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周明：日本智库为何能产生“经世之学”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周明（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刘静知（中商智库副秘书长）

　　近代日本智库的发展与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一、 近代以来日本智库发展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初叶，日本“外舶迭来，海疆多事，当路者皆以知彼国情，取彼长技为当务之急”，通过广泛译介西洋思想和派遣留学生兴起“开眼看世界”的潮流。 特别是1853年，在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的带领下，美国东印度舰队强行驶入日本江户湾浦贺海面，以武力逼迫幕府通商开放之后，日本人的救亡图存意识愈发强烈。 “黑船来航”这一转折性事件使得太平洋西岸的岛国日本结束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的日子。进入明治时代后，睦仁天皇于1868年颁布了包括“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和“广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内的《五条誓文》，日本国运大转，朝着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的方向发展。“国皇五誓”尤其是列居其首的“万机决于公论”通过“授民以议政之柄而不可夺”的宣誓，展示了日本明治政府广延人才，倾慕智识以及向西洋现代文明看齐和学习的决心。

　　曾担任驻日使馆参赞和驻美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在其专著《日本国志》中记载 “维新以后，壹意外交，既遣大使巡览欧美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明治政府当时提出“国民皆学”口号，着眼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在推进国民启蒙的同时，明治政府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知《易》（《易经》）者，不得入阁”成为当时明治维新组阁的基本原则。其立意宗旨在于强调内阁大臣们需要具有历史视野、战略思维、研判能力和前瞻引领力，堪当“盛行经纶”、“广求知识于世界”使命之智识与远见。明治初期的日本近代教育之父、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主张，“学问的要诀，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便等于无学”。福泽谕吉所谓的“真学问”和“经世之学”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政府战略决策层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在1910年美国首家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之前，日本已于1906年设立满铁调查部，用于调查研究中国东北及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等内容。该调查部在40年内撰写了8万余份内容详实的报告，为日本在远东地区分析战时形势、发动侵略战争提供详实情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近代日本智库的先行者。二战后，在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中，日本将美国智库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方法予以吸收，催生了以PHP（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智库。PHP研究所为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于1946年创设，旨在践行“给予世界和人民繁荣、和平、幸福”的使命。

　　1959年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仿效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目前JIIA已经成为日本外交领域第一智库。1965年，日本首个现代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脱胎于野村证券，于2001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前已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智库。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问题。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迎来了智库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期，而1970年也被称之为“日本智库元年”，全年共成立12家智库[1]。1973年田中角荣执政时期，日本国会推出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为日本智库行业规范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成立。该机构由政府、企业、地方团体共同发起成立，并由日本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1975年，日本又成立了智库协议会，该协议作为日本智库行业协会对于加强日本智库间协同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标志着日本智库建设迈入成熟发展阶段。

　　1980年后，应运日本国家金融与信息产业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银行、保险及通信领域的专业智库蓬勃发展。如三井银行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日本综合研究所）、朝日银行综合研究所、富士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瑞穗综合研究所）、按天综合研究所（现更名为：损保日本综合研究所）等[2]。日本第一家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也是在此期间经过与野村计算机合并设立的。当前，野村综合研究所同时也是日本IT领域的智库巨头。

　　1997年代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大大小小的智库纷纷面临资金来源压力问题。伴随着“平成萧条”，来自政府、企业及个人的项目来源大大减少。大中型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导致其旗下所成立的各类智库型研究机构也不得不解散关门。日本智库在这一阶段走向低迷，同时向多元化和非营利性方向发展。

　　二、日本智库发展的总体现状

　　（一）日本智库国际排名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共有8248家智库，其中美国智库数量为1871家，排名第二的印度智库数量为509家，中国以507家智库排名第三。日本虽然排名全球第九，共有128家智库，但智库平均水准都非常之高。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简称JIIA）排名全球第十三，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简称ADBI）排名全球第二十四，中曾根平和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简称IIPS）排名全球第117，防卫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简称NIDS）排名全球第138。其中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较为特殊，其属于亚太区政府间金融机构，旨在促进亚洲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然而由于亚开行历代总裁皆为日本人，且日本在亚开行持股比例最大，占15.67%之多，故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统计时将亚开行算做日本智库。一贯重视信息收集和调查研究的日本官产学界均高度重视智库产业建设，使得智库成为日本政府、社会和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决策支持机构。[3]

