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城市化2.0与中国经济新趋势

　　文/姚洋

　　2021年5月15日，北大国发院MBA中心联合北大创业训练营举办第35期MBA讲坛，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以“城市化2.0与中国经济新趋势”为主题发表演讲。

　　“城市化2.0”这一话题非常重要，“这也是我选择该话题作为这次论坛演讲主题的原因”，姚洋教授首先表示，“城市化2.0”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城市化在十四五规划中的分量很重，而且十四五规划的出台，是由国家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相比以往的五年规划，从制订到执行落地都会力度空前。姚洋教授表示，这也是政府务实和尊重经济规律的表现，以“城市化”代替“城镇化”的提法，也释放出重要的政策信号。

　　二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社会反响很大，也可以从中看到，全国人口布局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解角度，帮助我们看清变化的内涵。

　　姚洋教授随后详细讲解了城市化的贡献、未来道路、发展规律等重要内容。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用数据衡量的话，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在14%左右。能产生这么大的贡献，姚洋教授认为城市聚集效应也就是规模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都是重要方面。

　　针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负面效应的担心，他表示，人口老龄化问题要认真对待，但不能过度夸大。因为：第一，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目前除了非洲和南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中国的人口结构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特别是15岁到60岁的劳动人口占劳动总人口的比例接近64%，仍位居世界最高。

　　他进一步解释称，非洲、印度因为孩子占比多，所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均没有中国高。与之相比，中国老年人占比多，而且65岁以上人口面临迅速增加的趋势，也许再过5年最多1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20%。

　　那时候中国会不会像现在的日本一样，由于老年人都不消费而导致消费下降？姚洋教授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进行时。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未富先老”也有好的方面，意味着还有贫困人口会进城追求新生活，这部分人口进城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能力会比居住在农村的时候高很多。而且，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教育等必要支出都会促进消费。这正是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重要贡献。

　　他还强调，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的负面影响也被夸大了，忽视了自动化、AI等技术进步的正面影响。结合《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一书的研究成果，他表示人口老龄化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都有影响，要重视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增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什么是城市化2.0

　　姚洋教授结合第2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有关十四五规划中“城市化”的重要内容，特别解读了三句话：

　　一是“完善城市化战略”。城市化与城镇化一字之差，但是战略思想转变却非常大，表明政府调整了老百姓就近城市化、最好在城镇完成城市化的主张。城镇化始于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小城镇战略”，由于警惕城市病，官方文件里也一直使用“城镇化”这个词。十四五规划文件是第一次代表中央使用“城市化”这个词。

　　二是“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也是政府首次认可新的区域战略、重新认识发展规律。

　　过去一直是希望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分布，因此相继有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结果每个区域发展都需要配套人马和资金。这一次是从中央层面接受区域内部不均衡发展的战略，比如东部等传统的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城市结构，即包含超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的城市化区域。

　　三是“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发展县域经济要接受农村居民到县城买房，如果进一步明确的话，未来城市化道路是将过去“人口的跳跃性转移”，也就是中西部农村人口直接向一二线城市转移，调整为“人口的梯度转移”，即三四线城市人口向沿海中心城市区域集中、农村人口向主城区和县城集中。因此，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称之为“城市化2.0”。

　　城市化导致人口重新分布

　　从国外经验来看，不论是国土面积广阔的美国，还是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都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即发达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区域内人口分散分布。

　　基于国外城市化特点和经验，姚洋教授建议海南省作为中国沿海省份，应该学习美国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重点发展“老年经济”，也叫“候鸟经济”，海南应该抓住老年人想去沿海城市养老的需求，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

　　他进一步举例称，日本人口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三个城市的居住人口加起来占到日本全部人口的60%。相反，日本大大小小的村庄却非常缺人。日本特别欢迎中国人去当地村庄居住，但居住之后的就业是大问题。

　　他同时指出，我们现在对于村庄的自然消亡耿耿于怀，担心未来没有农民种地。但是日本这么高度发达的国家，人口仍然在集中，部分村庄、城市都在消失，年轻人都向往到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生活，结果是村庄几乎没人、京都这样的大都市却熙熙攘攘。这是经济、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将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后，姚洋教授表示，可以看到中国人口也在集中，最明显的是东三省、山西、内蒙、甘肃这些省份的人口都在下降，黑龙江近10年净人口减少了600万，相反广东、浙江、江苏等变成了人口大省，中国人口也很明显地在向经济发达地区移动。

