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隐秘的角落需要四道光

2020年08月04日07:11 作者:秦朔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秦朔　

　　一位朋友不久前到某大城市公安局参观，亲见了很多硬核科技运用，如大数据搜寻、图像识别、声纹鉴定，公安的同志说：“科技应用让我们现在只有不想破的案，没有破不了的案。”

　　当越来越密的高清摄像头照进越来越多的角落，肯定有助于破案。

　　但摄像头照不到人心。而人心中的矛盾、痛苦、扭曲、畸形、罪与恶，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为何不安

　　我很少写社会题材的文章，但最近的一些接触让我感到不安。

　　一是看了12集网剧《隐秘的角落》和原著《坏小孩》，很揪心；

　　二是看贵州安顺公交坠河事故和杭州杀妻分尸案的相关报道，很震惊；

　　三是周围听到一些非正常死亡中小学生的事情，有的就是用ipad打游戏被母亲批评两句就跳楼了。某大城市今年中小学生自杀数量是往年的几倍；

　　四是看了朋友发来的关于他儿子在一所小学受到欺凌的民事起诉状草稿。孩子受一个调皮的同学欺负，被突然撞击，头磕在书柜上晕倒，眼角流血，被送校医。老师不愿认真处理，对家长说是同学玩耍推搡蹭破了点皮。孩子心里留下阴影，此后两年欺凌加剧，孩子出现精神障碍，几次自杀未遂，多次因病玩弄火、水电、煤气，造成家里火灾、煤气泄露、燃气灶倒火等等，父亲辞了职专门陪他。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苦不堪言。

　　我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交流时得知，这些年儿童精神问题的就诊量一直上升，一些青春期花季少女的自残更令人痛心。有的是家长管得太严、目标太高、压力太大，有的是家长娇惯包办，孩子独立解决问题、自适应的能力差，有的是父母离异或父母在外地不管孩子，有的是失恋或是童年创伤的影响。

　　不少孩子很聪明，但精神和行为却发生了异常：自我折磨不能自拔；自我惩罚，用肉体痛感转移注意力；通过自残表达愤怒，以引起家人注意，获得关爱甚至操纵父母；也有些是受不良模仿的影响，越陷越深。

　　社会不理它，它会长出来

　　中国经济比几十年前不知增长了多少，但40年前《中国青年报》那封著名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人生的路越来越窄”——今天依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严重了。

　　当年那封信的开头是，“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结尾是，“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信里弥漫的深深的无力感、无助感，今天也在蔓延。无数隐秘的心灵角落都有无法缓解的压力，无法厘清的情绪，无法疏通的矛盾，默默发酵。社会不理它，它会长出来，缠绕社会，伤自己，也伤他人。

　　心灵是很强大的力量，也是很容易干涸的地方，需要滋润抚慰，才能让积存的压抑缓解、解脱。而我们的交流传导机制基本是KPI化的，就是做什么事，实现什么目标，有什么结果。父母对孩子，上级对下级，同事对同事，都假定对方是一条通畅的水管，这边水龙头一开，那边就自动出水。事实上，水管里可能堵塞了很多东西，憋着压着，但外面看不见。

　　于是，也许一个偶然的契机，比如就是几句口角，水管就突然裂了。

　　心事，总是和事相关

　　有很多情绪和精神问题是需要通过药物治疗的。但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还是具体的事，不是空穴来风。

　　40年前那封信的作者潘晓之所以感到路越来越窄，她自述是因为这样的事：

　　1、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

　　2、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3、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4、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所有这些事，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对关系是有期待的。人的喜怒哀乐因关系而生，在关系中呈现。

　　《隐秘的角落》里的几条线，起点也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1、少年宫数学老师张东升，面对的是妻子徐静和岳父母的看不起，岳父母觉得他配不上徐静，徐静也因婚姻无味而出轨。

