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体制转轨国家，其产出和增长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从哪里获得的呢？其实在要素投入数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带来的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改善，也会提高投入的产出效率。在全要素生产率中，不仅有广义技术进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有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产出率形成的贡献。中国是人口规模最大、国土面积排前、经济规模第二位的二元体制并存并转轨时间很长的国家。在观察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时笔者发现， 1981—1985年、1991—1994年和2001—2005年，GDP年均分别增长10.17%、11.67%和9.78 %，而TFP年均分别增长6.53%、6.65%和3.3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态与GDP增长状态都呈三次倒U型。然而，这三个阶段中国国内并没有较强烈的广义技术进步事件突然爆发，却均是大力度体制改革和开放启动和高涨时期。我们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3.1%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发现只有1%左右是广义技术进步实现的，2.1%是通过体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改善要素配置来实现的。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来说，不存在如体制转轨国家一样的二元体制扭曲，也不存在体制转轨国家大力度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改善其配置而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其最主要来源是广义技术进步。有实证文献研究的结论：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条虽有小幅度上下波动，但是长期却是一条平稳和平行的曲线。琼斯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和欧洲1980—2000年间，在研发人员不断增加（呈右斜甚至是指数型增长）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却是平缓的。1970到2012年间，美欧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年均分别只有0.9%、1.0%和0.7%，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也只有1.6%。 巴特·菲思佩奇认为，均衡增长理论简化了对技术进步过程的分析，研发投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近乎于线性、明确和不变，广义技术进步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虽有小的波动，然而是一条平缓的曲线。原因在于：工业化初期及其以前，人类驯化畜牧、种植农业、蒸汽纺织机和电力等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可以启动大规模和专业化牧业和农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可以机械动力化、专业化、标准化和大规模化地生产产品，使财富更加爆发式地增长。而到工业化中后期，特别是后工业社会，则遇到这样的情景：留给大规模物质财富生产方面的技术几乎已经开发殆尽，技术创新向信息网络、数字智能领域发展。这类技术既可以带来新的增长，也会因替代人力和实体成本，将工资、利息和地租这样的增加值“节约”掉；并且，工业化中后期技术进步已经成了综合、交叉、复合类的创新过程，某一单项技术创新带来全要素生产率J型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如图所示，大力度改革周期中，由于体制转轨改善闲置要素的配置，提高低利用率要素的产出率，使改革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倒U形状，而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条近乎平行的曲线。这个发现应当是从方法上认识和合理解释中国作为二元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一个关键：假定广义技术进步产出贡献增长无论是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都是一条平缓和平行的曲线；那么，在中国以往体制改革周期时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倒V或者倒U曲线与平缓曲线之间的积分，就应当是体制改革带来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效率改善而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产出。
图：二元体制国家改革与广义技术进步各 自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国以往二元经济体制改革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计，是在没有“二元要素配置体制扭曲—扭曲不可纠正—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性要素剩余”这样一个分析逻辑时的“余值”性猜测计算。也就是说，从方法上，我们可以直接将这部分新增的产出估计在全要素生产率之中。但是，在市场化场景下，闲置和低利用要素的价格、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参数可以得到，学理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市场化改革前，由于体制扭曲，实际发挥产出作用的投入要素量比名义投入要素量小；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消除名义投入要素中的闲置和低利用，改善其配置和提高其利用率，使实际发挥作用的要素量接近名义投入的要素量。这样就可以直接在投入产出的分子项上增加盘活存量形成的新产出部分，用内生的办法来较为精确地计算二元体制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
本文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六，原发于《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 “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一文，转摘发表时予以了补充。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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