庭,从约谈原审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召开庭前会议,从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全程图文直播,到今天的公开宣判,整个过程依法有序,公开透明,各原审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均得到充分的保障,再审过程已成为向全社会传递依法治国正能量的一堂法治公开课。本案再审改判,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2)本案再审改判坚决贯彻落实了党中央《关于完善产权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产权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本案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经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在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充分考虑其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不以犯罪论处;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不按规定提供真实财会报告的行为,充分考虑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已造成刑法规定的严重后果的客观实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挪用6300万元的事实,充分考虑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证据不足,且无证据证实姜宝军从中谋取了个人利益等实际情况,不应认定为犯罪。这样处理,既体现了党中央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又向全社会释放了产权司法保护的积极信号,对于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动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本案再审改判切实坚持了实事求是、依法纠错的基本原则。本案再审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对原审认定的顾雏军等人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宣告无罪的同时,对于顾雏军、张宏从上市公司挪用2.9亿元用于顾雏军个人注册公司的行为,充分考虑其利用职务便利,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归个人使用,并谋取个人利益,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给金融和证券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有罪并判处刑罚。这样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坚守底线、公正司法的坚定立场和有错必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不搞“一风吹”的明确态度,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彰显了公平正义,又引导企业家敬畏法律,不踩红线,遵纪守法搞经营,合法合规谋发展。 2.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在申请顺德格林柯尔变更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出资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综观全案,顾雏军等人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主要理由是: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将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上限由原来的20%提高到70%,使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由原来的55%降低至5%。可见,本案原审审理时,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已明显降低。 (2)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由于当地政府的不当支持,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了设立登记和年检。其后,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在申请该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3)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以虚报注册资本的方式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作为顺德格林柯尔的股东,将以不实货币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出资转为资本公积金继续留在公司中,没有使公司的资本总额减少。 3.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依据是什么? 答: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增设了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设立该罪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公司依法经营,使证券市场得以健康、稳定发展,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该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在顾雏军的安排下,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在2002年至2004年间,将虚增利润编入财会报告后向社会披露的事实存在。但是,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我院经再审查明,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主要理由是: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由于侦查机关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和四名股民证言的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本院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的民事调解书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未能体现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能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故认定本案“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证据不足。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科龙电器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向深交所提出了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停牌一小时后即恢复交易,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追究顾雏军等人的刑事责任。 4.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主要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我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顾雏军、张宏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主要理由是: (1)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2.9亿元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转出使用,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2)涉案2.9亿元被违规转出后,在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临时银行帐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帐户,作为顾雏军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3)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顾雏军为收购上市公司扬州亚星客车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需要强调的是,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资本市场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注册成立个人完全控股的公司,以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等其他上市公司,不仅侵害了科龙电器的企业法人产权,损害了广大股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对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造成了重大不良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予以惩处。 5.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其使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资金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这一意见为何不能成立? 答: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我院再审认为,现有证据不仅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主要理由如下: (1)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我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我院再审认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24.62-21.69)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2)《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所涉及的内容和结论,均为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现金流入流出情况,不涉及科龙集团与顾雏军个人之间的现金流向。