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早在今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做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的重要判断，并首次在“六稳”之外提出了“六保”目标。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这引起了各界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广泛讨论，包括财政赤字规模该多大、财政的钱该怎么花，等等。在“两会”之前，市场更是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激辩中国是否应该央行印钱给财政花，如特别国债直接向央行零利率发行。随着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应该说这些争论可以尘埃落地。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这就定调了今年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对冲疫情的经济损失，而非强行刺激。鉴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次甚至都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在此背景下，《报告》亮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底牌。
一是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预算赤字率都没有突破3%的红线。当然，这与发达国家动辄百分之一二十的赤字率仍不可同日而语，也与市场5%以上的高线预期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反映了中外民间储蓄率的差异，以及疫情发展阶段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冲而非刺激经济的基本立场。
本次，《报告》对于赤字率“3.6%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疫情冲击加大，政府应该可以走快捷程序，比方说经此次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可视情况提高赤字率，但不必兴师动众地再开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报告》还强调突破赤字率红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这向市场宣示了中国政府依然恪守财政纪律的基本态度。
二是前述1万亿新增赤字、1万亿特别国债，合计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同时，强调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今年前4个月，我国政府狭义财政赤字11463亿元，同比增长2.80倍，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4.5%，支出下降2.7%。可见，前期赤字增加主要是通过减收而非扩支，故市场对下阶段扩大财政支出已有一定预期，只是对于财政的钱如何花存在较大分歧。现在看来，这部分钱将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由基层政府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出，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这有助于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将中央惠企利民的政策传导到企业家庭。
三是继续强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报告》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工作部署中提出，要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超过了去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的水平。
这与发达国家直接补贴企业家庭的思路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中国方案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复苏将受制于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自我修复的进程；外国方案有助于国家更多分担疫情损失，但可能滋生道德风险且产生较大的财政资源浪费，增加后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
不过，中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发展，《报告》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部署，如：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对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等等。
为对冲海外疫情蔓延、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但《报告》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关于推动消费回升，《报告》指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关于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报告》强调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总之，与上次危机应对时相比，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更注重普惠性、市场化，财政刺激的重要性降低。
《报告》通篇对货币政策着墨不多，这更加凸显了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报告》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此外，“两会”前夕，市场曾激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现在看来，政府赤字率扩张不多、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不大，市场挤出效应有限。即便按正方的观点，恐怕也不至于走到央行印钞为赤字融资的地步。这方面的争论应该可以暂告段落。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在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仍有空间。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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