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去中国化”？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更高了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2020年890新商学第一场年中经济论坛“半程2020，风往哪里吹”，于8月29日（昨天）落下帷幕。

　　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国际局势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当下的环境，是所有与会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而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本次论坛带给我们的万字解答，共分为“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国际环境变化”“‘十四五’期间政策转向”三大部分，一起来看看吧。

　　Part 1．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

　　今天绝大多数来的人都是做企业的，做企业的往往会被短期的事情所左右。

　　这让我想起来刘震云先生在2017年我们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他讲道，他外婆是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头干活最勤劳的，每一次割麦子是割得最快的，因为她一蹲下身去就从来不起来，从这边一直割到那边头上，因为不起腰所以她割得最快。

　　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你们北大的毕业生不能这样，你们应该抬起头来向前面看一看，才能有长进。如果都像我外婆似的，可能一辈子低头割麦子，就割了一辈子。

　　我们做企业，也应该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一下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抬起头来看看中国所处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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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工业时代

　　回顾过去二十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是狂飙突进的。

　　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无与伦比的重要。我们老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无与伦比的增长，但事实上中国的变化，就是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真正发生的。

　　头十年，我们出口的增长是每年29%，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已经翻了五番，外汇储备猛增，经济以每年两位数增长。

　　总结这十年，就是水大鱼大，财富快速积累。

　　而2010年之后的这十年，是调整的十年，是结构变化的十年，中国的工业化高峰过去了。

　　工业占比，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先上升，然后下降。中间迟滞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在80年代、90年代，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主要在调整，怎么走出计划经济，怎么转移到市场经济。在这里朱镕基总理为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那种奋不顾身的改革，奠定了我们腾飞的基础。

　　在工业就业占比这块，事实上比统计局给的要高一些，我估计最高峰应该达到35%，但统计局统计只有30%。无论如何，这个数据在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不等于不要工业发展，工业仍然重要。因为工业的劳动生产力比其他部门要高得多。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人一年创造10万元的产值，那是比较轻松的，而一个服务业的工人要创造10万元的产值是比较难的。

　　此外，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也快于服务业。比如理发，一百年前理发需要半个小时，现在理发还是半个小时，也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但工业的进步却一直在发生。

　　最后还有一点是国际竞争，一个没有工业的国家，你想在国际上竞争占据有利地位是不太可能的。我可以举一个非洲的例子。非洲基本上没有工业，所以我们的企业到非洲去生产，无论你生产什么，都可以赚钱，因为非洲什么都贵。而且物价动荡不定，当非洲自己的货币贬值时，老百姓就倒霉了，物价就上去了。

　　所以一个国家掌握制造业还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到服务业里去呢？因为服务业付的工资要高一些，资本的报酬要低一些。工业刚好反过来，工业主要的收益是资本拥有者，劳动者报酬是比较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搞工业化的时候财富就会集中起来，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而当劳动力从农业，特别是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GDP增长速度就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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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状况

　　再看看出口和GDP的比例，从出口的增长来看，明显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增长速度上去了。中间当然有升有降，但总体而言是在上升。我们现在出口总量是多少呢，是2.5万亿美元。有些人担心说中国的出口被东南亚在替代，特别是越南在替代我们。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

　　两个原因：

　　1． 这些国家其实出口量是很小的，越南出口量是多少呢，是中国的1/10，我们是2.5万亿美元，它是2500亿美元。越南的出口增长20%，那是很大的增长，即使这20%全是中国给它的，中国下降多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中国下降2%。

　　再说它增长20%，也未必都是从中国抢去的。

　　2． 越南的出口增加了，但是不见得中国的出口就下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增加了，我们现在是把一些服装鞋帽给越南去做了，纺纱、织布还在中国。所以，它们的服装出口增加了，我们对它的纱、布出口也增加了。

　　但话说回来，出口对GDP的贡献，增长的贡献是在下降，我们最高峰是在危机之前，2006年，那时候出口/GDP比例达到35%，现在降到只有17%、18%，和日本差不多。但美国比我们还低，只有10%左右，国家越大这个比例越小，这个比例还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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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与储蓄

　　与此同时，我们消费占比在急剧上升，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来越大，2018年贡献度在76.2%，2019年是57.8%。

