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金融机构部副总裁、高级分析师诸蜀宁出席并演讲。 诸蜀宁表示，受运营环境稳定的进一步支撑，中国银行体系展望稳定。国内银行运营环境、资产质量、政府支持等重要因素的展望均为稳定，但流动性和盈利能力趋弱。判断稳定展望的支持因素亦包括政府采取更为协调一致的监管措施有望抑制影子银行活动的增长，这有助于降低银行资产风险，并解决金融体系中一些关键的失衡问题。[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结构融资部副总经理王立出席并演讲。 王立表示，国内市场除了以融资作为需求发行ABS之外，还有政策导向和出表的需求，“通过ABS的形式腾挪一部分信贷规模”，“在最初的时候，我认为监管从导向上是有意在引导市场往零售发展。毕竟从海外经验来看，资产证券化还是一个小而分散的资产，天然比较适合做证券化产品。所以，从监管的层面上也是刻意的往零售类的资产上做引导”。 在王立看来，在目前MPA考核的压力下，各大商业银行都有出表需求。“这是推动ABS进行腾挪贷款规模比较比较明显的一个驱动力”。[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亚太机构融资部高级副总裁郑志杰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总经理袁剑雄出席并演讲。 袁剑雄表示，在今年的信贷ABS市场当中，金融租赁公司发行的ABS的增长是特别显著的。这体现了几个问题，一是信贷ABS市场的成长在加速，也成为了金融租赁公司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二是金融租赁公司从去年开始数量在增多，所以资产存量也在飞速的增加。三是在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的背景下，导致了同业市场资金的趋紧，而金融租赁公司传统的资金获取方式是在同业市场，所以逼着金融租赁公司加大对ABS工作和发行的力度。所以，增长非常快。 袁剑雄表示，明年金融租赁公司会在信贷ABS市场里继续做大。 在谈到风险时，袁剑雄表示，风险的来源是金融租赁公司对资产的处置能力，“如果你处置不掉这块资产的话那就是有风险了。如果你处置得了，而且是保证收益的前提下能够处置掉它，那其实就不存在这种风险”。他强调，金融租赁公司一定要提升资产处置能力。“如果这个问题能顺利迈过去，金融租赁公司信贷ABS产品体量会很大”。[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信信托结构融资部总经理施坚出席并演讲。 施坚表示，去年，信贷ABS市场处在发行利率的最低点，今年随着货币市场收益率的上升，发行利率也在逐渐的攀升当中，“现在已经出现了倒挂现象，发行价格高于资产池的入池利率”。 他认为，从总体融资平均水平看，目前产品的发行利率还低于某些债券的发行利率，在资本市场融资成本当中，还是处于中等偏下的品种。“我们觉得市场非常稳健，今年的容量进一步扩大，发行力度进一步增加，特别是涉及零售类的品种颇为受市场投资人欢迎”。施坚称，信贷ABS在明年仍然会繁荣稳定发展。 在谈到投资人的特点时，施坚认为有两点，第一是投资人认为要对投资品种有认知能力。第二是投资人比较喜欢分散性。“实际上投资人最在乎的就是违约风险到底有多大，收益率还在其次”。他称，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国内的银行间市场都是超级会员俱乐部——都是超级金融机构和特别大的投资人，非常专业。“如果ABS市场当中，中介机构比较尽职尽责，评级机构能做到公平正义，那么评出来的产品应该说会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 中信信托连续十年市场排名第一，对此施坚表示，“没什么特别巧的办法，就是比较拼”。此外，还要能捕捉到游移不定的市场机会。“信托行业没有特别固定的作战区域，是一个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很强的金融机构”。 施坚还自豪的表示，中信信托不靠母公司，而是在市场上自己找饭吃成长起来的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信托公司。“我们资产已经过两万五千亿了，ABS业务在信托行业连续5年排名第一，我们不是每一个指标都能达到行业第一，但综合评分肯定是第一”。 他总结称有两个条件，第一，自己要勤奋，要有能力，“某些信托公司靠母公司很强，不用去外面市场找，就天天坐在家里，爹妈给业务自己就够做，也不发愁，应该说挺容易。但是坏处是除了爹妈给的别的不会，就像惯孩子一样，有利有弊”。“中信集团、中信银行其实很少给中信信托业务，刚才说两万五千亿都是市场找来的，所以我们就能成为第一”，施坚还特别强调，“中信信托坚持不腐败，不搞歪的邪的，无论社会风气怎么整顿也没什么涉案的事儿，这些也是保证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副总裁孔令强出席并主持论坛。 孔令强表示，今年信贷ABS发展非常迅猛，发行总量达到了4856亿，超过2016年全年的企业ABS，较去年同期增长42%。 “无论是企业ABS还是信贷ABS，可以明显看到个人消费贷款的ABS发展速度非常快，占比也非常大”孔令强称，“到目前为止，个人消费信贷ABS增长将近300%”。[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公共融资评级部总经理王娟出席并演讲。 地方政府债务的变迁和平台发债情况 从2014年债务审计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实行了限额管理，所有数据都是在比较稳定的标准之下得出了，所以，不可能出现债务规模大幅上升的数据。 债务清理之后，政府举债唯一的方式就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前三季度，政府债券发行呈现出前低后高的状态，这与证券市场融资的态势基本一致。在置换债券方面，2017年比2016年低了两万亿。 从发行利率看，区域分化比较严重。地方政府债券利率不再趋近中央债券利率，很多不太发达的地区的发行利差在逐渐扩大。 在平台债方面，无论宏观环境如何，发行规模始终保持上升趋势。从偿还量来看，会越来越大。“2017年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偿还量和发行量基本相等，净融资规模几乎是零”，王娟表示，这可能会给人一个错觉，认为平台公司在做债务滚动，而没有新项目的投资。 从平台发债的特征来看，以AA公司为主，发行规模比较大的是江苏、湖南、浙江等传统债务滚动压力比较大的地区。从发行券种来看，还是中票、企业债和超短券为主流品种，超短券几乎取代了短券。 王娟介绍高利差的平台债券在整个发行债券中占比不高，大概在4%以下。但2017年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主要原因是平台发行资质在下行，评级标准实际上是在下行的，进来很多新发型的主体，虽然已经评到AA，但是资质和之前的企业比较肯定下降了不少。投资者肯定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发行利差相对比较高”。 “还有一些情况，有些企业原来是AA的，但是通过各种方式等级可能上调到AA+，但是市场可能并不认可这一点，也会出现发行利差突然升高的情况”，王娟补充道。 王娟特别指出了不同区域之间发行高利差债券的分布问题——江苏、贵州、辽宁、四川、湖南的高利差债券特别集中，尤其是江苏、贵州、四川三地，2017年高利差债券增幅非常大。 从评级调整的角度来看，王娟称，平台资质从基本面来说没有重大变化，“最为根本的是平台公司至今为止没有出现过违约，在信用资质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评级下调主要的因素是集中在财政实力的变化上面”，王娟表示，“辽宁之所以下调这么多，主要是因为本身的财政实力下滑比较严重”。 但王娟也表示，整体上看，评级上调的家数近些年还是大于下调的家数。“从发债角度来讲，净融资额几乎是零。