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本文作者：刘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这次疫情与2003非典相比，存在着很多的差异性，如果把二者进行简单的类比，可能是在回答错误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俏，今天主要和大家讨论的是，这一轮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这段时间以来，我看到很多学者、经济学家在讨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时，比较关注的都是它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大家经常谈到的一点是GDP增速在第一季度大概会下滑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1个点，还是2个点等等。

　　但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其实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因此，我们在讨论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时，可能更应该关注它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而这需要我们对过去四十年、对现在乃至于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变化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过去4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40年，特别是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这40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GDP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4%左右，还有近8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那么，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成绩背后，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呢？经济学家们在对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后，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过去40年，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观点，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政府将顶层设计、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与底层活力相结合，使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

　　第二，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加入了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不断迈进。这让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有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第三，过去40年里，我们的制度一直在不断创新。从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地方政府政绩竞赛机制的设计，再到金融体系方面的一系列改革，这些制度的创新，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使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并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

　　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后，基本上就能够解释过去40年我们做对了什么。当然，如果用现代增长理论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想这个逻辑线条会更加清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obert Slolow在1956年提出了索洛模型，即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可以归结为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

　　而索洛模型也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过去40年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主要就是由要素驱动的或者说投资拉动的，这也是我们描述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时，讲的比较多的一个特点。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张图，我觉得很有说服意义。 

　　如果我们把四个季度前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长速度与四个季度之后的GDP增长速度作比较，你会发现这两条曲线的契合度其实非常高，而这背后也揭示一个简单的规律，就是我们的银行信贷，或者说我们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社会融资规模在增长的时候，基本上能带动GDP的增长。

　　而这种模式在微观基础和企业上的表现也非常明显。下面这张图中，我把中美两国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的分布领域做了比较。（这里我选择的是中国A股上市公司，不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家在海外上市的企业。）

　　通过对比，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晰的特点，我们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全部都是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有7家金融机构，它们提供的是资本要素，有2家石油化工企业，它们提供的是能源要素，茅台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茅台在中国的含义也是与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

　　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所对应的经济微观基础，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提供要素的企业更容易脱颖而出，它们有比较好的赢利表现，也更容易在市值上取得比较大的突破。

　　而美国排名前十的企业，它的上市公司结构明显更多元一些，除了能源公司和金融机构外，它们有更多的高科技企业。

　　所以，我们在理解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成就时，必须要明确一个增长逻辑，那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以大量的要素投入，再加上要素使用效率不断提升，所形成的强大经济增长动力，最终使我们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特别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几乎结束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在未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这个阶段里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变了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未来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提供的数据来看，我们目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概是美国的43.3%，也就是说，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中国所能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是美国的43.3%，这个水平放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来看，其实并不低，甚至可以说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

　　但我们也要看到，像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它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本上能达到美国的70%、80%甚至90%，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应该达到类似的标准。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如果要达到美国的65%，也就是接近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我们需要在2035年之前力保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能够达到2.5%-3%。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经济史上，在有统计数字的时间段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还能保持在2%以上。

　　包括美国，它在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从2.1%降到1%以内，而我们国家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个速度其实也降下来了，从过往的4%左右降到2%左右了。

　　分析完这些之后，我也给大家一个我的个人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已经从过去的通过要素投入，转向了一种通过高质量发展、通过包容性的均衡发展来拉快增长的阶段。

　　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势必会面临一些约束和挑战，其中的困难也会让部分人感到悲观，但我想说，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那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者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

　　而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也正在于它能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直面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且不断寻求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而且我个人感觉，我们还有很多的有利条件，这里我也给大家列举四个足以让我们乐观起来的原因：

　　1． 再工业化进程

　　虽然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几乎要结束了，但我们要看到中国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时间窗口期，就是在消费互联网的下半场，我们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得到了迅猛发展。

　　这些技术会促使很多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就会加快再工业化进程，而再工业化本身又会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空间，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特优势。

　　2． 基础设施建设

　　与再工业化相对应的还有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把它称为新基建，比如5G基站、云计算、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硬件设备，还有改善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都属于新基建，这里面的发展前景也很广阔。

　　3． 大国工业

　　虽然目前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重已经降到30%以下了，但我们应该会保持在20%以上，不会像美国一样让资本空心化。

　　未来，中国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制造业占比，我们在民用航空、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其实还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而大国工业本身也会使一个国家保持一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我想这也是我们比较利好的一个因素。

　　4． 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资源配置上还存在很大的低效率现象，未来，通过更彻底的改革开放，通过激活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的活力，我们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也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当我们把这些有利条件结合在一起，然后通过不断的创新，更大胆的尝试，并勇于面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我想，我们还是有可能实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奇迹，也就是说，我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还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比如2.5%甚至3%这样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以上是我对这次核心问题所提供的分析背景和理论框架，接下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看一看在经济增长逻辑和未来增长动能都发生变化后，这一轮病毒疫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这次疫情与SARS不同？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讨论疫情对总量经济的影响，而且往往把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2003年的非典（SARS）进行对比，但我个人感觉二者之间其实存在很多的差异，这种简单的类比本身可能就是在回答错误的问题。

　　那么，这些差异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正如之前讲到的，我们的经济增长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靠投资拉动，现在已经开始向消费驱动、效率驱动以及高质量发展转型。