本案认定的事实,是顾雏军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事实,与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划拨资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以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否定挪用资金罪的成立,没有法律依据。无论公司、企业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企业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从司法实践看,正是这种公私不分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一些公司、企业经营者实施了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我院再审期间,委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因本案被羁押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民事案件生效裁判情况进行了梳理。经统计,格林柯尔系公司被科龙电器及其子公司起诉并被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承担责任的案件有16件,应付本金7.1亿元。从民事案件生效裁判情况看,也不存在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问题。相反,格林柯尔系公司依生效判决应向科龙集团支付本金7.1亿元。 6.本案再审改判后,将如何处理国家赔偿等问题? 答:依照法律规定,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本案中,被改判无罪的姜宝军、刘义忠、张细汉、严有松、晏果茹、刘科均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因部分罪名被改判无罪导致服刑期限超过改判刑期的顾雏军也可申请赔偿。法庭宣判后,审判长已当庭向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作出了释明,告知他们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如上述人员提出申请,相关赔偿程序将依法及时启动。 原审判决对顾雏军等人还分别判处了数额不等的罚金刑。本案再审判决生效后,有关部门将依法把已经执行的罚金返还顾雏军等人以及刘义忠的亲属。 7.本案再审在程序方面主要有哪些亮点? 答: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相统一,本案再审从一开始就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充分展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多项成果。 (1)充分保障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本案有7名原审被告人和多名辩护人参与诉讼,无论是在约谈、庭前会议环节,还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都给予每一名原审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在长达9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原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发表辩解、辩护意见。 (2)有效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通过召开庭前会议,法庭事先处理相关程序性事项,梳理原审列举的证据,听取检辩双方对新证据的意见,明确举证质证的范围及方式,归纳争议焦点,为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打下了良好基础。 (3)根据本案实际需要依法调取新证据。本案再审过程中,法庭根据原审被告人申请并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依法向广东省科技厅、中国证监会等单位调取了相关证据,充分体现了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也有利于法庭全面审查证据,准确认定事实。 (4)依法通知有关证人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根据检辩双方的申请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庭依法通知二名证人出庭作证,并允许一名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意见,以实际行动落实刑事诉讼中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实现庭审实质化的要求。 (5)首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采取“旁听+融传媒”的方式实现司法公开。本案再审开庭审理和宣判均通过中国法院网、中国庭审公开网、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及微博进行全程图文直播,客观、全面、生动地展示庭审及宣判实况,实现阳光司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6)全面体现人文关怀。本案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对于年纪较大、身体状况欠佳的原审被告人,多次询问其身体情况,并告知如有不适,及时举手示意;法庭还安排了医生和急救车以应对突发情况;考虑到本案有一名原审被告人已去世,为保障其合法权益,法庭特别约谈其亲属,通知其亲属旁听庭审和宣判,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 8.最高人民法院下一步对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还有哪些工作打算? 答:加强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努力找准法院工作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策举措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将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落地、落实、落细,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体系建设。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司法文件。《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简称《五五改革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健全产权司法保护配套机制”的任务要求。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政策文件精神,围绕《五五改革纲要》的任务要求,驰而不息抓好产权保护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面梳理现行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对各类产权存在不平等保护的条款,并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在抓紧起草有关司法解释,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将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全方位、立体式地构筑平等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制度体系。 二是进一步加大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涉产权错案冤案甄别纠正工作小组”,下发了《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工作方案》和《关于依法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工作实施意见》,全面展开涉产权冤错案件甄别纠正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底启动再审的三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涉产权案件目前已宣判二起。其中,张文中案已被宣告无罪,顾雏军案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判,有六名原审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上述案件的再审启动和改判,及时向社会传递了党中央依法保护产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感以及干事创业的信心。实际上,涉产权错案不仅存在于刑事领域,也可能于民事、行政和执行等领域。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既要继续纠正刑事领域的涉产权错案,更要进一步加大对民事、行政以及执行领域涉产权错案的甄别纠正力度,使各类产权主体都能得到法律公平公正的对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三是进一步加强裁判指导,统一裁判尺度,健全涉产权错案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指导地方各级法院依法甄别纠正了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涉产权案件。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专门力量,对广东、山西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进行实地督察,河北、山东、重庆等地法院都迅速行动,纠正了一批错案和冤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好评。为规范各级法院涉产权审判工作的裁判尺度,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两批共13件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给人民法院裁判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并且有效稳定了社会预期。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发布典型案例,不断释放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在审判执行工作等多领域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积极营造稳定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司法保障。[详情]