是不是可以判断地方政府，包括平台公司的债务规模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王娟看来，平台公司融资方式变革也导致了净融资额的大幅下降，比如PPP、产业基金、政府采购、非标融资等等。 “当然非标融资现在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如果按照规定去执行的话，并不会对地方政府或者融资平台产生任何债务。但恰恰在很多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很多违规做法，包括PPP和产业基金承诺回报，最后回购股权，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融资”，王娟表示，“通过这几种方式，实际上使得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形成了很大的阴性债务”。 根据财政部PPP项目库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很多地方的项目量非常大，但落地率非常低，“这只是财政部的项目库，发改委也有项目库，还有各省市县都会有自己的PPP项目库。那个库里的项目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更没有控制在预算10%的线里。所以，外面不合规的PPP的量是非常大的”。 在引导基金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政府项目，但实际操作当中，政府或者融资平台承诺回购股权，承诺固定回报的现象非常多，王娟称。 融资平台转型面临四大问题 平台转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让债权、债务关系更清晰。“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平台转型不是立刻的市场化，也不是立刻和政府脱离关系”，王娟分析称，现在平台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四大类，最主要的还是存量债务的化解问题。“平台公司实现存量债务滚动，才会考虑存量债务的化解，滚动还是首要的”。 第二，基建项目投资仍然需要平台公司。如果平台公司不在了，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承接政府这些基建项目？在王娟看来，PPP、政府债券、财政预算拨款都不足以覆盖。 第三，国家保增长的宏观政策短期仍在执行。 第四，在平台转型过程中，如果把平台企业和政府完全割离，则平台公司的信用水平肯定会急速下降，对地方政府对外融资的形象会有很大的影响。 王娟介绍，现阶段，平台转型有四种模式是比较常见的。第一种模式是“弃旧用新”——已经有了很多平台在发债，但是债务规模可能比较大或者在银监会的名单里，那就不适宜在现在的形式上接着用它。所以，会成立一个新的平台公司。 第二种模式是在现有平台间进行整合。 第三种模式是在现有平台上成立新的公司，再根据业务类型、功能分类。 第四种模式是把平台公司的转型和国企改革同步进行。“选那些现金流比较稳定、未来盈利比较稳定和充裕的国企和旧有的平台公司、空壳公司进行整合，让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先让平台公司保持一定的现金流，以保证它的融资和债务的滚动，之后再考虑把平台公司做大做强，再做债务化解的工作，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王娟表示。 “整合当中，肯定有的企业变成直属的，有的变成二级三级公司了。新整合的平台公司对下面的这些子公司的人员业务上的控制力肯定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再到提升，最后实现企业的话语权”，她分析称。 王娟表示，为了应对平台整合趋势，中诚信也调整了评级方法，用新的放放衡量地方政府对平台公司的作用，“主要考虑平台公司本身的基础，再通过政府的支持对它进行等级的提升，这样就能很好的适应新形势下平台公司的转型”。[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大中华区信用研究分析主管、副董事总经理钟汶权出席并演讲。 钟汶权表示，融资需求和市场开放将继续推动境外债券发行。今年以来中国主体境外美元债发行量大增。推动境外发行的因素包括：过往制约境外发行的监管限制已经放松，鉴于中国制定了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目标，放宽境外市场渠道的政策不大可能逆转；境外债券市场跟境内市场有较高的互补性；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业务与投资。庞大的融资需求将继续推动境外发债，而发债主体将以地铁、轨道交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平台公司） 为主。[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企业融资评级二部总经理王雅方以“产业债市场信用风险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表了演讲。 当前环境下的产业类企业财务表现 2017年，宏观经济企稳向好，1-9月GDP走势相对平稳，PMI指数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50以上。 具体到产业类企业的财务表现，从盈利来看，产业类企业平均的净利润水平自2015年出现回落以后，2016年开始有所提升。2017年1-9月份产业类企业平均利润水平已经超过2016年全年，现金流也有所好转的。 从平均债务规模来看，尽管国家的去杠杆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2017年的9月底产业类企业的平均债务规模较2016年末有所下降，但近几年产业类企业的平均债务规模还是有所上升的。据统计，产业类企业的短债占比依然很高，超过50%以上。 从负债率看，去杠杆效果有了一定的体现，负债率的水平相对平稳，但目前负债率水平超过70%以上的产业类企业占比还是在30%以上。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随着去产能、去杠杆等政策的不断推进，产业类企业的盈利和现金流情况都在逐步转好，杠杆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依然面临一定的流动性压力，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的负债率水平比较高。 周期性行业信用风险趋势 煤炭和钢铁行业目前已经超额完成了“去产能”任务，目前“去产能”的工作主要是调节节奏，另外，未来对再产产能的压减也会加大去产能的力度。 2017年4月，国家和多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加速推进电解铝行业违规项目的清理工作，电解铝行业供给侧改革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其中山东、新疆、内蒙等地的违规产能占比非常大，也是电解铝行业此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区域。 化工行业跟煤炭、钢铁和电解铝行业相比，获得的供给侧改革红利相对比较少。 另外，以上几个行业都面临环保政策趋严的压力。为了改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环境的空气质量，环保部及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如限制燃煤使用量，对钢铁、煤炭、电解铝限产的环保政策，或将对相关行业下的产业类企业的供给端会有所影响。总的来看，2018年，我国的环保政策还依然维持在高压的态势，并且未来国家的环保限产将趋于常态化。 在具体政策效果的影响下，不同周期性行业的整体表现如何呢？ 