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吴晓波
在过去的四年多里，“企业家”的百度指数略有下降，而“资本家”的百度指数则暴涨了2.9倍。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做一下问卷调查吧。
此时此刻，在我开始写这篇专栏的时候，并不知道选择的比例，不过，我可以肯定，大家会一次比一次犹豫。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题面，而是在问题的设定前提里，那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到底用什么指标和角色模型来进行定义和区分？
企业家这个词，并非“古已有之”，它第一次被收入《辞海》，是在1989年，也就是说，它是本轮改革开放下的蛋。
我在创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专门抽丝剥茧地去追溯这个词汇产生的轨迹，发现它的酝酿、提出、争议及得到确认，大约经过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被称为厂长和经理，带有鲜明的生产和管理的语义特征。而资本家一词，则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顾名思义，它更强调企业活动中的资本的成分。在计划经济时期，举国没有一家私人企业，资本元素被摘除，这个词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它的语义则与剩余价值和剥削相关联，带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在中国的复活，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改革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1984年，年轻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给《读书》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文章，编辑跟他商榷，能不能把“企业家”改成“实业家”，因为“这个词是有负面意思的”。
1987年1月，美国一本杂志评选全球50位最引人注目的企业经营者（entrepreneur），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中信）的荣毅仁入选。杂志评价说：“70岁的荣毅仁是复活的资本家，正领导着由邓小平制定的海外投资工作。”
在英语中，entrepreneur指的是企业所有人，中信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国营工厂，荣毅仁不是厂长也不是经理，所以，当他被描述为“资本家”的时候，在当时中国的媒体语境中，是一件挺尴尬的事情。
“企业家”，它不像“资本家”那样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却比厂长、经理的涵盖范围更广，更重要的是，它的语义中并不排斥资本的存在价值，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本意——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资本必须复活，但是“资本家”实在太敏感了，“企业家”是一个折衷的发明。
不过，当时的媒体还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提出，“家”是一个尊称，有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军事家，搞企业的人，不就是赚点臭钱嘛，能算“家”吗？
从我查阅到的资料看，第一个在官方场合使用“企业家”一词的是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1987年4月，他去四川考察刘永行四兄弟创办的希望饲料公司，临别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
1987年7月，在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提议下，发起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评选。到第二年4月，全国有二十人当选，其中不乏一些市场型的企业经营者。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企业家协会。
回顾这一段微妙而不无曲折的名词诞生史，你会发现，“企业家”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称呼，而是承载了时代的语义衍变，以及在这一衍变背后的认知更新。
之所以今天“突然”要写这么一篇专栏，是因为我发现，就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许久不见的“资本家”一词居然高频出现于舆论场。
我们来看一组对比。
我分别调出了“企业家”与“资本家”在2016年和2021年的百度指数：
“企业家”，2016年的均值为604，2021年1月到8月的均值为535；
“资本家”，2016年的均值为338，2021年1月到8月的均值为977。
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四年多里，“企业家”的百度指数略有下降，而“资本家”的百度指数则暴涨了2.9倍。
同比的话，在2016年，“企业家”的百度指数是“资本家”的1.8倍，而到了2021年，“资本家”的百度指数是“企业家”的1.8倍。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惊，在过去的四年多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衍变？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戏剧性反超？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语言是我们为自己建造的关于事实的图像。语言由命题组成，命题由词语组成，而词语则呈现出表述者对某一现象的内在性质的认定。
那么，当越来越多人在称呼马云或刘强东们，不再用“企业家”，而用“资本家”的时候，发生了怎样的内在性质的改变？
我只提供几个思考的方向——
其一，这些表述者认为，被称为“资本家”的人的财富积累是剩余价值的产生结果，他们及他们的企业主体并没有为社会创造相应的价值，所以，这一利益集团游离在劳动者阶层之外，成为了一个剥削性的阶级；
其二，资本具备溢出的霸权能力，它们不仅在本行业内对其他中小业主产生了剥削和压榨，甚至渗透到商业之外的领域，构成了新的话语和利益压迫，它们是社会板结化的罪魁祸首；
其三，某些表述者也许并没有进行过理性的思考，他们只是人云亦云，觉得“好玩”。再或者，他们觉得自己在当下这个经济低迷和通货膨胀的时期，成为了一个失落者，于是，财富还在急剧增加的“资本家”们就成了调侃和宣泄的对象。
于是，你发现了一个十分吊诡的事实：
没有人在理论和名词定义上去进行过“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区分，但是，微妙的名词切换，却构成了一个显在的社会集体情绪。
它的弥漫是2021年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转折性拐点。
也是在1987年，正当“企业家”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彼得·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他在书中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成长的基因。
同时，德鲁克认为，美国正在进入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他用四个特征来描述这种时代：
1． 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中型公司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
2． 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
3． 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应用于广泛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
4． 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
在德鲁克提出“企业家经济”的1980年代末，美国经济正走出零增长的衰退困境，而在这次复兴中，新企业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为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国青年。
德鲁克的这种描述是那么生动，以至于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们都会将之类比于改革开放、特别是2010年代之后的中国。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定地认为，中国将继续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无畏而充满智慧地前行，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百年一遇的伟大复兴。而在这个进程中，“企业家”还是“资本家”，也许真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责任编辑：陈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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