最高法:不能得出科龙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结论
最高法:不能得出科龙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 裴显鼎: 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以下为文字记录: 审判长 裴显鼎: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善鸿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科龙电器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以“ST”标示,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将会退市。在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安排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采取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第二年予以大规模退货退款等方式虚增利润,并将该利润编入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向社会公布。 2006年6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以科龙电器“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等为由,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2007年4月3日,国务院作出行政复议裁决,维持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实施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进行鉴定,但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鉴定机构选择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侦查机关还收集了陈焕平、陈艳桃、张黎丽、陈永康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但存在相同侦查人员在相同时间和地点对不同证人取证、连续询问时间超过24小时等问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罚,应当适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罪名,却适用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名,确属不当。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是,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首先,虽然侦查机关收集了陈焕平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他们造成约3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因取证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其次,本案发生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年底收购了顺德格林柯尔持有的科龙电器26.4%股权,并将科龙电器改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一百余份民事调解书,以间接证明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民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认为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民事调解书均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只体现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愿,未能体现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因而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在案证据证实,2005年5月9日,科龙电器董事会为发布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向深交所提出了拟于次日上午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在同月10日上午停牌一个小时,后即恢复交易。可见,此次停牌系科龙电器主动申请,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为,2005年5月10日停牌一小时后,自恢复交易时起,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三天下跌并跌至历史最低点,据此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本院经再审查明,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而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科龙电器没有虚假销售和虚增利润、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没有虚假等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损害后果的事实无法查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后果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挪用资金的事实 (一)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 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在江苏省扬州市申请设立以顾善鸿、顾雏军父子为股东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同年6月18日,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的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在未经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董事会同意,且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划入江西科龙的银行账户,指使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从江西科龙筹集资金4000万元,由张宏具体负责,将该2.9亿元资金在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三家公司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并于当日转入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开设的25897608093001账户(简称608账户)。同年6月18日至20日,顾雏军又指使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贷款约4亿元,连同从格林柯尔系其他公司调拨的1亿余元,采用相同的操作手法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 同年6月20日,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将其中8亿元分两笔各4亿元划转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资后,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占90%股权;顾善鸿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同年6月23日、24日,顾雏军指示张宏等人将挪用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归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在案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合同等书证,证人施准、刘从梦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科龙电器的2.5亿元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从科龙电器申请用款,通过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至江西科龙后再转出使用,还款时,江西科龙也是将该2.5亿元直接归还科龙电器;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则是由张宏以江西科龙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从江西科龙转至格林柯尔系公司,二人均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2.涉案2.9亿元被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在案的银行进账单、收款凭证、验资报告等书证证实,涉案2.9亿元从广东科龙冰箱和江西科龙转出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符合刑法关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规定。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在案的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等书证,证人林科、周健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设立扬州格林柯尔,并挪用涉案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认为依据该公告所载内容,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由此可见,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是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得出,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的辩解、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2.