煤炭行业从2012年开始进入了长达四年的低迷期，直到2016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限产和去产能的政策，导致煤炭的整个供需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煤炭价格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有了一定的回升，特别是2017年以来煤炭价格一直处于高位。短期内，煤炭的供需是偏紧的，煤炭价格一直处于高位。对此，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对煤价的平抑政策，旨在把煤价控制在合理区间。 钢铁行业相关的趋势跟煤炭类似，2016年钢铁行业形势转好，产量、价格都有所回升。“但这两个行业实际还是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需求端的持续改善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并且实际上去产能并没有实现再产产能的压缩”，王雅方表示。 关于煤炭和钢铁企业的财务表现，她介绍，2015年煤炭和钢铁企业的净利润都是亏损的，2016年出现上升，2017年出现了明显的上升。2017年1-9月钢铁和煤炭企业的净利润水平超过过去三年的水平。 在煤炭、钢铁企业的负债率方面，负债率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依然维持在70%左右的水平，仍然偏高。另外，从短债比来看，煤炭和钢铁行业目前的短债占比还是比较高的，煤炭超过50%，钢铁接近70%。货币资金比上短债，钢铁行业还是非常低的，不到30%，面临很大的流动性压力，特别是2016年底到2017年以来，2017年大型的煤炭和钢铁企业签订了债转股的框架协议，债转股资金的到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煤炭和钢铁企业的流动性压力。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债转股资金到位真正落实的资金可能比较有限。 同时，钢铁和煤炭企业虽然盈利和现金流水平都在转好，但是煤炭和钢铁行业企业的信用水平仍然有所分化。特别需要关注资源禀赋条件差、人员负担重、债务负担重、开采成本高的一类煤炭企业。另外钢铁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相对较弱的，债务负担重的这一类也需要特别关注。 在电解铝行业方面，整体趋势跟煤炭、钢铁比较类似，唯一不同的是电解铝行业在2017年以前没有享受到太多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红利。以往国家对电解铝行业的产能的控制政策效果相对是有限的，没有那么明显。2017年以来，电解铝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我们预计未来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电解铝行业的供需的环境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改善”，王雅芳表示。 从财务状况来看，电解铝行业也跟钢铁和煤炭基本类似。 化工行业比较复杂，涉及的产品种类比较多，并且民营企业占比较高。“2017年以来，化工行业趋势呈现复苏态势，但是不同的细分子行业的信用水平有所分化”。 王雅芳着重介绍了炼化行业和化肥行业。 炼化行业从货币端来看，随着国家对原油使用权和原油进口权的放开，加上低油价导致的炼化行业在利润端的贡献有所上升，炼化企业加大了对新项目的投资。随着新增项目逐步投产，炼化行业未来还会持续一个供过于求的状态。另外，国家对炼化行业的环保政策也持续趋严。 化肥行业整体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下游需求一直低迷，价格虽然有所上升，但是还是处于较低位置，整个行业目前的经营压力仍然比较大。 炼化企业受益于低油价的贡献，2016年以来盈利还是有所提升的。化肥企业主要是受益于2017年以来化肥产品的价格有所提升。所以，在2017年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净利润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上升。 另外，需要关注炼化和化肥企业的流动性压力。目前炼化和化肥企业短债占比超过70%，高于电解铝、煤炭、钢铁企业的短债占比。另外，炼化企业投资规模比较大，未来债务规模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此外，房地产信用风险也需要特别关注。在政策环境方面，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打击投机需求。2016年9月，我国多个热点的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楼市调控政策。但这轮调控政策的出台相对有限，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2017年3月份以来，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进一步加码升级，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陆续出台了进一步的升级调控政策，并执行了历史上最为严格的调控政策。截止到2017年11月底，我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出台了不同程度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本轮调控政策是秉承“以稳为主，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原则，可以说是分别从居民的购买端、土地的供给端、新房的销售端以及企业的融资端各个方面对房地产进行了调控。 王雅芳特别强调了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端的调控。从2016年9月开始，房地产的融资渠道全面收紧，包括公司债发行受阻，银行开发贷审批受限，银行按揭贷款审批放缓，对房地产企业的股权融资，地产基金的融资，还有资管的融资等多个渠道全部都收紧，“此轮金融去杠杆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目前融资环境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的对外融资难度非常大，房地产的债务资金压力非常大”王雅芳表示。 此外，她特别强调，此轮的调控政策首次提到了“租售并举”住房制度。从更长的时间来看，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或将改变房地产的传统运营模式。“2018年我国的房地产严监管环境是不会放松的”。 受宏观调控的影响，2017年1-9月，房地产行业全国的销售额和销售面积都出现了明显下滑，特别是9月份单月的销售额、销售面积的数据已经由正转负了。从各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是受新房供给紧张，受预售证审批放缓等因素的影响，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明显下滑。二线城市的销售数据的增幅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三线城市受益于受调控城市的需求外溢，包括受益于棚改货币化政策的安置力度的加大等原因，三线城市的销售额、销售面积出现了一定的上涨。总体看，展望2018年，考虑到2017年的高基数，而且考虑到严监管的政策环境不会改变，房地产2018年的销售数据增长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在价格方面，全国热点城市在2017年1-9月销售价格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但是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因为一二线城市的销售热度是在向三四线城市传导。