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怎样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

　　意见领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刘俏

　　保持节点行业的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保持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并提升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编者按

　　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系列《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一文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实现V形反弹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蕴含的力量一经释放，将形成新一轮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

　　如何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刘俏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系列之二”中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保持节点行业的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保持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并提升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都将有力地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空间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能否保持在2.5%甚至更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已从1980~2009这三十年间超过4%的年均增速降到2010~2019这十年间的1.8%。然而，中国经济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挑战”，与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悖论”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实现V形反弹的结构性因素；而这些结构性因素所蕴含的力量一经释放，将形成新的一轮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

　　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大规模投资机会缺乏，投资相对不足等对生产率增长的制约不同，中国仍然拥有大量的潜在投资机会：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含住房资产）虽然已经达到6.7万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但仅仅是德国的42%和美国的55%——中国还有对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大量投资的空间，这为新旧动能转换、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人均GDP虽然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充分、不平衡的：例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非常高，但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底层技术等环节难以形成闭环，存在“卡脖子”问题；中国居民消费率不到GDP的40%，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70%的水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依然面临“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一挑战；中国发展仍存在着城乡、区域间的不平衡，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高达2.5左右，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甚至更高……直面并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将为生产率增长提供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重要来源之一）方面改善空间依然宽阔：过去二十多年，我们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仅为3%~4%，远低于美国上市公司过去一百年平均10%的水平；今年7月份公布的2023年《财富》全球500排行榜上，中国企业数量（142家）再次超过美国（136家），但是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上榜企业平均利润为39亿美元，不到美国企业的一半（80亿美元）；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金融行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已经超过美国等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但是金融中介成本仍然高企，融资难和贵的问题尚未解决。

　　基于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强大推动作用，释放经济长期增长潜能，需要数量巨大的对基（础）核（心）行业及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往往处于国民经济生产网络的关键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极高的社会回报，但是这些领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投资的资本回报并不一定很高。如果只是依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要素，这些领域将长期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例如，绿色转型和建立数字化转型网络、收入与发展机会不平等、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基础研究等问题，单靠市场根本无法解决。而对关键领域投资不足不仅会带来产业转型的严重滞延，还进一步加深经济社会发展的断层线。

　　中国“政府+市场”的增长范式在释放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方面有独特优势。通过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保持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引导资源配置在那些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的领域，有助于形成推动生产率增长新的节点行业、解决那些长期桎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这一过程中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和创新活力的迸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我国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挑战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也能顺利释放。

　　保持节点行业的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

　　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1）在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推动生产率增长，离不开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2）新技术通常附着在新资本中，投资有助于创新及其规模化运用。我们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投资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我们不认同中国经济已经从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以消费驱动增长的模式这一判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驱动增长，而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增速需要一定强度投资的支撑。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更需要增加关键领域和行业的投资强度。如果这些投资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升，超前投资做一些跨周期布局是可以接受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启动高速公路修建，当时投资额较大，但是行使的车辆并不多；但当时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进入了汽车消费的黄金时代。200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只有超过200万辆，2022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680余万辆。更为重要的是，汽车行业具有非常长的产业链、供应链，具有典型的节点行业特性，汽车行业的大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众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对总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高铁投资建设、房地产投资的底层逻辑也与此类似。

　　保持经济长期增长，我们必须保持投资强度，对于那些在新的发展阶段的“高速公路”“高铁”“汽车”“房地产”等领域甚至需要进行超前投资。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全球经济普遍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动能转换，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业态和新行业不断涌现的局面。

　　哪些有可能成为支撑经济发展新的节点行业？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能源、通信和出行方式作为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合在一起定义了文明的形态。例如，化石能源的使用、无线通信和现代交通工具区别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运用罗伯特·戈登的逻辑进一步分析，我在图一提出一个概念性框架：随着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和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有可能进入一种新的形态。这个过程中，新的行业会崛起，崭新的思想会出现，而几乎所有的现有行业都可以通过“碳中和”和“数智化”再来一次——这是我们理解碳中和以及数智经济的大背景。

　　以碳中和以及5G/6G的投资为例。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学、管理学问题。实现双碳目标，我们估测我国在2050年前需要投资近300万亿元。如果这些投资在未来三十年内平均分配，意味着我国每年对碳中和的投资相当于GDP的8%。这些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最大的推动力之一。而围绕着节点行业的投融资、技术变革、产业政策及商业模式创新，将决定我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

　　5G/6G作为我国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需要投资的重要的基础核心领域。我们的估测显示，基准场景下，5G的行业导入在2021~2030年期间将带来31.21万亿元的新增GDP。如果行业导入创新更积极，市场微观主体的参与更踊跃，5G应用场景所带来的新增附加值可能远超过31.21万亿元，甚至达到60万亿元。而5G带来的价值附加主要集中在2026~203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进入6G时代。