本起挪用2.9亿元归个人使用不属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2.9亿元是格林柯尔系公司与科龙集团之间的正常资金拆借,双方的资金往来有数百笔,在没有全面查清公司间资金往来总体状况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拎出一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涉案2.9亿元是被顾雏军挪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存在本质区别。 本院经再审查明,自2002年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后,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的不正常资金往来情形,且不正常转账凭证均作不入账处理。尽管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拥有股权的顺德格林柯尔是科龙电器的控股股东,但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公司资金的支配和使用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公司的经营者,即使是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在未经董事会同意、没有任何贸易背景或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在关联公司之间调用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资金转归个人使用。本案中,涉案2.9亿元先是被顾雏军、张宏转入专门开设的临时账户,继而通过连续不断的走账来掩盖资金的真实来源,最终将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汇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其实质是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与公司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无论公司之间有多少资金往来,都不允许经营者将公司的资金挪归个人使用。顾雏军个人无权擅自调用科龙集团和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资金,更不能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淆。因此,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3.在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过程中,被“质押”的4亿元亦被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被告人张宏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作为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因质押的4亿元已被银行冻结,故不可能有两笔4亿元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根据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分户账和相关票据等书证,2003年6月20日,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保证金先被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后从608账户汇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3年6月19日,原审被告人张宏根据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的指使,用包含涉案2.9亿元在内的4亿元资金作为保证金进行质押,向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贷款3.98亿元,并将该贷款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次日,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将上述4亿元保证金退还至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至此,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随后有两笔4亿元从该账户转入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综上,涉案2.9亿元确系被顾雏军用于注册公司的个人出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4.挪用资金时间短、未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不影响挪用资金罪的成立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提出,顾雏军调用科龙集团资金的时间很短,且未给单位造成任何损失,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2.9亿元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据此,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即构成挪用资金罪,没有挪用时间长短的限制,也不以造成单位经济损失为前提。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使用,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构成,应依法予以惩处。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二)涉及扬州亚星客车的6300万元 2005年3月至4月间,扬州亚星客车与扬州机电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扬州亚星客车将其持有的扬州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扬柴公司)股权转让给扬州机电,扬州机电需向扬州亚星客车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红共计6404万元。其间,受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派,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以扬州格林柯尔的名义向扬州机电借款,但被扬州机电法定代表人王大庆拒绝。2005年4月下旬,时任扬州亚星客车董事的姜宝军在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起草付款通知书交给王大庆,要求扬州机电在2005年4月26日前将本应支付给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和部分投资分红中的6300万元划转到扬州格林柯尔的银行账户。同年4月25日,扬州机电根据该付款通知书要求,将6300万元支付给扬州格林柯尔。付款后,扬州机电收到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的结算收据。同年4月26日、27日,该6300万元从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和江西格林柯尔,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参照适用1998年司法解释,而未参照适用2002年立法解释,属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认为,扬州格林柯尔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个人完全控股并控制的私营公司,参照1998年5月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顾雏军、姜宝军挪用扬州亚星客车6300万元归扬州格林柯尔使用的行为,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构成挪用资金罪。但是,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作出了新的解释,只有符合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才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即:(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原审在认定顾雏军、姜宝军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时,未参照适用新的立法解释,确属不当。   2.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的行为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 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并据此认定顾雏军具有指使姜宝军挪用资金的故意和行为。本院经再审查明,姜宝军仅在补充侦查期间有一次供认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经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而后一直供称其出具付款通知书是个人行为,顾雏军并不知情。而顾雏军始终辩解其只是让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借款,不知道姜宝军擅自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一事,且在案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姜宝军出具付款通知书系请示顾雏军同意后实施。因此,原审认定顾雏军指使姜宝军挪用涉案资金的证据不足。 3.涉案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在资金流转过程中存在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情形 在案证据证实,涉案6300万元从扬州机电转入扬州格林柯尔账户,并由扬州亚星客车出具结算收据后,被分别转至江苏格林柯尔1200万元、江西格林柯尔51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借款。根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扬州格林柯尔是独立公司法人,涉案6300万元是以扬州亚星客车的名义转至扬州格林柯尔使用,不是将资金从单位转至个人使用,也不是以个人名义将资金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前二种情形。涉案6300万元虽然是以单位名义转至其他单位使用,但该资金始终在单位之间流转,无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在资金流转过程中谋取了个人利益,故也不符合2002年立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形。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及其辩护人所提顾雏军并不知晓姜宝军向扬州机电出具付款通知书和涉案资金在单位之间流转,不属于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辩解、辩护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所提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在案证据不能证实顾雏军等人挪用资金归个人使用的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详情]