　　（二）日本智库的主要类型

　　日本智库按其经费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株式会社类（Corporation），如株式会社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株式会社三菱综合研究所（MRI）、株式会社日本综合研究所（JRI）等，为公司制营利性智库；一类是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如全球排名第13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中曾根康弘世界平和研究所（NPI）皆为财团法人组织（Foundation）；还有一类为官方研究所，是直接服务与政府的智库，如隶属于内阁的日本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和2019年排名全球第138名、隶属于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NIDS）。

　　三、日本高端智库的几个典型

　　（一）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成立于1959年，由日本前首相吉田茂仿效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所建立，首届主席由吉田茂亲自担任。成立伊始，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于日本外交部，后于2012年将其性质变更为公益财团法人。自成立五十多年来，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致力于进行有关日本外交与安全方向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共有120位公司会员及540位个人会员。个人会员主要以研究人员为主，会费在8000日元至14400日元不等[4]（约500至1000人民币），根据其会员等级的不同，包含了活动邀请、电子杂志阅读、数据库资料下载（该研究所自1960年4月起发表的文献资料，国际问题重要年表，以及其国际事务相关文献等）、讲座视频观看、与外国智库交流机会、会员价购买出版书籍，以及研究所内图书馆的使用等不同权益。企业会员包括了日立、东芝、三菱、住友、ANA、读卖新闻等各大日企。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来自立命馆大学、新泻县立大学、成蹊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著名高校，资金来源包括了日本政府、企业及其他机构和个人所缴纳的会费、发行出版物所获收益，以及通过特殊补贴获得的其他收入。据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年财报显示，其年收入为11.34亿日元（约人民币7457万人民币）、出版收入300万日元（约19.7万人民币）、项目委托收入2.64亿日元（约1745万人民币）、会费收入6420万日元（约422万人民币）、政府补助8亿日元（约5257万人民币）[5]，可见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补助。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通过与世界其他高端智库合办各类关于日本外交和国防政策为内容的专题研讨会和高端对话，使得其在世界声名大噪。据其章程显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目标是对国际事务进行研究，并对日本外交政策进行科学分析审视，从而提供相应的建设性政策意见和建议；传播国际事务知识，鼓励日本各个大学及研究机构参与到事国际事务的研究中来；协助形成有利于日本的世界舆论，确保日本外交事务正确发声；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发展[6]。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还积极与日本国内外大学、研究所等机构就国际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致力于研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相关项目；通过讲座、演讲、圆桌论坛以及电子媒介、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及发行在国内外进行国际事务知识的传播，以及从事其他被认为有必要研究的相关项目。[7]

　　（二）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是日本首个民间智库，其前身是野村证券下设的公司调查部，由野村证券创始人野村七德于1965年4月1日创设。1988年，野村电子计算中心（NCC）与野村综合研究所合并，IT业务咨询成为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主营业务。2001年野村综合研究所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9年3月，野村综合研究所共有6297名员工，42个海外分支机构，年度销售总额达到了5012亿日元（约325.97亿人民币），毛利润1647亿日元（约107.12亿人民币），总资产6122亿日元（约398.16亿人民币）。[8]

　　野村综合研究所作为以营利为目的、规模最大的智库，完全以咨询公司的形式出现。其核心业务包括了咨询、金融领域IT解决方案、产业领域IT解决方案以及IT基础服务四大内容。其中咨询业务包括了企业的战略制定、业务改革、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及行政改革，以及IT资产评估和IT战略制定等内容；金融领域的IT解决方案包括了证券业基础设施系统的研发使用、银行业ATM和网上银行业务的系统建设、保险业合同管理及客户管理的系统支持、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运作业务等；产业领域则包括了POS机系统和营销系统的管理分析、保健领域的IT发展战略及业务优化方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商务解决方案；IT基础服务则是提供支持服务器、网络维护更新与安全运营的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系统安全运营的基础架构等内容[9]。由于野村综合研究所出身于野村证券的原因，其金融IT解决方案占总销售额的53.4%，产业IT解决方案占销售额的30%，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两大支柱业务。其不仅承接企业及个人委托项目，同时也参与了日本政府的相关项目研究和政策制定。野村综合研究所成功预测了大阪世博会人数、完成了7-11系统的研发与运用，还完成了上海虹桥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的开发项目。

　　野村综合研究所积极践行“未来创发（dreaming up the future）”以及“长期为客户的业务提供服务支持进而改变社会”这一智库理念。通过用活海外先进商业模式和尖端技术来拓展全球业务，不断充实强化各个类型的高级知识产权，推进以“综合解决方案”的模式强化助推客户业务发展商业IT，以及在追求商业模式的变革中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品质来实现变革和创新。