　　2、学霸朱朝阳，面对的是父母离异，同学不爱跟他玩，母亲对他充满控制欲，后妈待他刻薄，后妈生的妹妹对他嚣张。

　　3、福利院的小姑娘普普，面对的是弟弟做手术需要30万元的难题，仗义的大哥哥严良带她逃出来筹钱，找到了严良曾经的同学朱朝阳。三人在山上拍照时刚好拍下张东升将岳父母推下山崖的镜头，就产生了向张东升勒索30万的办法。整个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注：小说中普普和丁浩即剧中的严良，之所以逃离孤儿院，是因为在那里受到欺凌。）

　　事背后的逻辑

　　不同的观众可以从《隐秘的角落》中看到不同的逻辑。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威胁与反威胁的故事。三个孩子发现张东升杀人的证据后，没有交给警察，而是步入敲诈勒索的非正常轨道，由此牵出更多关系，酿出更多灾难。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需要与满足的故事。人有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成长发展需要（ERG理论），等等。当需要受挫，得不到满足，产生失落感甚至羞辱感，就会反抗或报复。

　　还可以把它理解成压抑与喷发的故事；家庭与教育的故事；价值毁灭的故事，一切价值都可以毁灭，一切毁灭也都有理由；孩子世界和成人社会的互动故事，孩子是成人的模仿者，成人也是长不大的孩子。

　　我看剧时最大的感叹是，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还没有成人，就以为孩子缺乏行动能力。行动受思维和动机决定，只要孩子有思维活动，就有行动可能。他们眼中的世界也是一个完整世界，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能改变世界。

　　太阳每天升起，阳光明媚，但很多人的心灵都住在外人看不到的“隔离屋”里。不是所有隐秘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如果隐秘和“压抑”、“长期不满”、“迫切需要”等关联，且找不到缓释的通道，人就可能选择一种不能见光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我想，在普普的弟弟需要钱做手术时，如果有一种正常化、社会化的通道，让普普把愿望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也许就有办法帮助解决，接下来的一串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

　　有人会说，这种想法是幼稚的，社会上有那么多问题，都让社会去解决吗？但事实是，当残酷的真相和无助感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他们就像急需灌溉才不会绝收的干枯田野，必须立即有一种传导机制，让水流进来，否则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看不到危险，就是最大的危险！

　　这就是这部剧的意义：我们如何让那些可能触发伤害的隐秘——无论是张东升式的被弃，朱朝阳式的压抑，普普式的急难，严良式的无家可归——都能找到一个社会化沟通与解救的空间，而不是完全让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那些在“隔离屋”、隐秘角落里的声音，如何能被社会清晰地听见？如何让里面的人放松、无畏地说出苦恼和需要？

　　中国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在从增量为主转为存量为主，存量时代的发展要靠存量的调整与优化，比如把废弃厂房改成文创空间。人心也是如此，很多存量问题堆积在那里，但社会关注点一直是这个那个新目标。如果现在还不关注存量，并以问题为导向加以解决，我们的未来很可能是，新目标尚未达成，旧问题又不断爆发，并死死缠住现实和未来。

　　四道光

　　怎样照亮那些隐秘而危险的角落，特别是孩子们的隐秘角落？

　　我觉得需要四道光，家庭教育之光，学校教育之光，社会教育之光，自我教育之光。自己就是自己的教室，很多问题的最终、最有效的解决，还是要靠自学，自适应、自包容、自超越，形成良知良能，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前三道光也只有化为自己心里的光，才真正靠得住。

　　现在的问题是，前三道光和第四道光都不强，都有缺失。我们缺乏爱的教育，活的教育，也缺乏爱自己的教育。

　　最近我看了中国教育家陈鹤琴（1892-1982）、陶行知（1891-1946）的一些文章，深感好的教育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才先成人，以育人为中心，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日常即教育，而不是将教育和生活相抽离。

　　人一生首先接触的是家庭，孩子个性形成的最初基础也在家庭中。家长就是孩子最初的老师，家庭生活的氛围和状态就是塑造孩子心智的学校。陈鹤琴指出：做父母的必须以身作则；注意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应有适宜的伙伴使小孩子得着优美的影响，和睦的家庭可以使孩子感受到愉快和精神满足，民主、平等的家庭易使孩子感受到自尊自信，家长对人、对生活的热情态度及敬业精神易被孩子所效仿。