最高法:顾雏军等可申请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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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 裴显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本院经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 四、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无罪。 五、原审被告人刘义忠无罪。 六、原审被告人张细汉无罪。 七、原审被告人严友松无罪。 八、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无罪。 九、原审被告人刘科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显鼎 审 判 员 张勇健 审 判 员 罗智勇 审 判 员 司明灯 审 判 员 刘艾涛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石 冰 法官助理 罗 灿 顾雏军、姜宝军、张宏、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现在法庭告知你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你们以及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亲属有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你们可以在宣判后分别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今天的宣判到此结束。现在闭庭。[详情]

顾雏军案再审宣判:撤销虚报资本等罪 维持挪用资金罪
顾雏军案再审宣判:撤销虚报资本等罪 维持挪用资金罪

   最高法: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最高法采纳应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社会危害性辩护 最高法:科龙电器虚假财会报告损害股东利益证据不足 最高法:不能得出科龙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结论 最高法:顾雏军个人不能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相混淆 最高法:顾雏军等可申请国家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 裴显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本院经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01号刑事裁定和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犯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第二项对原审被告人姜宝军的定罪量刑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第四项至第八项对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严友松、张细汉、晏果茹、刘科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维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佛刑二初字第6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部分;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张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定罪量刑部分。 三、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已执行完毕) 四、原审被告人姜宝军无罪。 五、原审被告人刘义忠无罪。 六、原审被告人张细汉无罪。 七、原审被告人严友松无罪。 八、原审被告人晏果茹无罪。 九、原审被告人刘科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显鼎 审 判 员 张勇健 审 判 员 罗智勇 审 判 员 司明灯 审 判 员 刘艾涛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石 冰 法官助理 罗 灿 顾雏军、姜宝军、张宏、张细汉、严友松、晏果茹、刘科,现在法庭告知你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你们以及原审被告人刘义忠亲属有依法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你们可以在宣判后分别向原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今天的宣判到此结束。现在闭庭。 [详情]

最高法:科龙电器虚假财会报告损害股东利益证据不足
最高法:科龙电器虚假财会报告损害股东利益证据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 裴显鼎: 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以下为文字记录: 审判长 裴显鼎: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善鸿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事实 科龙电器由于2000年、2001年连续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以“ST”标示,如果2002年继续亏损,将会退市。在顺德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电器法人股,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之后,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安排原审被告人姜宝军、严友松、张宏、晏果茹、刘科等人采取年底封存库存产品、开具虚假销售出库单或者发票、第二年予以大规模退货退款等方式虚增利润,并将该利润编入科龙电器财务会计报告向社会公布。 2006年6月1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以科龙电器“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等为由,对科龙电器及顾雏军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10月16日作出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2007年4月3日,国务院作出行政复议裁决,维持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 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曾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实施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进行鉴定,但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存在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鉴定机构选择不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侦查机关还收集了陈焕平、陈艳桃、张黎丽、陈永康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但存在相同侦查人员在相同时间和地点对不同证人取证、连续询问时间超过24小时等问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科龙电器在2002年至2004年间实施了虚增利润并将其编入财务会计报告予以披露的行为。 2.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进行了修改,其后,相关司法解释将该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修改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定罪处罚,应当适用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罪名,却适用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名,确属不当。根据刑法关于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的规定,必须有证据证实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危害后果,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是指“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但是,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已达到上述标准。 (1)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首先,虽然侦查机关收集了陈焕平等四名股民的证言,以证实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他们造成约300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因取证程序违法,原第一审未予采信。原第二审在既未开庭审理也未说明理由的情况下,采信其中三名股民的证言,确属不当。