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研究：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

　　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

　　要点

　　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下，全球银行业经营依然稳定：资产规模上升但存贷款增长存在分化，盈利能力下滑但好于预期，资产质量下滑但风险总体可控，风险抵补能力充足。中国银行业经营整体良好，规模、盈利增长平稳，资产质量稳定，风险抵补能力充足。

　　展望2021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将开启“共振复苏”进程，银行业经营稳步向好。就中国银行业而言，资产规模稳定增长，净利润改善迹象更加显现，不良贷款率或将小幅上升，多渠道补充资本金能力提升。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银行业将开启发展新篇章，本报告将专题研究“十四五”期间绿色金融、跨境金融、战略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等发展前景。

　　“十四五”银行业开启发展新格局

　　——中国银行全球银行业展望报告（2021年第2季度）

　　2021年上半年，各国常态化疫情防控叠加疫苗接种的推进，全球经济进入复苏拐点，为全球银行业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的修复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各国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短期难以退出，全球低利率环境延续，全球银行业的净息差依然面临较大挑战。随着经济恢复步伐加快，中国银行业经营体现以下几个特点：资产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净利润改善迹象更加明显，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持续多渠道补充资本金。总体来看，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临“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国银行业将进入发展新阶段。

　　一、全球银行业发展回顾与2021年上半年展望

　　（一） 2021年以来全球银行业经营环境总体改善

　　全球经济恢复性增长。2021年以来，疫苗接种、主要国家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将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年度全球企业高管调查显示，76%的企业高管看好世界经济增长趋势。2021年2月，摩根大通全球采购经理指数（PMI）提升至53.2，连续8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上。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2020年5月的高点429.43下降至2021年1月的272.57（图1），接近2019年12月疫情爆发前的水平（263.68）。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不再延续疫情下逆势扩张的态势，资产规模有望实现平稳增长。2021年1月，美国和欧元区银行业资产规模同比增速分别为15.7%和5.6%，分别较上月末下降0.7和1.9个百分点（图2）。

　　各国利率维持历史低位。根据BIS数据，2021年1月，主要发达市场加权平均利率水平为0.06%，连续11个月保持不变（图3），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持续维持低利率、负利率环境不变；主要新兴市场加权平均利率水平为4.11%。其中，土耳其于2010年9月、11月和12月连续三次大幅加息后，主要政策利率维持在17%的高位；其他新兴市场利率均处于历史低位，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政策利率已分别降至0.5%及1.75%，印尼在2021年2月再度降息至记录新低的3.5%，俄罗斯央行在2021年的首次会议上连续第四次维持关键利率不变。低利率和降息周期将进一步挤压全球银行业盈利空间，同时对银行业务多元化发展、风险管理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监管政策变化相对平稳。2021年一季度，各国金融监管环境仍以维持金融服务稳定、确保银行稳健经营为主。2021年1月18日，美联储确认针对大银行的逆周期资本缓冲（CCyB）将维持在目前的0%水平不变。该资本缓冲器是一种针对大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当美联储认为大银行的未来损失风险高于正常水平，则会相应提高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CCyB维持在0不变意味着银行资本仍然充足。俄罗斯于2020年3月采取了针对银行的监管宽松措施，包括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暂缓计提贷款损失拨备等方面。近期俄罗斯监管机构表示将该项宽松措施的截止日期确认为2021年7月1日。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发展，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监管持续强化。2021年3月，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规定》开始实施，对金融产品的ESG披露标准进一步强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发布有关进一步完善开放银行治理的咨询意见稿，以进一步优化开放银行平台的信息共享、合规性安排、监督治理等机制（表1）。

　　（二） 2021年上半年全球银行业发展展望

　　2021年上半年，各国常态化疫情防控叠加疫苗接种的推进，全球经济将开启“共振复苏”进程，银行业经营将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1．资产规模增速将放缓

　　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央行实行了前所未有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银行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但增速存在分化。从发达经济体来看，美国、英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较快，2020年末，美国银行业资产同比增长17.4%，英国银行业资产同比增长9.4%。从新兴经济体来看，巴西、南非银行业资产增速较快，分别为22.4%、11.4%（图4）。2021年，在经济逐步回暖，疫苗推广提振市场信心的背景下，全球货币政策虽然延续继续宽松的主基调，但整体宽松力度或较2020年有所减弱。经济增速和货币供给影响银行规模增速。预计2021年上半年，全球银行业规模增速或有所放缓，较2020年末下降1-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存贷款增速差异分化仍将持续。2020年，疫情冲击下各经济主体的预防性动机显著增强，拉动各经济体银行存款大幅上升；但更为审慎的授信和风险管理策略使得银行贷款增速明显低于存款增速，存贷比有所下降，尤其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存贷款增速差异更为明显。发达经济体存贷款增速剪刀差均为正值。2020年末，美国银行业存贷款增速相差近20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银行业存贷款增速呈现明显分化。印尼银行业存贷款增速相差16个百分点，俄罗斯、南非、泰国银行业存贷款增速剪刀差在2%左右，马来西亚、巴西银行业的贷款增速反超存款增速。2021年，伴随着经济走向复苏，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将有所回暖，刺激银行信贷增长。同时，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有所减弱，银行存款增长将有所放缓。受两方面影响，存贷款增速差异分化仍将持续，但有所缩小。