　　家庭教育应该把孩子引向何处？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第一要有强健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能力；第四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要有服务的精神。核心是人的成长。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之后的第二站。陶行知提出，学校教育的目标是老师和学生“创造出彼此崇拜之活人”。所谓“活人”是指具有生活力、行动力、创造力和情感力并能致力于社会改造的人，自主、自立、自动的人。他认为学生的“学”是“主动求学”，不是坐而受教，“生”是生存、生活。因此，“学生”就是学会生存与生活的人，“人生之道”就是“人的生存与生活”之道。

　　陶行知提出，要将教育从学校中解放出来，将学校从围墙中解放出来，将知识从书本中解放出来，将方法从单纯的讲授中解放出来，将劳心与劳力从把彼此孤立中解放出来，将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大解放”：解放学生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学生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学生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学生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学生的时间，使他能做自己渴望的事；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他能到自然界与社会中获得学问。

　　而我们当下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虽然也讲育人，但往往是把育人和思政课、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等联系在一起。其实，教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它在一切课堂内和课堂外，在生活中，在相处中，家长、老师的日常行为就是育人的一部分。

　　2、让孩子们建立多元化目标，从不同的路径选择中找到价值认同和自信，而不是走独木桥，以单一目标如考试成绩作为中心，或者到了社会就以官位大小或财富多少为中心。

　　当然，这不完全是家庭和学校能决定的，但家庭和学校能起到很大作用。

　　人的兴趣是多元的。陈鹤琴说，儿童是好游戏的、好模仿的、好奇的、喜欢成功的、喜欢野外生活的、喜欢合群的、喜欢称赞的。家长要根据儿童的特点，针对性地施加教育。他认为传统教育把学校与社会、课堂与自然隔离开来，把学校变成了“知识的牢狱”，“把—本教科书摊开来，遮住了儿童的两只眼睛，儿童所看见的世界，不过是一本6寸高8寸阔的书本世界而已“。“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要“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陶行知说，“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死教育”让人丧失生活力、限制人的行动力、消灭人的创造力、阻断人的情感力，制造出“死的学校”和“死的国民”。他主张将知识的来源由一种（即书本）拓展为三种（即自然界、社会、书本），将知识的种类由一种（即书本知识）拓展为三种知识（即实践知识、书本知识、反省知识），将获取知识的途径由一种（即听讲或学习）拓展为三种（即实践、听讲、反省）。

　　只有拓宽教育的视野和内涵，才能让孩子们找到更多的成长路径，找到安身立命、蓬蓬勃勃的地方。如同陈鹤琴所说的，“儿童的世界，是儿童自己去探讨，去发现的。他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他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才是他的真世界”。

　　3、好的教育是关系型、互动型的，是共同参与塑造出来的，而不是指令型的，让孩子单方面完成的。

　　陈鹤琴指出，“学生由做中学，教师也要在做中教，不应该只是片面的学习”。教师的“做中教”关键是教会学生“做中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与学生共同“做”。“你要儿童游水，你一定要在水里教他学；而且要他自己也实地到水里去，否则光是把游泳给他看是没有用处的。”可见教育是教和学两方共同参与的学习和引导过程。

　　陶行知更强调互动的一面，他说“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师生双方通过创造性的合作与互动（教、学、做，三者合一），都成为“彼此崇拜之活人”。他认为“死教育”隔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交通，使人成为缺乏情感力的“死人”，“教育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为人所化，教育总是互相感化的。互相感化，便是互相改造”。

　　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情感力培养需要在互动共学中实现，“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真正的共同生活必须大家把人格拿出来互相摩擦，各人肯以灵魂相见，才算是真正的共同生活”。他批评死教育中没有问题，师生间没有对话主题，缺乏交流机会，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太疏远了。

　　以上述原则反观当下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紧盯成绩，疏于育人，成绩是最大的指挥棒，孩子则是学习的动物，无论家长还是老师，对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孩子的内心缺乏感知的兴趣和感知的能力。孩子有问题是正常的，而家长和老师的基本认知是，孩子有问题是不正常的、不好的。如此怎能发现孩子们真正的苦恼并帮助他们放下负担，更谈何去感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