所以，三四线城市如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区域的价格还是出一些上升的。 在房地产土地供给方面。1-9月份，一二线城市的土地供给有所增长，但由于需求远大于供给。所以，一二线城市的供需环境还是非常紧张的。从三四线城市来看，1-9月份三四线城市的土地供给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增长。但是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是持续进行的，也是受益于销售热度的提升。 在土地溢价率方面，受土地端调控的影响，一二线城市的土地溢价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三四线城市出现了明显上升。目前一二线城市去化周期在12个月以内，但三四线城市的去化周期要明显的高于一二线城市，存在一定的库存压力。 在房地产企业的财务表现方面，由于房地产企业财务结算的特殊性，决定了房地产企业收入的确认存在滞后性。2015年下半年以来的量价提升对房地产企业2017年的报表的利润表起到了一定的贡献。另外，受房地产政策调控的影响，房地产的销售回款在2017年以来增幅出现了明显回落，而房企还是在加大拿地的力度。所以，净负债率是有所提升的。 在房企的长债指标方面。货币基金对短债，以及销售现金对总债务的覆盖能力都有所弱化，但依然处于良好水平。“可以说，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大型房企的流动性相对是较充裕的”，王雅芳表示，随着本轮调控的进行，房地产企业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将会进一步的提升，行业内企业的信用水平也会有所分化”。 “我们将重点关注拿地、基建，流动性性压力比较大，重点关注区域性比较差的房企的风险。大型房企因为拥有绝对的品牌和规模优势，拥有绝对的项目操盘能力和财务实力是更具抗风险能力的”，王雅芳表示。 但它也强调了两点，一是房地产所有者权益可能有一定规模的明股实债，也可能有投资性房地产的重估。所以，计算房地产负债率的时候需要把这两者考虑进去。二是，近两年房地产企业的合作项目逐步增多，合联营项目都是不并表的，那么从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报表里就看不到房地产企业真实的债务负担，因此，需要关注房企的表外债务风险。 总体看，房地产在2018、2019年将面临公开债务的到期高峰，再融资压力非常大，需要重点关注。 2018年不可忽视的信用风险点 在区域风险方面，应重点关注财政实力弱的政府的偿债能力弱化、产业结构单一、融资环境比较差的区域。比如贵州、广西、辽宁等债务率比较高的一些区域内的企业。另外，还需要特别关注像山东这样一些民营企业风险较为集中的区域。 截止到2017年10月末，10个产业的产业债存续债的到期规模中，电力行业是排在存续债总额里最高的。主要是由于前期电力项目投资比较大，资金需求比较大，所以，导致存续债规模非常大，但是电力行业因为具有公共事业的属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电力企业主要是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债务结构主要是以长债为主，并且主要都是信用债。所以，虽然电力企业项下不同的电源品种的信用水平有所分化，但电力行业整体的债务风险还是可控的。 房地产行业的公司债要远高于其他行业。煤炭、化工、有色、钢铁等周期性行业存续债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些行业的债务压力很大。 在2018年各个行业产业债的到期规模当中，电力和房地产是排在头两位的，煤炭、钢铁、化工、有色等等行业也依然是排在前位的。叠加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在目前融资环境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行业的再融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从各个行业2018年存续债到期规模占总的存续债到期规模的比例可以看出，农林、食品、纺织、服装和造纸等行业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业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并且融资环境比较差。所以，这些企业只能是靠短债来滚，短期流动压力非常大。 而包括房地产、钢铁、煤炭、有色、化工等行业2018年到期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需要重点关注。 以上是具体行业的分析，那么信用债总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变现会是如何呢？王雅芳表示，2015年的发行量和净融资额都在逐步上升，但到了2016年四季度出现了下滑，2017年下滑得更加明显，净融资额在2017年一二季度为负。2017年三季度整个信用债发行量在2.1万亿元，是继2016年四季度以来出现了一个高位。净融资额是在5400亿元左右，也是继一二季度为负以后由负转正了，但是依然比2016年同期有所下降。特别是2017年以来公司债总的债券的发行规模是同比大幅减少的。 “在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而净融资额又出现下滑的情况下，势必会加剧整个债务规模的刚性压力”，王雅芳强调。此外，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以来发行量大幅的上升，很多三年期的中票，还有三连二的产品都将在2018年到期。2018年信用债到期总规模要比2017年小幅下降，净融资额在2018年或将会上升，但是整体的偿债压力还是没有明显下降的。 “整个债券市场的再融资风险还是很高的”。王雅芳表示，2018年将要到期的规模比较高的房地产、煤炭、化工、有色、钢铁等等这些行业，虽然说在国家去杠杆和去产能政策效果的影响下，这些行业的盈利和现金流水平有所转好，但是他们偿债依然靠借新还旧。所以，再融资压力比较大，并且信用风险有可能上升。 王雅芳提出了几个方面的风险，第一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往往是信用风险事件发生的导火索。第二是担保代偿。如果被担保企业出现了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担保企业势必要对被担保企业进行代偿，会增加担保企业的流动性压力。第三，目前设置交叉违约条款的债券越来越多，以短融为主，涉及的行业包括建筑，房地产，还有一些周期性的行业设置交叉违约的条款的级别也基本都是比较低，设置交叉违约条款对发行人未来债务管理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将警惕交叉违约条款一旦触发引起的企业偿债危机的风险”。 在展望2018年产业债时，王雅芳表示，2018年GDP增速同比2017年可能会略有下降，产业债市场风险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产业类的企业虽然说经营状况不会大幅的恶化，但是我们预计整体的风险可能会有所释放”。[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企业融资部高级副总裁胡凯出席并演讲。 胡凯表示，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国企经营效率并降低其杠杆水平。政府所实施的国企及供给侧改革有助于国企提高利润、放缓债务增速，从而降低国企杠杆水平。我们预计2018年多数受评国企的增长将高于其债务增速。[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公共融资、项目及基建融资部副董事总经理曾慧思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企业融资部董事总经理刘长浩出现并主持论坛。[详情]