　　这意味着，事实上2010年国内循环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了。

　　消费占比上升，它的反面就是储蓄占比在下降。

　　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加总起来占GDP的比例，最高峰2010年时达到52%，这是无与伦比的储蓄率。这样的储蓄率只有新加坡在和平时代曾超过我们，因为它有强制储蓄。其他国家呢，恐怕只有战争时候才超过这个比例。

　　为什么我们的储蓄率会这么高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搞工业化。你搞工业了，财富就是向资本拥有者手里集中。

　　2010年之后呢，我们的工业增长速度慢下来了，制造业想赚快钱不那么容易了，宏观数据上也反映出来储蓄率在下降。

　　这时候我想提下四万亿的事儿。

　　我们一提四万亿就老说我们做错了，这个观念得变。没有四万亿，就没有中国今天。四万亿是将头十年的储蓄迸发出来了。头十年攒了那么多钱，储蓄留在国内就变成货币了，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储蓄，你存在银行，银行就发贷款，就发货币。前十年我们没有敞开口子发货币，把储蓄憋下来了。2008年之后我们敞开发货币，就把储蓄动能全都释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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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了，这里看的是GDP份额、出口份额，这都是名义量计算的。

　　GDP，一开始份额是下降的，因为我们货币在贬值，后来在上升。上升到现在，我们占世界的16%-17%。出口，占到将近14%，估计今年能够超过14%，因为全世界出口数都在下降，中国反倒是微增的。

　　给大家看这张图，想让大家对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中国GDP占世界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世纪30年代，我们那时候人口占到世界的37%，GDP占到世界的1/3。

　　我们老说整个清代是衰落，但直到19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能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

　　如此一看，今天我们离那时候还远了去，我们的人均收入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总理说我们还有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大家都吃了一惊，其实这个数经济学家早知道了。

　　我给学员看过国家的收入分配，看的是年收入，但学员说老师，你看的是月收入吧，我说不对，是年收入。我们的学员轻轻松松都属于中国收入最高的那10%，估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收入最高的那10%。

　　另外是出口，出口现在是14%，即使在20世纪初时，中国的出口仍然占到世界的11%。

　　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194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收入的1/5，是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现在能够追到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追赶又加速了，2009年我们的GDP总量，按照名义量计算是美国的34%。到了十年之后，去年达到6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过去这十年里，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度是在下降的，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是在上升的，尤其那些资源出口国。

　　另一种依赖在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总结一下，中国所处的阶段，我认为是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

　　我理解中国从秦以来2000年的历史，头一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上升期。到了北宋的时候，我们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都走到了一个巅峰时期，中华文明走到巅峰，其实是农耕文明走到了巅峰。

　　但自那以后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国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或者说在停滞。到了民国，民国是个过渡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起点，到2049年刚好一百年。这一百年我分成三个阶段：头30年准备阶段，勒紧裤腰带，给工业打下基础，社会改造；中间40年，我们是个起飞阶段；未来这30年，才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是一个高光阶段。

　　到2049年，我们GDP总量能占到世界的1/3以上，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60%，那就意味着我们的GDP总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才能说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日本比较一下也能看出来端倪，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办奥运会，的的确确是一个上升民族必做的事情。1964年东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大概相当于日本7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日本在高光时代，最高光的时代，实际上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来自日本，然后日元升值到多少，大概升值了3倍，日元的购买力增加了3倍。

　　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界的。中国人因为老爱跟人家比，老抱怨中国怎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来，我们的教育体制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觉得都是胡扯。

　　日本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所做出来的贡献是什么时候做的呢，绝大多数都是70年代、80年代做的，很少有90年代做的。因为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就停滞了，就歇菜了。

　　我敢保证，中国科学家现在所做的研究里，有很多都是诺贝尔奖级的，30年之后，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每年产生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未来的30年是中国的高光时代，所以我们做企业的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

　　Part 2．国际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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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具体是以下几点：

　　▶ 一是中国影响力的增加。

　　在中国还是一个小老弟时，美国可以容忍我们做很多事情，但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巨人时，美国就不能再容忍了。我们的技术，特别在通信技术领域，现在最先进的领域，还有AI领域，基本上跟美国可以说能够平起平坐，甚至能够超过它。比如5G技术，我们讲的是超过它。

　　▶ 二是美国人原先跟中国搞在一起，一开始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苏联。

　　1991年苏联瓦解后，为什么美国人还跟中国人搞在一起，原因在于它认为把中国拉进来，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