　　2．经营业绩进入复苏拐点

　　2020年，受疫情冲击，全球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但进入下半年以来，随着信贷减值准备计提力度回归常态，全球银行业盈利降幅较明显收窄。2020年全年，美国银行业同比下降36.8%，降幅较上半年的同比降幅收窄32.6个百分点；日本银行业净利润同比下降12.7%，降幅较上半年收窄15.7个百分点。俄罗斯、巴西、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南非等新兴经济体银行业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6.2%、24%、20%、46.6%、33%、58.6%。各国央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低利率、负利率环境成为常态，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成为拖累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银行业的净息差分别为2.83%、1.38%、1.2%、0.75%、1.5%，同比下降15、13、15、5、10个基点。

　　2021年，全球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力度仍将大幅减弱，将带来经营业绩的持续改善。与此同时，各国央行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净息差仍将面临挑战，但整体形势好于2020年，息差降幅或有所收窄。此外，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国际银行把握金融科技的发展机遇，积极布局线上产品，发挥远程办公优势，极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和人工成本，带动净利润稳步回升。

　　3．风险状况稳中向好

　　2020年，全球银行业在疫情冲击下，资产质量明显承压。发达经济体不良贷款余额上升较快，但不良率整体较为稳定。2020年末，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增加30%，不良贷款率为1.18%，同比上升0.24个百分点；日本、英国、澳大利亚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加17%、17%和11%，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0.1、0.24和0.04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较快，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南非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加16.3%、10.3%、12.4%、12.2%、41.8%，不良贷款率同比分别提高0.7、0.02、0.57、0.67、1.29个百分点。2021年以来，随经济进入复苏期，海外复工复产继续推进，经济主体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有所提高，疫情期间积累的存量不良逐步化解，增量不良在银行防范风险、稳健经营的发展策略下得以控制，预计2021年上半年，全球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将稳中向好。疫情恢复程度决定了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整体情况，银行业仍应该高度关注餐饮业、旅游业等高度依赖客流量行业的信用风险，从源头上降低信贷风险，避免不良资产前清后增。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风险抵补能力充足。疫情期间，各国加强对银行的资本监管力度，采取延缓或暂停股票回购与派息的措施，让银行预留更多资本金以对冲坏账增加所造成的资本金损耗压力，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2020年末，美国、欧元区、英国、澳大利亚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5.5%、20.1%、18.9%、17.6%，同比分别上升0.8、1.9、1.4、1.9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充足率相对稳健，泰国、印尼、南非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20.1%、24.6%、16.6%，同比分别上升0.5、1.2、0.02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银行业将借助加大利润留存、资本市场融资等多元化手段，进一步提升资本充足率，强化风险抵补能力。

　　4．业务模式发生较大变化

　　一是低息环境推高非息收入业务。全球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不会退出，低利率环境拖累了国际银行业经营业绩的改善。在此背景下，各国银行业在拓展资产负债表、控制成本、提高非息收入等方面集中发力，非息收入成为拉动国际银行业净利润回升的重要因素，投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也成为国际银行业重点布局的领域。二是零售业务布局出现分化。银行业的零售业务转向回报率更高的市场及客户，受疫情冲击严重且经济恢复进程缓慢的欧美发达国家的零售业务或将出现收缩，经济恢复前景较好的亚洲地区零售业务规模有望进一步提高。三是线上、线下综合业务能力明显提高。疫情倒逼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国际银行业在利用金融科技拓宽线上销售渠道的同时，优化现有物理网点布局，以巩固线下优势，线下渠道智能化水平提高，赋能线上线下渠道深度融合。与此同时，非接触式服务模式成为主流，疫情期间全球银行业加大采用非接触式的服务模式争揽客户、抢占市场，远程服务客户的能力显著增强。

　　5．流动性压力不减

　　在美国财政刺激、疫情好转、疫苗接种、SLR政策即将到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债收益率一路飙升，2021年3月已突破1.7%，年内或将继续提高。美债是全球风险资产定价之锚，尤其美联储SLR豁免条款于今年3月底到期，美国大型银行或将抛售美债以降低风险资产敞口满足SLR考核要求，美债收益率或将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给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带来严峻挑战。同时，资产价格波动引发的金融风险也会从银行机构传导至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剧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不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中国银行业发展回顾与2021年上半年展望

　　（一）2021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新变化

　　2021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银行业监管取向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谋取平衡。银行业经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一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银行业发展面临新机遇。3月13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2025）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方向，提出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十四五”期间，金融机构资源将向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消费升级、城镇建设、民生金融、绿色金融等方向倾斜。银行业信贷、投行业务、资管等业务将加大在相关领域的资源投入，迎来发展新机遇。

　　二是宏观经济呈现稳步复苏态势，支持银行业经营稳定。2021年1-2月份，经济供需端复苏态势显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8%，同比加快54.3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2月份消费较上月增长0.56%，消费保持恢复趋势，但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1-2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5%。其中，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36.6%、38.3%和37.3%。内需回升、外需较旺，需求对生产形成了有力拉动。1-2月，出口增速较2019年同期加快32.7个百分点。