　　第二，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增长动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外，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

　　第三，时间点不同，这次疫情发生着春节期间，而SARS的大规模爆发是发生在春节之后的，时间不同带来的影响其实也不太一样。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以产业结构为例，与2003年相比，2019年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占到了GDP的54%，贡献了将近60%的GDP增长，换句话说，第三产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和增长动能。

　　而相较于第一、第二产业，这次疫情对服务领域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也是最直接的，交通运输、仓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娱乐等需要线下进行服务的项目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而这些行业加在一起的比重占到了GDP的36%。

　　所以，我们需要对疫情影响的具体行业做出具体分析，同时采取相应的经济对策，才可能评估出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我认为，这次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其实是一个内生变量，这其中有两点原因：

　　第一，影响程度本身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可能在现阶段、在春节假期期间，它对消费、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它很快就会蔓延到第二产业、制造业、房地产，甚至一些其他行业。

　　所以尽快控制住疫情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理想，时间比较长的话，对整体经济、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别的企业来说，这个影响可能还会恶化。

　　第二，影响程度其实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能识别出疫情主要在哪些领域影响比较大，从而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也可能会把影响降下来。

　　所以我的个人判断是，与2003年的非典相比，这次疫情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二是对就业的影响。

　　而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基本上解决了超过80%的就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合二为一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中小微企业正面临严峻考验

　　大家现在经常讲民营经济的“56789”，就是民营经济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以上的就业以及90%以上的新增企业。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民营经济的主体，中小微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其实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和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根据2018年银监会的统计，在我们各类人民币贷款里，真正给到中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它的比重只有25.8%。换句话说，你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60%的GDP，但是你的贷款余额、存量比例只有25.8%，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小微企业生存本身就面临比较严峻的考验，而这次疫情又是一个外部冲击，它给中小微企业带来的挑战就更大了。

　　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最近对995家民营企业做了问卷调查，我觉得这个问卷调查来的特别及时，因为他把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以一种非常尖锐地方式呈现出来了。

　　调查结果显示，大概有85%以上的中小微企业，它们的现金流只够维持3个月左右，其中有1/3只能维持1个月，另外1/3能维持2个月，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情况非常紧张。

　　同时，中小微企业营收下行的压力也特别大，调查显示，销售收入下滑幅度达到20%以上的中小微企业，它的所占比重达到了58%。此外，企业还要维持员工的工资、“五险一金”等等，支出上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调查还发现，很多中小微企业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冲击时，缺乏很好的应对手段，基本上只能靠减员、降薪、停产歇业等方式来应对危机。

　　所以，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它的侧重应该有所倾斜，要把帮助中小微企业应对挑战作为重中之重，虽然说疫情是命令、防控是责任，但是我们也要在认知上明确，防范经济风暴其实也是这轮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过程中应该树立两个目标，一方面，要尽快把疫情的扩散控制住，另一方面，在把防控疫情作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也要尽快恢复经济和市场活动，不能让经济长时间处于休克阶段，如果这种休克长期存在，伤害的就不只是中小微企业了，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可能都会加剧。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个目标对立起来，尽可能地把一些适合恢复的经济活动和市场活动恢复起来。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要避免一些过度干预、过犹不及的政策，不要让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

　　尊重市场规则，逐渐恢复市场活动，提升市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韧性，这本身也是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点具体建议

　　最后，我想给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这样三点具体建议：

　　第一，想好企业自身能做什么，在基本的经营层面、财务层面和资本层面上，企业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降低疫情影响。

　　比如在经营层面上，企业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要想方设法增加营收、增加销售收入，可以开展在线销售或者其他一些创新的方式，并运用极限化的方式来降低成本，合理化投入节奏，以缓解企业现金流短缺的情况。

　　在财务层面上，也可以去寻求降息、增加贷款，或者把债务展期、延期，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缓解流动性风险，避免企业倒闭。

　　第二，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有很多施展的空间，企业应该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

　　我最近看到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大量政策，而且这些政策的着力点也都是与帮助中小微企业有关联的，像减免税收等等。

　　所以，企业家要密切的去关注政府的举措，多看新闻联播，多了解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去寻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我想这样也能帮助企业缓解现金流短缺的情况。

　　第三，企业要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全方位的协调和沟通。

　　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企业应该与它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企业员工、上下游、融资方和出资方，以及客户等等，进行全方位的协调、沟通，尽量寻求各方的谅解，找到一种共生共利方式来渡过难关。

　　还有一些更长远的政策，大家讲的也比较多，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是，这次疫情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目前来看，我们的企业依然是非常脆弱的，产品和生产模式还比较单一，创新能力和经营理念上也有很多短板，怎样采取更好的方法去增加研发投入，提升研发在整个销售收入中的所占比例，在未来，这对于所有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能成功转型，增强自己的韧性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把握的，就像这次疫情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医疗大健康行业就迎来了很大的发展机会。

　　套用大家在朋友圈里面讲的比较多的一句话作为结语，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我相信新冠病毒疫情终会过去，我们的中小微企业要争取活下去，在未来寻求更好的发展。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做这样一个探讨和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启迪，谢谢！

　　本文为2月7日北大光华思想力系列公开课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的分享。

　　(本文作者介绍：作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亚太地区最优秀的商学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