　　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中国有建立在这个文化之上独特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所以如今美国精英有一个共识：美国对华政策在过去50年都是失败的。哪怕是以前对华比较友好的人，基本上也认同这一点的。

　　▶ 三是特朗普及周边很多鹰派。

　　其他人意识到美国的计划落空了，不一定会和中国胡来。但因为特朗普周边都是一帮鹰派，这些鹰派目光非常狭窄，开始胡来，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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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

　　我觉得去中国化并没有发生。

　　从中美贸易角度看，去年中美贸易额是下降的，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虽然贸易额还在下降，但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下降更快。所以中国在今年4月份已经重新变成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小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下降13%-30%，但是中国的出口上半年下降3%，6月份出口增长4.3%，7月份应该是增长了10%，那就更高了。

　　所以你说是去中国化了吗？反倒是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更高了。我们的进口也在增长，说明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恢复还是比较好的。

　　整个世界今年大概下降5%，但是中国我觉得1%、2%的增长是有保障的，甚至我们可能达到2%-3%。今年美国至少要下降5%，那么中国又增长2%-3%的话，中国的GDP和美国相比，就能达到它的73%左右。

　　从产业链角度看，产业链是不是断裂了？在部分高科技企业上，的确是断裂了。华为还有其他实体清单上的这些企业，日子的确难过。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断裂并没有发生。

　　从这里头我们也能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混乱矛盾的。比方说它打击华为，主要是打击高端芯片。因为低端芯片我们自己能够生产。

　　高端芯片主要用在移动端，就是手机上面，比如说7纳米的、5纳米的，华为已经设计出来了5纳米的芯片，现在生产不成了，因而华为的手机肯定会遭受重创。

　　但低端芯片方面，小米、vivo等还可以用。特朗普打击我们一个企业，但是并没有打击我们全部的手机行业。

　　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打击华为移动端的的确确对华为手机销售影响非常大，但是对华为的5G技术其实影响并不大。5G通信它用不着那么高端的芯片。对于我们的军事工业来说，根本它就够不着，我们军事工业用的芯片还是毫米级别的，也用不着这么先进的芯片。

　　还有一个角度，国外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出中国呢？

　　特朗普政府老是说这个事，但有多少美国企业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撤出中国的呢？其实是比较少的。日本是出了一些钱，大概147亿元人民币，现在大概有80多家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而且所谓的撤离，也未必是全部撤离，可能是把部分产能搬回到了日本，而不是全部的撤离。

　　而那些以中国为市场的企业，根本没有撤离，反而投资还在增加。

　　原因在于，整个国家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现在随便你拿出一个制造业的产品来说，你都不能绝对说这个产品是某个国家制造的，因为这里头的元器件来自多个国家，现在一个产品是绕世界一圈最后才到了消费者手里。

　　另外中国的优势不降反升：我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我们的技术水平又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巨大的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是愿意轻易放弃的；我们的生产网络，你在中国要想生产一个小螺丝钉，很容易找到，你要生产大型的设备，中国也可以找到。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要搬离中国，到别的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去搞制造业，难度都很大。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老爱用中国人的逻辑去想象西方政治的逻辑。在西方，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的。

　　在西方，要想让企业做事情，一定要通过法律。比方说搞实体清单，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不能普遍去立法，让企业做这做那。因为这些企业，在议会里头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会反对。

　　如果立法做不成，政府要想让企业就范，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就是给钱。但是你这个政府有没有那么多钱呀？像日本政府，好不容易拿出来了147亿元人民币，但是对这个企业来说是毛毛雨。另外还有一个利益平衡问题，你给谁不给谁啊，在一个民主机制下，它其实是很难摆平的。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不要光看政府说什么，有时候政府说的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它如果拿不出实际的措施来，是没有用的。

　　接下来我说说我对美国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关于“美国退群”“美国第一”。

　　这不是说美国在放弃对世界的领导力、领导权，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重申它的领导权。战后建立的这套秩序是美国人主导的，但是美国人在这个秩序里头有得有失，得主要是它的美元霸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刚要瓦解的时候，一盎司金子相当于35美元，今天一盎司金子卖到2000美元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美元贬值了多少。