　　（三）日本防卫研究所 （NIDS）

　　日本防卫研究所成立于1952年8月，直接隶属于日本防卫省，成立之初名为日本国家安全学院，后于1954年改名为国防学院；1985年，为了增强其政策研究能力正式更名为日本防卫研究所，并沿用至今。作为核心政策研究机构，日本防卫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国家及军事安全，同时还有作为战略型教育机构用于培养日本自卫队高级军官的用途。

　　截至2018年8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共有136名员工，其中研究人员91人，其他管理人员45人。下设企划部（从事行政、人事、会计及教育部辅助协调工作）、政策研究部（就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国防政策、国防建设、军事行动以及全球安全事务进行研究）、安全研究部（就政府、立法、社会、国防经济及战后冲突与发展进行研究）、区域研究部（就世界各地区国际关系及安全挑战进行研究）、教育部（向日本自卫队高级官员以及日本国防部其他机构的文职官员提供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培训教育）、战史中心（进行军事历史研究，汇编军事历史并保存战史档案）、特别研究官（负责国际交流与图书馆业务）、特别研究官（负责政策模拟，对日本自卫队的管理和运作进行系统研究）等[10]。由于日本防卫研究所隶属于防卫省，旨在更好地满足日本防卫省政策制定的智力需求，其所有运营经费皆由日本政府提供。

　　日本防卫研究所举办过数次大型会议及各类论坛，包括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国际安全研讨会、亚太安全国际研讨会、日本防卫研究所战争历史国际论坛等。同时，还通过出版各类刊物扩大影响，具体包括《东亚战略评论》《NIDS安全研究》《NIDS军事历史研究年鉴》等。自2011年起，日本防卫研究所每年还出版特别刊物《NIDS中国安全报告》，并于2016年在其区域研究部专门设立了中国科，专注于对中国国防及军事进展的研究。

　　四、日本智库的主要运行机制

　　（一）组织结构

　　从20个世纪70年代起，日本政府及社会各界就极其重视智库建设。经过50多年发展，日本智库建设臻于成熟，其运行机制也相对稳定。

　　在组织结构方面，日本智库架构一般与其法人类型有关。日本智库一般分为株式会社类、财团法人类以及独立行政法人类。

　　株式会社类智库组织一般为营利性智库，架构通常按照现代企业进行设置。以已经在东京交易所上市的野村综合研究所为例，其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会下设社长，负责企业经营。

　　财团法人智库为日本独有的智库类型。日本的财团法人一般为慈善组织，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例，其性质为公益财团法人，一般由评议委员会、理事会、监事、会长及会长下设管理团队组成。

　　日本的官方智库也颇具特色，直接围绕着该隶属部门进行研究，管理架构通常十分扁平，以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ESRI）为例，其直接受内阁管辖，下设所长、次长、总务部、总括政策研究官、情报研究交流部、商情统计部、国民经济计算部、经济研修所。隶属于日本防卫省的防卫研究所的构成也较为类似。

　　（二）人才机制

　　与美国等西方智库不同的是，日本智库的人员呈两级分化趋势，这个特点与日本智库的组织结构的构成相关。类似于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等株式会社制企业型智库的员工数量与其他类别智库的员工数量不在一个级别之上。野村综合研究所2019年财报显示其约有6300名员工。与株式会社类别智库所不同的是，其他类型的智库人员规模非常精炼。据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50个日本智库中，70%以上的智库规模在20人以下。[14]美国智库大都拥有不少行政、财务、市场、媒体等辅助部门人员，日本智库的研究人员占比更高，有不少甚至占比在80%以上，几乎没有任何冗余的职位。

　　在“宁缺毋滥”的用人理念指导下，日本对研究人员的质量要求非常之高。部分著名智库用人近乎苛刻，以亚洲经济研究所（IDE）为例，每年仅录取2-4人，但参与竞选职位的竟高达百人[15]。其在职员工的考核要求也极为严格，每年需发表一定数量论文，研究成果直接与薪酬挂钩。与高要求相匹配的是，日本智库研究人员的工资也极富竞争力。以三菱综合研究所招聘2020年度管理、IT、金融等领域的研究员为例，除去相应补贴外，应届毕业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月薪分别为30万、26万、23万日元（分别约为1.95万、1.69万、1.3万人民币），比日本同学历毕业生平均月薪至少高3万日元（1950元人民币）左右。[16]同时，日本智库还实行“人才派遣”制度，将青年研究员派遣至日本国内，乃至国际其他政府、企业及高校等地进行1-3年不等的研学，期间由智库负担其工资并保留其职位，学成后返回智库进行研究工作。同时，日本智库也非常欢迎来自政府机构、高校等相关人员到智库进行交流和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支付。