其次,本案发生后,青岛海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年底收购了顺德格林柯尔持有的科龙电器26.4%股权,并将科龙电器改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再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交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一百余份民事调解书,以间接证明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给股民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认为仍未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民事调解书均系在本案原判生效之后作出,只体现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意愿,未能体现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的真实意愿,且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股民的实际损失,因而不足以证实本案存在“造成股东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情形。 (2)本案不存在“致使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或者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在案证据证实,2005年5月9日,科龙电器董事会为发布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向深交所提出了拟于次日上午停牌一小时的申请。经深交所同意,科龙电器股票在同月10日上午停牌一个小时,后即恢复交易。可见,此次停牌系科龙电器主动申请,不属于交易被迫停牌的情形,也没有造成股票被取消上市资格的后果。 (3)原审以股价连续三天下跌为由认定已造成“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后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为,2005年5月10日停牌一小时后,自恢复交易时起,科龙电器股价连续三天下跌并跌至历史最低点,据此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本院经再审查明,根据深交所2005年5月的股市交易数据,科龙电器股价自停牌当日起确实出现了连续三天下跌的情况,但跌幅与三天前相比并无明显差异,而且从第四天起即开始回升,至第八天时已涨超停牌日。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宏、严友松、晏果茹、刘科及其辩护人关于科龙电器没有虚假销售和虚增利润、披露的财务会计报告没有虚假等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原审认定科龙电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损害后果的事实无法查清,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该行为造成了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后果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三、关于挪用资金的事实 (一)涉及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 2003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在江苏省扬州市申请设立以顾善鸿、顾雏军父子为股东的扬州格林柯尔,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货币出资8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 同年6月18日,为筹集8亿元货币注册资本,时任科龙电器董事长的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在未经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董事会同意,且在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从科龙电器调动资金2.5亿元划入江西科龙的银行账户,指使时任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的原审被告人张宏从江西科龙筹集资金4000万元,由张宏具体负责,将该2.9亿元资金在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和天津格林柯尔三家公司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并于当日转入天津格林柯尔在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开设的25897608093001账户(简称608账户)。同年6月18日至20日,顾雏军又指使张宏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贷款约4亿元,连同从格林柯尔系其他公司调拨的1亿余元,采用相同的操作手法转入天津格林柯尔608账户。 同年6月20日,608账户内共有资金8.03亿元,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等人将其中8亿元分两笔各4亿元划转至扬州格林柯尔验资账户。经验资后,扬州格林柯尔成立,其中顾雏军货币出资7亿元、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占90%股权;顾善鸿货币出资1亿元,占10%股权。同年6月23日、24日,顾雏军指示张宏等人将挪用科龙电器的2.5亿元和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归还。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数额巨大的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科龙电器2.5亿元和江西科龙4000万元,符合刑法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形 在案的用款申请单、借款合同等书证,证人施准、刘从梦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姜宝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科龙电器的2.5亿元系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从科龙电器申请用款,通过广东科龙冰箱账户转至江西科龙后再转出使用,还款时,江西科龙也是将该2.5亿元直接归还科龙电器;江西科龙的4000万元则是由张宏以江西科龙的名义向银行所贷款项。顾雏军作为科龙电器董事长,指使下属违规挪用科龙电器和江西科龙的巨额资金;张宏作为江西科龙董事长兼总裁,接受顾雏军指使,违规将涉案2.9亿元从江西科龙转至格林柯尔系公司,二人均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实施了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行为。 2.涉案2.9亿元被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的个人出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 在案的银行进账单、收款凭证、验资报告等书证证实,涉案2.9亿元从广东科龙冰箱和江西科龙转出后,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专门开设的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天津格林柯尔的临时银行账户间连续划转,资金流向清晰,且未混入其他往来资金,最终被转入扬州格林柯尔的验资账户,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涉案资金的实际使用人是顾雏军个人,符合刑法关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规定。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指使原审被告人张宏挪用2.9亿元用于公司注册资本的验资,属于刑法规定的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 在案的公司设立核定情况表等书证,证人林科、周健等人的证言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等人的供述证实,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的股权,决定设立扬州格林柯尔,并挪用涉案2.9亿元作为顾雏军的个人出资用于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顾雏军指使张宏挪用2.9亿元资金归个人用于公司注册,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挪用资金进行营利活动,符合刑法关于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规定,且挪用数额巨大。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张宏及其辩护人关于本起挪用资金事实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根据《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无法得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案再审期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认为依据该公告所载内容,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顾雏军使用科龙集团归还格林柯尔系公司的2.9亿元借款注册成立扬州格林柯尔,其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不能完整反映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向,且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 本院经再审查明,2005年12月1日,科龙电器委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科龙电器及其主要的附属公司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间发生的不正常且重大的现金流向进行调查,并于2006年1月23日发布《科龙电器关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调查结果的公告》。