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最好的公司治理是让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好发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公司治理无论对公司自身发展还是对国家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但在我看来目前主流的公司治理理论和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理论最大的问题就忽略了企业家精神。假定每一个人是同样的聪明，所以企业的问题就是投资者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试图通过设计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解决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它的理论基础是我们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按照这样一种理论，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实际上最后的公司变成总官僚机构，严重地抵制了企业家精神。我们看一些成功的公司，优秀的公司，好比华为，任正非没有选择上市，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真上市了华为不可能真正做好，因为按照上市的规定他自己的作用难以发挥。

　　这样我们就要理解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尽管我们讲企业家精神很多，但在我看来我们好多理论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还是处于表面，我总结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其实我要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不是其它什么。

　　第一个，企业家决策不是科技决策，我们一定要把管理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分开。企业当中90%的决策是管理决策，5%属于企业家决策，管理决策是0，企业家决策是1，没有这个1，其他的决策再好也没有用。管理决策作为科学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但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它不可能基于数据和计算，它依靠的是企业家个人的想象力，他的直觉，他的判断。所以企业家决策是没有共识的，也就是多数人认为对的东西那就不是企业家决策，可能只是一个管理决策。

　　如果我们混淆了这个，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失误。英特尔的第5任CEO在任期不到，年龄不到的时候就辞职了，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把企业家决策当做管理决策，乔布斯给他下一个单，要他生产苹果手机芯片的时候，他找了他的专业团队进行可行性研究，研究的结论是这事儿不能做，所以他就没有做，这是在英特尔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一个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也就是如何使得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的可能，这才是企业家真正做的事儿，一般人决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是做饭的条件，没有米是没有办法做饭的，但对企业家来讲这个思维不成立。对企业家来讲如果他认为有人想吃饭，吃饭能赚钱，米不是问题，找不到现成的米也可以找到种稻子的人，现在没有人种稻子仍然可以让炼钢的工人改行种稻子，这是企业家要做的，跳出思维跨入下一个思维。

　　当然由于企业的决策依赖了好多的条件，这些条件又同时成立才可以。如果有一个条件没有办法成立，就全盘皆输，所以我们看到企业家也是成王败寇，他成功了我们认为他是大英雄了不起，失败了我们可能觉得他是个骗子，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夸下海口说什么都有，所以在法庭上、法律上，普通人心目中没有办法证明他不是一个骗子，这是我们要认识企业家的时候注意到的一个东西。

　　第三点，企业家决策不是以利润为目标。我们经济学模型，管理模型，一般都假定企业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但利润对企业家来讲更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标，在一百多年前，熊彼特给出了企业家的三个非利润动机。第一个就是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或者私人王国，我们知道传统的社会建立一个王国要靠杀人，征服领土，现在你要建立一个王国就是给消费者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好多企业家的目标，当你看到那么多人在使用你产品的时候，那种感觉不是仅仅赚钱可以解释的。第二，企业家争强好胜，征服对手的欲望，他要证明我行，你不行，这一点使得企业家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意味着竞争。第三点又是对创造性本身的享受，这个过程就给他带来快乐。

　　相对而言可能职业经理人更在乎金钱，有对标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当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们平均报酬更高，而做企业家平均报酬并不高，美国中小企业家平均收益还没有政府官员高。

　　我们回过头来看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强调投资人或者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利益冲突，这个是有偏颇，而且偏颇更大，因为股东、投资人和经营者或者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可能是认知的冲突，而不是利益的冲突。之所以利益冲突，像我刚才讲到的企业家之所以是企业家，因为他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做出的判断是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认同的，好多投资人也是这样，他没有办法认同企业家的判断。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他具有与他人对未来形势不同的预测，那么这种预测能力因为大部分人包括股东不具有，所以这个冲突就变的非常明显。我们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股东总是对的，出问题了错误一定是经营者，这本身是不对的，股东并不总是对的，因为好多股东并不具有企业家精神，即使他们有企业家精神，因为企业家本身的判断就不一样，同样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判断了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仍然会发生冲突。我们看到为什么一块创立的兄弟们、伙伴最终都分立，因为这种认识不一样。比尔盖茨和艾伦分立了，乔布斯和沃茨尼亚分立了，如此等等，非常多，主要不是利益问题，而是认知问题。我要特别强调一次，如果一般说股东并不总是对的，小股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错的，公司治理当中如果赋予小股东特别大的权利，我觉得这有一些危险。

