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专心于推进21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和发展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中国城镇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了后期阶段，而从农民享受工业化发展成果的程度看，可能近5亿规模农村常住人口和2.5多城镇常住流动人口的工业化进程还处在中后期阶段。这既是中国发展的不足，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也就是説工业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经济还处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应该还没有结束。关键是通过人口迁移和市民化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增强他们对工业化供给的支付能力，使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不过早地陷入停顿。也就是説，中国还处于可以中高速增长宝贵的机遇期中。

　　从体制改革可释放的角度看，中国还有强劲发展的活力和潜力。生产角度，一方面，二元体制并存，整个国民经济的人口和生产要素流动性不畅，投入产出的效率不高，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动能。另一方面，生产方面存在着被体制扭曲禁锢着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资产（目前仅仅作为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城乡土地和农村住宅，通过资产化改革可以零到市场价溢值的资产）等大规模体制性剩余，它们是中国通过供给侧改革获得未来中高速增长的生产活力。

　　需求角度，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和消费支出占GDP低，成为总需求不足的首要问题，进而造成了国内“生产—分配—支出”经济大循环不畅，制造业生产过剩，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状态。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常住流动人口，还有提高工业化财富享受水平的巨大空间；通过促进人口生育、取消户籍管制、允许异地就学、公平城乡基础社保、压缩行政支出规模、扩大民生支出比例、稳定政府政策和经济预期、切实落实农民土地住宅使用及收益财产权、严格保护投资者产权、鼓励就业创业商业置业，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多元供给降低房价、增强居民消费支出能力等等一系列需求侧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和消费支出流程，还有非常大的需求增长空间，给未来的中高速增长提供尽可能大的可能性边界。

　　体制继续进行转轨，能够释放发展的生产力，但这需要大力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因为未来的经济能不能中高速增长，取决于新的户籍等体制能不能将低生产率、低就业机会、低收入的农村、农业和其他领域的近数亿人口和劳动力，转移释放到高生产率、高就业机会、高收入水平的城市、工商业和其他领域；取决于新的所有制布局和企业体制，能不能将目前360万亿元国有资产净利润率从2022年太低的0.9%左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几年内至少提高到5.5%左右；取决于新的土地要素配置和土地房屋资产体制能不能将30%左右的闲置和低利用建设用地盘活，能不能使撂荒和糊弄种植的2.5亿亩耕地恢复正常的生产，能不能将城镇25%左右的空置房投入使用；能不能放开城乡和农村住宅及宅基地交易使其资产化，使经济增长得到如同1998年以来住宅商品化改革资产溢值一样的增长动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相比，阻力更大地来自于非市场经济的观念，决心来自于务实发展和解放思想。

　　而体制继续转轨，获得增长的需求潜力，则需要疏通国内经济循环人口生育、人口迁移、城乡土地房屋同物同权同收益、住宅多元供给、公共支出结构等体制的大力度改革。取决于人口和劳动力能不能向高收入地区和行业流动；取决于国有与集农民体之间能不能公平地分配土地交易收入，以及农民能不能得到与土地要素和资产结合的就业创业经营收入权利；取决于能不能允许人口城乡双向流动，允许私人建房、合作建房、房地产商建房、居民房屋出租（包括城中村低租金区域的保留）和政府廉租及低价房等多元化居住供给；取决于宏观税负能不能控制在30%以下，各地财政税外收入能不能定法硬性控制到3%以下，税收供养规模能不能压缩到合理规模，教育卫生等民生支出能不能从目前占GDP5%左右提高到15%。与供给侧改革相比，需求侧分配和消费体制的改革，其地方政府间与企业间、地方政府与农民间、市民与农民间、国有与民营间和部门权利与生产消费者间的利益阻力更大。

　　但是，计划行政和市场经济二元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元体制并轨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没有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生产的活力和需求的潜力可能释放不出来，会错失未来中华民族发展最后10到15年宝贵中后期工业化的机遇期。

　　中国在发展方面，仍然有巨大的回旋余地。人口、淡水和土地，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三大基础性资源。除了千方百计保持人口规模以外，调2100亿立方淡水，增加5亿亩耕地、0.7亿亩园地和1.5亩亿建设用地、既可有10到15年之间的水利和土地改造开发投资需求，又可增加生产的淡水和土地要素，还可获得稳定债务和货币的优良资产，长远看可以给中华民族祖祖辈辈留下一个生存和发展宽裕和可持续的资源环境。

　　这就是我们在21世纪前40年，只专心致志努力攻坚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第一要务，一心一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由。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