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杂志
作者|王海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民间投资是社会投资的主力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是恢复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我国产业投资机会突显，充分体现在经济恢复增长、大国竞争、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企业重组所带来的市场红利、制度红利、创新红利、结构红利、成长红利之中。
经济恢复增长带来市场红利
经济恢复增长既是投资的驱动力，也是投资的目标。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GDP增速呈现下行态势。尽管如此，一些积极因素也开始加速呈现，并推动全球经济在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过程中走向恢复。中国经济恢复速度超预期，2023年GDP实际增速达到5.2%，比2022年高出2.2个百分点，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呈现出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美国通货膨胀率在经过飙升并达到最高值后开始稳步下降，2023年12月CPI降至3.4%，当年GDP实际增速达到2.5%，比2022年高出0.6个百分点；国际社会对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治理变革给予了及时、密切、充分的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2026年，全球通货膨胀率将从5.79%下降至4.23%，货物和服务贸易实际增长率将从3.3%提高至3.58%，最终会推动全球GDP实际增速从3.1%提高至3.2%。
全球经济恢复增长能带来国际市场需求的反弹与恢复，而我国则可以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产能合作，通过产品、服务、技术、资本、人员、数据、知识、经验等双向输入与输出，发挥产业关联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市场竞争效应、数据倍增效应，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重要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可以积极作为。以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为例，我国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不仅在整机产品的技术水平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还在供应链的系统配套上具备显著的集群规模和供给韧性。因此，在经济恢复增长背景下，相关企业未来能在产业链实现更高水平国产替代和持续稳定“走出去”中获得更多投资机会。
大国竞争带来制度红利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在奋力“赶超”过程中，可能会遭受部分发达国家的“打压”，也可能会面临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实际上，早在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全球范围内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案件的数量便开始攀升。
部分发达国家的立体式遏制和发展中国家的紧随式追赶能衍生出一种倒逼机制，使我国自上而下形成系统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并在深刻认识大国竞争本质的基础上，自觉努力发挥最大本领，坚定走科技自立自强道路。为此，政府部门会始终保持并强化与社会各界同心协作力度，利用一切能力、针对所有场景、调动全部资源、出台科学规划、制定系列举措，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力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重要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可以主动作为。以稀土产业为例，中国对关键矿产资源掌控能力较强，冶炼分离产能较高，产品定价话语权较大，但也面临中上游环节集中度偏低、下游应用环节发展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相关企业未来能在支持产能优化、增强国际合作、推动功能开发、加快材料应用等政策体系中获得更多投资机会。
科技革命带来创新红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上，英国在18世纪凭借蒸汽机发明及其在纺织、煤炭、冶金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进而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德国在19世纪凭借电气革命实现跨越式发展，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大强国；美国在20世纪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军者，使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至今仍然保持世界第一。近年来，以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世界主要大国早已纷纷下场，围绕数字经济的制高点、领导力、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
科技革命打开了后发赶超的机会窗口，理论上世界各国都能立足要素禀赋并通过践行不同类型且相得益彰的创新活动实现弯道超车或换道领跑。特别是当前，数字技术仍处于发展早期，远未进入成熟阶段，在持续迭代、演化过程中必然会不断衍生出更多新技术、新业态，形成多样化的正向反馈新路径、新模式，从而给成功赶超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这也意味着不管是从技术研发、技术扩散、技术应用、技术融合等哪个环节切入，还是从产品创新、市场创新、资源创新、组织创新等哪个模块切入，都有可能建立竞争优势甚至先发优势，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重要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可以积极敢为。以数字产业为例，中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各领域前沿技术探索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挖掘、释放海量数据要素价值，推动多元化场景应用部署，特别是加强数字技术对成果转化、产品设计、制造工艺、需求匹配等全过程的渗透、融合。因此，在科技革命背景下，相关企业未来能在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生态开放、技术标准引领、示范经验推广、重大工程建设中获得更多投资机会。
产业变革带来结构红利
产业变革通常伴随科技革命而至，突出表现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交织、交错、交融式动态发展过程。其中，传统产业并不等同于“低端产业”“落后产业”，在产业变革中，传统产业也要立足新发展理念，顺应新格局变化，面对新问题挑战，利用新质生产力，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是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的主战场，在产业变革中需要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并将其转化、应用至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阶段，进而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打造新的增长引擎；未来产业是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具有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在产业变革中，需要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并在战略牵引、基础研究、生态构建、资源支持等方面加强系统谋划和前瞻布局，以获取未来竞争的“非对称优势”。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共同推动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甚至创造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的新的生产要素，并在一连串“创造性破坏”过程中推动新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部门向效率较高的部门流动，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重要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可以积极善为。以传统制造业为例，高端化发展意味着中国将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关键工序、核心设备的更新改造；智能化发展意味着中国将积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快引入柔性制造等先进生产方式，全面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意味着中国将坚定落实“双碳”目标，从能源结构、交通结构、产业结构等领域出发，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全面提升综合能耗利用效率和污染治理能力。因此，在产业变革背景下，相关企业未来能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资机会。
企业重组带来成长红利
企业重组是企业打破自身边界、重配要素资源、重塑能力体系的过程。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企业重组案例不断涌现。如美国英伟达于2019年宣布收购Mellanox，实现了全球领先高性能计算企业的强强联合；超微半导体（AMD）于2020年宣布收购赛灵思，强化了高性能和自适应计算领域的领导地位；英特尔于2022年宣布收购高塔半导体公司，提升了在晶圆代工市场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在我国，国有企业是企业重组的重要参与力量，通过战略性并购与专业化整合，能够更好优化关键领域生产力布局、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如中国中化于2021年重组新设，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化工企业；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于2021年组建，于2023年获得上海电气输配电集团有限公司一半股权，增强了中国输配电装备制造领域的综合方案解决能力；中国稀土集团于2021年组建，于2024年取得广东稀土集团全部股权，提升了中国稀土资源的市场整合度与国际影响力。
以“整合”为核心的企业重组能有效减少同质化竞争、降低低效重复建设等问题，并通过产业引领、融通创新、业务协同等方式和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等机制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增强产品议价能力，提高成长质量和效益；以“退出”为核心的国有企业重组能有效激发更多市场主体活力，使前者在“突出实业、聚焦主业、做精一业”中获得专业化优势，而后者则可以盘活前者手中相对低效的资产，做强做优前者非主业、非优势业务。在此过程中，重要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要勇于作为。以网络安全产业为例，近年来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新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国网络安全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然而，现有多数企业之间的产品重合度较高、服务异质性较少，逐底竞争、恶性竞争现象严重，小而散的碎片化格局使产业集中度与市场占有率均较低。因此，在企业重组背景下，相关企业未来能在资源整合、业务优化、资产处置、管理变革等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权威、专业、理性、前沿，宣传金融政策、分析金融运行、报道金融实践)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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