　　刚才讲的三个非利润目标，对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人类能够选择好多伟大的创造，就是那些企业家有非利润目标，因为仅仅根据利润目标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比如说乔布斯、马斯克等为什么做那样的事儿，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家伙赚了那么多钱，几辈子都花不完了，为什么忙活，因为非物质的东西使他忙活，如果这些东西带来积极的一面，那么企业家追求和资本家或者投资人追求的就不完全一样，投资人只在意回报率，而不完全在乎其他的目标，这会导致一些冲突。

　　我讲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在1911年福特公司的小股东道奇兄弟控告福特公司不分红，法院最后判决福特输了。福特想建立更多的厂房，进一步扩大规模，把汽车的价格变的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如果我们承认了企业家——福特企业家认识的独特性，法院的判决就是对福特企业家判断的否定，而不是对所谓的信托义务的捍卫，福特之后不再信任小股东，把小股东的股票全部收购回来，以后发行股票的时候只发行不可投票的股票，因为他认为小股东基本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二个例子是1939年泛美航空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CEO，他对整个人类航空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断开拓新航线，跨太平洋、大西洋航线，不断买新飞机，负债累累，最后他的大股东也是耶鲁的同学忍不住了，搞了一场政变，几分钟内把他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名义上他是总裁，但没有任何权力。但过了不到一年公司玩不下去了，又重新请他回来，他又重新控制了公司，自此公司发展得很好。原来推翻他的大股东，也表示很抱歉，当时不应该这样做，大股东的判断不一定有当时的企业家判断那样正确。

　　第三个例子是乔布斯，1975年创办了苹果，1985年被董事会赶出去，为什么赶出去？因为当时他生产的产品没有达到生产的预期，当然过了17年苹果董事会又把他请回来了。他回来重组董事会的时候，最反感的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董事会，所以原来美国一协会主席受邀将成为他的董事会成员，当他看到这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要建立强大的董事会，他马上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不要你了，这个人也很失望。

　　我们经常看到集体决策，可以说集体决策和企业家精神是相冲突的，企业家决策绝对不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好多情况下集体是非常愚蠢的。个人决策的时候我们在想责任，集体决策的时候我们在想每个人都可以逃避责任，这就导致一个“群思陷阱”，一群理性的人，非常聪明的人，经常会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决策，甚至带来一些巨大的灾难。研究还表明，在一个组织当中如果越是强调和谐一致，越是强调不应该出现分歧，越可能陷入“群思陷阱”，也就是说做出错误的决策。 

　　究竟什么是最好的公司治理？

　　如何平衡资本家、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关系是公司治理永久的主题。我要强调的就是过去的公司治理过分着重于怎么约束经理人，把经理人和企业家搞混了，一个好的公司治理就是既不能让企业家为所欲为，也不能变成企业家的枷锁，好的公司治理应该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掌控这个企业。这样看来一股一票、同股同权就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规则，因为在同股同权、一股一票情况下很可能使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没有办法拥有一个稳定的持久的地位，就像我刚才举到的泛美航空公司创始人朱恩·特雷普一样。所以我们公司治理理论实践必须从以经理人为中心，不仅仅是一个约束机制、间隔机制，应转向以企业家为中心的模型，我们要始终记住最好的公司治理只有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好的发挥，而不是仅仅防止小偷。

　　本文整理自张维迎在2020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暨成果发布会上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