　　2017年12月12日，“穆迪-中诚信国际2018年信用展望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诚信国际金融机构二部副总经理薛天宇在会上就银监会监管的金融租赁行业和商务部辖下的融资租赁行业合并展开了讨论。 2007年中国现代租赁行业复苏以来，行业系统重要性逐步提升，中国已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租赁市场，市场的活跃度和增长潜力显著。但是在增长的同时， 17年季度数据标明注册资金增长率首次明显低于家数增长率，证明了股东信心及投资意愿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弱。 中诚信国际认为，从资产端看，合同余额保持了较快增速，但增速有所放缓，且部分细分行业季度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从目前我国租赁公司的业务结构、业务层级的角度对行业资产端趋势做出解释。究其根本，我国融资租赁公司尚未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金融市场中与其他类型机构进行错位竞争。市场上绝大部分租赁公司尚处于较为初级的债务融资提供者角色，普遍核心竞争力不足，易被其他融资主体及融资工具替代。从负债端看，主要通过分析近三年半直接融资结构的变化，融资来源呈现多样化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隐忧。 薛天宇在发言中选取部分样本融资租赁公司进行比较分析，从收入变化、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等方面观察行业发展，特别提出对资本放大倍数呈现上升趋势的担忧。指出近年来租赁公司的部分表内资产的表外化使实际经营杠杆率被低估，监管难度增大。 中诚信国际认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整体向好，切实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仍需防控相应经营风险，使行业得以健康、长效发展。  [详情]

　　2017年12月12日，“穆迪-中诚信国际2018年信用展望会议”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金融机构一部总经理白岩在会上发表了中诚信国际对于2018年银行业信用情况的展望。中诚信国际认为，监管的强化有利于缓释行业近年来快速扩张积累的风险，系统性风险整体可控，但是行业内个体业务结构差异较大，在本轮监管加压下不同机构受到监管政策的影响不同，因此个体信用状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 白岩表示，近年来银行业通过同业加杠杆推动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在报表上集中表现为资产端非信贷资产特别是投资资产扩张迅速，负债端加大了市场资金的吸收力度。利润表方面，资金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运营环境变化和业务结构调整导致银行业风险状况更加复杂化，资产负债对于市场变化更加敏感，流动性和市场风险管控难度显著加大。此外，近年来行业业态的调整也伴随着一些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首先从微观层面，通过投资业务可以规避信贷规模、行业投放和集中度指标的限制，还可以通过表外或者同业、非银金融机构合作实现风险的隐藏，减少资本的占用，本质上是更大程度上加杠杆，宏观上导致风险在不同机构间传导，资金在金融同业间空转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白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针对银行业的规范文件陆续出台，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微观上对同业、投资以及理财各项业务进行规范，对行业实质性风险进行集中排查，引导银行业调整业务结构，去杠杆，控风险，回归本源。此外，中诚信国际也注意到不同监管部门之间也在加强监管协调，减少监管的盲区，《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及《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等货币基金新政策陆续出台，有助于减少风险在不同机构间的传导，降低系统性风险。 中诚信国际认为，受到监管强化的影响银行业今年以来调整比较明显，整个行业前三季度总资产增速呈现下降的趋势，资产端同业投资迅速扩张和负债端市场化的趋势得到遏制。从发债银行资产负债的结构来看，不同于以前年度的趋势，贷款和存款在资产和负债中的占比缓慢回升。行业贷款占比和存贷比指标都在今年出现了明显的拐点。同业存单和理财产品在规模上都有增速放缓甚至下降的趋势。资产质量方面，行业整体不良呈现趋稳态势，关注贷款下降，不同类型的机构资产质量依然呈现分化，大型国有银行的不良率持续走低，其他机构呈现维持稳定或者上升的态势，农商行的不良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机构。从盈利情况来看，贷款占比上升推动息差有小幅的提升，但是拨备计提压力下整体盈利能力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从不同类型的机构来看，大型国有银行逐渐成为资产收益率最高的机构，城商和股份制收益率较低。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诚信国际认为，通过这一轮监管加压实现去杠杆、调结构，有助于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和服务实体，有助于行业信用状况的改善。[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以“发展普通年，监管特殊年”为题发表演讲。 在毛振华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的货币化，金融机构的过度发展和金融自由化造成的。但为了应对危机的冲击，全世界并没有在根本原因上采取措施。在中国，不仅没有在防范方面采取措施，而且还采用了更大的货币化手段来应对危机。“从央行开始就加杠杆，每个企业加杠杆，层层加杠杆成了金融创新的特色”。 近些年来，“一行三会”出台了很多文件推动金融业“杠杆去化”，毛振华认为，金融监管的深化对金融界的压力比较大。“金融去杠杆的过程既要坚决，又要协调”，他分析称，“我国是机构监管，监管的格局是竞争性监管”。“一段时间之内，有些监管机构的方法是只保护自己的监管对象，希望风险在别的监管单位内爆发，把风险推到别的领域”，“这很容易因为监管过度而出现一些超预期风险的释放”。 毛振华呼吁，金融监管不能无序进行，“每个部门都想表现自己，为了防风险拼命出台一些收紧政策，可能会在非自己监管的机构引起连锁反应，特别要防止那些损人利己的监管政策”。 在谈到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时，毛振华认为，希望能结束多头监管、监管竞争、监管踩踏或者竞相放水的局面，能为中国的金融稳定带来新的监管格局。[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金融机构二部副总经理薛天宇出席并演讲。 政策面对于系统重要性的推生，第二部分是资产端午和负债端的机会和挑战，第三部分我想通过一些数据分析一下整个行业的风险。 薛天宇首先指出了融资租赁行业发展存在的四点问题。第一，租赁法仍未颁布，对租赁物的登记、公示和取回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第二，由于存在银监会、商务部两个监管主体，容易造成在同一个市场竞争的两个不同类型的监管主体的竞争的不公平性。第三，包括税收、法律、外汇等配套政策还有待明确。