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以旧换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意见领袖 | 廖群

　　2024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国发〔2024〕7号）。设备更新，是新设备置换旧设备；消费品以旧换新，为旧产品换成新产品，其实都是“以旧换新”。该文件指出了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新途径，即各行各业实行产品的“以旧换新”。这一新途径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精准施策，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供过于求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

　　必须正视的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需不平衡，或者说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是高度短缺的经济，即商品和产品的供给严重落后于需求。但改革开放以来的46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0%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最大的增长奇迹和最强劲的崛起，随之经济的供求关系也产生了变化。

　　在改革开放不到20年的时间里，即到19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就从高度短缺的经济变成了剩余经济，即供过于求的经济。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1999年上半年对608种消费品的分析，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已占98.3%，其中87.2%的工业消费品供过于求；供不应求的只占1.7%。在20年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如此的逆转，就像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切的事实。不仅于此，此后供过于求的范围进一步加大，程度进一步加深。到2006年，根据商务部对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的调查结果，消费品中供过于求的430种，占71.7%，供求平衡的170种，占28.3%，供不应求的为零；生产资料中供过于求的69种，占23.0%，供求平衡的218种，占72.7%，供不应求的13种，仅占4.3%，可见供求关系已产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尤其是消费品已经完全地供过于求了。现在，除个别特殊情形外，居民再也不愁买不到商品；企业再也不用担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供应；政府再也不用操心商品和产品的供求匹配；而经济学家们则在讨论中国经济时往往忽视供给端，聚焦于需求变化，着重分析需求不足。

　　其结果，我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也产生了根本的变化。21世纪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的涨幅不断走低，前者从1990年代上半期的双位数持续地下降到年均2%以下，近年来更至0左右；后者则从双位数跌至21世纪以来的近半年份处于负值区间。导致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困扰我国经济甚至目前仍然困扰很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我国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居民除对个别产品外已很少抱怨商品涨价；企业往往不得不降价出售产品；政府年度3%的通胀目标也无超越之忧。

　　“以旧换新”是对症下药

　　如此的供过于求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应该认识到，供给和需求经常被称为经济的两端，但却不能认为是经济的两个相互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应看作为经济的正反两面或两个维度。因此，供给和需求共同支撑经济，并共进共退地推动经济增长或衰退。也就是说，供给和需求要同时扩张才能有经济增长。鉴于水桶原理或短板理论，如一方不能扩张，则另一方扩张得再快也无济于事。

　　现在问题在于，在供过于求的局面下，需求难以扩张。这是因为，着眼于当下的消费需求在商品供给过剩情况下很快就能得到满足而趋于饱和，着眼于将来的投资需求又由于产能供给过剩难以产生，则消费和投资需求双双踏步难前，经济增长自然就举步维艰。

　　在这种形势下，促使经济增长就必须创造需求，且为了更快地达到供求平衡也要减少供给。产品“以旧换新”正是做到了两者，“换新”创造了需求，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以旧”减少了供给，即为“换新”腾出了空间，打开了“需求”之门，又促使供求加快平衡，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所以，“以旧换新”对症下药，为解决供过于求局面下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良方。据有关部门预计，仅汽车、家电的以旧换新就能创造超过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相当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以上，可见“以旧换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以旧换新”是我国经济持续崛起的动能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以旧换新”不仅是良方，而且是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崛起的动能。

　　所谓经济崛起，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或大多数国家的水平，同时经济发展质量不断向现代化水平提高。从1978年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强势崛起了46年，以年均9%的速度高速增长，比全球平均高出5个百分点，且经济质量显著提高。依照事物发展的抛物线规律，近10年来我国经济崛起的速度放缓；今后放缓趋势会持续，但仍在崛起的过程之中。因此，如果今后20年要继续崛起，我国经济的增速仍然需要高出全球2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相对于全球经济增速2%~4%，我国经济需要增长4%~6%，即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质量指标需要继续向现代化标准逼近。