　　他总结，人口流动最终还是受制于经济规律：首先取决于有没有就业机会，工作机会决定了人口的转移去向；其次是生活成本，比如住房成本，房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人口流向的调节器。

　　城市化因区域而不同

　　谈及未来中国的人口分布，姚洋教授表示，国家已经公布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这9个中心城市的名单，还有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7个城市化区域。未来60%以上的中国人口会集中的这7大区域。

　　从地理位置来看，7大城市区域的分布体现出明显的南北差距。比如长三角区域高速路和高铁密度非常大，近年快速形成网络，这也使得工作日在大城市打拼、周末坐高铁回家的人会越来越多。珠三角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珠三角包含香港、广州、深圳三大巨型城市，另外还有很多大城市与之连成片。因此，长三角和珠三角可以说是中国城市网络发展得最好的区域。

　　下一个值得观察的区域是武汉、长沙一带。武汉距离长沙很近，只相隔半个小时高铁路程。他表示，未来中部的确会崛起，但不是“遍地开花式”地崛起，而是重点城市的崛起。

　　未来的世界将是城市的世界，城市主导一切。姚洋教授就此举例称，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具有全球能力，英国伦敦同样是一个全球城市，伦敦单个城市占英国GDP的40%，伦敦的核心是伦敦城，它是金融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拥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能力。

　　他预测中国未来也会诞生这类城市，它们可能是上海、深圳这些经济、教育、创新等理念先进而且行动力强的南方城市，他还以创新为例表示，国家创新需要载体，大城市就是载体。

　　城市化的意义

　　城市化对于经济的意义，除了前面所说城市化集聚会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姚洋教授继续表示，按照203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75%计算，一些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还会增加，那些非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则会继续下降，这包括东北、甘肃、天津等北方城市。

　　他分析称，北方城市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上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北方城市经济发展所倚重的很多工业企业，因污染严重、老化、技术落后等原因被迫关闭。同时，北方很多有活力的工业企业已经或筹备南迁，有的是将研发中心迁到长三角区域，有的是研发和制造基地都会搬迁。北方城市也缺乏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他们偏好大企业。这都将加剧南北方的区域差异。

　　城市化之于房地产的意义，体现为城市化区域的房价还有升值空间，因为人口在往这些地方流动，相反人口流出地区的房价会下跌。这种分化是必然现象，要接受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而不是去努力避免某些城市、村庄的短期衰落，这也是城市发展的规律。不尊重这个规律，将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解读差异化发展时，姚洋教授表示，一二线城市有创新活力但生活紧张，三四线城市不那么活跃，但是生活悠闲、空气清新，建议把选择权留给个人，政府部门要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尊重人口流动规律，通过政策引导而不是限制来达成目标。

　　当然我们要配套措施，比如以居住证代替户口登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户籍所承载的养老、医保、子女升学、住房等公共服务，逐渐过渡并且着力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他建议全国高考将学籍和户籍分离，非户籍所在地生源可以凭学籍参加高考，录取时单独审批录取名额，并不占用户籍地生源名额，这样依附在户籍上的高考福利就可以被化解。

　　“城市化2.0”这一话题非常重要，“这也是我选择该话题作为这次论坛演讲主题的原因”，姚洋教授首先表示，“城市化2.0”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城市化在十四五规划中的分量很重，而且十四五规划的出台，是由国家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相比以往的五年规划，从制订到执行落地都会力度空前。姚洋教授表示，这也是政府务实和尊重经济规律的表现，以“城市化”代替“城镇化”的提法，也释放出重要的政策信号。

　　二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社会反响很大，也可以从中看到，全国人口布局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解角度，帮助我们看清变化的内涵。

　　姚洋教授随后详细讲解了城市化的贡献、未来道路、发展规律等重要内容。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用数据衡量的话，城市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在14%左右。能产生这么大的贡献，姚洋教授认为城市聚集效应也就是规模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都是重要方面。

　　针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负面效应的担心，他表示，人口老龄化问题要认真对待，但不能过度夸大。因为：第一，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目前除了非洲和南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二，中国的人口结构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特别是15岁到60岁的劳动人口占劳动总人口的比例接近64%，仍位居世界最高。