第四，在社会认知方面，中小企业还主要停留在一次性买断设备的传统的观念之上，包括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金融租赁的专业人才稀缺已经逐渐体现出来。 他形象的总结为，“让我干，但是没告诉我怎么干；让我干，我不知道跟谁干；我想干，但好些人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融资租赁业平均的渗透率是14.3%，中国只有8.9%。“在这轮行情开启之前，2007年我国融资租赁的渗透率只有0.18%，其实已经增长了数十倍，而且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融资租赁市场。所以，说明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在增速方面，2007年融资租赁企业只有93家，截止今年6月末，参与者已经达到了8218家，有了88倍的增幅。“但仍有很多因素制约行业的发展，尤其是资本方面的，包括近两年监管降杠杆的决心，使得很多的股东有一种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感觉”，薛天宇表示。“宏观经济L型震荡，不光影响到了银行业资产的质量，租赁业务也在近两年趋于谨慎” 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为240亿，到2016年已经达到了5.33万亿，增速达到了216倍。具体来看，我国城商行资产规模2016年是28.24万亿，信托公司的管理规模是20.22万亿，保险公司的资产的总规模是15.12万亿。在同期租赁公司已经到达了保险公司的总资产的35%。“融资租赁在金融系统的重要性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薛天宇表示。 在提升的同时增速也更趋于理性，2016年融资租赁行业合同平均增长率是20.05%，较2015年同期下降了84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延续了下降趋势，余额达到5.6万亿，但增速下降到了10%。 薛天宇在银行间市场找到27家曾经发过债的样本，对他们的财务指标进行分析。他发现，资产规模和净营业收入的增速呈反向状态。“有一些租赁公司在2016年已经出现了营业收入实际上是在下滑的趋势，资产回报、盈利性方面处于微降的态势，但是由于自己资产的配置和负债结构的选择不同。所以，也会呈现不同的变动的方向”。 “不良率整体上还是上升的，风险的抵补能力确实相对有点减弱”，薛天宇表示，无论是金融租赁公司还是融资租赁公司都有资本约束。“金融租赁公司表现为资本充足率，融资租赁公司表现为杠杆放大倍数。在全都统一成放大倍数后可以发现，近三年放大倍数已经从6.99上升到7.77，有很多公司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监管十倍杠杆的红线”。 “资本的压力实际上已经显现了”，薛天宇表示，于是“表内资产表外化”成为了融资租赁公司的选项。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租赁公司的实际杠杆率被低估了。增大了我国监管的难度”。 薛天宇表示，无论从政策层面、资产层面、负债层面，租赁行业的发展都处于向好趋势，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风险。[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金融机构一部总经理白岩出席并演讲。 近些年来，金融业通过加杠杆实现了资产和负债的迅速扩张，从利润表的表现来看，资金业务在收入当中的占比提升比较明显。伴随着宏观环境的调整以及业务结构的变化，金融行业的风险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特别是资产和负债端对市场的敏感度变的更高。 白岩也指出，在个体方面风险将进一步分化，“比如加杠杆，有一些机构期限错配可能比较大，但有一些机构相对比较谨慎，加杠杆的期限错配比较谨慎和稳妥，受到这一轮强监管的影响肯定也不同”。 白岩指出，伴随着加杠杆，很多金融机构出现了套利行为，使得风险在金融机构之间的传导、资金的空转比较严重，宏观调控对于资金投向的引导效果会大打折扣。 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规范文件。在白岩看来，首先，宏观审慎监管在加强，“微观上对同业、资管、投资业务进行了规范，对银行体系的风险进行比较深入的排查，引导整个行业调整的业务结构，去杠杆，使行业能够回到自己的本原”。同时，监管协调、合作正在增加，可能在更宏观的层面上阻止风险在不同部门之间的传导和空转。 白岩认为，监管强化之后，风险会得到缓释和分化。今年以来，金融行业的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首先，资产负债增速有放缓趋势，同业投资迅速增长的趋势以及负债端更多依赖于市场资金的趋势得到了遏制。 白岩分析称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不良率，农商行明显是最高的，而且今年仍有上升趋势，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略微增长，而国有银行的不良率呈下降态势。而从不同类型机构的收益率情况看，国有银行已经超过农商行成为资产收益率最高类型的机构，股份制和城商行的收益率仍然偏的。 白岩表示，今年以来，监管推出的一系列措施能够有效的缓释金融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系统性风险。但由于个体机构的业务结构不同，风险积累的情况也是不同的，所以受到的监管加压影响就不同。[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金融机构部副总裁、高级信用评级主任Martin PETCH出席并演讲。 Martin PETCH表示，作为中国增长引擎的投资回报率当前呈下降趋势，资本错配体现在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而大量封锁在国内的储蓄使得投资的风险定价不当，并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长中信贷密度的下降是实现政府政策目标，即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同时降低经济总体杠杆水平的关键。[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信用总监Michael TAYLOR出席并演讲。 Michael TAYLOR表示，中国经济总体杠杆水平将继续上升，但速度较之前将有所放缓。十九大之后，中央领导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改革意愿有望更为协调一致，从而推进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穆迪董事总经理、中国地区主管史季出席并致辞。[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国际董事长闫衍出席并致辞。 2017年，全球经济不断复苏，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闫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从增速的连续下滑进入调整期。“2018年，中国经济还将维持在稳中向好的态势，但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利率下行压力”。 他分析称，2017年以来，随着金融强监管的加强，银行业资产无序扩大的态势得到了一定抑制。非金融企业债务的增长势头也有所放缓。“杠杆率在去年达到高点以后，今年略有降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杠杆率也有所放缓”，闫衍表示，“无论是总体杠杆率还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都呈现了边际改善的态势，总体的系统性风险有所缓解”。 