　　（三）经费来源机制

　　日本不同类型的智库经费来源渠道各不相同，但基本上与其所属性质一致。株式会社类经费一般来源于项目委托和业务销售。以三菱综合研究所（MRI）为例，三菱集团作为其大股东，旗下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三菱化学、三菱材料、三菱FUJ信托银行、三菱地所等三菱系公司一共持股约33.95%。与野村综合研究一样，三菱综合研究所作为上市公司，2018年净销售额902.5亿日元（约为58.7亿人民币），净资产532.84亿日元（约为34.65亿人民币）。其中咨询业务占销售总额的38%，而在咨询业务中，又有61%的销售额来源于日本政府，30%来源于一般企业。[17]

　　非盈利性非政府组织中，如日本国际研究所（JIIA）的收入来源较为多样，其中包括了政府补助（占比70.5%）、会费收入（占比5.7%）、项目委托收入（占比23.28%）、出版收入（占比0.26%）等[18]，可见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政府补助。

　　官方直属研究所，例如防卫研究所（NIDS）、日本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等，经费全部来源于政府，在日本政府预算中单独列支。而在2013年日本外务省举行的外交·安全保障智库专家恳谈会中指出，日本主要智库活动预算在10年内下降了40%，而美国智库同期预算增长了150%以上。[19]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是，日本社会对智库的认知程度还未到达相对应的水平，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包括个人及企业委托项目的数量都难以与美国智库相比。

　　五、日本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主要渠道

　　日本智库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具体表现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舆情影响等多方面。

　　自上而下主要指日本特殊的“恳谈会”相关机制。恳谈会一般由各著名智库的代表参与政府及首相组织的咨询会议，在日本政府推出政策前期起到决策参考和理论背书的作用。由于日本官僚和精英把控着各个官厅，政治生态相互割裂，故恳谈会成为自上而下照顾各个利益集团需求的良好对话平台。通过恳谈会形成的相关意见和报告会直接呈报给首相本人作为参考。例如东京大学法学教授北冈伸一（Shinichi Kitaoka），作为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成为安倍晋三首相的座上宾，在安倍任内其主导了一系列恳谈会和专家咨询组会。同时，官方研究所还通过其官方身份直接将其研究成果呈交至所属政府机构，对其隶属部门的相关政策直接起到研判参考和制定推助作用。

　　自下而上是指通常情况下各国民间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行为，例如承接政府相关委托课题或主动选择当前政府重点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例如1975年，三菱综合研究所受通商产业省委托完成的《关于日本经济安全的研究》报告，其成果就被吸纳进当年度通商产业省发布的《通产白皮书》中；2018年笹川平和财团会长田中伸男（Tanaka Nobuo）亲赴日本防卫省，将《为了印度洋地区安全保障的日美澳印四国委员会政策提言》交付给防卫大臣小野寺作为决策参考。[20]

　　舆情影响指的是举办论坛、峰会、研讨会等会议，出版相关报告、杂志、简报等刊物，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进行政策建议和意见的传播推广，通过媒体外围的宣传从而间接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以日本国际论坛（JFIR）为例，其分别于2009年10月23日、2014年8月6日在《读卖新闻》等日本三大报纸刊登关于“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和“积极和平主义与日本的方向”的意见广告，前者意欲牵制鸠山内阁的安保决策“向左转”，后者旨在宣传其一贯主张的积极和平主义等安全理念。[21]

　　六、日本智库建设对中国的启示

　　在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总体原则和目标后，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5家机构成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又再次明确提出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当前，中国智库发展已蔚然成风，国家和社会对智库的发展及其咨政启民的功用有着更多的期待。作为与中国文缘相通的近邻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智库建设的种种经验对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适时成立智库行业协会、出台相关指导规范

　　据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9年中国共有507家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数量增加的同时，智库建设质量的保证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国和日本智库发展的外在环境较为相似，大部分民间智库资金来源的独立性难以保证，社会和企业捐赠环境尚不成熟，委托项目来源较为单一，部分领域无人涉足，部分领域同质同类智库数量又过多，不仅难以保证课题、活动质量，甚至还会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台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为日本智库行业规范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日本的实践证明，智库行业协会可以对智库行业发展进行有效的协调，充当行业引导、自律自治的协同者角色。随着中国特色智库市场的快速发展，智库行业协会的设立迫在眉睫。行业协会的成立必将为我国新型智库发展提供指导规范，从而更好地建设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形成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二）强化经世致用导向，提升成果转化效率