　　三是货币政策稳字当头，银行业流动性合理充裕。2021年1月上旬，央行流动性释放从宽松状态缓慢调整方向。1月8日起，央行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量从100亿元降到50亿元，13日起从50亿元降到20亿元。2月18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大幅回笼流动性超过2600亿元，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月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71万亿元，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0.1%；新增人民币贷款1.34万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持续高增、短期贷款少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存在一定波动。2月1年期和5年期LPR继续维持不变。

　　四是银行业维持严监管态势，金融与科技的关系审慎探索。2021年以来，央行、银保监会围绕银行业风险处置化解、强化金融科技及互联网金融业务监管、优化银行业存贷款管理、规范大学生信贷投放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监管政策。此外，政策对房地产贷款提出更严格的监管限制，引导银行业贷款流向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将在反垄断的框架内审慎探索。2020年一季度，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贷款、互联网存款等业务进行进一步明确，强调遏制此类业务的风险外包，限制相关业务的规模、集中度等，规范中小银行“属地经营”。金融科技类企业通过输出科技、数据、场景流量入口等，与商业银行开展联合信贷、助贷业务，成为部分银行资产快速扩张的重要原因，也为银行经营带来隐患。从欧洲、美国等各国的立法探索与实践来看，加强金融科技审慎监管、逐步规范市场行为是各国监管的共同努力方向（表2）。

　　（二）2021年上半年银行业经营展望

　　2021年上半年，随着经济恢复步伐加快，中国银行业经营将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资产规模保持稳定增长。2020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增速达到11%，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显现。银行业积极落实各项结构性政策工具，加大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度。《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考虑到经济运行恢复情况，2021年GDP增长目标设定在6%以上，体现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宏观经济的回暖改善为银行资产业务发展带来增长潜力。预计2021年上半年，M2增速均将保持在10%左右，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增速维持在9%-10%左右。《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领域，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提供信贷服务。预计上半年，普惠金融业务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二是净利润改善迹象更加显现。2020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94万亿元，较2019年下降2.51%；ROE、ROA分别为10.49%、0.85%，分别较2019年下降1.89、0.12个百分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下滑原因主要包括净息差收窄对利息收入的负面影响、大幅计提拨备对利润的侵蚀等。2020年商业银行净息差为2.10%，较2019年下降0.09个百分点。息差缩窄主要受到资产收益下降的影响。其中，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积极向实体经济让利等政策指引下，贷款利率整体稳中趋降。2021年一季度，LPR报价仍保持前位，贷款利率上行趋势显现，为银行净息差企稳提供一定支撑作用。2020年不良出清为银行业优化业务结构、合理摆布资产结构提供空间。2020年3-4季度以来，针对不良的拨备计提力度大幅降低，预计2021年上半年拨备对银行盈利的拖累效应将逐步消除，净利润改善迹象显现。预计上半年，银行业净利润增速将有望维持在5%左右。

　　三是不良贷款率小幅上升。2020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4%，较2019年小幅下降0.0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4.70%，较2019年小幅提升0.06个百分点。除贷款核销外，商业银行通过与资产管理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加快发行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等方式加大不良处置力度。2020年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5万亿元，拨备覆盖率为184.5%，较年初仅下降1.5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2021年以来，金融监管持续发力，推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有序运行。预期上半年，疫情影响下延期还本付息的部分贷款或将集中到期，为银行带来短期风险压力，特别是对于部分不良率相对偏高的中小银行。同时，监管对不良的认定标准趋严，鼓励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鼓励部分符合条件的机构将逾期6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预期2021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率在一定程度上仍将小幅上升，在房地产融资、产能过剩行业、部分中小企业、个人消费金融等业务领域风险压力犹存。

　　四是保持多渠道补充资本金。202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2%，较年初下降20个基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受到的监管及TLAC等额外资本要求，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压力较大。2020年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其他一级资本贡献率持续上升，体现了监管引导银行多渠道、多层次补充资本的政策效果有所显现。二级资本充足率贡献度与年初持平，受部分中小银行信用事件影响，市场对中小银行的二级资本债认可程度出现下降，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承压。2021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夯实稳健经营基础。多地通过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共有29家中小银行资本得到有效补充。预期上半年，诸如优先股、可转债、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资本工具发行规模将继续保持在现有水平。

　　五是行业内部经营分化加剧。疫情冲击加速部分经营面临困难银行的风险暴露，经营较为稳健的银行则随实体经济的恢复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大型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在2020年二、三季度大幅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四季度随着经济企稳，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好转。城商行、农商行等类别银行的客户群体多为中小企业，在第三、第四季度仍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银行拨备计提力度并未收缩，为其盈利能力的修复带来了挑战。城商行、农商行在2020年第四季度净利润累计同比增速仍为负（图9）。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3.88%，拨备覆盖率为122%，已低于150%安全区间。从披露年报及业绩快报的10家城商行来看，上市城商行2020年净利润增速达11.76%，不良贷款率仅1.20%；上市农商行2020年净利润增速达3.75%，不良贷款率仅1.35%。中小银行内部经营分化程度加剧，部分领先城商行坚持属地经营，做到“小而美”；而部分城商行由于公司治理机制欠缺、资产跨地域快速扩张等种种因素，经营风险将进一步暴露。预计2021年上半年，部分资产结构较优、前期不良处置力度较大的国有大型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盈利增速将高于行业平均增速。部分经营出现问题的中小银行需要在监管的支持下探索风险处置、经营转型等。

