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笔者为研究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写了一篇感言。记述了自己从事此项研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拟在公众号中连载，今天发出之五。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2020年时，笔者感觉到，计算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和增长，类型和体制不同，所用的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由中央机关集中统一配置，即使有价格也由计划确定，在求出各个产业产品间的投入产出消耗系数后，利用列昂节夫投入产出表就可以计算各类资源的投入和最终的产出。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每个竞争主体都为利益多少而行动，假定供给能够自己创造需求，最为简单和经典的刻画算式就是索洛产出和增长模型。
对于一个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转型的经济体，由于大量的农村人口和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商业迁移和流动，揭示其数量关系的是刘易斯到乔根森等结构转型的增长模型。20世纪30年代末，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生产过剩大危机，凯因斯认为发生了市场失灵和流动性不足，国家宏观方面需要进行需求管理。包括工业化初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投资加快经济增长。适应于此，也有了哈罗德—多玛等注重国家影响投资的增长模型。
然而，用上述这些增长模型来解释和推演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实践和学理方面的不适应性。
这给我们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类型，更具体地讲是一个什么样经济体制的国家？比喻一下，羊和马的能量和动力系统肯定有重大的区别，用羊的能量转换和动力模型去解释并预测马的过去和未来，毫无疑问，显然会有重大的误差。
20世纪中后期开始，许多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OECD的统计将其归类于体制转轨国家。世界是多样化的。绝大多数计划经济国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采取了三年左右时间瞬时转轨的方式。从经济学研究的任务看，没有足够的数据，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和归纳如此短时间内其动态经济增长的实践和学理模型。
中国与瞬时转轨不同的是，选择和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近转轨的改革道路。2020年时，笔者觉得，应当下一个定义：中国是一个持续转轨中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建立其产出和增长历史和未来内在的数理逻辑分析，可以需要在此基础上展开。本回短文先不进行数理逻辑方面的讨论，只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归纳。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释放的机制逻辑。1957—1977计划经济年代中，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劳动力投入等增长幅度都要比改革开放后高得多，但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而改革开放后在要素投入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要比改革开放前高出一倍。
最为关键的三个体系性的改革是：承认物质利益。从强调一大二公和无私奉献，承认企业和个人有各自的经济利益，鼓励多劳多得，实行计件工资和超额奖励，使个人和经营好的企业可以通过勤奋的努力得到更多的经济红利。
形成竞争主体。劳动者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不同的工作，可以进行个体工商创业，可以投资兴办私营企业，也引进了外资企业，扩大国企的自主权，形成了在市场上追求经济利益的竞争者。
构建市场体系。允许农民、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计划外向市场上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价格可以随行就市。这样三位一体机制的形成，使得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效率得到空前提高。
其次，渐近改革的双轨逻辑。双轨改革方式，是渐近改革战略的具体实施。
改革先体制外放开，后体制内推进。先放开了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劳动个体自主从事；一部分商品不再通过体制内统购统销，放开计划外采购、生产和供应；后给国有企业放权，逐步缩小对体制内招工、采购、生产和销售规模和范围的计划控制。
改革从增量入手，到存量推进。如单位新进的员工，能进能出合同制、不准入本地户籍、绩效工资制；单位原有员工，很难随意解聘、工资按资格年限确定、有诸多单位福利；随后陆续改革，或者通过退休等方式进行消化。
改革在区域方面，沿海先行先试、内陆学习经验，再向沿边全面铺开。如在引进外资进入、改革外贸体制、实行税收优惠、企业准入放开等等方面，基本都是按照这一顺序进行。
改革一般是先试点后推广。比如，企业从过去上交利润向交纳税收、从产品税向所得和营业税、从营业税再向增值税改革，就是先在一些企业中试点运行，总结经验后再向全国进行推广。
再次，改革内容和任务的先后顺序逻辑。为什么要梳理这一历史顺序？一是因为产品市场化供求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5%以上，往往给人们一种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的虚幻。二是不同产品的生产中，不同要素和资产投入之间往往存在着组合关联和替代关系，对效率影响很大的正是不同要素和资产组合之间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而导致的扭曲。
从大的分类看，有产品→要素→资产前后的市场化改革逻辑。先进行了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后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而除了城镇住宅、商业和写字楼，以及出让土地外，大规模土地和农村住宅资产化改革并没有开始。
从小分类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看，有资本→劳动→土地前后的市场化改革逻辑。最早企业所使用的资金，逐步进行了拨款改贷款的改革，90年代末也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资本交易所，初步形成了资本市场化配置体系；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民工外出和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用工制度改革，包括大中专学生分配体制往双向选择方向的改革，也基本形成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市场体系；但土地要素则形成了城乡分割、行政征收、垄断出让、公益划拨的配置体系，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启动和推进。
最后，我们来归纳体制转轨的阶段逻辑。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一个要经历三个转轨阶段的特长周期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
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和释放阶段。时间大约在20世纪的前20余年间。我们确立了可追求的经济利益，培育和发展了竞争主体，形成和完善了市场价格和数量这样的资源配置调节机制。这一时期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8%。市场力量对生产力的解放，使我们很快从贫困跨越了温饱，并且在20世纪末进入了小康社会。
二是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并存胶着阶段。实际上，加入WTO开放及相关改革的推动外，加中国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是从20世纪末开始，促成土地和住宅资料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也即土地房屋的货币、金融和财富等深化，中国近20时间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速度的重要动能。然而，这一时期，二元体制并存随处可见：生产领域中，市场配置为主，但政府配置（如地方城投等）的比例居高不下，甚至有所提高；劳动力配置方面，户籍为核心的迁移管制仍然存在；资本资源配置方面，信贷和发债存在所有制歧视，越来越多的资本被配置在低效率的国企之中；土地要素配置方面，也存在着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相当多的土地由划拨所得。
三是启动第四次大力度改革，推动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的并轨阶段。根据二十大报告向社会主义市场化方向改革和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需要更进一步地推进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土地配置、农村住宅、收入分配、人口流动等诸多最后并轨所应当深化的体制改革。实际上，中国二元体制转轨第四次所释放最大的增长潜能，将来自于未来的体制并轨改革。
小结这回短文，就是中国是一个特长转轨周期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如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其增长动力来源于农村农业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镇和工商业的转移一样，中国相当大的增长动力，则来自于锁定在二元体制扭曲中的闲置和低效率资源被不断的改革所盘活，禁锢在体制扭曲中的生产潜能被不断的改革所释放。那么，如何在内生的数理逻辑方面对此进行描述，且读下回分解。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石秀珍 SF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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