　　智库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其研究的成果来影响政策制定，推动社会发展。日本智库研究方法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崇尚科学和实证方法。总体而言，日本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率较高，株式会社类的企业直接服务于其背后的财团，所承接的项目专业性非常强，成果容易转化；官方研究所直接应日本官方的要求进行针对性研究，目标明确，转化率也自然相对较高；非营利性财团法人组织，例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中曾根康弘世界平和研究所等大都非常重视国际交流，通过较强的前瞻性和国际化视角设置的课题研究，成果也较容易被当局采纳。

　　我国当前虽然智库众多，但真正具有政策和社会影响力的智库却为数不多。扩大智库影响力，加快成果转化是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高品质发展的途径。除了参考日本智库成果转化的经验，我国智库还应通过提高舆情影响力，用活专业智库旗下的研究报告、杂志、简报、专栏等媒介通道，提高智库成果转化效率，实现智库与社会和政府的有效对接。

　　（三）挖掘智力资源价值，优化人才培养机制

　　与美国的“旋转门”制度不同，日本虽然没有类似的双向旋转制度（仅有单向制度，即官员退休后到智库任职），但由于日本智库行业每年通过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引进大批的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同时还有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如前述人才派遣制度，定期将青年研究员派遣到政府、高校、企业财团甚至海外等地进行交流调研和考察学习，由智库负担其工资并保留其职位，这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未来研究工作还是对智库未来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社会科学领域专职研究人员约有40多万，客观上而言这支队伍可以被视为智库工作者，然而从现实来看，专门从事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研究的人员少之又少，除了智力资源分散外，智库人员整体素质还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22]加强我国智库人才建设，优化智库人才培养机制是我国当前智库建设的重大挑战。应当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我国智库工作人员前往政府、企业、高校交流调研的相关制度；大力吸纳优秀的应届毕业社科类硕、博士生前往智库工作；改善智库人员的普遍收入待遇；设立相关的基金、奖学金机制，鼓励相关专业有潜力、有能力的研究人员申请；由国家出资，设立相关海外智库交流机制，鼓励各类智库优秀年轻研究人员前往海外智库学习等。

　　[1] 鈴木崇弘·上野真城子 “のシンク・タンク‘知’と‘治’を結ぶ装置”サイマル出版社、1993年、P.202-203

　　[2] 张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2019.6，P44

　　[3] 胡薇，《日本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启示》，光明日报，2016.11.16，第16版

　　[4]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2.jiia.or.jp/MEMB/

　　[5] 数据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年财报

　　[6]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jiia.or.jp/en/abus/

　　[7] 资料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2.jiia.or.jp/ABUS/enkaku.php#a1

　　[8] 资料来源：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官网 https：//ir.nri.com/en/ir/finance/highlight.html

　　[9] 资料来源：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官网：https：//www.nri.com/en/service

　　[10] 资料来源：日本防卫研究所官网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about_us/

　　[11] 资料来源于：野村综合研究所官网https：//www.nri.com/jp/company/org

　　[12] 资料来源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https：//www2.jiia.or.jp/ABUS/enkaku.php#a3

　　[13] 资料来源于：日本防卫研究所官网http://www.nids.mod.go.jp/about_us/index.html#organization

　　[14] 李建军、崔树义主编《世界各国智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P87

　　[15] 刘少东，智库建设的日本经验

　　[16] 张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2019.6，P64

　　[17] 数据来源于2019年三菱综合研究所财报，2019.9.30

　　[18] 数据来源：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9年财报

　　[19] 张锋，日本智库与日本外交决策，2019.6，P65

　　[20] 笹川平和財団·インド洋地域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の日米豪印4カ国委員会·政策提言を防衛省に提出

　　https：//www.spf.org/spfnews/in-formation/20180803_03.html

　　[21] 吴怀中，《智库在日本安保政策形成中的影响——兼论“另类日本型”安保智库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Vol.23 No.5， 2018.Oct， P19

　　[22] 王志章，《日本智库发展经验及其对我国打造高端新型智库的启示》，思想战线，Vol.30，，No.2，2014，P150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国际贸易》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商业周刊/中文版》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