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周天勇
刊者按：笔者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写了一篇“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的论文，投一家刊物后以外审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二元经济体制国家意见为由退稿了。后转投《现代经济探讨》，他们思想解放，鼓励学术讨论，在第9期发表出来了，非常感谢。笔者将其分专在我的公众号转发，今天在论文之外写了一短文，作为之一发出。
现有模型不可能再预测未来经济还能增长3.5%以上
1957-1977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2.6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9.88%，劳动和资本产出系数分别为0.35和0.65，劳动产出贡献增加值增长为0.92%，资本产出贡献增加值增长为5.29%，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21%，实际GDP增长率为5%。麦迪森（1998）计算，中国1952-1978年间，GDP复合增长率为4.39%。其中，一些重要的指标为：劳动投入增长2.57%，非居民资本存量增长7.72%，劳动生产率增长1.78%，资本生产率增长-3.09%，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37%。
而改革开放后的1978-2010年，就业劳动力增长率平均下降为2.0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为17.08%，劳动和资本产出系数分别为0.49和0.51，劳动产出贡献增加值增长为1.00%，资本产出贡献增加值增长为7.98%，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04%，实际GDP增长率为10.02%。
2023年全球人均GDP为13138美元，中国人均GDP12681美元；设发达经济体最低门槛为人均GDP20000美元，目前在此水平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53个。中国即使到2035年达到今天的这一目标，GDP年均增长速度也需要4%。中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到2035年进入初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如果全球经济未来按照2.5%的速度增长，2035年发达经济体人均GDP门槛可能要达到26000美元，这要求中国未来GDP年增长达到5.88%的速度。
大部分以经济流动体变量按照一定的数理关系组成的现代经济学模型预测，因中国2025-2035年考虑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负增长，资本收益率下降，大规模物质财富生产技术颠覆性创新时代结束，未来GDP增长在1.5%到3.5%的区间之中。按照这一速度，根本就不可能在2035年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大家在定性方面非常肯定的是，1957-1977年时期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的低速增长，根源于体制安排造成了经济的低效率和非货币化的自然状态，体制禁锢了生产能力和经济活力。而几次大力度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开放，释放了体制禁锢的生产力，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获得了自然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的财富。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体制变化强劲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至今大部分学术讨论运用的是经济流动体变量组合构建的模型，无法将体制因素变量化和内生化。这就给中国经济学界出了一道难题：结论是体制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能够量化和内生地解释吗？预言未来改革还会带来巨大的增长潜能，但将体制变量化内生地并进行了预测吗？
经济学家伍晓鹰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谈到，制度没有办法直接量化，我们的体系是一个生产系统，无法把其他与生产函数无关的变量加进来。制度不可能是其中统计上可以建立的系统性变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让制度变量直接进来。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急需改革赋能和推动，但是没有改革可以促进增长经济数理逻辑方面的证明。
这一现有经济学理不能解释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困境，源于绝大多数经济增长模型设定的体制不变假定。因为其是经济流动变量按照一定的数理关系构建的模型，本身没有包含体制安排及其变化因素。为什么没有包含？因为无法将体制变量化，加入模型的构建。
改革迫切需要经济学理上的体制变量化突破
经济学界需要认识到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不同国民经济运行，均可以用现有的现代经济学模型核算和预测他们的产出和增长。因为模型暗含的假定是体制不变，经济实际运行也符合这一假设。只不过前者价格没有弹性或者弹性不强，后者价格变动调节资源的配置。
而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三到五年从计划向市场瞬时转轨的国家不同，是一个渐进转轨的二元经济体制国家，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特长周期二元并存，并不断地发生此消彼长、相互胶着和来回反复的变化。因此，将体制排斥在外，简单地用经济流动体变量组合成的模型解释过去的经济增长，以及预测经济增长的未来，都有重大的缺陷。那么，如何将体制变量化？
首先，要确定中国经济属于受市场机制和计划行政双调节的运行系统。我们将计划经济看成是人工建设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经济流动体系，运行系统中充满了申报和批准各种各样的关卡。将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看成是经济体自然流动的体系，宏观上虽然设置了总流动量注入和收缩的调控政策装置，但微观经济运行系统中没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行政闸口和开关，经济流量由价格和供求横向自动调节流动。当然，也有竞争者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注册和注销制度，但经济流动是自然的。