　　三、专题：“十四五”开启银行业发展新篇章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银行业发展展望

　　“十三五”期间，银行业改革持续推进，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走向世界前列。“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个“新”，既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也有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将开启发展新篇章。

　　1．信贷规模增长保持稳定

　　“十三五”时期，商业银行的总体信贷投放规模延续增加态势（图10），从贷款规模来看，2020年末贷款余额比2016年末增加62%。从贷款增速来看，信贷投放增速总体呈稳中有降趋势，同比增速较2016年末下降0.64个百分点。

　　在公司信贷方面，投向投放规模较大的行业主要有三类（图11），第一类是贷款规模增速较快、不良率偏低的行业，如水利、环境或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第二类是贷款规模增速一般，但不良率很低的行业，如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类行业以及房地产业、建筑业；第三类是贷款规模增速较低、不良率较高行业，如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在个人信贷方面，商业银行住户贷款规模稳步增加，增速持续下降（图12），尤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末，住户贷款同比增加14.2%，较2016年末下降9.3个百分点。其中，住户消费贷款余额与住户贷款余额变化趋势相同，年末同比增加12.7%，较2016年末下降19.5个百分点。

　　展望“十四五”，经济增速、货币政策、金融结构变化以及监管政策综合决定了银行业信贷规模增长将总体平稳。“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增长依然会维持中高速，决定贷款需求稳定增长；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是“十四五”金融改革方面的目标，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作用是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稳健、“不急转弯”的货币政策空间，使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意味着银行贷款融资的比例将有所下降；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四五”对金融业发展的指导方针，银行业仍面临不良资产反弹、金融同业风险暴露、金融科技“伪创新”、“假创新”等新型风险加速渗透等问题，需要审慎稳健开展信贷业务。因此，预计“十四五”时期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年均同比增速将保持10%左右。

　　银行公司信贷结构将面临调整。一方面，房地产贷款规模和增速将继续下行。“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2020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明确划定房贷“两条红线”，2021年银保监会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严格遵守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进一步约束了商业银行向房地产的信贷投放量。另一方面，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三高”企业的贷款规模和增速将大幅下降。“十四五”规划强调，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锚定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银行业将从贷款源头上遏制高碳排放企业，帮助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尽快实现自身运营和贷款客户的碳中和目标。

　　银行消费贷款将在稳定中有序发展。一是居民过高的负债率挤压消费。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居民偿债压力增加，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收入增长或财产升值有限，挤压居民消费。随“去杠杆”政策逐步发力，消费贷扩张步伐迅速放缓。二是消费金融业务也迎来新的机遇。“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商业银行会把握政策机遇，积极促进民生便利化，以优质的公共消费、汽车住房消费、城乡消费、服务消费等金融服务抓住潜在零售客户，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银行也会继续减费让利，降低个人消费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创新个人消费金融产品，聚焦消费场景、风控建设、资金获取、金融科技等核心要素，全力推进消费金融业务转型升级。“十四五”时期，预计商业银行住户贷款年均增速为14%-16%左右，住户消费贷款增速保持在12%-14%的稳定区间。

　　2．普惠金融业务继续快速发展

　　“十三五”时期，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贷款高速增长，2020年末，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总额为21.53万亿元，同比增加24.2%（图13）。疫情期间，商业银行积极落实“六稳”“六保”政策，信贷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扎实推进普惠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

　　展望“十四五”，银行普惠金融业务规模将继续维持高增态势。一是国内经济稳步恢复，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疫情境外输入、境内反弹风险持续存在，生产活动和经济社会循环尚未完全恢复，商业银行需要继续承担保市场主体、支持小微企业的社会责任。二是“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增强金融普惠性。监管部门将继续引导银行下沉客户群体，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加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商业银行将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的小微客户提供资金支持力度，强化普惠金融服务，信贷投放将切实下沉到小微客户。预计“十四五”期间，银行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年均增速将维持在20%以上，普惠小微贷款增速约在25%-30%区间。

　　3．“三农”金融服务推进乡村振兴

　　“十三五”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商业银行加大向“三农”领域业务布局，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显著提高、金融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快速普及，2020年末，商业银行向“三农”领域的信贷投放总额为38.95万亿元，较2015年末增加80.2%，年均增长12.5%（图14）。

　　“十四五”纲要提出，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丰富乡村经营业态，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农村结构调整，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机制，扩大农村资产抵押担保融资范围，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使更多人民享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展望“十四五”，“三农”贷款规模和增速会进一步提高，银行将积极落实金融引导政策和财政扶持政策，深入农村地区布局、发展业务，紧抓县域经济“蓝海”，创新农村产品和服务，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将资金更多地支持“三农”领域。预计“十四五”末“三农”领域的贷款总额将突破55万亿元，年均贷款增速维持在15%以上。 