该公告指出:“根据毕马威报告,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与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19.02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10.17亿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结果是:“科龙集团于调查期间内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之间进行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约为人民币5.92亿元,该现金净流出金额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 由此可见,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及其辩护人认为科龙集团尚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是依据公告的前半段内容得出,即“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于调查期间内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人民币21.69亿元,现金流入金额人民币24.62亿元”。但事实上,公告还明确指出,在调查期间,科龙集团与格林柯尔系公司或怀疑和格林柯尔系公司有关的公司发生的不正常现金流向,涉及现金流出金额共计40.71(21.69+19.02)亿元,涉及现金流入金额共计34.79(24.62+10.17)亿元,科龙集团的不正常现金净流出额为5.92(40.71-34.79)亿元,且该5.92亿元可能代表对科龙集团造成的最小损失。因此,根据公告载明的调查结果,不能得出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巨额资金的结论,相反,科龙集团还至少遭受了5.92亿元的巨额损失。顾雏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科龙集团欠格林柯尔系公司2.93亿元的辩解、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详情]

最高法采纳应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社会危害性辩护
最高法采纳应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社会危害性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 裴显鼎: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以下为文字记录: 审判长 裴显鼎: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善鸿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详情]

最高法: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最高法: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于4月10日上午对“顾雏军案”开庭宣判。2018年6月13日至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巡回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顾雏军等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再审一案。 审判长 裴显鼎: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以下为文字记录: 审判长 裴显鼎: 本院经再审查明: 一、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的事实 2001年,原审被告人顾雏军为收购科龙电器股权,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及其父亲顾善鸿为股东、注册资本12亿元的顺德格林柯尔。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经评估与验资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2002年4月,由于顺德格林柯尔注册资本中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达75%,远超当时法定20%的限制,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原顺德市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 为了完善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2002年5月至11月间,在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安排下,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等人采用将科龙电器1.87亿元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来回转账的方式,形成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6.6亿元的银行进账单,并制作顺德格林柯尔收到天津格林柯尔6.6亿元投资款的收据和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而预付6.6亿元货款的供货协议,据此,顺德市公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及天津格林柯尔董事会决议、顺德格林柯尔股东决议等不实证明文件,原顺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2年12月23日核准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完成后,顾雏军将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转作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公积金。 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允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中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比例最高可达70%。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针对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刘义忠、姜宝军、张细汉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1)本案侦查期间,法律对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的限制性规定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在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时,需要同时以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如果在行为发生后,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修改的,就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重新进行评价。本案发生时,因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20%,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为6.6亿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55%。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10月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将包含无形资产在内的非货币财产的作价出资比例上限提高至70%,据此,本案以不实货币置换的超出法定上限的无形资产所占比例已由55%降至5%。因此,本案原审审理时,无形资产比例过高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根据新修订的法律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已明显降低,但原审在定罪时对此未予充分考虑。 (2)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实施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与当地政府支持顺德格林柯尔违规设立登记有关。为使科龙电器股份被顺利收购,发展地方经济,原容桂镇人民政府违规向工商部门出具担保函,使顺德格林柯尔在没有提交验资证明、12亿元注册资金并未到位的情况下完成设立登记。其后,因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不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部门不予年检,原容桂区办事处又就此发函,原顺德市工商部门违规核准了该公司的年检。顾雏军等人为完善设立登记手续,调整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遂向工商部门提出顺德格林柯尔的变更登记申请,并在变更登记过程中实施了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可见,该变更登记是原违规设立登记的延续,当地政府及工商部门在顺德格林柯尔设立过程中的不当支持,是其申请变更登记的重要原因。 (3)原审被告人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并未减少顺德格林柯尔的资本总额。在案证据证实,在取得顺德格林柯尔的设立登记后,原审被告人刘义忠向工商部门补交一份由顺德市康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顾雏军用于出资的两项发明专利法定有效期内排他性使用权的资产总价值为9.1亿余元。在完成变更登记后,顾雏军并未将9亿元中被置换的6.6亿元无形资产从公司抽走,而是转作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因此,顾雏军等人以不实货币置换无形资产的行为,虽然使顺德格林柯尔的注册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没有实际减少公司的资本总额。 综上,原审被告人顾雏军、姜宝军、张细汉及其辩护人关于顾雏军等人没有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也没有虚报注册资本故意,公司变更登记过程中不存在虚报注册资本情形的辩解、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但关于6.6亿元无形资产仍在顺德格林柯尔并未被抽走,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提高到70%,应当重新评价顾雏军等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关于顾雏军等人实施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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