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从战略和国际比较视角看如何提升居民消费

　　意见领袖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

　　内需相对不足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老问题，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大幅偏低，且疫情以来进一步恶化。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同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均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今年重点工作之首，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在此背景下，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举办“扩大内需战略与提升居民消费问题研究”课题研讨会，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专家、高校院所学者、市场主体代表建言献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参会并作专题发言。

　　陈道富表示，提高居民消费可能涉及四个战略方向性选择：第一，是否能接受我国从快速扩张型的经济体转向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体，或者说进入消费社会；第二，提升居民消费要面临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选择；第三，提高居民消费还与收入分配格局有关；第四，提高居民消费要考虑数字时代对消费结构带来的冲击。同时，他表示，研究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需注意五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率低是事实，本身不是问题，只是“显示器”；二是分析居民消费倾向需考虑社会保障状况；三是资产负债率与可支配收入占比制约居民消费率；四是“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对消费的影响不同；五是在经济生态中讨论提高居民消费率。

　　正文：

　　居民消费表现为微观上的居民消费行为，实际上也反映了宏观环境和运行机制。因此，提高居民消费既要从微观行为入手分析，了解不同群体的不同消费特征，着眼于居民收入、财富、消费场景和供需匹配条件、机制等，也需要跳出消费行为本身，从体制机制角度分析消费行为特征的必然性，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财政体制改革等方面寻找空间。

　　一、提高居民消费可能涉及的四个战略方向性选择

　　分析提高居民消费，可能需要先分析可能达到的程度和这种决策意味着什么，从而保证是内在逻辑一致的真实意愿表达。从最终可能实现和接受的愿景出发，有助于感知提高居民消费的可能潜力和所需要的体制机制条件，这会涉及到对未来经济政策方向性选择问题。

　　第一，是否能接受我国从快速扩张型的经济体转向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体，或者说进入消费社会。一般而言，投资率较高往往意味着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较多，倾向于选择长期增长抑制短期消费；消费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往往是较为成熟的经济体，回归经济增长的本意，注重消费的意义，也意味着经济渡过了高速增长时期，趋于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阶段，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的最优消费率和投资率。我国仍强调优化产业布局，重视挖掘数字经济潜力，对经济增长速度还有规划性要求，还需依赖必要的扩张性投资，当然最好是效率提升型投资。因此，提高居民消费率还主要是边际改善的纠偏概念，还不是转向消费社会的战略。

　　第二，提升居民消费要面临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选择。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体制机制性因素，涉及到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选择问题。首先，我国要不要从现在相对平衡或者周期平衡财政转向功能性财政？财政口子如何打开——是在周期平衡框架里打开财政，还是功能财政方向里设计。其次，财政是建设型还是转向保障型，保障型是大保障还是小保障？西方国家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很多的财政赤字是为了提供社会福利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的；我国的财政是不是要从建设型转向保障型，保障型能不能在功能财政框架中平衡财政收支。同时，如何平衡提升地方居民消费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目前地方财政中隐含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的，要不要在地方财政管理中嵌入鼓励消费的激励约束机制？如果这些问题还没有做出判断，那么提升居民消费的战略又要这个体制机制约束下展望。

　　第三，提高居民消费还与收入分配格局有关。劳动报酬在中国GDP里的占比是相对偏低的。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数据计算的因素。但如果假设我国收入分配总体上是有经济基础的，那么偏低的劳动报酬比例，可能与劳动以及劳动代表的工作能力在经济创造中的边际贡献偏低有关。我国的收入分配并不完全基于劳动能力，我国初次分配中存在较为普遍的行政和收入再分配的成分。当然，近些年劳动工资有所上升，正在逐步改变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状况。我国重视推动结构调整，致力于共同富裕，显然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消费不仅仅是简单地提高劳动报酬，而是要先找到影响劳动收入分配的背后机制，是根据什么进行收入分配的，背后机制又是什么。

　　第四，提高居民消费要考虑数字时代对消费结构带来的冲击。ChatGPT、OpenAI等日新月异，数字时代就在面前。在数字时代这一转型的关口，消费和就业的形态显然会发生巨大改变。我们期待数字时代在取代原有工作的同时，也会创造更加巨大的工作机会。但转型时期的巨大“结构性”失业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未来的工作和消费形态可能会极大不同。欧洲有些国家在探索”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会不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基本模式？作为战略性设计，也许我们需要适当考虑数字时代可能带来的冲击。

　　二、研究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率需注意的五个方面

　　第一，居民消费率低是事实，本身不是问题，只是“显示器”。我国当前的消费比例或者边际消费倾向偏低，是否和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经济环境、体制机制有关？这个比例许是合理的，只是不合意？简单地解决居民消费率低的问题，可能会引发其他问题，需要寻找形成这种格局背后的环境和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从“因”上入手。是收入和保障导致需求不足为主，还是供给能力不足带来的供给抑制为主，或者是供给体系不能及时响应需求的机制缺陷？总之，消费率低不是问题本身，消费者总体上是理性的，是环境和机制的产物，从而是“显示器”，不是问题。这是在当前讨论居民消费比例和倾向问题上需特别注意的方面。

　　第二，分析居民消费倾向需考虑社会保障状况。社会保障相当于集体为居民做了储蓄。因此，做国际比较的时候，不能只是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边际消费倾向，而是应该将社会保障体系考虑进来。考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如果将其作为集体储蓄算进居民的储蓄，那么，西方消费储蓄比与中国的消费储蓄比的差距也许没有那么大。中国居民相当一部分是保障性储蓄，加回来中国实际上消费倾向并不低。

　　第三，资产负债率与可支配收入占比制约居民消费率。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关，背后有文化因素，短期会受其制约，但显然未来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当前，我国居民正在处于购房置业阶段，这与文化有关，但也是个历史过程，当前应已接近转折点。我国经济也快度过了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高峰阶段，投资消费比例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三年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明显，居民原有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可预期的就业收入状况显著恶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习惯。现在计算的居民负债率显然低估了老百姓的负担。考虑到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用居民债务比GDP衡量居民负债率是不合理的，应该用居民负债或还本付息额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这两个比例在国际上是偏高的。这种情况下，刺激消费的重点可能不是提高消费率，而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程度，在某种意义上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可能自动转变。

　　第四，“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对消费的影响不同。“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对消费的影响有多大，是人性绽放下的消费，还是以人民为中心引导下的消费？不同人群消费文化和消费倾向差异较大，我国支不支持高收入人群的奢侈品消费，年轻人多样化特色服务消费？消费文化是否会冲击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不利于节俭文化？等等。消费除了具有总量经济含义外，还具有文化和群体特征，提高居民消费率不仅仅只是宏观经济概念，落地还需结合文化和不同群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第五，在经济生态中讨论提高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既是经济的目的，也是经济动态循环中的一环。事实上，消费率是经济生态的一个涌现。因此，不论是单独讨论居民消费行为，还是从国民经济循环中讨论消费，都是在局部中讨论问题。也许需要跳出消费，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在经济生态中研究居民消费率，选择构建有利于较高居民消费率的规则体系。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2012年9月16日成立，是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质的学术智库组织。论坛致力于为关心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推动理论、思想、创新和经验交流，为相关决策与研究机构提供理论与实务经验参考，进而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最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