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秦朔
12月18日-22日，我在深圳采访。
45年前的这5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会议公告中说，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改革开放的序幕就此拉开。
45年后的今天，对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我们最大的政治还是现代化，中心工作还是经济建设，对人的要求还是“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只是更强调高质量地去干。
哪里的产业、企业、企业家更能体现高质量的干？如果说是深圳，大概没有人怀疑。
12月21日中午，福田区红荔路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面对邓小平铜像，我深深鞠躬。
铜像高6米，基座高3.68米，邓小平面向正南方，目光坚定，一脚在前，一脚随后，挥臂前行，衣襟飞扬。
铜像主创者之一、原深圳雕塑院院长滕文金说，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深南大道北、荔枝公园东南口立起了他的画像，因为是用铁皮油漆绘制的，太阳一晒，表面会出现龟裂、脱落的情况，半年必须更换一次。
1994年下半年，一位政府领导问他有没有办法解决，他脱口而出：“那太容易了，做个雕塑，2000年不变。”很快，这个项目就被列入深圳市重要议程。
一开始，邓小平的形象是站姿。但和家人沟通时，家人说，“老爷子走路特别快，80多岁时，孩子们跟他爬黄山，还爬不过他。”联想到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的步子要迈大一点”，“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最后把站姿改为走姿——不站，不停，大步迈前。
2000年11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在莲花山山顶举行了邓小平铜像揭幕仪式。
今天，深圳这块试验田已成为先行示范区。
从一穷二白到享誉天下，深圳奇迹的产生，首先靠中央的大政策，关键是放权。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公布，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对中央赋予两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任仲夷概括为三句话：
对外更加开放，
对内更加放宽，
对下更加放权。
以下放外贸经营权为例。文件允许两省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承办口岸进出口业务。过去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体制，改革前广东有12家省直属专业外贸公司，但生产只能按国家外贸总公司所定的合同进行，盈余上缴国家，亏损国家承担。政企不分，产销脱节，企业经营自主权小，没有积极性。
获得外贸自主权后，广东马上设立了更多的外贸公司，并赋予所有条件成熟的外贸企业以出口经营权，1981年又赋予市县“外贸经营权”，市县外贸企业可直接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外贸出口迅速发展起来。
1980年9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工作，再次提出给广东更大自主权，“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9月28日，中央印发《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此后，从率先试行工程招标承包制到率先打破“大锅饭”、多劳多得，深圳创出了几十个“全国第一”。
中央对地方放权，地方对企业放权。
深圳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的摇篮，成为全国创业密度最高的地方（注：截至今年9月底商事主体总量达413.7万户，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34.8户，商事主体中企业254万户，占总量的61.4%），是因为这里有宽松、松弛、不干扰、真支持、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198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任正非说，我们就是靠这份红头文件起家的。90年代初，深圳市主要领导专题调研中小高科技企业，华为当时规模还不大，但当任正非汇报到华为研发的程控交换机因资金缺乏而影响产能时，领导亲自协调银行为华为提供了3000万元贷款。
曾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说：“在长达11年的时间，我没吃过任正非一顿饭，任正非也从来不搞这一套，他一心一意想把企业做大，给民族争光，我们也一心想把他扶持大了。”
我听不止一位深圳企业家讲过，如果某一天市领导要来，大客户也要来，他一定会接待大客户。政府希望有的大企业在市中心建栋总部大楼，便于接待各方领导来参观，企业说不愿凑热闹，也就算了。有企业家说，政府把干预做到最小，让企业一门心思做出卓越的产品，这就是最大的支持。
今天比亚迪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但1994年11月开始创业时，因缺少流动资金，曾面临严峻困局。这一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为缓解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成立了高新投（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小微高科技企业提供免抵押、免质押的纯信用贷款担保。1996年高新投就给比亚迪提供了200万纯信用贷款担保，1997年、1999年、2000年又分别提供750万、9000万、7900万纯信用贷款担保。
高新投董事长刘苏华说：“那时高新投的净资产才4个亿，而我们敢于给比亚迪7900万纯信用担保，没有任何抵押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魄力？因为深圳市政府也给了高新投宽松的政策：只要高新投企业高管没有廉洁风险，正常的项目经营失败不会被追究责任。
截至2022年底，高新投累计提供了近9000亿元担保服务，服务企业数量突破7.3万家。
2007年，华大基因到深圳落户。之前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向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征询意见，华大基因从北京搬出来去哪里。王石建议去深圳。汪建问：“你和深圳政府有没有关系啊？”王石说：“在深圳你不需要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只要你能干，你不用去找市领导，市领导会去找你。”
汪建后来回忆说，在外界根本不看好我们的情况下，深圳容纳了我们。截至2023年6月，华大累计发表论文4628篇，在Cell、Nature、Science、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527篇，其中有511篇是来深圳后发表的。
2009年，华星光电在深圳创立，一开始是TCL集团和深圳市政府的产业基金合组公司。因为CEO的人选问题，双方有过分歧，当企业坚持自己的想法时，政府并不固执，并在此后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发展。今天TCL华星已是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之一。
当一个地方对企业家的态度是以服务为本位、努力为他们创造出稳定做事的预期时，他们就会发挥出巨大的潜能。