　　4．银行改革持续深化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老龄化两大主题，迫切要求银行更好发挥金融重器功能，以助力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从外部来看，商业银行的生存与竞争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崛起，银行竞争压力明显上升；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进程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之路或将有所放缓，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金融安全也面临诸多挑战。从内部来看，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和经营战略同质化程度高，股权结构还有优化空间，资本补充压力加大，不良资产有集中暴露风险，这些都制约着银行全球竞争力的提升。

　　深化商业银行改革，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一方面要重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股权管理和董事会建设，突出董事会核心作用，规范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事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治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围绕“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的思路，采用差异化定位，稳步推进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以及中小银行的专业化、特色化经营，研究差异化绩效考核标准，加快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增强其普惠金融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动力。

　　5．银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快

　　我国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已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部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取得良好进展，但总体仍处于发展阶段。当前各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的话语权博弈日趋激烈，未来的银行需直面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风险与挑战，在发展与保护等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目前银行数字化转型之路仍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银行的深化改革指明了三条主线，一是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服务效率。银行需要加强关键技术在业务上的应用，以便更好的对接大数据时代，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手段，拓展智慧金融的服务场景。二是培养金融科技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未来的金融，是广泛应用金融科技的金融，银行需要加强金融科技在在获取客户、征信、贷款、风险管理、监管等多个方面的应用，用科技改变业务模型。三是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建立规范有序的数据流通环境，防范数据风险。加强重要领域数据资源、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建立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和安全评估体系，提升安全防护能力。

　　（二）“十四五”时期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展望

　　气候变化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2015年《巴黎协定》指出，到2100年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摄氏度以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峰，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碳中和。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宣布承诺未来几十年内实现碳中和，英国、丹麦等国家也完成了碳中和立法。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参与者。2020年9月，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积极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此外，生态环境部等部门陆续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指导意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旨在为“十四五”期间深度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十四五”规划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目前，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冲击，再加上国际政治及经济局势多变，我国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在“十四五”期间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将极大推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重点发展任务之一，也必将带动绿色金融发展。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逐渐成为银行业的主流经营模式。

　　1．“十四五”绿色发展目标解读

　　2021年3月13日，新华社公布经两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纲要》），提出通过绿色金融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任务，必将推动绿色金融实现更高质量地发展，形成更综合全面的体系制度。

　　“十四五”期间，我国绿色发展的重点转向生产生活的全面绿色转型。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的绿色发展目标主要关注于“改善生态环境”。不同于上一个五年时期，十四五期间的绿色发展重要性有了明显提升。“十四五”规划纲要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提到我国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这意味着“绿色”发展将贯穿到中国发展全局的各个领域。“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除第十一篇“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外，“绿色”理念贯穿全文，在其他各个领域均有涉及绿色的发展理念。

　　“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明确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了绿色发展的定性和定量目标，“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4.1%。”根据第十一篇绿色发展中的具体部署，“十四五”期间中国的绿色发展将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及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为绿色发展目标提供了清晰可行的路线图。

　　“十四五”时期，发展绿色金融将提升至全新的战略高度。“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强调，加大金融机构对绿色发展领域的定向支持。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不仅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信贷结构，也有助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多方经济主体共同向低碳经济过渡，绿色金融业务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金融机构作为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主体，会积极把握绿色金融的发展机遇，将绿色金融业务提升到战略高度，把开展绿色金融与履行社会责任、防范环境社会风险及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培育和倡导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金融发展长效机制。

　　2．“十四五”时期绿色发展给银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绿色转型是一项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全面系统性变革，也将为银行业带来重要的业务机遇。

　　一是行业绿色转型带来的机遇。十四五期间，在国家明确的政策信号和激励机制引导下，更多行业将逐步开展绿色转型。一方面消费和农业领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绿色消费品如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农业领域如有机农产品等将获得较高的市场关注度。另一方面把握绿色建筑领域的新机遇。未来所有的建筑都可能需要达到绿色标准，旧建筑也面临节能改造。绿色建筑转型期间产生的绿色金融业务新机众多，如绿色开发贷款、绿色按揭贷款和合同能源管理贷款等。

　　二是绿色转型将为科技转型带来机遇。首先，绿色市场的广泛发展亟需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绿色产品的成本价格普遍高于棕色产品。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内生化带来的成本问题可通过科技创新的途径寻求解决。银行可深度参与到行业的绿色科技创新中，采用股权、应收账款、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开展绿色信贷。其次，银行可通过绿色金融带动数字技术转型。在环境与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建立覆盖面更广泛的数据治理体系，从定性的风险管控逐步向定量的风险管控过渡，提升银行的整体数字治理能力。

　　虽然绿色发展势头正盛，绿色低碳转型也会给市场与机构参与者带来挑战。一是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挑战。由于绿色金融涉及较高的实践性和技术性，需要同时具备金融、数据处理、及环境科学方面技能的综合性专业人才。填补能力建设及人才培养上的缺口需要投入较大的资源。二是市场需求方与社会参与度的挑战。当下绿色金融及绿色转型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引导，绿色理念的渗透还未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欠发达的地区，投资者与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高，难以形成需求侧对绿色金融市场的有效支撑。