　　美国通过贬值割了世界无数茬的韭菜。

　　同时它也承担了很多责任，要花自己的钱，去维护所谓的世界秩序。今天它要重构世界体系，是不想再出这些冤枉钱了。

　　第二个认识，美国衰退没衰退？

　　美国根本没衰退，只不过它相对位置在下降，这个是两码事。

　　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位置在上升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地位在绝对地下降。它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军事领域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所以我想说，中国至少在近期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取代美国的旗手。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即便拜登能当选，美国肯定也要以新的姿态重新来领导世界。

　　第三个认识，中美技术会不会脱钩？

　　我自己判断，技术是部分脱钩。

　　什么叫部分脱钩？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控制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恐怕我们也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体系。

　　原因在两个因素，一个是现代技术非常非常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掌握一个现代的特别是通信领域的技术，非常非常困难。

　　华为在5G里头掌握了40%的技术，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了，但仍然需要有其他国家的企业参与，整个5G技术才能搞成。正因为这样，它的标准就必须是统一的，否则这个事儿就没法干。而且标准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企业来制定的，也就是这些龙头企业一起坐下来谈出来的。

　　我们国家曾经为了3G技术花了很多钱，使了很大的劲，把自己的3G标准推出去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没从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制造能力。当你没有制造能力，你去硬推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得不到好处。

　　所以，不是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技术，而是首先你掌握了技术，你才能掌握标准，不掌握技术，哪能参与标准的制定，硬挤进去也没有用。

　　此外还有美国企业的作用。

　　比如，高通一半的销量在中国，高通如果把中国市场失去了，那它再想跟上台积电都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现在已经掉队了。

　　7纳米的芯片只有3家企业能做，台积电、三星、高通，然后5纳米的芯片只有台积电能做。现在就看高通和三星愿不愿意再去追台积电，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生产线花多少钱？300亿美元。高通想跟上台积电，那你就得保持市场份额，要有钱，你没钱就做不成。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再延期，最近的消息，美国半导体协会再向美国政府沟通，对华为的禁令再延长，再延长150天。大家想想，再延长150天，说不定特朗普下台了，被选下去了，有这种可能性。

　　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是不愿意看到中美脱钩的。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也是一样的，台积电、富士康它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中国大陆是它们最大的市场。

　　它们有什么底气说服政府呢？这些企业都在美国有投资，这个投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同美国政府沟通的谈判筹码。

　　现在美国人采用的策略是先把中国人的脚打残了，然后跟中国PK，当然这时候中国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但这个策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且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自己也不可持续，企业会造反的。

　　但是，我们中国和美国的技术竞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们中国要想找到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在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下面，和美国进行和平的竞争。

　　技术领域会出现部分脱钩，而且跟美国或者说跟整个西方世界是比较严重的部分脱钩，所以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性的领域里发展自己的自主技术。

　　第四个认识，金融脱钩。

　　这也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话题，金融领域会不会脱钩，美国会不会把中国排除在SWIFT之外。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SWIFT。

　　SWIFT是一个国际联盟，其实它是一个电报通知系统。一个银行或者说我们个人，你们做生意，要把你们银行里头的钱换成美元，然后要打到国外的客户的手里头，你就到银行去，我要换一笔钱，换100万美元，你的银行就从你的账上扣减100万美元。

　　你怎么去通知对方的银行呢？你这个银行就会发一个电文，这个电文里头就有一个所谓的SWIFT协议，把对方的账号填进去。然后你通过这个电报系统通知那家银行，然后那家银行就在客户的账户里面填上那100万美元，交易就完成了。

　　所以SWIFT系统它不是一个支付系统，它是一个通知系统。但是它也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麻烦。但是它跟美元是没关系的。

　　美国不完全能够控制SWIFT？但美元结算体系，所谓的CHIPS、CLS这些，这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控制的。它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是可以的。

　　但是美国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就别做了，将近8000亿美元的贸易怎么做，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全是美元结算，这做不成了，美国人吃亏。

　　美元给美国人带来巨大的好处，如果你手上你自己可以滥发一种货币，你甭管是谁，哪怕你的敌人都在用你的货币你都高兴，因为你在割他的韭菜，薅他的羊毛，多好啊。

　　在国内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担心美国不让中国用美元了，这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发生了，除非它疯了，绝对是用的人越多越好。

　　所以，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制裁我们某些银行，这有可能的。特别是在香港的中资银行，这些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在香港开的银行，就别到我这儿来结算美元。对它来说，只是用美元的人少了一些，但是却立即把香港给打趴下，至少是一段时间会混乱。