　　过去46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9%的强势崛起，根本原因一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二是在1990年代中以前仍为短缺经济，即供不应求，内需驱动；三是新世纪加入世贸组织（WTO）后对外贸易迅速扩张，外需驱动；四是人口在去年以前都是正增长，起码在前30年享受了庞大的人口红利。可是这些有利因素都在减弱或已经消失。当前，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只有在解决需求不足和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两方面做文章。解决需求不足是在需求端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在供给端改进。两者均不可偏废，但按补短板原则，首先应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层面，需求就是GDP在支出端的三大组成部分，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或简单地说是所谓的“三驾马车”，即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需求不足意味着这三驾马车的现有马力不够，即消费在趋向饱和的情形下增长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因产能过剩扩张受限，出口则由于外部环境恶化难以持续增长。因此，经济要中高速增长并提高质量，就需要提升需求，而出口需求由外部环境决定控制不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如前所述，在现有消费趋于饱和与工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要提升消费和投资需求，“以旧换新”是必须采用的良方。

　　同时，“以旧换新”对产业和产品升级从而提高经济质量的意义也不可忽视。一方面，当前我国很多旧产品的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以汽车为例，据有关市场信息，目前“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乘用车超过1600万辆，其中车龄15年以上的超过700万辆，显然都已过时。而另一方面，今日我国新产品的质量已接近甚至引领现代化标准，如在绿色方面引领绿色标准，在数字方面向智慧标准迈进。因此，“以旧换新”将促使我国产业产生跳跃式的升级，可以说一步便跨上了现代化台阶。

　　应该看到，说我国经济供大于求是指总量上供给大于需求，但如果考虑质量，形势将大不相同。当前我国很多旧产品质量上难以令人满意，实际上，若严格衡量，相当多的旧产品质量上尚在中低水平，离现代化标准和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比如目前大家谈论最多的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人均面积38.6平方米，套房比则市场估计在1.1左右，均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标准，说明总量上可以说已供过于求。但必须看到，我国城镇居民住房中，不到一半是2000年以后建造的商品房，而其他一半多为非商品房，大部分在2000年以前所建。应该承认，非商品房中的大部分，涉及4亿左右的城镇居民，各方面的质量都离现代化的住房标准有很大的差距，迟早需要置换。因此，如果我国消费和产业结构要实现现代化和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中低质量的旧产品就必须被淘汰，代之以高质量的新产品，也就是“以旧换新”。否则，就不能算实现了现代化，也就不能说完成了经济崛起。从提升经济质量的角度，“以旧换新”也是必走之道。

　　以经济学逻辑回应若干质疑

　　对“以旧换新”，有人会质疑，以经济学逻辑拆解这些质疑是我们理解“以旧换新”意义的关键所在。

　　（一）质疑一：这是浪费，值得吗？按传统观念，当然是浪费，不值得。旧的并不是不能用，为何要换呢？这种节约性的思维在供不应求的短缺年代是正确的，但在当今供过于求的剩余年代则是错误的，不值得提倡。从个人或企业角度，能用不见得就用得舒服，就像各家都有家电，但很多功能不强且经常会坏，使人烦恼；每人都有房子住，但很多老旧、空间狭小与配套欠缺，令人不适；厂房都有设备，但很多陈旧落后，仍需人工操作，产出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不佳，还要经常维护，让企业家头疼。

　　所以，要用得舒服，就必须以新的家电、住房或设备取代旧的。正是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取代完后用得更舒服了，就是消费或产业升级，就是值得的。这正是现代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意义所在。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时代，我们追求经济发展与增长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既然如此，去掉旧的就不能说是浪费，或者说这种浪费是应该甚至必须的。如果实在是旧产品用得有了感情也只能忍痛割爱，只当作是为了生活更加舒服或更加美好升级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二）质疑二：人为地制造需求和GDP应该吗？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这是应该甚至必需的。应该认识到，在供过于求的局面下，现代经济的需求就是要或只能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本质所在。凯恩斯在全球经济因供过于求而陷入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面对经济增长缺乏需求动力的情形下，提出了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从而使GDP增长的理论，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及全球经济，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才的洞见和贡献。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自然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就是主张人为地创造需求，而其成功也正是政府按照他的理论人为地创造出了需求。这一人为性现在已少有人提出挑战。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即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这样就创造了就业，从而提升GDP。如果说浪费，这可是典型的浪费，坑挖完又填满后一无所有，比我们的“以旧换新”虽牺牲了旧产品但获得了新产品要浪费得多了；如果说人为，这不但是人为，而且简直是无端的人为，比我们的“以旧换新”针对旧产品的缺陷更新至新产品要人为得多。但不得不承认，就刺激需求和经济而言，如此的“挖坑”却是有效的。所以对现代经济，我们不能拘泥于传统思维，应该放开和更新思路。

