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危险的“通胀救国论”

　　意见领袖 | 赵建

　　最近两年，美国发生通胀并且经济强劲复苏，中国发生收缩且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就有专家提议中国通过“制造通胀”来促进经济复苏。这完全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荒诞而又危险。殊不知，美国最近两年对大通胀充满焦虑，而且采取了最严厉的加息紧缩政策。

　　通胀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带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积极意义上的通胀，或者说是生产型通胀，是真实需求改善的结果。在统计上表现为数值温和（2%左右），收入增速和投资收益率超过物价增速，失业率不断下降，是一条陡峭的“菲利普斯曲线”。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央行建立的通胀目标制，就是追求这样的效果。

　　另一种则是超过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的消极意义上的通胀，是成本增加供给曲线左移，货币和债务滥发但又无法调动生产要素积极性的分配型通胀，是背后没有价值创造的再分配活动。此时，物价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速，生产生活成本大幅上升，实际收入大幅下降，经济因为货币币值不稳而处于紊乱状态。这种恶性通胀看似因为货币滥发导致需求过度，实则是因为货币体系紊乱对供给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因为高达两位数的通胀，已经让企业无法正常的安排采购、生产、库存和分销，让居民无法正常的进行投资和消费。

　　实际上，在一个恶性通胀经济体里，并不是货币供给过多，而是实际货币供给（名义货币量/通胀水平）太少。因为与疯狂飙升的通胀相比，实际货币供给严重不足。最后甚至进入没有货币的“以物易物”状态。因为国家信用崩溃，经济主体已经不愿持有本国的货币。厄瓜多尔的货币体系已经因为恶性通胀崩溃，最后只能靠他国货币的帮助——美元化，放弃了货币发行权。现在，阿根廷似乎又在步入本国货币美元化的后尘。

　　这意味着，通胀只是一种现象或后果，背后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如果将通胀当做一种政策手段，那就是一种铸币税，客观上是对长期持有现金货币的“惩罚”（主观上并不是）。为了能补上这个税，也就是能让收入追上通胀，人们必须要积极的工作和投资。但实际上，除非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从总量上社会大众根本不可能跑过通胀，这个税是早晚要缴的。

　　最近一年来，眼看着PPI、CPI连续萎靡，中国经济陷入需求不振的复苏疲弱状态，很多人就认为，只要把通胀打起来，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为什么通胀有这样大的魔力？按照一些专家的说法，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只存钱不花钱，银行超额储蓄已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导致持续的萎靡不振。怎么办呢，那就是通过通胀铸币税（可高达6%）把老百姓的超额储蓄从银行中赶出来，去消费和投资，中国的经济和股市不就起来了吗？美国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看上去有道理，但细思极恐。这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提议，也是一个荒谬而危险的想法。通胀作为铸币税，是对经济和社会财富的一种攫取。现在中国经济还处于大病初愈后的体弱身虚状态，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增强体质。老百姓的钱袋子本来就越来越瘪，如果物价和生活成本再起来，再被通胀征税，岂不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最近两年，美国视通胀为猛虎，美联储从开始误判到暴力加息，实际上是对突如其来的通胀极度焦虑。因为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大通胀梦魇，一直残留在央行行长和诸多经济学家的历史记忆里。

　　我认为可能表达有误，专家们的意思是提高人们的收入，收入上来了，需求随之提高，物价跟着走高，通胀也就来了。产品价格上来了，企业利润增加，就会扩大开支，增加人员，提高工资。经济在一片繁荣中形成了“工资—物价”温和螺旋上涨。在当前紧缩的环境下，似乎的确需要来一次这样通胀。

　　然而，这一切的实现前提是，通胀能够带来实际需求和企业利润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提高走在通胀能前面而不是相反。欧美国家发生通胀前，需求和就业先是增加，经济繁荣与通胀同时出现。但并不是因为通胀带来的收入提高和经济繁荣，而是相反：先是政府给人们发钱提高了可支配收入，继而才有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繁荣。

　　如果通胀和债务能救经济，一切就简单了，委内瑞拉和阿根廷肯定是第一强国。中国古代有两句俗语“猛于虎”，一个是苛政猛于虎，一个是通胀猛于虎。可见，通胀并非什么好东西。它只是一种现象，有时跟经济繁荣同时发生，让人们误以为通胀是一种繁荣。很多时候，通胀伴随着更大的痛苦——大滞胀是无药可救的。