　　但即便如此，也会导致香港干脆就用人民币。一旦这么干了之后，美国痛快一时，把香港给打趴下了，但是很快就换成人民币了，啥都没了。所以我想美国人不太可能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央行在推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能不能绕开美国的控制呢？

　　数字货币是点对点交易，分散交割，通过网络进行。所以可以绕开SWIFT，也可以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这样你就可以绕开整个美元的控制，或者美国的控制。

　　这就能辅助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你自己建立一套体系，独立运行，绕开了美国。当然了，你这里最终还是要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别人是不是相信你人民币。你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别人不相信人民币，别人就不会相信你数字货币，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可兑换。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要走。

　　Part 3．“十四五”期间的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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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预期

　　未来5-1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还是在5%-6%之间，未来5年，潜在增长率5.5%-6.5%之间，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再过五年是4.5%-5.5%区间里。 

　　现在中国经济明显是V型反转，复苏是很明显的。我想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5%，四季度达到6%-7%，完全有可能。明年我们的经济很容易达到7%，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头两个季度太低了，明年头两个季度只要恢复就自动增长了，所以明年经济增长会比较好。

　　除非是疫情出现重大反复。

　　事实上2016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景气周期，但是2018年、2019年，我们的去杠杆太猛了，把经济基本上去死掉了，然后又是疫情冲击。所以明年或者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景气周期，是2016年、2017年景气周期的延续。也就是说，我们在2010年开始之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到了2016年、2017年，基本上调整到位了。

　　本来就应该有个新的周期，只不过由于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比较特殊，把经济的复苏打断了。

　　这是与美国的对比预测，假设未来美国2.2%的增长率，这是美国的平均增长率，通胀率2%。中国3个预测：高、中、低。中国的通胀率是以美元计价的通胀率，所以这里面有人民币升值的份额。

　　到2025年，即使中国以6.5%的速度增长，仍然没有超过美国。当然，预测的基础是去年。如果以今年来预测，未来5年能保持6.5%的增长，2025年就超过它了。我刚才说了，今年美国下降5%，我们微增。到2030年，即使是中预测5.5%，我们也超过美国。按照低预测，还差一点。

　　总体而言，我估计在2025—2030年之间，我们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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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

　　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国内大循环呢，我觉得这是国际环境恶化带来一个底线思维，就是要保底线。

　　包括我们现在又重提粮食安全问题，节约问题。其实中国缺粮食吗，一点都不缺，啤酒的价格还不如矿泉水的价格，能缺粮食吗。我们喝白酒，每年喝掉几千万斤的粮食，少喝点白酒，我们的粮食就够了。

　　我的解读，就是国际环境恶化，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那么在消费领域，我们是不是还有空间？

　　刚才大家看到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储蓄率在下降，实质消费率以同样的速度上升。消费率过去十年每年提高0.86个百分点，所以消费率从48%提高到55%。如果照着这个速度提高下去，储蓄率十年之后下降到35%。什么概念呢，这就是韩国现在的水平，韩国的人均收入大概还是中国的3倍，如果我们储蓄率下降到和韩国一样，那时候人均收入恐怕只能达到它的1/2左右，或者略高一点，但我们的储蓄率跟人家一样，增长潜力就会下来。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而是要把消费的结构搞好，要让那些在拼多多上买东西的人最后不用拼多多了。我的意思是，要把现在买拼多多那些人都升级了，这才是正解。

　　我们还可以加速城市化的步伐。

　　现在城市化率60%，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农业人口，农业就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28%。按照劳动力来计算，城市化率应该是72%，所以还是比较慢。

　　我们当然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地区，这里标出来了，但是最重要的，恐怕未来的城市化会在三四线城市展开。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城市人口逆流动，从2014年开始，流动人口数量是在下降的，说明他们已经回到本县了。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会下沉，进一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然后中西部，这也是我们搞内循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地理方面的内循环。

　　总结一下。

　　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肯定在恶化，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但是刨除这些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十四五”期间提出来内循环，给在座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我个人觉得，还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说小一点，你要看政府大政策的走向。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政府是没有规划的，所以你也不用去看政府。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调动巨额的资金，政府资金往什么地方流，我们的企业恐怕成长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以上是姚洋在2020年中经济论坛上分享的部分观点。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