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佳铭：论法庭上的“诚实”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邹佳铭

在大部分案件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都不知道指控的犯罪是不是他（她）干的，不论基于职业伦理还是客观现实，辩护律师都不要在案件事实方面妄下结论，除非他（她）掌握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或者有指向该案为他（她）人所为等确切证据。

　　诚实，无疑是人们公认的一种美德。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但是，唯独在一个领域，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那就是法庭。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称：“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者，皆讼牒法也（打官司的方法）。其始则教以侮文（叫人舞文弄墨写诉状），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通过欺诈和诬陷取胜）；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找对方的罪名进行威胁）”。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也曾说过，律师是“一帮学会了证明艺术的家伙，他们根据从哪一方收费而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者把白说成黑。”简言之，律师是一帮为了挣钱而肆意歪曲真相的人。这样的形象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大众，包括一些律师对法庭辩论的看法。

　　法庭辩论是说服法官的过程，法律之所以规定直接原则，也就是庭审，是让法官直接观察被告人的言谈、神态、举止，从而在感性上做出其是否诚实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以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并由此建立被告人是否诚实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官是否采纳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卡尔·马克思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但是，法袍之下，法官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他（她）首先是一个感性的人，而不是机器。庭审也不是输入证据，根据法律规则，输出判决的机械过程。一纸判决背后，不仅有法律规制和思维所形成的专业素养，还有法官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常识、常理、常情，职业理性和生活感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法官独有的裁判权，将抽象法律规制适用于具体个案。

　　一个现实是，相比以国家名义出庭的公诉人，法官天性会对作为个人的当事人和辩护律师有更多的怀疑，这种怀疑是通过庭审的点点滴滴逐步消释的，这也是法官逐渐建立对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信任的过程。只有存在这种基本信任，法庭辩论才有意义。否则，不论言词如何凿凿、情绪如何激昂，一切都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

　　这种信任的建立，无法回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案件中的不利事实，这是法官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信的最重要参考。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对于不利事实本能是不承认，或者回避。问题在于，当指向这些不利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时，法庭不会因为否认或回避而不认定。

　　但是，这种态度会使法官做出当事人或律师不诚实的判断。有句法谚说：“一只碗里只能有一条臭虫。”法官在发现你在一件事上不诚实之后，不会再费心考察你在其他事实中是否诚实，而是可能带上有色眼镜看待你所有的辩解，这其实是人的通病。如果这样，法庭辩论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其实，在很多案件中，那些不利的事实并不是重要的。它也许只是当事人道德上的瑕疵，也许只是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其他无关犯罪的事实。但是，人在法庭上容易陷入一种只争输赢的偏执中，凡是公诉人说“是”的，我都要说是“错”的。这种现象背后，是人的控制本能作祟。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法官才是法庭的主宰，一切妄图控制法庭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还将把我们引入与定罪量刑无关的歧途中。

　　以尊重法官为前提，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能做的，是基于证据和法律的说理，这就是法庭上的“诚实”，也是对法官最大的尊重，由此才有法官对当事人和律师辩护意见的尊重。莎士比亚说：“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辩论，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说的这些，能否被法官认真地倾听，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这才是辩论的最终目的。

　　如果不利的事实是对定罪量刑十分关键的事实，好的辩护律师应当向当事人建议“退而求其次”的策略，如果指控的是重罪，是否可能退到轻罪；如果定性没有空间，是不是存在量刑从轻的情节。

　　中国古话说得好，“欲盈则亏”，凡事太过绝对，可能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一个案件的结果不是由当事人或辩护律师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它的证据决定的。如果抛开证据和法律论证自己的观点，那就只是争论，而不是法庭辩论。

　　专业的辩护律师，是在评估证据和法律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为当事人作出客观、理性、可行的建议，而不是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自己的“激情”，凌驾在事实和法律之上的强词夺理，或者避重就轻。“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当然，法庭上的“诚实”，并不是单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的“坦白”，法律对如实说出自己所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宽待，从严处罚抗拒者，无疑是正确的，却与人性是相悖的。任何常人，当他（她）面对可能身陷囹圄或剥夺生命的指控，本能都是抗拒或逃离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司法实践不存在坦白，而是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所以坦白，不是因为他（她）本性使然，而是面对充分的证据或当时的处境，权衡坦白和抗拒的利弊之后，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诚实”，与发自内心，受道德感召的诚实不同，我们可以称其为消极的“诚实”。

　　辩护制度是基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决定了律师执业的底线，是不能违背当事人的信任和利益。在法庭的正义和当事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辩护律师既不能揭发当事人基于信任告知他（她）的事实，也不能对法庭说谎，坚定地说当事人没有实施指控的犯罪。

　　其实，在大部分案件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都不知道指控的犯罪是不是他（她）干的，不论基于职业伦理还是客观现实，辩护律师都不要在案件事实方面妄下结论，除非他（她）掌握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或者有指向该案为他（她）人所为等确切证据。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要求公诉机关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没有义务证明其无罪。辩护律师要做的，只是从法律技术层面说明，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是否合法？这些证据能否充分地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从这个意义而言，律师在法庭上的“诚实”，也是一种职业伦理意义上的消极“诚实”，即：不去探究被告人在事实上做了什么，而是针对个案的证据，在法律技术的层面探讨事实是否成立，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从而做出客观、理性的辩护。

　　美国律师R·麦克米伦说：“律师的艺术确实是一个为邪恶所困扰的艺术，但是，在任何其他领域中，对诚实与真正之品格的承认和褒奖都不会超过这一领域。”法庭上的“诚实”只不过是现代商业和法治文明的缩影，尤其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诚实和诚信始终是最好的通行证。孙杨案、中兴案、世界银行的黑名单……，以沉痛的教训阐释了中国的古训：“巧诈不如拙诚。”

　　(本文作者介绍：法学博士，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