　　大萧条后，各国政府遵照凯恩斯主义原则，视供求情况不时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地刺激了需求和经济增长。当前，如前所述我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其实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如此，凯恩斯主义人为刺激需求的理论自然应该派上用场。实际上，人为刺激需求的例子现在已经比比皆是，且人们已欣然接受且乐在其中。君不见，苹果手机，其实也包括国内很多手机，过一段时间就推出新的版本。苹果马上是第16版，即苹果16（iPhone16）了。每个新版中的新功能对应着消费者的新需求，但这些新需求都是广大消费者主动提出来的吗？其实不是，而是苹果公司以供给而调动或刺激起来的，即苹果公司前瞻性地设计和生产新的功能，然后通过广告等形式引导消费者购买新版手机而使用新功能；消费者发现新功能很有趣，于是购买新版手机并消费新功能，从而乐此不疲。这也是典型的人为刺激需求。但好像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反对，反而大家都手持新手机并其乐融融。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如目前正在流行的新能源汽车中安装智慧设备等。所以，人为制造需求或GDP并不是离经叛道，也不是新鲜事，更不是浪费和无端，而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现在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人为制造需求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并提升经济质量，从而继续崛起的阶段。否则，经济增长就会较快地滑向全球平均水平，经济质量也难以大幅提高。

　　（三）质疑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更加关键吗？的确，在供给端，今后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在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经济结构改善和市场机制优化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但如前所述，经济发展需要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迈进与发力，供给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不排除需求端“以旧换新”；非但不排除，而且相辅相成。这是因为，供给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成果最终是要通过需求端的“以旧换新”来实现，如科技创新的成果必须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新产品上，而如果没有“以旧换新”，新产品没有需求空间，则科技创新的成果就没有市场和得不到应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没有意义了。

　　（四）质疑四：人类需要如此的折腾吗？只要解决了温饱问题，使用旧产品虽没有使用“新产品”那样舒服，但也省去了为了“新产品”而不断奋斗所带来的各种烦恼及悲剧，也不错啊？陶渊明的“桃花源”里没有新产品不是很多人都向往吗？应该说，这一质疑既具哲学的形而上思维，又有道家的“离世”情怀，在哲学意义上笔者其实对此欣赏并有同感。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关注的不是形而上的人生意义而是现实中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有效途径，所以不能悬于哲学的空中，而应脚踏经济学的实地。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在经济学的实践中，“以旧换新”是多么的必要。若再考虑到在当今时代各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是多么激烈，而竞争的结果对各国的命运又是多么的关键，必要性就更加提升。对当前我国而言，保证经济继续崛起是重中之重，为此就是要发扬“有为”精神而不惜“折腾”。

　　令人鼓舞的是，“以旧换新”的行动已经开始。汽车“以旧换新”方案已出台，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根据地方财政实力，中央财政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省份汽车的“以旧换新”分别给予50%、60%和70%的财政补贴，重点支持新能源汽车和2.0升排量以下燃油乘用车。超过50个城市已经推出了住房“以旧换新”方案，包括“代售购新”，“政府、国企或房企回购”“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模式。设备更新方面，央行5000亿元人民币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再改造贷款已经落地，同时中央政府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贴等支持设备更新的支出势在加大。

　　希望这一刚开始的“以旧换新”行动尽快地向全国各地和各个行业铺开，以形成一个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那样的经济大潮，夯实我国经济继续崛起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①《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既利当前更利长远》，浙江省发改委网站，2024年3月15日。

　　②李铁林：《以旧换新，释放内需活力》，人民网–人民日报，2024年3月21日。

　　③任泽平：《中国住房存量研究报告》，泽平宏观，2023年7月10日。

　　④芦哲：《迎接存量房时代：中国住房供需十年变动》，德邦证券，2022年7月14日。

　　⑤〔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⑥《超50城推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澎湃新闻，2024年5月5日。

　　(本文作者介绍：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