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专栏按：今年3到6月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工作论文中，形成了《从供给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对改革的要求》和《从需求侧测算经济增长目标及对改革的要求》各2万余字的上下两部分研究报告，分篇陆续摘要发出。今天发出之十九，为补写。
周天勇
一、中国到现在也还不是经济发达国家
前多年，国际一些舆论评论中国在崛起，要争霸并领导世界。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论证，我们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中国人民已经很富裕。
中国还不是高收入国家，更不是经济发达国家。2023年，按世界银行数据，所有高收入经济体平均人均GDP为48220美元，高收入国家最低人均GDP为14000美元，其中美国为81624美元；中国名义人均GDP12681美元，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0个经济体中排89位，在中偏上水平行列，上面水平邻近人口大国依次是土耳其、墨西哥，下面水平邻近的依次是马来西亚和巴西。经济实力论人均，还并不属于厉害了的国家。但是，这多年感觉过度，招至首富国家怕领导权被抢；周边国家警惕不安；发展中国家都来要钱和借钱，派学生到中国免费并得钱留学；也有国家来中国争取到他们那上各种各样的项目，或者中国拿钱建设，或者借中国的钱建设后不还。
中国整体上还没有进入经济富裕的社会。虽然中国实际人均GDP12500美元，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分别占人均GDP的47%和33%左右，与国际上一般的60%和70%水平差距不小；而且，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城镇户籍居民、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和农村常住居民间的差距也较大。中国教育医疗居住等方面的支出占GDP比例为7.7%，而与中国人均GDP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为20%。
二、要处理好一些对外开放的重大关系
应当处理好人类共同价值观与中国坚持价值观的关系，对外开放中坚持尊重不同价值观、求同存异、和平交往、温雅礼仪的原则。有学者提出，要关注国际社会和对外开放价值观方面的斗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外交主要讲礼仪和勾通，国防和安全要讲斗争。中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国内没有任何问题。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中国走的路虽然正确，但是国际上走我们道路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如果不自觉和潜意识地将我们独有的价值观包含在对外宣传、外交事务、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等之中，要么体现为与别国格格不入，要么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要么引起对方的排斥和提防。
要搞清国际关系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学理区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遵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国家利益为重，务实地进行对外开放。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应当贯彻现实主义对外关系的理念。贯彻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念，需要有非凡的经济实力，支付巨大的成本。武力方面，历史上理想主义的国际宗教、政治和军事关系中，如十字军东征、一战和二战、冷战时期的对垒，都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建设方面，中国也没有经济能力，无法在分配方面，与各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首先，应当追求的是中国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安全利益；其次，中国积极参加世界共同文明和价值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再次，在中国力所能及和不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摆脱贫困、控制排放、冲突维和和国际救灾等方面，提供国际共同价值理念的参与和帮助；第四，中国可以调停，但不介入和不参加宗教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冲突。
要在学理上搞清楚国际公共产品和国内公共产品的区别，提供公共产品坚持国内优先和国际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学者提出，中国要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对此，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也十分赞赏。公共经济学上的公共产品，一般是分析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概念。公共产品如公路、桥梁隧道、中小学教育、图书馆、污水处理、不收费公园等等，政府要财政支出和建设提供。但是，推广到全球，应当区分世界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的不同。首先，世界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是联合国，或者由联合国组织和各国协议分摊等方式提供，而不应当由某一个国家来提供。其次，中国先应当满足国家公共产品的需要，即国内教育医疗居住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使由中国分摊全球公共产品，也要以中国发展水平能够承受的份额来提供。
应当处理好经济实力与国际交往的关系。需要清楚的是，国内经济基础决定国际政治地位。先要将自己的国民经济基础夯实，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敬重。目前，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是较大，就业难需要解决，债务风险需要化解，财政收支也十分紧张。当然，我们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可能在实际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方面，需要比文件上的思想更解放一些，更事实求是一些，更与时俱进一些，更求真务实一些。否则，如果未来经济达不到5%的增长速度，那么，可能会使我们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只要通过大力度的市场化体制改革，解放被禁锢的活力、创造力和生产力，平均5%的增长速度还是可以实现的。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也会逐步地好起来。因此，如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那样，先把自己国内改革与发展的事做好，是为上策。
三、对外开放：战线收缩和提高质量
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认为，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一是以促进国内经济稳定和发展为头等要务收缩我们经济利益付出多和得到少的对外开放战线。其一，大幅度减少对表内和表外，以及常规和临时等等各方面的经济援助。减少工程援助，增加教育、医疗和农业技术等援助，援助前应当签署对经费审计的约定，避免受援国有关官员的贪污和挪用。其二，压缩和严格管理对外贷款。大幅度减少和严把金融机构对外贷款；外欠的债务不应当轻易免除，尽可能地追回；国外贷款坏帐，也应当追究有关银行和相关国有企业责任人的责任。其三，减少对国际政治表态的购买支出。一些国家利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些政治需要，传递信息你要是不给钱，可能会唱反调。第一次给了，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无穷无尽。我们应当谨慎。
二是在建设命运共同体方面，从过去注重分配分享命运共同体转向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前一阶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方面，其一，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财政出钱和银行借贷分配给了一些需要的国家。其二，我们也推介中国成功的经验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分享，有的学者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模式。其实，国际上都是趋利而行的。许多国家看重的是，能够在中国分配到多少钱、多少贷款，或者能够争取到多少项目。而中国经验和模式的分享，由于可能政治价值观的不同，国情的不同，治理能力的不同，其实一些国家不愿意学，没想学，也学不了，如面上会大加赞赏，心地里并不以为然。因此，我们可以汲取国内扶贫的经验和教训，更少地授之其鱼，更多地授之其渔。合作共赢，重点建立经济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从外延进行扩大模式向内涵提升质量模式转变。其一，从重资产投入向轻资产合作转变。减少铁路、公路、高铁、高速、管道、港口、机场、桥梁隧道、行政议会大楼等等重资产项目；加强电商平台、教育医疗、农业技术等轻资产的投入和帮助。其二，评估投入国的政治、社会和法律风险，严格监管国有企业在外建设项目及企业运营，避免出现烂尾工程、企业损亏、银行坏帐、与对方官商共同寻租等问题的发生。其三，要从经济方面考虑对外开放的成本、风险和可能等等。比如，运输费用是国际贸易较大的成本，是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费用低，还是陆上一带运输费用低，需要让企业选择。而陆上班列，考虑新铁路线的投入和收回成本；对已有铁路运输的班列，应当限时尽快取消显性和隐性的补贴，推向市场化运营。比如，在粮食与芯片的国家安全方面看，粮食不安全的程度要小得多，因为你就是不想买美国的粮食，他也得想方设法卖给你。因为，一是涉及农民的选票，二是美国不出口中国粮食，还有其他生产国更出口更高兴。防止国内一些部门，以此为由，阻碍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改革。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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