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李迅雷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迅雷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1期）上的发言
一、扩内需的难点
随着外需走弱，内需显得更加重要。今年从1-2月份的数据看，出口增长为-6%左右，比预期要好，同时也好于越南、韩国等东亚国家。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下行，中国出口增速今年有可能出现负增长，故扩内需显得非常迫切。未来中国的出口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全球经济下行引起的周期性回落，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加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种种脱钩举措，使得中国的出口在未来还会面临多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要更多地依靠内需，内需主要是两项：投资和消费。我国扩内需过去主要是靠投资拉动，但是按照支出法计算GDP，通常投资（资本形成）在GDP中占比在40%以上，且最近三年占比又出现了快速上升。全球的投资对GDP贡献率平均大概在20%左右，所以投资对中国GDP贡献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一个外向型出口导向的、以投资拉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这种模式现在面临多种挑战和压力。
一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空间有限，在投资拉动中制造业占比最高，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比重达到30%，今后如果再要上去也有点难度。二是房地产已进入下行周期，房地产投资通常在基建投资中占比25%左右，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是-10%，这是非常少见的，中国的房地产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上升周期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下行周期，今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会下降。三是基建投资回报率在近些年来持续下行，去年基建投资增长接近10%，对稳增长起到关键作用，但回报率已持续下降。虽然未来可以通过投资拉动扩内需，但这驾马车的动力越来越弱，用“鞭子”抽马使其加速前进的副作用很大，也就是债务增长比较快，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非常快。2023年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额度比2022年持续上升了3.8万亿，但是好项目越来越少，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民间投资也很难拉动，这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扩内需所面临的挑战。长期看，没有一个盈利模式可以一劳永逸，到了一定阶段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正是由于看到了投资在拉动经济中的弊端，所以要强调通过扩大消费来扩内需并拉动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优先位置，很明确的就是把扩内需的主力重心放在消费上，但消费在今年及今后对经济的贡献能否越来越大，也要审慎考虑。因为现在看，居民部门的消费动力主要来自于收入增长。从过去几年看，可支配收入增长略低于名义GDP增速，虽然基本保持一致。按照这样一种现状，消费要发挥超预期作用，增长明显超过GDP增长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消费扩张必须要靠收入来保障。其次，我国收入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但过去几年中，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没有明显超过GDP增速，这样消费这驾马车最多和GDP保持同步水平。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消费目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是7.1%，2022年同样各地方对消费的预期增长是7.7%，也就是在预期今年GDP增速明显上行下，各地对消费增长的预期并不高。各省市GDP目标明显高过2022年时，各地对消费的贡献增长率反而比2022年低了，是否反映居民对消费预期不高？消费预期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还是取决于居民的杠杆水平。目前中国居民平均杠杆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明显比发展中国家杠杆水平要高。居民在房贷方面的支出比较大，在消费上通过消费贷进行了提前透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收入，另一方面取决于居民债务水平，中国居民部门存在杠杆率水平偏高的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年来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高收入组的1/10不到，说明这些年中国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失衡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如果要把消费放在扩内需的优先位置，多举措、多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提供便利性的消费场景来刺激消费，比如对大宗消费进行优惠等等。在刺激消费方面供给侧表现良好，关键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恐怕是未来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都提到“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说明消费一方面受到需求收缩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预期转弱、信心偏弱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二、政策建议
改变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的局面，需要在政策层面作更加长远规划。当然也需要兼顾短期经济增长的两大目标，一是高就业，二是低通胀。高就业是经济增长目标，在短期来讲需要获得一种动态平衡，但是在动态平衡的同时又要追求长期结构合理，避免长期结构扭曲现象。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改变目前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到消费拉动，这不是短期能实现的目标，而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需要在每年稳增长目标基本实现的前提下进行收入结构性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实现的，比如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出口导向型、投资拉动型转变，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模式转变。出口和投资拉动这种模式在前期优势非常明显，因为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且过去中国固定资产规模很小，所以可以施行大投入和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导向的策略，这些在过去非常顺也非常对，但在今后的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比较漫长，需要不懈的努力。所以，让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作用，让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让出口在经济发展中起支撑作用。但短期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尤其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下行一直在持续，靠投资拉动这样的逆周期政策，这也是很合理的。
但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高增长，肯定会从高增长要降至中高速增长。十九大以后提出目标，要实现高质量增长，所以经济增速下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但是，如果过度看重稳增长的目标，就可能采取更多逆周期的政策来平滑经济周期，其短期稳增长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也因此带来了长期结构失衡问题。过去三十年，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过两次以上的经济负增长，有些甚至出现四、五次，而过去30年中国的GDP增长曲线非常完美，没有出现过负增长。而实现这种完美更多的还是靠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逆周期政策的加力，但相应地用在消费方面的力度就不够，使得经济结构扭曲问题长期得不到稳妥解决。未来在实施扩内需战略，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措并举的情况下，除了要关注短期目标，更要关注长期目标。如果为了稳增长而采取逆周期政策，使得长期的改革目标被延后，其实后面将承担更大的成本。我建议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结构调整，以确保长期目标的实现。2035年中国要建成中等发达国家，在共同富裕上要有显著效果，需要在税制改革、促消费、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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