　　保持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大幅提升中高端制造业比重

　　中国在应对中国版的“生产率增长悖论”方面有一定优势，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制造业的GDP占比仍然高达27.4%（2021年）。未来保持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验数据显示，科技变革和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在制造业领域要比在农业和服务业更为显著。以美国为例，一定程度上，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不足与其制造业GDP占比大幅下滑有关（图二）。其实，美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一直保持比较大的规模，197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到GDP的24.3%；但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工业化结束之后一直在下滑，其GDP占比在1998年首次跌破16%，2020年仅为11.2%。

　　图二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21年该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7%，而同期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9.7%（2020年），德国为18.3%。中国制造业占到世界制造业几乎30%，制造业增加值比排名第二至第五的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加在一起还要高。

　　随着经济生活发展，制造业的GDP占比一般会逐渐下降，这与需求端的结构变化有关。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对商品的需求占比一般会下降，而服务消费的占比会逐渐提升。但是，中国有必要把保持一定的制造业GDP占比（例如23%）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一方面，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加快产业升级和质量优化，巩固竞争力和优势；另一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增速，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重要的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为41.5%，美国为47.1%，日本为56.6%，德国为60.7%。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能否将中高端制造业比重从目前的41.5%大幅提升到55%？

　　有必要花一点篇幅讨论生产性服务业，按照《行业分类国家标准》，交通运输和仓储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业、租赁与商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7个部门归类为生产性服务业。虽然被归类于服务业而非第一、二产业，大幅投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意义重大：（1）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其他服务业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速；（2）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3）我国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例如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算法与算力等方面的巨大瓶颈、高企的物流和金融中介成本等。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到服务业的70%、GDP的50%以上，而中国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只是GDP的31.7%、服务业增加值的58.2%，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的短板（例如工业软件）。中国必须在保持制造业GDP占比的同时，大力投资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其在服务业中的占比。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受益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我国积极参加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国际间在统计贸易数据是一般把一国出口中的国外成分的比例（一国的出口中用到了多少的外国中间品）和本国中间品比例之和定义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我国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高达62.6%，远高于美国的46.9%和日本的47.8%（均为2018年数据），显示中国参于全球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工业化国家，说明了国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另一个指标，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价值链上游程度定义为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标）减去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下游指标）。上游程度的取值越高，表明一国在国际价值链的位置越偏上游，这个国家在原材料、专利、核心零部件等领域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上游程度取值越低表明一国在国际价值链中位置偏中、下游，对外国中间品（例如，能源等原材料、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等）的依赖度比较高。

　　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一直在改善，逐渐从价值链下游向中游迈进。但是横向比较却提醒我们，我们在全球价值的位置相较于美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要不利得多。2018年中国价值链上游程度的取值为0.01，同期美国为0.29，德国为0.14，日本为0.08。如果只对数值进行机械解释，美国价值链上游程度是中国的29倍，德国和日本的上游程度分别是中国的14倍和8倍。数值大小的剧烈反差表明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在全球经济分工中非常明显地处于上游位置，控制原材料、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等，能够相对容易地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的国家或经济体形成“钳制”。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去风险化”举措，对关键原材料、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等实施封锁、禁运，而且范围还在动态调整并倾向扩大，处于价值链中、下游位置的弊端暴露无遗。

　　中国必须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形成相对闭环，以应对极端场景的出现。为此，我们需要加大创新投入，不仅增加研发强度，而且更需要优化研发结构，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我们的分析显示，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高达90%以上的相关性，提升研发强度对推动生产率增长意义重大。

　　我国研发的GDP占比从1995年的不到0.6%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2.4%，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2022年，中国研发费用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强度也达到迄今最高的2.55%。然而，2.5%左右的研发强度和同期美国3.45%、日本3.26%、德国3.14%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中国研发起步较晚、研发强度的起点比较低，研发投入所形成的基础和沉淀还相对薄弱。既然大国博弈最终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中国有没有可能将研发强度提升到3%以上？

　　研发结构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2021年基础研究的研发占比（即研发中间的“研”）只有6.5%（图四）。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过去十多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升到2022年的1951亿元 （占到总研发费用的6.3%，与图四中2021年的数字相比略有下降）。作为对比，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用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2%以上，美国大约为15%（2019年数字），基础研究投入大幅超过我国。

