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贾根良

　　导读

　　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等“脱钩”措施，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国经济实行“紧密挂钩”。

　　2019年8月24日，美国政府宣布拟将5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再提高5%，其结果是，美国在2019年底之前分别将3000亿美元和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率提高到15%和 30%，美国这种新的关税战行径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经济脱钩”的新一轮热议。

　　01

　　“中美经济脱钩”概念的提出

　　在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脱钩”（decoupling）一词与中美贸易摩擦或中美经济战没有关系，而是指因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投资者之间盛行的“脱钩论”（global decoupling theory），其含义是指无论英美经济如何，亚洲新兴经济体仍能与英美经济“脱钩”，并保持强劲增长。

　　也许，“中美经济脱钩”一词是笔者在2010年作为一种战略主张最早提出的，笔者在主译的《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中写到：“19世纪的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它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美国才能相对于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提供融资，因此美国不需要依赖外部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国要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地位并贯彻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应该考虑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能性和途径。” 

　　在经济思想史中，“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冀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

　　02

　　国内经济大循环与不对称全球化

　　正是基于对我国曾流行一时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严重弊端的批判，基于历史经验，笔者2009年在《化危为机：中国外向型经济需作战略大转型》一文中提出了加快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大转变。

　　十年前，笔者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一文中对我国如何实现上述战略大转型提出了如下战略规划：

　　——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 在国内大循环经济的内部环境上下功夫。

　　——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 对外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 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 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实施贸易保护模式和进口替代， 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

　　——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 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

　　——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 实施主权信贷；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 

　　笔者在十年前提出的上述观点目前在国家相关政策中已经得到了部分的体现。例如，我国在2011年底开始对稀土出口乱象开始进行整顿。又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出了将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作为国内大循环战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这在党的方针政策中也得到了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1月29日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1年，笔者在《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笔者有关中国应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最早表述。

　　2013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上，笔者做了《应对TPP的对策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的报告，在该报告中，笔者在题为“‘外围包围中心’：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一节中专门对这一战略进行了论证。为保证“外围包围中心”新战略的成功，笔者在该文中还提出了在国内市场扶植和保护民族产业全球价值链高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人民币货币区以及避免过度开放和不对等开放等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些战略构想都早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2013年9月）。

　　03

　　“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国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为了对“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经济思想史的思想资源和经济史的历史依据，笔者和梅俊杰研究员在2011年开始主编一套《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

　　在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中，作者迪特·森哈斯指出，欧洲的历史经验说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展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西欧和中欧开启了现代发展进程，那里的发展是由“临时切断贸易主动脉”所决定的，这一点难道仅仅事出偶然，或者还是深有大意？

　　在经济思想史中，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等都认为，或多或少地强制执行某种脱钩或隔断政策是努力实现国内有效发展的外部先决条件。迪特·森哈斯所指“脱钩（delinking）或隔断（dissociation）型发展”是针对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的联系型发展战略提出的。

　　因此，从经济史来看，“选择性脱钩”战略一般是后发国家通过保护主义措施针对技术先进国家实施的；从经济思想史来看，这种战略也是后发国家倡导独立自主工业化的经济学家提出的。

　　因此，在2018年5月份，笔者就指出，从美国通过美元霸权源源不断地将中国产品运往美国等角度来看，“中美国”是一种类似于宗主国（美国）与殖民地（中国）的关系，“中美国”这对“夫妻”的“离婚”即“中美经济脱钩”是中国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基本条件。

　　04

　　为什么美国战略家提出中美经济的“脱钩”？

　　为什么美国经济战略家提出中美经济的“脱钩”呢？就中美技术脱钩而言，笔者在2018年4月指出，“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直接投资进入美国是美国政府吸取了英国在19世纪末的教训”。为什么这样说呢？

　　笔者和邓久根教授在2015年合作撰写的《英国因何丧失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地位？》一文中指出：这是因为英国迷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在1875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被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上全面赶超。在19世纪末，英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和英国的有识之士呼吁英国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但由于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深入人心，英国的关税改革一直无法推动，只是在“大萧条”爆发后，英国才重新回到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老路上，但已为时过晚。

　　正是因为对这个历史经验的研究，笔者在《新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何以成立？》一文中提出了“发达国家产业保护说”，对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提出的贸易与发展三阶段论进行了修正，并指出，美国在高调宣传自由贸易的“真理”的同时，仍在有选择地实施保护主义。

　　那么，为什么要对19世纪末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教训进行研究呢？这不只是为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提供理论和历史经验的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对中国的重大警示意义。

　　笔者曾谈到和邓久根教授合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写作这篇文章的念头产生于2012年，我当时考虑到，当国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保护主义兴起时，我国是否有可能重蹈英国的覆辙？何况中国目前在高端价值链上远不如当时的英国？我国会不会在别国通过保护主义保护自己的新兴产业的同时，却通过我国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教条的迷信，驱动其新兴产业产品大量占领我国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控制我国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呢？”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观察，笔者在2018年7月份指出，美国试图通过“高关税”恫吓，在禁止中国高科技产品和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同时，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谈判条件，将中国变成美国跨国公司、美元霸权和美国垄断金融资本支配的天下。一旦达到目的，美国又会拿“贸易逆差”说事，不断地制造麻烦，进一步要求中国做出更重大的让步，最终将中国变成美国经济的殖民地！这是中国在美中经济战中妥协让步的必然命运！

　　05

　　认清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意图

　　因此，我们需要问美国高调宣传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真实意图是什么？难道美国真的是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要与中国经济“脱钩”吗？非也。

　　在笔者看来，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实施关税保护和科技冷战（包括禁绝中国对美高科技投资，对中国企业所需关键零部件实行禁运，限制中国籍的理工技术专业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或科研人员赴美，更严格的对华技术禁运措施，对中国5G和中国制造2025实施精准打击，以及禁止中美之间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正常交流的“法西斯主义”措施）等“脱钩”措施，保护美国国内市场、国内产业和技术；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支配中国经济的目的，美国又要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巩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美金融开放等措施对中国经济实行“紧密挂钩”。

　　为此，美国正在实行两个新的重大战略。

　　第一个战略就是通过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高进口税，隔离美国本土和中国市场，其目的就在于刺激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本土的中低端生产，重建创新所需的完整产业链，增加就业，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增加用于抵补减税或政府开支所需的财政收入。

　　因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对美大量出口不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国民利益，因此，美国对其在华跨国公司输出到美国的产品征收同样的高进口税也在所不惜，同时也是为了迫使这些跨国公司以占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市场为根本目标，以达到美国充分利用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的目的。

　　第二个战略就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为此，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但美国不会放弃对华贸易逆差战略，因为只有来自中国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美国，美国通过加印货币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美国高关税恫吓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国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积累美国金融资产的迷信，迫使中国对美国控制中国经济做出重大让步；另一个目的就是让中国为了保住对美贸易顺差而通过压低汇率贱卖产品并使用财政收入（完全的出口退税）补贴美国消费者。

　　本文摘编自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贾根良的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演化经济学领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