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陆挺
当前，疫情还有很大的风险。一方面国内的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局部还有一些小问题，每天都有几十例新增确诊病例，有些地方还处于变相的封城状态。另一方面全球疫情还处于爆发期。现在判断全球经济在二季度和今年下半年的情况，首先要看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结束，什么时候会有疫苗或者有特效药，什么时候欧美国家的经济开始恢复正常运行，什么时候这些国家能够开放起来？从目前来看，二季度并不乐观。野村证券对全球二季度的预测相对悲观，预计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二季度GDP同比下降15-16%，日本下降8%左右。
如果全球疫情在五六月份得到基本控制，下半年全球经济会呈现V型反弹和复苏。但如果疫情并没有真正的解决，今年秋冬季还有二次复发的可能，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在疫情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们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不要设立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我建议不要设立全年的GDP增长目标，工作重点放在“六保”。或者可以采用前几天刘世锦教授提出的办法，确定相对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即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根据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制定我们增长率的目标。这样可以在制定增长率目标时将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的风险内生化。
假定今年疫情在5-6月份结束，二季度GDP实现正增长的难度较大，但下半年会呈现比较强力的V型反弹。为什么二季度GDP正增长难度较大？一是国内疫情还没有完全解决，供给侧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电影院还没有开放，很多地方的餐饮业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恢复正常，很多工厂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复工复产，即使目前还有订单。二是外需不振。按照历史数据来推断，除中国以外的全球GDP增长速度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我国出口将下降三到五个百分点。所以，我估计今年二季度我国的出口增长可能要下降30%甚至更多。虽然三月份我国出口量得到恢复，但是不能掉以轻心。主要是因为二月份的封城导致之前的订单并没有完工，三月份存在赶工效应，所以三月份的数据比较好，但不代表未来一到两个季度的数据好。我认为，最糟糕的数据有可能出现在未来三到五个月。如果二季度我国出口下跌30%，将影响我国1800万人的就业，影响GDP增速4-5个百分点，因此，二季度GDP恢复同比正增长难度较大。
当前既有供给侧的冲击，又有需求侧的冲击，必然会导致二次冲击。我们不应过多指望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出现巨幅反弹。同时，今年制造业的投资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今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25%左右。未来几个季度由于出口下行压力加大，将对我们制造业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投资会考虑未来三到五年的情况，而我们都知道这次疫情一定程度上会带来逆全球化和中美脱钩的加剧。虽然具体程度不是特别确定，但是趋势和风险是毋庸置疑的。这个问题不是短期的问题，而是中长期问题，因此，它对投资会产生影响，投资考虑的正是中长期问题。
政策方面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要以纾困为主，需求刺激为辅。以前历次的宽松政策的时候，都是以需求刺激为主，纾困为辅，但这次要倒过来，很重要的原因这次面临的疫情冲击是供给侧方面的，所以要以纾困为主，需求刺激为辅。重点不在新基建上，关键还是要纾困，关键要保市场主体。
第二，财政和货币政策两手抓。纾困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但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下，应该尽量由货币政策来帮忙。因为纾困的资金来源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个难题，很多地方政府压根没有足够资金。如果在提高赤字率的同时不动用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会使得利率显著上行。
第三，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配套进行改革。在过去需求刺激力度加大时，往往最关键的发力点就是房地产。我们都明白房地产在今年这一轮宽松中的地位比较尴尬。一方面，如果不动用房地产很难真正拉动起经济；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房地产还没宽松，有些地方的房价已经开始上升，市场的各个方面已经蠢蠢欲动。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政策的手脚确实被捆住了。如果再效仿2015-2016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大量的信贷流向房地产，会带来后续很多社会问题和金融问题。因此，在这方面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在一二线城市增加土地供给，增加房地产供给，既能拉动经济，又能够防止房价过快上升。
要实现“六保”，第一，要强调纾困和救济，保民生非常重要。我国大量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是不计算在调查失业率中的，但其实他们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他们失业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对社会稳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前日，我国将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上调5%，这一政策很好，但是我们要看到，在中国领不到退休金的人占老人比重的70%左右，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人丢掉工作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所以，保民生方面非常重要。
第二，就业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小企业薪资保护计划（PPP）。PPP旨在帮助小企业在疫情爆发期间维持支付员工的薪资。当企业没有订单和生意时，政府通过转移支付保住就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保就业和保民生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如果没有政府那笔钱，企业会解雇那些工人，政府就要在其他的渠道把失业的人救助起来。在这些方面可以适当地向部分发达国家学习。
第三，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相关系数很高，但是不同拉动经济的方法对就业的影响系数差别很大。比如，如果此时大力推行新基建，建设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就比较有限。但此时如果刺激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会显著带动就业。所以，从设计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如果政府要去刺激需求的话，刺激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相关的需求可能会最有效。同理，当我们把纾困的资金转移支付给这个社会最贫困的失业人群，将带动他们必需消费品的需求，往往这种需求带动的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当我们刺激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时，它们更多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带动就业的影响非常有限。
最后，需求刺激必不可少，但是一定要关注投资的有效性，不要做无效投资和重复投资。投资有效就能够防止这一轮刺激不会对明年和后年的中国金融系统产生过于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基建投资方面，更多要强调在人口比较密集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如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建设。此外，房地产还是要有所作为，最后真正想要拉动经济还是离不开房地产。所以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一二线城市，要考虑增加土地供应，通过改革的办法，让土地供应和人口挂钩，和户籍挂钩，进而把经济拉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促进一些就业，尤其是建筑行业的就业。
注：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4月）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潘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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