　　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例相对不足的问题亟待改变。“十四五”规划已把到2025年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以上作为政策目标。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一目标或更大力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例如将目标定为12%甚至15%），将有力推进我国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我们需要发挥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积极作用。基础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多是在没有考虑实际应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带来了对自然、社会及其规律的普遍认识。大学和研究机构把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投入到拓展知识的前沿，这些机构提供了最有利于创造新的科学知识的环境，它们不承受立即和实际成果的压力，有利于原创基础研究成果的产生。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需要加强对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中心的支持，长期的公共资金投入尤其重要。我国具备大规模发行国债的条件和政策空间，而当前宏观政策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长期“特别国债”等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中心，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还需要充分调动市场力量。图四显示，2021年我国76.9%的研发经费来源于企业资金，而由企业执行的研发也占到研发总费用的76.4%。然而，企业研发主要集中于研发的“发”（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非研发的“研”（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具有公共品属性，是典型的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领域，只依靠企业和市场，将面临经典的投资不足问题。

　　提升企业投资基础研究的热情，需要将基础研究中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的部分以一定方式呈现出来并返还企业。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更有效率的专利制度为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激励，以促进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塑资本市场估值体系，将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纳入市场估值，以溢价形式反映出来。目前，上市公司的ESG溢价正在形成，基础研究带来的社会回报大于资本回报部分应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构成部分，反映在企业估值之中。为此，需要大力发展以新的估值体系为价值引领的机构投资者，通过这些机构的投资引领那些重视基础研究的企业的价值发现；同时，推出相关指数EFT产品，逐渐改变市场估值逻辑。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十四五”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强大的国内市场和不断提升的居民消费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建立新发展格局背后有两个主要考虑。

　　首先，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进出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引擎，集中反映在外贸依存度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64%，其中出口占到GDP的35%，这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有35%是为外国消费者提供的。我们对OECD国家做的计量分析显示，随着人均GDP的提升，一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会下降，这是大国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也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实证数据的支持：2006年至2022年我国GDP人均和总量都大幅提升，其中GDP总量更是从22万亿元提升到120万亿元，这一阶段，中国进出口总值与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64%降到2022年35%，其中出口大约为GDP的18%——出口与GDP比例的逐渐下降是长期趋势，与之相适应，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也就彰显出来了。

　　其次，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重要价值。从基本面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主要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低、消费供给侧发展不充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长期滞后等相关。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消费供给端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端错配的情况、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都需要数量巨大的投资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机制、金融体系供给侧、户籍制度、保障性租赁住房制度等改革（我在下文专门论述）。投资和供给侧结构改革无疑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现在的居民消费率比较低，只占到GDP的38%~39%左右，而美国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居民消费率都在GDP的60%以上，美国2021年更是高达68%。当然，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有统计方法的原因。例如，在统计GDP时，中美两国都将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即住房消费）纳入统计，但中国计算租金时采用的是成本法，而美国采用的是市场租金。成本法根据建造成本乘以2%的折旧来计算虚拟租金，建造成本与住房的市场公允价值之间差额巨大，尤其是过去二十年房价快速上涨，用成本法大大低估了居民房地产相关的实际消费。我们估测如果按照市场租金法，中国的住房消费至少将增加7~8个百分点的GDP——由此调整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将从统计数字中的38%增加到45%左右。

　　即使是45%的居民消费率，距离工业化国家平均60%以上还是有很大差距。我们预测，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作用的发挥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国居民消费率将从目前调整后的45%增加到2035年的60%以上，其中服务消费在消费的占比也将从目前的50%左右提高到60%以上（美国目前私人服务消费占总消费67%左右）。在大幅提升的居民消费率中，服务消费的几个大项包括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居民养老、餐饮酒店、文化教育等都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中国产业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居民消费率不足与消费的供给侧发展不足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过低。图五显示2012~2021十年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在42%~45%之间，大部分年份为43%左右，远低于美国同期70%的水平。这个指标的全球均值为60%，在德国是61%。除了GDP占比低之外，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也不均衡：国家统计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低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33元。也就是说2021年，有超过2.8亿的中国人月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700元。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的占比，这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高度相关）水平的大幅提升；同时，需要提升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效率，并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此外，我国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人均GDP的4%，远低于美国的16%。如果居民财产性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可由目前的43左右%提升到55%，将极大提升居民消费率水平——这对金融供给侧改革和住房市场改革的推进提出了迫切要求。

　　从18%到0：推动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

　　收入和发展机会不平等一直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痼疾。然而，挑战也是机会——直面并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将释放出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巨大空间。中国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集中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图六显示，虽然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自十八大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是202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的2.5倍。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和农业转移人口无法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首先，如图七所示，中国2020年农业附加值的GDP占比为7.4%，但是农业就业人口占到中国7.5亿总就业人口的24.6%，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高企表明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低；庞大的农业就业人口和有限的人均用地也说明农村用地没有真正流转起来，妨碍了通过集约化生产提升农业的生产率；而土地使用权不能有效地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不利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仅仅为可支配收入的2%，同期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可支配收入的10%（如前文所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合在一起占我国GDP的4%左右）。

