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廖群
今年将是我国经济从持续3年的新冠疫情中复苏的一年。就复苏强度而言，有两种前景，一是恢复性的复苏，即经济增速恢复到疫情前或当前阶段潜在经济增速的5.5%左右，二是报复性的复苏，即经济增速不仅恢复到疫情前的速度，而且将前3年特别是去年的增长损失补基本救回来，达到7%左右。
鉴于过去3年新冠疫情造成的严重增长损失，人们当然希望实现报复性复苏，以将增长损失尽快地补救回来。但从可行性角度，到底将会是那种强度的复苏呢？是恢复性的还是报复性的？这首先取决于我国防疫措施放开后人民生活何时恢复到正常状态，第二取决于各项经济政策的促进。
令人鼓舞的是，疫情在我国已提前收尾，目前人民生活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则能否实现报复性的复苏就要看经济政策的促进了。其中，金融政策的促进尤其重要。在现代经济体，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促使今年经济报复性复苏，金融政策责无旁贷，应该发力。
金融政策广义而言即包括宏观调控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也包括结构性或定向性的金融发展与调节政策。针对今年我国经济报复性复苏所面临的困难和具有的特点，金融政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是加码货币政策宽松。对现代经济而言，货币流通量，或市场流动性是有效需求进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疫情以来的这3年，我国货币政策已不断地宽松，为经济在疫情的逆境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环境。今年要促进经济复苏，货币政策自然应该保持宽松，而要促使报复性的经济复苏，则保持宽松还不够，应该加码宽松。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有较大的宽松空间，看看这些年来美联储、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货币宽松的空间之大就可想而知。当前我国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7.8%，大大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65%，也高于大部分的主要经济体。为促使经济的报复性复苏，今年我国应该降准3次或以上，降低1年期LPR20个基点或以上，同时展开频繁的逆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保证市场流动性处于充裕状态。
二是加大力度促使小微企业顺利复苏。小微企业是过去3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经济实体，但又是复苏最为困难的部分。这是因为，疫情中小微企业不仅面临需求大减的打击，而且鉴于其依赖当期现金流的特点受此打击后停业甚至破产者众，致使供给能力骤降甚至丧失，现在即使需求反弹供给能力却不能像大中型企业那样迅速地匹配上来，从而复苏缓慢甚至谈不上复苏。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又是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供给端直接影响消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在需求端又决定就业和中低层居民收入进而消费的高低。因而，小微企业能否顺利复苏是整个经济能否报复性复苏的关键，今年金融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应该是结构性或定向性地支持小微企业顺利复苏。为此，应该更大力度地对小微企业实施定向性降息或降准，同时放松小微贷款的发放标准，以加快小微贷款的发放进度。
三是促进房地产业有力复苏。叠加疫情和前些年房地产调控的影响，房地产业是过去3年来下滑最快和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不仅在供给端冲击建筑业，更重要的是在需求端削弱购房需求进而家用电器、家具及装修等一系列的住房相关消费。因而今年整个经济的报复性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房地产业的有力复苏。年初，时任副总理刘鹤重提房地产是支柱产业，一方面表明房地产业对于我国经济，尤其是今年经济复苏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反映政府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调整。于此，鉴于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贷款余额的40%左右，大型国有银行应该紧密配合政府的这一政策调整，从开发贷款和住房按揭贷款两个方面分别加大对于开放商和购房者的资金支持力度，促使房地产市场有力复苏，为整个经济报复性复苏提供强劲动力。
四是加速发展针对年轻人的消费贷款业务。当前我国面向年轻人的教育、购车、购物、购物、旅游及租房等用途的消费贷款业务规模相对较小，是我国银行业的一个弱项，从银行普惠金融的视角应该加大规模，今年从加快消费复苏的角度更应加速发展。年轻人的储蓄较少，因而其消费受疫情造成的收入下降影响更大，更需要消费贷款的资金支持。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从人口数量来讲就是消费主力。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消费倾向大大高于中年和老年人，在我国尤其是如此，从深圳的电影票票价高于在香港就可见一斑。这部分地是由于我国中老年人很多是从过去的低消费日子过来的，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消费习惯，但年轻人就大不一样了，追求高大尚，很多为月光族。因而年轻人获得消费贷款后将很快地用于消费，对于促进居民消费从而经济的复苏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就风险而言，只要国家的经济前景保持良好，年轻人今后的就业就能得到保障，偿还消费贷款还款的可能性就很高。从各方面来说，针对年轻人加速发展消费贷款业务都是可取的。
五是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金融支持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在哪个国家都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或推动的。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长期而言将为国家今后的经济发展打造基础性环境，短期来说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以快速生效的乘数效应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今年我国财政政策促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加快基础设施投资。但财政资金有限，还需要社会配套资金的支持；银行贷款、投资基金和开发性金融债券将是主要的配套资金来源。因而支持基础设施投资也应是今年金融政策的重点之一。至于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有限的观点是短视的；其实，传统基础设施仍有改善空间，新基建更是潜力巨大。
本文首发于《商学院》杂志2023年3月刊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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