任正非创业不久就说，“未来世界通信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2007年比亚迪深圳坪山基地落成，41岁的王传福在公开致辞时，脱稿说道，比亚迪要在2015年成为中国（汽车产销量）第一，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当时太多人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真的做到了。
2016年，大疆CEO汪涛在“双创周”中外创客座谈会上说，2006年我在深圳的一家民房内创业的时候，还没有人相信中国企业可以生产出世界一流产品。我们做的事情很单纯，就是埋头苦干。很多人觉得这是个“窄门”，他们喜欢赶风口、炒概念、投机取巧，这些做法门虽然宽，路虽然大，然而却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创新。
“2012年，当我们第一次把消费级无人机推向市场，很多人不相信大疆是一家中国企业。论飞行器，美国的技术积累冠绝全球；论照相机，日本的技术一直遥遥领先。按道理来说，‘会飞的照相机’要么是美国公司生产出来，要么是日本公司生产出来。为什么让一家中国公司捷足先登？答案就是深圳的产业环境。这里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智能硬件产业链，让我们有底气赶超西方同行，通过十年奋斗迅速成长起来。”
环境创造人，人也推动环境。华为、比亚迪、腾讯、平安、迈瑞、大疆这样的企业都是生态级的，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生态圈的发展。
深圳的面积只有2000平方公里左右，并不大，但几十年间，却高密度地一代又一代源源不断诞生那些求极致、成大事的企业家，实在是因为这块水土也“企业家化”了。
一方水土一方人。深圳的水土，尤其适合创新型企业的生长。
华为的研发员工约11.4万名，比亚迪的工程师超过9万人，研发型的有四五万名。猎聘发布的《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显示，从应届毕业生搜索次数占比看，比亚迪、华为最受受访应届毕业生欢迎。
截至今年10月，深圳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29.2万件，约占全国的7.3%；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1.0万件，约占全国的33.9%。这和深圳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6个90%”在企业是分不开的。（注：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走创新之路，对人才、教育、高科技资源、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渴望永远不会停止。这方面深圳也体现出了企业家精神，无中生有，由少而多，今天已然草木葱茏。
比如，从教育部的名单看，深圳仅有8所高校（6所本科，2所专科），与拥有92所高校的北京、84所的广州、68所的上海相比远远不及。但过去十年多，深圳像“高校狂魔”一样，新增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大学或校区，高校增至15所。清华、北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也在深圳建立了研究生院或校区。
根据官方发布，深圳正在一体规划建设深圳海洋大学、深海科考中心、海洋博物馆，推动深圳理工大学“去筹”设立，开工建设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等，加快建设深圳音乐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高校，推进与香港大学合作办学。争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成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培育20家产教融合企业，建设10个特色产业学院。
今天，没有谁再说深圳是“高校沙漠”了。
深圳高度重视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成果转化。2006年，中国科学院开始探索科研体制改革，深圳的领导找到科学院的领导，诚恳地说：“深圳多一个少一个亿元产值的企业无碍大局，但目前最需要一个能向企业提供科技支撑与服务，面向产业技术发展的研究所。”
很快，深圳市与中科院达成了共建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先进院”）的共识，它既是中科院“与国际学术接轨、与珠三角产业接轨”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又是中科院、深圳市政府、香港中文大学三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一开始就建立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构架，主攻新工业，兼顾当前产业，人才招聘则瞄准出国留学的海归，重点是刚毕业的博士和博士后。
先进院创院院长樊建平回忆说：“我们刚到深圳不久，一位市领导就下达了一个任务，年底前拿出一个可投入生产的科研成果。初来乍到，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只能边建设、边招聘、边科研、边产业化。2006年五一假期后不久，深圳新松机器人公司总经理找我，说盐田港‘港口集装箱消毒机器人’项目正在招标，我们刚招到了几位研究机器人的专家，双方联合投标，由于技术优势明显，在投标价格比对手高出许多的情况下仍竞标成功。10月，先进院第一款产品及第一个产业化项目正式应用在盐田港，头一次面向市场的产业化实践就获得巨大成功，先进院的功能也初显成效。”
17年来，先进院形成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四位一体的微创新体系，突出“0—1”的原始创新，助力“1—10”的成果转化，驱动“10—∞”的能级跃升，打造全链条创新生态。截至今年上半年，累计发表高水平论文1.71万篇，累计申请专利1.5万件，累计产业合作金额40亿元，累计孵化企业1853家，累计持股企业365家，成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典型。
今年8月，60岁的樊建平因年龄卸任先进院院长一职后，又投入到深圳理工大学的工作中。该项目始于2018年11月中科院与深圳市签署的合作办学协议，用了5年已建成生命健康学院、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合成生物学院、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算力微电子学院等7大学院。
深圳的工业无论总产值还是增加值都是中国城市之冠。一个可见的轨迹是，最早的工业底盘是加工区，后来是工业园区，现在是高新园区，未来是新型研究机构、大学城、科学城。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的综合体正不断涌现，楼上的科技人员开展原始创新活动，楼下的企业人员构造产业孵化空间，在同一栋楼内打破科研与孵化的壁垒。
“没人种玉米，哪来爆米花”，深圳还以地方立法形式确立了“不低于30%的市级科研经费必须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则。截至去年底，累计建设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载体3223家，其中国家级153家，省级1278家。
今年11月，深圳医学科学院正式成立，创始院长颜宁表示，将探索鼓励源头创新的新机制，引进与培养高水平人才，打造生物医药的东方大湾区。
深圳是一个让人有更多相信的地方——相信实干，相信创新，相信奋斗会有回报，相信有好的机制，人才自然来。
市场经济的逻辑并不复杂，创新发展的逻辑并不复杂，就是给空间，给机会，给机制，给包容，让各种人才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自由生长。
千言不如一行，千虚不博一实。给创业者、企业家鼓劲，就要像深圳这样，鼓实劲，真鼓劲，不玩虚的，不搞空的。
每一种对人才的珍惜都是一束阳光，让创造之树长得更好，让创新之花长得更美。
也以此文，感恩并铭记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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