　　3．银行业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建议

　　中国的绿色金融已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近几年，我国的绿色金融得到了稳步发展，初步建立绿色标准体系、激励机制、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并在六省九市开展了绿色金融创新试点。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信贷余额11.9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0.3%，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信贷占比不断提高（图15）。中国境内外发行绿色债券规模约1.5万亿元（图16），其中境内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然而绿色金融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仍有难点与瓶颈：绿色界定标准亟待统一、环境与气候风险相关信息与数据相对缺乏、绿色相关投资不足、绿色金融产品结构单一。银行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支持国家十四五期间的绿色金融战略。

　　第一，积极参与到国际标准制定当中， 推动绿色标准的设定。目前，由中国主导和推动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项目很多。其中，“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可持续金融国际合作平台（IPSF）、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中法绿色金融联系会议、ISO可持续金融标准技术委员会等与金融机构高度相关。银行业应利用各类多双边平台及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合作和国际交流，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绿色金融政策、标准、产品、市场的认可，充分挖掘绿色金融发展潜力，助力我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实现各自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第二，针对数据缺乏的问题，银行可以通过披露实践的过程逐渐积累与完善数据的积累。目前披露水平参差不齐的主要难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统一的统计标准，二是数据收集上的困难，大部分企业尚未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摸排，记录与核算。然而，随着各国政府对环境和气候风险的认知和重视，资本市场ESG的信息披露将逐步从自愿转向强制，企业及金融机构的ESG信息披露水平也会不断提升。银行可以在披露实践中积累经验，将绿色金融与金融科技有效衔接，获得优质、及时、一致、且具有延续性的数据，有效帮助银行识别管理风险，优化银行投融资结构。

　　第三，银行可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截至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领域的参与主体仍集中在大型商业银行，投融资及绿色债券的目标项目也集中在大型绿色基建项目。规模较小的绿色项目仍面临较大的融资壁垒，包括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绿色农业等。实现国家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金融机构对资金流向的引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当前，监管层已经出台一系列绿色金融激励措施，如绿色再贷款、绿色MPA考核等，地方政府对绿色项目担保、贴息等措施也开始逐步落地，金融机构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激励，制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完善绿色金融发展规划，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

　　第四，银行可推动绿色金融工具、产品及业务模式的创新，提升自身绿色业务绩效。中国金融领域在十三五期间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中国的绿色信贷占比、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均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创新性绿色金融产品在中国也不断涌现，如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ETF、绿色ABS及各种排放权交易等。银行业要认真研究绿色产业、绿色领域和绿色企业市场需求，创新绿色金融信贷产品，通过应收账款抵押、清洁发展机制预期收益抵押、股权质押等方式，扩大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融资来源，增强节能环保相关企业融资能力。开展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等绿色权益抵质押贷款业务，为碳排放交易参与主体等提供专业化融资服务，有序发展碳期货及其他衍生品等碳金融产品工具。

　　（三）“十四五”银行跨境金融发展展望

　　1．“十四五”银行跨境金融发展机遇

　　（1）国内大市场发展下的跨境金融新机遇。“十四五”时期，在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国内市场的繁荣与对外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将为跨境金融创造一系列的重要发展机遇。

　　一是“引进来”跨境金融业务发展潜力巨大。营商环境的改善、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等将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工程承包、跨境并购等活动，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由此衍生出的丰富的投融资需求将助推跨境金融业务增长。同时，对外资投向产业的引导将推动跨境金融所涉行业的结构性调整。特别地，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作为开放措施的前沿阵地，自由贸易区投资与贸易更加便利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高、跨境金融的发展潜力巨大。

　　二是金融开放加快下跨境金融将实现新突破。随着中国金融业放开步伐加快，跨境金融也有望实现新的突破。一方面，随着资本项目双向开放、比如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等措施有利于跨境资产管理配置需求的上升，从而为跨境金融带来新的业务机会。另一方面，取消证券等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规定等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2）主要海外市场跨境金融发展的潜在机遇

　　一是RCEP下东盟跨境金融发展将迎来新增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望在10年内逐步废除货物关税，最终实现零关税的商品占比将超过90%。除了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达到更高水平外，预计跨国龙头企业也将借此机会开展区域资源整合和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调整，对区域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需求也相应提升。RCEP投资便利化政策会吸引更多企业进驻东盟的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也将吸引更多的东盟企业进驻中国市场，拥有相关跨境服务网络的银行可为企业提供投资运营和贸易结算、资金保值以及企业员工个人代发薪和支付汇兑等金融服务。同时，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和东盟之间已建立了多层次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并在本币结算、本币互换、货币挂牌交易、清算行等领域展开合作。中资银行可与当地同业共建本地人民币交易市场，推动外汇、衍生产品、定息工具等交易；通过完善本币兑换及对冲安排提升中资机构在东盟的外汇交易功能。