闫衍表示，2018年的信用风险可能呈现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在金融强监管的背景下，信用风险的压力仍有上扬的态势。“2018年的信用风险或许比2017年有所上升”。 第二，平台企业的债务风险或许会有所上涨。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完成，平台企业的债务压力或许会上升。“随着过去三年时间地方政府债务的置换，平台企业的债务压力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是平台企业债务置换完成以后，新增加的债务以及未纳入置换的债务在未来一个时期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压力”。 第三，交易所市场的债务风险可能会有所放大。这主要是因为交易所市场面临债务集中到期的违约高峰，包括房企等发行人回售和兑付的压力增大。 第四，交叉领域的联动效应可能会有所放大。他分析称，近年来在政府投资人保护方面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包括在发行条款里设计了很多投资人保护的有关的条款，但同时可能产生很多交叉领域的压力，尤其不同市场之间所产生的交叉领域的联动效应可能有所放大。[详情]

　　新浪财经讯 “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举行，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以“发展普通年，监管特殊年”为题发表演讲。 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下的新阶段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经济基本上度过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出现了约3%左右的增长，曾经负债累累的欧洲经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全球贸易有所复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在毛振华看来，全球贸易复苏预示着全球需求的上升，也预示着对未来经济的拉动有了新的预期。 聚焦中国，已经进入了“缓中趋稳”的调整期、”筑牢底部“的时期。毛振华认为，中国经济政策有一个“成功的错位”——在全球经济比较差的时候，中国相对好一些；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时候，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依然处于“新常态”，但已经迈入了“新阶段”。 “提出新常态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下行的。所谓新阶段，是指筑牢底部，不再是下行的趋势，是一个新的阶段，但还在新常态，因为新的动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新的结构还没有完全建立”，他解释称。 从需求来看，外需出现了恢复性改善，国内消费需求也相对景气。从供给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有一定的恢复性增长，价格信号非常明显：PPI有比较强劲的恢复，CPI也比较稳定。另外，企业的盈利大幅上涨，市场基础有所改善，总体来看，企业盈利状况有所好转。宏观经济景气度和预期全面向好。 在如此好的形势下，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步入了新周期？毛振华认为，还不能这样说。他给出了四个原因。第一，全口径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和民间投资都出现了下滑。“投资完成的不够，既包括了现在的投资效率低，另外也反映出企业对未来的信心不足”。“2016年民间投资超预期的垂直下滑，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中央提出了保护产权的文件，刺激了投资的信心。但是今年一季度以后，下半年又开始出现一个下滑期。所以，这不光是一个政治问题，投资是新周期很重要的指标”。 第二，内需看似好转的趋势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市场经济增长的力量仍然不够，财政赤字率在3%左右的红线，外部环境的改善是各个国家同步采取超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物。“每个国家都想在经济下行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竞相采取了扩张型的政策。简言之，都是央行加大货币供给。所以，这么大的资金面前就算是经济有一个稳定，但是它的确是政策性的产物，并不是市场型的，也并不是得到长期稳定的考验”，毛振华表示。 中国的经济领域仍存在很多风险 毛振华指出，我国债务风险水平依然很高。总体上看，杠杆率水平有所降低，但基本格局并没有完全改变。在他看来，从债务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具备了常规国家经济危机的条件，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会爆发系统性的债务危机，“但是来一次小的危机也没什么了不起”，“危机之后的美国还是美国，所以，并不因为有一次危机就怎么样了。中国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不管政府、社会还是企业都有能力来应对一次危机”，毛振华认为，“危机是双刃剑，可以更彻底的重组和重新进行资源配置，也许有它的必要性”。 另外，尽管采取了很多预警措施，但是并没有制止房地产非理性的上涨，房地产的风险依然存在。毛振华指出，很多地方的房地产市场风险愈演愈烈，一二线部分城市仍有“秒光盘”发生，对新房价格实行限制，使得新房的价格低于二手房的价格，导致买到新房的人认为赚到钱了，这也是目前一个新的情况。 第三，在金融体系方面，金融领域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产业，超越了过去对技术创新，对于其他领域的关注，成为整个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也成为了全社会的焦点。 第四，毛振华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翻开了新的一页：以防风险作为稳增长的前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经济政策的底线思维 在毛振华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的货币化，金融机构的过度发展和金融自由化造成的。但为了应对危机的冲击，全世界并没有在根本原因上采取措施。在中国，不仅没有在防范方面采取措施，而且还采用了更大的货币化手段来应对危机。“从央行开始就加杠杆，每个企业加杠杆，层层加杠杆成了金融创新的特色”。 近些年来，“一行三会”出台了很多文件推动金融业“杠杆去化”，毛振华认为，金融监管的深化对金融界的压力比较大。“金融去杠杆的过程既要坚决，又要协调”，他分析称，“我国是机构监管，监管的格局是竞争性监管”。“一段时间之内，有些监管机构的方法是只保护自己的监管对象，希望风险在别的监管单位内爆发，把风险推到别的领域”，“这很容易因为监管过度而出现一些超预期风险的释放”。 毛振华呼吁，金融监管不能无序进行，“每个部门都想表现自己，为了防风险拼命出台一些收紧政策，可能会在非自己监管的机构引起连锁反应，特别要防止那些损人利己的监管政策”。 在谈到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时，毛振华认为，希望能结束多头监管、监管竞争、监管踩踏或者竞相放水的局面，能为中国的金融稳定带来新的监管格局。 