　　经济繁荣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通胀，经济衰退表现为持续不断的通缩，这是经济周期出现的典型现象。在经济下行阶段，通缩是令人绝望的，它伴随的是持续的破产、债务违约、失业等等。通胀一开始则不会有那么痛苦，尤其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胀，会带来就业增加和企业利润的上升。这是因为：第一，经济繁荣表现为温和的通胀，第二，当今科技进步、生产效率提升、全球化供应链和市场经济补产出缺口的敏锐度等，都会抑制大型通胀发生。市场经济是天生通缩体质的，更大的烦恼是需求不足。最近半个世纪，在中国第一大产能国加入全球总供给曲线后，基本上没有发生像样的通胀，即使发生也是阶段性的，稍纵即逝。

　　然而最近两年，美国经济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出现了大通胀，同时也在全球一枝独秀，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中国则很不同，PPI一年半多为负数，CPI也在0附近浮沉近一年，同时经济复苏一波三折，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于是很多人就认为，通胀是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通缩是制约中国经济复苏的压力，提议中国要用大通胀来解决复苏不力的问题。

　　这完全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通胀是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是果不是因。如果通胀能推动经济增长，那么现在第一经济强国就是委内瑞拉，美国也不会出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滞胀。

　　同样，通缩也是“果”而非“因”，是需求萎缩的表现。制定政策，不能拿着“果”来当做工具。通胀既不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通过制造通胀来刺激经济，很难会有真正的效果，即使有也是一剂危险的吗啡，透支需求后让经济循环体系更加紊乱。

　　要提高通胀还不容易，把国家垄断的电费，油费，高速路费，税收等基础生活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物价肯定会全面上涨，但是经济会起来吗？

　　况且，就生活成本和日常物价水平来说，当前我们并没有感到显著降低，体感的通胀其实一直在。尤其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所谓的通缩其实一直发生在生产领域，生产资料即PPI已经一年多为负，是毫无疑问的紧缩。因为中国是一个生产型社会，重资产高经营杠杆和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模式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一旦外部需求下滑，产能就无法消化，大量的生产资料价格持续负增长。

　　价格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信号，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出现通缩，意味着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出现通胀，意味着产能不足或需求过热。对于通缩，一方面市场机制会自发调节，企业家会减少投资降低产能，另一方面，随着需求因为实际价格降低而逐渐提高，价格会逐渐回升。

　　但是，如果经济体系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居民因为缺乏长期信心而不敢消费和投资，进行过度的谨慎性储蓄，大量的货币淤积在银行领域成为死钱；另外，如果收入分配结构极化，总收入虽然表现为增加，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惠及大部分民众，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通缩。此时就出现了“市场失灵”，一般的货币放水“制造通胀”的做法就不再灵，政策当局必须也只能通过改革来纠正扭曲的分配和收入结构，以及构建更加可置信的预期管理体系来提高长期的需求。

　　从理论上说，当前中国的需求不足可以用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模型来解释。该模型认为，人们当期的消费支出计划，并不仅仅是当期收入的函数，还包括未来的收入预期。因此，即使当期的收入并没有明显降低，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大减，也会降低当前的支出。这是当前人们大量在银行中储备现金的主要原因。

　　意识到通胀的本质和危害，以及问题的根源，就不应该把通胀当作一种工具来刺激复苏。相反，通胀只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结果，只要人们对未来有信心和安全感了，民营企业活得安心、做的舒心了，企业家精神复苏了，社会充满了信任感，又回到生动活泼充满希望的局面，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率就会再一次被激发，经济复苏也会获得长期的动力。

　　要做到这些，解决方案也不难：短期看，完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不能让一个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掉队；必要时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直接给困难群众发钱，相当于第二次扶贫攻坚战，但注意要救急不救穷，不能像一些国家那样通过无差别发钱把人工买贵，降低了劳动参与率；通过发达的电商平台发放消费券补贴，提高人们的消费积极性。不得不承认，当前需求紧缩的局势，的确需要下一剂猛药来止住通缩螺旋的势头。

　　总之一句话，即使要制造通胀，也是让货币放的水流到经济体中最活跃的两个群体手里：作为消费主力军的居民和作为生产主力军的民营企业，尤其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他们掌握了货币，就掌握了最有效率的要素配置机制，从而可以在不发生明显通胀损害的情况下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

　　否则，在当前收入下降的情况下，通胀又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更多的还是需要在长期性、结构性改革上下功夫，加大在法治化、市场化、基层治理现代化等长期制度供给层面的努力，逐渐退出无法给予人们长期预期的政策和运动。全面退出紧缩性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相互信任、自由活泼的发展局面，让老百姓相信国家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以发展与和平为第一主题。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如何让人民更加信任政策层，更加拥护政策层，这恐怕不仅仅是制造一次通胀就能做到的。

　　(本文作者介绍：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