　　二是中欧合作下的跨境金融发展新亮点。如果中欧全面协定签署顺利推行，中欧合作或将迎来“更短的负面清单、便利的市场准入、透明的市场规则”三大重要机遇，其中新能源汽车、金融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电信和云服务、计算机服务将有望成为主要的受益行业。近年来，中欧双边贸易额每年保持在6000亿美元左右，投资规模却仅为千亿美元；欧盟到中国累计投资规模约1400亿欧元，中国对欧盟的投资约2200亿欧元。未来双边贸易投资的金融需求将有很大增长空间。同时，中欧投资协定将进一步加大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欧洲银行、保险、资管等金融行业在华业务有望迎来加速增长。

　　三是中美跨境金融的庞大市场依然存在。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美国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增长8.8%，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2.6%。其中，对美出口3.13万亿元，增长8.4%，自美进口9318.7亿元，增长10.1%。2020年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162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9%。2021年预计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玉米和大豆进口国，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或将继续维持良好势头，相应的跨境金融业务存量规模依然较大。同时，双边“走出去”企业在工商业贷款、市场融资、现金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将为中美金融机构的跨境金融业务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2．“十四五”银行跨境金融发展挑战

　　一是东盟国家政局动荡和债务风险突出。近年来部分东盟国家政局较为动荡。泰国反政府示威抗议浪潮持续，2020年7月爆发了自201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2021年2月底，泰国时隔多月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马来西亚现时全国选举被冻结，政局相对动荡。国家政局不稳定将影响整体营商环境及投资者的信心，大型基建项目推进或与其他国家的新协议/合作机制也可能受到阻碍，对跨境金融业务的顺利开展将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下，东盟国家的债务推升至历史新高，未来或出现更多资产通货再膨胀的情况。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债务总量较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至少翻一倍。其中菲律宾的债务总量从2008年底的1，330亿美元增加至3，994亿美元，升幅达到200%。未来债务持续高速增长、过度通货膨胀以及本地货币出现贬值情况，会促使外资加快流出新兴市场，对当地货币汇率波动影响较大，银行外汇、财资市场等业务的需求和收益也会受冲击。

　　二是中欧合作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其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深刻影响，给中欧关系带来多重影响。首先，中国对欧投资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欧洲对华保护主义持续加码。欧洲市场对我国投资的监管和保护力度没有因疫情减弱，反而得到增强。2020年3月欧盟要求成员国严格遵循《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避免关键资产和核心技术的流失；2020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针对非欧盟国家政府补贴的审查制度框架。我国企业对欧投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的跨境投资难度将更大。其次，中欧产业链合作面临挑战。疫情下欧方基于主权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通过立法手段移回部分产业，中欧产业链合作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

　　三是中美跨境金融发展面临较大外部不确定性。首先，在美经营面临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尤其在KYC、反洗钱、制裁名单合规等领域。跨境金融更是美国监管认为的高合规风险的范畴。同时，美国的司法系统常常通过美元系统来实现“长臂管辖权”，对在美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运营造成挑战。其次，美国国内的对华强硬态度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改变。拜登政府上台减少了极端化经贸政策出现的可能性，但特朗普政府时期主导的反华立场并未明显淡化。最后，中美跨境金融涉及的行业领域依然存在政策限制。美国政府此前经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多方面介入、审查和阻止跨境并购投资，在高科技、通讯、航空航天、生物科技等领域尤为明显，从而影响相关领域的跨境投资和金融业务发展。

　　（四）“十四五”银行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展望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在“十四五”时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轻资产、长周期、高波动的运营特征，从初创期到成熟期的资金需求量大，对投融资保障机制要求较高，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探索商业银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型融资模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融资瓶颈、银行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至关重要。

　　1．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新机遇

　　第一，“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新要求。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面临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深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加大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国际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新动能，开辟新的合作领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搭建国际化创新合作平台。“十四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突破制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难题需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二，“中国制造2025”需要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明确了九大战略任务和十大重点突破领域，其中的十大重点突破领域均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顺利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一方面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是加快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制造业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耦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新技术向制造业扩散、渗透，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而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又会催化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形。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是一个艰难的持续爬坡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抢抓机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将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第三，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要驱动力，覆盖面广、辐射力强，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新动力和新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是创新发展思路、提升发展质量的结果，有助于构建全新的增长方式和高端的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和引导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必须牢牢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新支柱产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推动产品和服务迈向中高端产业链，释放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

　　2．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趋势

　　“十三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增长，其增加值增速均高于工业整体增速（图17），盈利能力不断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速均高于服务业企业整体营收增速（图18）。“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 17%，高于“十三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达15%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和增速将进一步提高，各自发展特点也将出现明显分化。

　　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新一代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VR技术等，伴随着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主导地位。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业融合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农业、制造业、传统产业领域，成为国家竞争焦点和战略必争领域。

　　第二，生物医药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疫情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步入“快车道”。“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发展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生物医药产业进程明显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多学科交叉等特点，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叠加国家利好政策的支持，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周期缩短、投资风险下降，在全球疾病复杂度增加、老龄化现象加剧的基础上，生物医药产业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

　　第三，高端装备制造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培育新动能。“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达国家在航空制造、海洋工程、数控机床、农机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竞争日趋激励，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在关键技术、核心人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强国将会以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为主攻方向，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完善绿色制造体系，重点培育离散型、流程型、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智能制造新模式。