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非常值得关注。但毛振华也强调，“中国的债务风险目前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仅总量在警戒线内，同时中国的政府有大量国有资产，净值仍然高于债券总值，这是一个非常有支撑的支撑体系。所以，相对其他国家来讲，我们要更安全一些”。 毛振华特别强调，房地产泡沫值得关注。房地产是金融工具中的主要抵押物，如果房地产价格出现暴跌，将会系统冲击我国金融体系，也将影响我国中产阶级。“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有房贷，如果房价跌破相当的水平，比如跌掉1/10甚至1/3，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因为扣掉1/10，1/3也就是前年的水平，跟5年前比还涨了几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但即便，这样也可能就出大的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一下就是负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毛振华表示，“不仅仅要防止资产泡沫的上扬，还要防止泡沫的破灭，这是‘双底线’”。 在债务方面，毛振华表示，我国总体杠杆率依然偏高，结构性风险比较大。“我国的债务率是在短期内急速上扬，浮动太快，债务的利用率、债务工具的效率没有达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去年把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做了重新分割，因为里面包含了一部分政府融资平台，也包含了一部分国有企业，拿掉之后，我们的债务率也不低，政府那边也不低，，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政府有国有资产，但如果出现经济危机的话，估值也会发生变化”。 毛振华表示，当前利率进入上行期，企业的债务压力就更大了。据统计，中国社会债务杠杆率很高，不仅是债务总额高，占比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利息高。“我们要用占GDP15%的规模来支付利息，高点甚至达到了17%，这是人类历史之最”，他强调，“中国的利息很高，发达国家的利息即便在过去也是非常低的”。 2018年中国经济和政策展望 在宏观经济方面，毛振华认为将延续底部运行，明年GDP在6.8%-6.9%的水平，可能是前低后稳。明年固定资产投资的疲态仍然难以扭转，外需的改善存在不确定性，内需处于持续改善过程中，保持温和上升态势。 毛振华特别谈到了工资的问题，他认为我国仍处于工资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通道之中，“中国要成民富国强，那么加工资是很重要的，只有加了工资才能解决中产阶级的问题，才能解决经济结构的问题”。 在房地产方面，投资下行难，价格上升难。 在货币政策方面，仍然会保持中性，财政政策在底线附近，难有大的作为。“现在3%的红线是要突破的心理障碍”。宏观政策会继续延续“双底线思维”。 毛振华认为，“2018年是创新的普通年，监管的特殊年”。“2018年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平淡的年份，看不到非常特殊的、新的刺激性因素，也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风险”。他指出，“为了消化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风险，改变依靠货币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格局，在金融监管方面、防风险方面还会加大力度”。 毛振华认为，明年有“三大攻坚战”。首先是防范风险，第二是精准扶贫。第三是防治污染。“污染的防治是长期行为，我们要进一步开启新的增长模式，比如绿色金融会给业界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但是总的来看，它对原来过去的生产能力还会有所限制”。 “尽管要坚持发展，坚持需求创新，但明年还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不会是‘大干快上’的格局。对监管来讲还要提高认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是监管协调的基础上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依然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 毛振华还表示，1929年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危机都体现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都体现为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主要是债券危机。所以，依然要对债券市场，债券评级予以高度的关注。[详情]

　　2017年，在世界经济弱复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延续了去年9月份以来的企稳向好迹象，整体呈现“稳中求进”的超预期复苏态势。在“防风险”、去杠杆背景下，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影子银行过过快扩张、债务风险突出和房地产结构性泡沫等问题，监管政策持续出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无序扩张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非金融企业杠杆水平边际改善，金融系统性风险有所缓释，但同时也带来了利率上移，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等压力。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8年针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风险，宏观调控仍会将“防风险”作为重要内容，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持续推动金融去杠杆，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危及经济转型及发展。 金融去杠杆和监管趋严，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运行环境将面临哪些新变化？国企杠杆去化和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将如何演化？产业债信用趋势走向何方？持续存在的融资需求是否将推动中国公共融资发行人境外发债？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共同主办的“2018年信用展望研讨会”将以“金融去杠杆和强监管下的风险和机遇”为主题，针对市场关注的这些问题提供 基于风险视角的分析与观点。 会议将于12月12日（星期二）在北京JW万豪酒店，12月14号（星期四）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12月18号（星期一）在深圳金茂JW万豪酒店举行。议题将涵盖银行及融资租赁行业信用风险展望、国有企业杠杆去化、产业债市场信用风险、地方投融资平台信用风险与转型、资产证券化等热点话题。来自中诚信国际、穆迪的专业人士将发表演讲，并邀请相关外部嘉宾进行深入讨论。[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