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谈双循环：从“被地球转动”到“转动地球”

2020年09月30日15:29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鲁政委、蒋冬英

　　2020年2月初，为应对疫情负面影响，我国综合运用降准降息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专项债券规模等措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而美国则在3月底推出历史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在疫情错位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先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进入复苏通道。

　　2020年我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其实是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持续渐进变化、并最终越过临界点之后的反映。数据显示，大致以2006年为分水岭，我国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就已开始从“被地球转动”转变为了能够“转动地球”的状态：从总量看，2006年以来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14年蝉联第一；从节奏看，2006年以来我国经济复苏时点领先全美国一个季度至两个季度不等。

　　我国之所以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主要得益于：第一，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的持续扩张对全球正外溢效应不断上升。第二，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新兴经济体增长。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增强了中国的政策感知灵敏度，自2008年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得逆周期调节政策通常会领先美国一至两个季度。

　　1、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效应：现象分析

　　我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主要表现在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位居第一及复苏节奏领先全球两方面。具体而言：

　　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受益于持续高速增长，自2006年起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到2019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2.4%，参见图表1。

　　从经济周期看，本文运用HP滤波法对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周期项和趋势项进行分解。数据显示：2006年之前，美国经济周期大致领先我国一个季度；而2006年以后，我国经济周期开始领先美国一至两个季度。比如，2008-2010年，我国经济周期大致领先美国一个季度；2010-2013年，领先性扩大至两个季度；2020年，中美疫情错位使这一领先幅度再度收窄至一个季度，参见图表2。

　　从库存周期看，对比中美库存周期，2006年之前美国库存周期大致领先我国两个月，而后我国库存周期大致领先美国一至两个月，参见图表3。比如，2006年以后我国大致经历了三个完整库存周期，分别为2009.09-2013.08、2013.09-2016.06、2016.07-2019.11；与此同时，美国也大致经历了三个完整库存周期，分别为2009.11-2013.09、2013.10-2016.07、2016.08-2019.12。

　　从贸易周期看，我国是全球大宗商品主要进口国，进口需求增长通常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数据显示，我国信用周期大致领先工业原料价格6个月，参见图表4。具体从进口拉动全球需求看：2006年之前，美国进口增速回升通常领先于我国；而后我国进口增速开始领先美国。具体而言，2006年第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见底回升，领先美国一个季度；2008年后，我国进口增速于2009年第一季度见底回升，美国则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2015年末至2016年，我国进口增速于2015年第四季度回升而美国则在2016年第一季度回升；2020年，我国进口增速于2020年第一季度末回升而美国则在第二季度回升，参见图表5。

　　2、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效应：原因分析

　　前文显示，早在2006年，我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现象已初露端倪。究其原因，这或得益于我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产业升级的资本溢出效应及较快的政策反应能力。具体而言：

　　第一，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对全球需求外溢效应上升。目前我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其进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已由2001年的3.8%上升至2019年的10.8%，逼近美国的12.3%，参见图表6。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我国巨大消费潜力伴随着居民跨境旅行外溢全球。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旅行进口支出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参见图表7。

　　第二，产业升级使我国对新兴经济体产业“头雁”效应强化。日本的经验显示，伴随产业升级换代，产业转出国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边际产业，对产业接收国具有显著的增长溢出及技术溢出效应。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万美元大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势在必行，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不断上升。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成为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比重9.9%；到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上升至14.5%；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小幅下降，参见图表8。

　　在我国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在领跑全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力，参见图表9。2019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为全球贡献了6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在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前20个经济体中，半数以上的经济体为新兴经济体，参见图表10。

　　第三，在重大经济波动面前，我国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推出从跟随变为了领先。可能正是源于大致自2006年开始的中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使得我国对全球经济逆风的感触更为灵敏，由此使得中国逆周期政策的调整更为迅速。从感受的角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我国的政策领先节奏表现得尤为突出：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降息降准宽松货币政策和“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2015年末供给侧改革叠加信用扩张；2020年疫情期间积极财政政策及宽松货币政策。

　　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货币政策方面，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跟随美国降息，参见图表11；财政政策方面，2008年第四季度期间我国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而美国则于2009年1月公布旨在促进经济恢复和改善就业“美国复苏和在再投资计划”，财政政策领先美国一个季度。受益于我国财政政策刺激，以铁矿石为代表的大宗商品需求大幅回升，我国进口累计同比增速由2009年1月的-11.3%上升至2009年12月的42.8%，参见图表12。

　　2015至2016年期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过剩产能去化为全球其他经济体让渡了产能空间，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参见图表13。同时，我国连续降息降准，实施宽信用政策。数据显示，2015-2016年期间，我国信用扩张开始于2015年第二季度，领先美国一个季度，参见图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