然而，中国渐进改革二元体制经济运行系统的特征是，对于经济流体的流动，既有价格和供求机制的横向调节，又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行政闸口和开关管理。
不论对什么样的运行系统进行计算，需要流动实体变量（如生产要素）、状态变量（如价格）和参数变量（如城市化比率）构建数理模型。而对于一个布满计划行政管理闸口和开关的运行系统进行计算，除了有经济流动实体变量（如GDP、货币、收入、支出等等）外，还需要有计划行政经济管理固定实体变量（各种体制安排），即经济流体变量和经济体制变量。在分析二元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时，体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
其次，寻找市场经济标准值和体制影响扭曲值，求出其差值，进而找出挡板和开关体制变量，利用状态变量，确定参数变量。从市场机制调节场景寻找各类相关的经济标准值数据，从中国计划行政干预场景中寻找各类相关的经济扭曲值数据。一些是统计上可以找到的规则性数值，如农业就业比率；一些是非规则性的，如各行业土地利用率，需要统计调查和抽样推断获得。
用参数和状态变量，我们可以计算出体制挡板的面积和闸口变量。如2022年，中国就业劳动力总流量为73351万人，与中国人均GDP水平上下5000美元的样板国家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是10%，中国扭曲值为24%，差值是14%，阻碍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户籍等一系列体制挡住的流量部分为10269万人，这也就测度和表达了体制挡板的面积大小。
二元体制经济计算重要的内生因素是参数变量和状态变量。在自然运行的经济系统中，产出和增长计算的决定性内生因素是流体变量（如要素投入）与产出系数（状态变量）的关系，而在二元体制经济系统中，经济计算自然的决定性内生因素为参数变量（如各种比率）与经济流体变量及产出系数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二元体制经济的计算中，参数可以同质地表达闸口挡板的大小，状态可以表达其经济流体生产和需求效率的高低。
只有二元体制经济科学计算才能推演未来增长的可能
计划行政和市场机制二元体制中，扭曲形成了大量生产资源和需求能力的闲置、浪费和低利用—体制性剩余，于是国民经济存在着一个二元的低效率经济领域与高效率经济领域。体制改革就是将禁锢在低效率领域的生产要素和需求能力，通过改革转移和释放到高效率领域，获得新的经济产出和增长。
首先，计量体制性剩余。供给方面，如从要素流入方面，样板国家农业就业比标准值减去中国农业就业比扭曲值，其差值再乘以劳动力就业总量，就是户籍等相关体制阻挡人口迁移淤积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规模。如用抽样调研形成的市场经济土地利用率标准值减去计划行政管理土地利用率扭曲值，其差值乘以总土地面积，就是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如投入产出端方面，市场竞争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减去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扭曲值，其差值乘以全部国有资产就是其产出损失；再以损失除以利润率标准值，就是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产。土地房屋方面，交易开关禁止为0，允许为1；禁止交易的土地和房屋，是无价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也不是财富。但如果将来进行改革，其也是潜在的资产和财富。
需要指出的是，二元体制经济学理的体制剩余，与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劳动力剩余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于在自然经济系统上设置计划行政体制闸口和开关阻碍形成的剩余，遍布生产各要素、土地房屋不动产，闲置也遍布分配和需求领域，后发、人工和全面性的剩余是其特征；而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相对于工业部门，农业中有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剩余有原生和自然的特征，并不是户籍等相关体制阻碍所形成的。
比如，2022年样板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比率为10%，发达国家3%以下，其差值7%乘以其就业劳动力总量，计算得出的数量可以定义为因还没有发展到发达水平，而在农业中无限供给中还没有转移完的剩余劳动力部分。而中国农业就业比为24%，与样板发展中国家的差值为14%，其乘以中国就业劳动力总量，计算得出的结果，并不是结构性的剩余，而是相关体制阻碍形成的体制性剩余。
分配和需求领域中，也有上述标准值与扭曲值的并存，也可以求出扭曲的损失和潜在的需求潜能。
其次，仿真计算体制改革释放的产出和增长潜能。闸口和开关参数市场标准值减去其体制扭曲值并乘以资源总量，再乘以市场效率状态变量标准值减去其体制扭曲值，就是潜在的新的产出。当然，渐进体制改革，决定了剩余和潜力向高效率领域转移的速率，也就是差值变量边际变化的速率，表达了未来新的经济增长。推进资产化改革，土地房屋禁止交易开关打开后，并不是所有的资产同时被交易，而是有一个0.5%到1.5%，或者再大一些区间的交易率，其原来零价格土地房屋的货币化和财富化溢值，成为一种渐近转轨二元体制经济特有的经济增长来源。当从每一次大力度的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看，增长率突然快速增长，而后改革动能边际递减，增长往往呈倒V型状态。
在现有现代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将体制参数和状态变量嵌入生产、分配和需求各自和联立的函数中，索洛模型、生产-分配-需求联立模型，通过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等，都可构建新的刻画和模拟二元体制经济的计算系统。笔者及团队通过初步的计算仿真，只要切实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未来还是有中高速增长的机会和可能。
2．伍晓鹰：2023 “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最新实证结果及政策启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讲坛第176期演讲，2023年12月9日。www.mbachina.com/html/mbachina/20240320/579934.html．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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