　　其次，我国数量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民化。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5%，但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47%，两者之间存在着18个百分点的差距——有2.55亿人生活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籍。有无户籍这个身份认同带来禀赋资源（例如教育、医疗资源、就业机会、跨越阶层的可能性等）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收入和发展机会不平等。以中国2.9亿~3亿农民工中近2亿的异地打工者为例，因为城市户籍或“市民”身份的缺失，他们的平均有效工作时间只是一个城镇就业人员的一半左右。相较于城镇就业人员一生平均45年左右的工作时间，农民工在45岁以后因子女教育、就业机会等原因将很难在城市里继续工作，这减少了三分之一的有效工作时间（15年）；因为异地打工，每年春节或是农忙他们一般在老家要待两个月，使得“春运”成了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短期人口迁徙，相较城市就业人员而言又少了六分之一的工作时间。

　　只是因为身份差异，就带来平均两倍左右的收入差距；此外，我们的研究显示，没有户籍的居民对自身的身份认知是非常敏感的，他/她们更关心当下，相对而言不愿对未来做长期投资（例如人力资本），对长远的发展机会缺乏关注，这一切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几年前我调研在城市打工的农业转移人口时，有感于他们的生存状况，曾感慨万千地写过，“城市无边的夜色，围裹着不曾彻底生活过的生命；他们像纸片一样被折叠起来，悄无声息地喘息在没有色彩的梦里……”这些在宏大叙事中并不显眼、令人忽略的细节，往往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温度，真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与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差距能否逐渐减少并最终趋近0，应该成为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

　　消除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与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紧密相连。我们在图七对2035年中国农业和农业人口做了预测。我们预测的基础是假设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农业和农业就业人口大致与主要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时相似。如图七所示，到2035年，我国农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预计将降到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也将降到总就业人口的6%，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因为乡村振兴的各项举措，我国对农村、农业、和农业人口的投资将大幅提高，大量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设施、装备等向农业产业融合聚集，将极大地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到2035年，将有1.44亿农业就业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实现跨行业甚至跨城乡的转移——他/她们中的绝大部分将完成向城市的迁移。

　　目前在城市常住但无户籍的2.55亿人与未来从农业转移的1.44亿人合在一起有4亿人，实现这4亿人彻底的“市民化”将彻底地证明“我国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是个十足的伪命题。城镇化一直都是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消除对这4亿人的各类软、硬性约束——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和公积金制度改革、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未来这4亿新市民的生存与发展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和生产率增长的巨大空间。

　　原因在于：（1）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产生各种需求和满足需求的供给，促进新的业态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提供进一步消纳迁入人口的空间，形成人口迁移的闭环；

　　（2）真正彻底的市民化使得目前近两亿的异地打工者不用辗转于城与乡之间，这两亿人每人补上的二分之一的有效工作时间，是否相当于我国将多出整整一亿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未来新增的1.44亿农业转移人口也将极大提供地有效劳动力；

　　（3）在城市真正生活下来之后，这4亿人会产生进一步投资自身人力资本，沿社会阶梯向上努力的内在动力；

　　（4）这4亿人真正在城市住下带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性住房等大量的投资机会。

　　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例，基于对现有政策性人才公寓投资收益测算，我们的分析显示每年4080亿元投资租赁住房，能够解决180万个家庭住房问题（50平方米，三口之家），而且投资的收益率能够达到8%左右。为4亿人提供有保障的住房将在未来十二年（至2035年）带来每年2.5万亿，合计30万亿元的投资。而且，按照支出法统计GDP，根据美国的经验数据，归类到消费的住房消费一般是归类到投资的住房投资的2.5倍。以此为参照简单估算，保障性租赁住房一年投资为2.5万亿元（注：这里的投资不一定是新建），带来的增加值大约为1.4万亿元（按美国经验数据），而相关住房消费带来的增加值将达到3.5万亿元，每一年保障性租赁住房投资及消费合计带来的增加值大约是4.9万亿元，仍将占到GDP较高的比例。房地产相关行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中国重要的节点行业之一，但其商业模式和整个业态将发生根本改变。

　　尾声：增长是一种信仰

　　投资和增长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关键。虽然中国有阶段性的总需求不足问题，但对供给侧的投资和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来源。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因产业和经济层面缺乏投资机会所带来的投资率下滑和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增长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增长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必须把增长当作一种信仰，而当增长成为一种信仰时，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投资不确定性就变成一种必然：投资未来节点行业具有不确定性，聚焦解决关键结构性问题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只有直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和挑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创新的方法解决那些重要的第一性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控制住“无增长”带来的风险。

　　那么，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如何保证投资能够带来预期的结果？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框架？我将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系列之三》提供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

　　(本文作者介绍：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