　　第四，新材料产业战略地位凸显。新材料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为新材料产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技术进步和市场培育的双重作用下，新材料产业向集约化、集群化和高效化发展，高端材料行业垄断进一步加剧，关键新材料成为强国竞争的焦点。尤其在2020年，各国提出绿色发展“30·60目标”，绿色、低碳的新材料技术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更加凸显了新材料产业的战略性和政治性地位。

　　第五，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产业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首次明确将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纳入绿色低碳产业，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三大产业的支持。从新能源产业来看，以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非常规油气资源成为全球性趋势，能源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从新能源汽车产业来看，2020年全球汽车总销量下降20%，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逆势增长43%，新能源汽车作为绿色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综合体现，将与能源、交通、信息和数字等领域加速融合，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从节能环保产业来看，随着节能环保技术的精细化、高端化需求不断增强，环保装备向成套化、尖端化、系列化方向发展，环保产业从末端治理向绿色制造、绿色消费、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利用等新场景为代表的源头治本升级，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第六，数字创意产业延续爆发式增长态势。数字创意产业是以数字音乐、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直播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文化行业，中国的数字创意产业在2012—2017年的年均增速超过20%，移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驱动数字创意产业爆发式增长。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转型，数字创意产业的生产和消费逐步走向全球化，5G、V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创意产业赋予新的活力，催生高效的内容创作方式、传播渠道和消费形式，为我国文化强国战略提供基本支撑。

　　3．银行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建议

　　当前，我国银行业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存在融资积极性低、融资模式单一、信贷机制不健全、专业性人才匮乏、数据治理亟待完善等问题。在财政部《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考核要求的情况下，银行业需要在机制体制、治理架构、产品和服务创新、风控体系等方面提高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能力。

　　第一，健全体制机制，强化资源要素保障。一是加强数据治理。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标准，对存量的信贷业务尽快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数据库，对增量的信贷业务提前统计信贷投向，从源头上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数据体系。二是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开发体系，以专业的客户经理对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三是完善激励机制。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情况与综合考核排名、收入等级、职位晋升等挂钩，充分调动各条线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搭建融资平台，完善治理架构。一方面，商业银行可成立单独的业务部门统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业务，提供融资支持和咨询服务。针对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投贷联动类新兴业务，加强与PE/VC等机构的跨界合作。针对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行业、不同商业模式的企业客户，设计个性化的金融合作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建立多元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平台，根据区域优势和经营特点，成立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投贷联金融中心、创业创新金融服务中心、对公创新中心等融资平台，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渠道，推动银政互动、科技金融、投贷联动等模式创新。

　　第三，创新信贷产品，实行差异化信贷政策。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专利为主、抵押物不足的“轻资产”经营模式特点，提供个性化的创新型信贷产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排污权质押、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贷等新型信贷方式，也可以通过银团贷款、园区批量贷款等方式分散信贷风险。此外，需要对传统信贷机制进行改革，设置审批“绿色通道”，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差别化信贷机制。完善贷款审批模型，放宽贷款准入，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进行贷前和贷中审批，降低融资成本、缩短审批流程、提高审批速度，在贷后管理中放宽信用评级、风险限额等条件，建立专门的信贷服务体系。

　　第四，投贷联动，优化投行服务模式。投贷联动是典型的商投互动业务，是种子期和初创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银行资金支持的最佳方式。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选择权贷款业务，选择权贷款是投贷联动模式的创新型金融服务，通过与企业共同成长实现收益共享，分享企业股权上市的溢价收益以抵补坏账风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承债券承销业务，为战略性新兴企业提供可转债投资、债转股等业务，并关注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业务机会，通过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开拓新兴企业资金来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第五，根据企业成长阶段，提供全周期的综合化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应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周期和经营特点，匹配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模式。在种子期，加强与创投机构、政府产投基金的合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或咨询服务，协助企业在创业板或科创板上市；在初创期，提供市场定位、团队管理、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创业指导，开展以支付结算为切入点的通用型金融服务，积累潜在客户；在成长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建立优先处理优先审批机制，并提供知识产权抵押、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贷等新型信贷产品。在成熟期，依托上下游产业链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IPO融资、并购等综合化金融服务，积极营销承销各类债务融资工具，通过债转股服务深化银企合作关系。

　　第六，加强风险防控，建立和完善智能风控体系。深入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准确把握产业的发展周期和经营特点，充分研判所投企业的发展潜力，提高信贷投放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加强与外部专业风险投资机构的联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做好贷前审查工作。建立风险监测分析预警制度，对信贷资金的流向和使用进行跟踪检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行全流程的风险监控。定期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沟通，完善客户信息资料，掌握企业运营动向，及时监测风险变化趋势。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智能风控体系，及时调整风控模型，准确预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情况，及时发布风险预警。

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银行业研究课题组

 组  长： 陈卫东

副组长： 王家强

成  员： 邵  科、原晓惠、李梦宇、郑忱阳、张  卓（香港）、于一工（悉尼）、王  哲（东京）、瞿  亢（伦敦）、鲁蒙初（俄罗斯）、杨  勃（匈牙利）、焦  芃（约翰内斯堡）、黄小军（纽约）、施小冬（巴西）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总行一级部门。研究领域涵盖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与政策、金融市场、银行业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