　　他进一步解释称，非洲、印度因为孩子占比多，所以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均没有中国高。与之相比，中国老年人占比多，而且65岁以上人口面临迅速增加的趋势，也许再过5年最多1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20%。

　　那时候中国会不会像现在的日本一样，由于老年人都不消费而导致消费下降？姚洋教授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进行时。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未富先老”也有好的方面，意味着还有贫困人口会进城追求新生活，这部分人口进城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能力会比居住在农村的时候高很多。而且，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教育等必要支出都会促进消费。这正是城市化对消费增长的重要贡献。

　　他还强调，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劳动力的负面影响也被夸大了，忽视了自动化、AI等技术进步的正面影响。结合《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一书的研究成果，他表示人口老龄化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都有影响，要重视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增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

　　什么是城市化2.0

　　姚洋教授结合第21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有关十四五规划中“城市化”的重要内容，特别解读了三句话：

　　一是“完善城市化战略”。城市化与城镇化一字之差，但是战略思想转变却非常大，表明政府调整了老百姓就近城市化、最好在城镇完成城市化的主张。城镇化始于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小城镇战略”，由于警惕城市病，官方文件里也一直使用“城镇化”这个词。十四五规划文件是第一次代表中央使用“城市化”这个词。

　　二是“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也是政府首次认可新的区域战略、重新认识发展规律。

　　过去一直是希望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分布，因此相继有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结果每个区域发展都需要配套人马和资金。这一次是从中央层面接受区域内部不均衡发展的战略，比如东部等传统的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城市结构，即包含超大型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的城市化区域。

　　三是“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发展县域经济要接受农村居民到县城买房，如果进一步明确的话，未来城市化道路是将过去“人口的跳跃性转移”，也就是中西部农村人口直接向一二线城市转移，调整为“人口的梯度转移”，即三四线城市人口向沿海中心城市区域集中、农村人口向主城区和县城集中。因此，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可以称之为“城市化2.0”。

　　城市化导致人口重新分布

　　从国外经验来看，不论是国土面积广阔的美国，还是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都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即发达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区域内人口分散分布。

　　基于国外城市化特点和经验，姚洋教授建议海南省作为中国沿海省份，应该学习美国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重点发展“老年经济”，也叫“候鸟经济”，海南应该抓住老年人想去沿海城市养老的需求，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

　　他进一步举例称，日本人口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三个城市的居住人口加起来占到日本全部人口的60%。相反，日本大大小小的村庄却非常缺人。日本特别欢迎中国人去当地村庄居住，但居住之后的就业是大问题。

　　他同时指出，我们现在对于村庄的自然消亡耿耿于怀，担心未来没有农民种地。但是日本这么高度发达的国家，人口仍然在集中，部分村庄、城市都在消失，年轻人都向往到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生活，结果是村庄几乎没人、京都这样的大都市却熙熙攘攘。这是经济、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将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后，姚洋教授表示，可以看到中国人口也在集中，最明显的是东三省、山西、内蒙、甘肃这些省份的人口都在下降，黑龙江近10年净人口减少了600万，相反广东、浙江、江苏等变成了人口大省，中国人口也很明显地在向经济发达地区移动。

　　他总结，人口流动最终还是受制于经济规律：首先取决于有没有就业机会，工作机会决定了人口的转移去向；其次是生活成本，比如住房成本，房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人口流向的调节器。

　　城市化因区域而不同

　　谈及未来中国的人口分布，姚洋教授表示，国家已经公布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这9个中心城市的名单，还有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7个城市化区域。未来60%以上的中国人口会集中的这7大区域。

　　从地理位置来看，7大城市区域的分布体现出明显的南北差距。比如长三角区域高速路和高铁密度非常大，近年快速形成网络，这也使得工作日在大城市打拼、周末坐高铁回家的人会越来越多。珠三角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珠三角包含香港、广州、深圳三大巨型城市，另外还有很多大城市与之连成片。因此，长三角和珠三角可以说是中国城市网络发展得最好的区域。

