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Jeffrey Frankel，哈佛大学资本形成及发展学教授。
坎布里奇—代伟大的国际经济学家正从舞台上谢幕。理查德·库珀 逝于 12月23日，罗伯特·蒙代尔逝于4月4日，而约翰·威廉姆森则逝于4月11日。
所有人均在一系列课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创造出了人们仍在使用的值得纪念的词汇，虽然人们对上述词汇的使用并不总是符合它们的原意。更具体地讲，这三位经济学家都在有关最佳货币制度的持续辩论中发挥了作用。这几位经济学家均不满于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并且提出改革。各国央行是否应当向欧元区成员国那样实行固定汇率，甚而完全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或者他们应当采取别的举措？
威廉姆森是“其他措施阵营”的领袖。他主张采用比固定汇率制更灵活、比自由浮动汇率制更稳定的中间汇率制度。事实证明，他所发明的“爬行钉住汇率制”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拉美地区尤其盛行。在这样的制度下，各国决定通过每月进行小幅贬值，以保持本国生产者价格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来应对通胀。
威廉姆森还支持另外一种中间汇率制，也就是目标区域制，即各国将汇率保持在预先规定区间内的制度。他一再更新相关提案，目的是将目标区域制运用于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上。
但最欢迎上述制度的却是新兴市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混合运用了威廉姆森的提案——在篮子、区间和爬行（BBC）汇率制的大框架下——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包括博茨瓦纳和新加坡。
威廉姆森最著名的成就是1989年创造了“华盛顿共识”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他认为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支持的10项经济发展政策。
但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发明。威廉姆森明确从其政策清单中排除了一个项目：那就是放宽金融管制，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但后来使用“华盛顿共识”一词的绝大多数人往往攻击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这些人认为上述项目是包含在内的。
与威廉姆森不同，理查德·库珀更喜欢固定汇率制度。1984年，他预测企业最终会发现浮动汇率的高波动性“难以忍受”，并且提出从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为所有工业民主国家创造一种共同货币。”
库珀强调，他的计划仅仅是一种长期目标。但较之他提出方案的时候，放弃此种程度国家主权的政治意愿现在甚至更加微不足道。
在学术界，库珀开创了国际 宏观经济 相互依存及合作领域。他还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曾在吉米·卡特总统政府中担任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并曾在1978年波恩召开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那里，德国、日本和美国同意充当火车头，同时发力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拉出停滞的泥沼。此时，库珀为世界提供了“火车头理论”一词，意指各国之间开展协调的财政扩张。
蒙代尔同样赞成固定汇率制。因为曾就固定汇率制相对于浮动汇率制的利弊做出过两项贡献，蒙代尔曾在1999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一是1962~63年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该模型在假设高度跨境金融一体化领域相对于所处时代是遥遥领先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保持浮动，那么货币政策就会对收入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反之，如果汇率固定，那么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就变得很小。
诺贝尔委员会还特别强调了蒙代尔1961年的文章“最优货币区理论”（OCAs），他在文章中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国家政治边境必然与独立货币之间的界限相重合。
人们常将蒙代尔称之为两大重要理论的知识之父：即供给侧经济学和欧洲共同货币政策。上述两项运动截然不同。但两者都是与相对无条件相信恢复汇率稳定相关的。
就像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区分蒙代尔1971年之前和之后的著作非常重要，那一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钉住汇率制崩溃，蒙代尔也离开芝加哥大学。他的后1971年理论相对粗犷，与其早期著作中的理论有很大不同。蒙代尔世界观的根本性改变很有可能是由于一种新的信念，即无论实行何种货币政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非常灵活，以至于能够自动平衡市场。
因为蒙代尔后1971年的观点，其他人误解了他的最优货币区思想。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喜欢他评估共同货币利弊的框架，但却认为，欧洲国家与最优货币区标准不符。他们发现绝大多数欧洲经济体相比美国50个州普遍更需要货币自主权，因为欧洲国家的商业周期相关性相对较弱，而且他们的失业工人往往无法通过迁徙到有工作的地方来应对失业冲击。
单一全球货币是蒙代尔的首选。在欧洲内部建立货币联盟是其第二选项。在制定最优货币区标准之后，他觉得自己有权判断拟议中的联盟是否合格。但随后发生的事件似乎证实了他人的警告，即哪怕是欧洲，更不要说整个世界，都大到很难符合条件了。
截止2021年，自由浮动汇率比蒙代尔、库珀和威廉姆森所认为的更适合多数大国。但与此同时，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也在严格遵循固定汇率情况下表现良好。
全世界至少有一半国家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中间汇率制并没有遵循威廉姆森篮子、区间和爬行汇率制所明确制定的规则。例如，许多规模较大的新兴市场，包括韩国、印度在内，都实行系统性管理的汇率浮动。
当我们哀悼这三位巨人逝去之际，有人会想起凯恩斯的那句著名的警告：“认定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干人士往往完全受制于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也许有道理，但同样真实的是，强势理论的影响力可能完全超乎其创始人的预料。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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