　　下一个值得观察的区域是武汉、长沙一带。武汉距离长沙很近，只相隔半个小时高铁路程。他表示，未来中部的确会崛起，但不是“遍地开花式”地崛起，而是重点城市的崛起。

　　未来的世界将是城市的世界，城市主导一切。姚洋教授就此举例称，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具有全球能力，英国伦敦同样是一个全球城市，伦敦单个城市占英国GDP的40%，伦敦的核心是伦敦城，它是金融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拥有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能力。

　　他预测中国未来也会诞生这类城市，它们可能是上海、深圳这些经济、教育、创新等理念先进而且行动力强的南方城市，他还以创新为例表示，国家创新需要载体，大城市就是载体。

　　城市化的意义

　　城市化对于经济的意义，除了前面所说城市化集聚会带来更大的规模效益，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姚洋教授继续表示，按照203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75%计算，一些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还会增加，那些非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则会继续下降，这包括东北、甘肃、天津等北方城市。

　　他分析称，北方城市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上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北方城市经济发展所倚重的很多工业企业，因污染严重、老化、技术落后等原因被迫关闭。同时，北方很多有活力的工业企业已经或筹备南迁，有的是将研发中心迁到长三角区域，有的是研发和制造基地都会搬迁。北方城市也缺乏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他们偏好大企业。这都将加剧南北方的区域差异。

　　城市化之于房地产的意义，体现为城市化区域的房价还有升值空间，因为人口在往这些地方流动，相反人口流出地区的房价会下跌。这种分化是必然现象，要接受城市差异化发展战略，而不是去努力避免某些城市、村庄的短期衰落，这也是城市发展的规律。不尊重这个规律，将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解读差异化发展时，姚洋教授表示，一二线城市有创新活力但生活紧张，三四线城市不那么活跃，但是生活悠闲、空气清新，建议把选择权留给个人，政府部门要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尊重人口流动规律，通过政策引导而不是限制来达成目标。

　　当然我们要配套措施，比如以居住证代替户口登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户籍所承载的养老、医保、子女升学、住房等公共服务，逐渐过渡并且着力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他建议全国高考将学籍和户籍分离，非户籍所在地生源可以凭学籍参加高考，录取时单独审批录取名额，并不占用户籍地生源名额，这样依附在户籍上的高考福利就可以被化解。

　　城市化中的县域经济

　　在城市化新进程中，县域经济又该如何发展呢？姚洋教授解读《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19年的数据称，进城务工人员的规模在2014年之后基本维持稳定，跨县流动也在减少，返乡创业成为潮流，乡村隐形失业也在增加。基于此，发展县域经济的正确新方向，要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

　　即便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5%，仍然有3亿人居住在农村，这同样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也需要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姚洋教授随后以江西老家县城经济发展为例称，发展县域经济仍然要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们也是县域经济吸纳就业主体。

　　设想未来的中国农村，村庄应该成为宜居之所，县城经济将代替过去的乡镇经济，发挥公共设施、信息、人才等方面的集聚效应，同时，进县城买房与留在村庄居住达到平衡。而且，基于交通网络越来越便利，各种交通工具也伴随着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而普及或兴起，进城工作、生活都更便捷，农村地区的自来水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加强。

　　姚洋教授最后总结表示，未来县域经济如果实现工作、生活在镇或者县城，农村工业消失、完全成为宜居之所，所谓的消灭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可能才算完成。

　　城市化中的县域经济

　　在城市化新进程中，县域经济又该如何发展呢？姚洋教授解读《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19年的数据称，进城务工人员的规模在2014年之后基本维持稳定，跨县流动也在减少，返乡创业成为潮流，乡村隐形失业也在增加。基于此，发展县域经济的正确新方向，要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

　　即便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5%，仍然有3亿人居住在农村，这同样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也需要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姚洋教授随后以江西老家县城经济发展为例称，发展县域经济仍然要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它们也是县域经济吸纳就业主体。

　　设想未来的中国农村，村庄应该成为宜居之所，县城经济将代替过去的乡镇经济，发挥公共设施、信息、人才等方面的集聚效应，同时，进县城买房与留在村庄居住达到平衡。而且，基于交通网络越来越便利，各种交通工具也伴随着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而普及或兴起，进城工作、生活都更便捷，农村地区的自来水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加强。

　　姚洋教授最后总结表示，未来县域经济如果实现工作、生活在镇或者县城，农村工业消失、完全成为宜居之所，所谓的消灭城乡二元对立、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可能才算完成。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