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春节，这一课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春节这一课，是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突然考试，没有模拟，没有准备，考的是真本事。显然，有一些题目，我们答得并不好。如信息披露，快速诊断，患者分流和分层诊治，物资调配，等等。有放假的客观因素，更有主观上的基础不牢、准备不足、麻痹大意、官僚主义。

　　去年底写过多篇文章，探讨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动能与前景。孰料202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却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度过的。

　　鼠为十二生肖之首，春节为一年的岁首。鼠年春节，如同一部实时更新的百科全书，让我们读到了太多太多。

　　让经济回归人

　　这些年一谈到经济，似乎就是生意、财富、GDP，其实，经济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远不止于GDP。

　　“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经济”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春节这本书让我们读到，经济要回到人，回到人的命运和发展，人的幸福和痛苦，人的基本健康权的保障。同时，人与人是休戚与共的，一体的。当一部分人感染的不幸传播开来，所有人都要减少甚至取消自由活动，都无法逃离。

　　如果说穷人是社会木桶的短板，那么病人也是，包括疑似。

　　这个春节让无数人明白，每个人的福祉水平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福祉水平，很多时候，你的福祉不由钱财决定，而由社会最短的那块板决定。

　　经济数据当然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决定的，但经济的本质不是数据，是人。

　　1854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家常话》创刊号向经济学家发出了人性化的呼吁——“没有一点人性为其蔽体、充实其血肉，没有一点人性的勃勃生机和人性的温暖，政治经济学就只是一具骷髅”。

　　狄更斯呼吁的背景是，英国正在遭遇19世纪以来的第三次霍乱，伦敦10天就有500人死亡。

　　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是当时英国常见病和导致死亡的最大原因。英国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惊人扩张中，不注重城市规划，在狭小空间里造了尽可能多的住宅，拥挤、潮湿，没有采光和通风系统，加剧了公共卫生的恶化。城市缺乏完善的供水管道、排水、排污系统，大众生活区粪便堆积，脏物污水肆意排放，伦敦绝大多数居民的饮用水来源是被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

　　英国的工业产值提高了，GDP增加了，但居民健康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了倒退。19世纪上半叶英国国民平均死亡率为2%-3%，且城镇死亡率普遍高于农村，在某些特殊年份由于传染病爆发，国民死亡率甚至达到4.6%，1832年霍乱时死亡率高达5.6%。霍乱中心地带的死亡率更是惊人，如格拉斯哥，1831年霍乱死亡率为28%，1838年上升到38%，1843年达到40%。

　　恶化的公共卫生状况和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病的爆发，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无效，使社会强烈认识到公共卫生改革的必要性。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改革团体认为，改革需要建立系统的卫生计划，仰仗一批有专业技术的管理人员，在一个由法律保障的行政框架中实施，还要解决地方卫生职责划分不清、地域分管不明、缺乏整体规划、效率低下等问题。

　　在查德威克等推动下，英国议会1848年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也称《查德威克法案》；1875年又通过了一部法案，表明政府下决心承担卫生责任。地方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也被赋予了更广的责任，包括排污、食品监察、垃圾集中、传染性疾病、医院、街道清洁、住房管理等所有公共卫生领域。公共卫生管理的能动性正式由国家立法认可转至地方当局，地方第一次有了充分的管理系统，有效地处理公共卫生问题。

　　英国的这场改革，建立了凸显国家责任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模型，也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

　　从历史到现实，启发我们思考：以人为本，这对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短期的紧急和无措，往往来自长期的忽视。在那些关乎我们基本权利的领域，如何赋予其真正的优先性？基层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水滴石穿的。如果我们总是热衷于大兴土木、瞬时似锦的大场面大文章，对基础的、分散的、需要久久为功的工作，忽热忽冷，走走停停，我们还会在这些地方摔跤。

　　要体现一个社会的善良，各级医院就是其面孔；要体现一个社会的良知，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及时善治，就是其镜子。

　　让人回归自知之明

　　春节让我们发现，人是如此脆弱，大自然中一个“无形的敌人”，就把我们折腾得如此被动。

　　从本世纪开始，在人类越来越多“侵入”动植物世界的同时，天然寄居于动物体内的SARS、H5N1禽流感、H7N9禽流感、埃博拉、MERS、新冠病毒等各种病毒，也越来越多地入侵人体。

　　人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但当人轻慢自然、随意触碰野生动物的时候，自然界就会给人上课。

　　正常和异常，强大与脆弱，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没有实实在在的教训，人很难从“单向度”转向辩证法，从无所不能转向有自知之明。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凡事都有两面性。人口红利和社会流动性是经济的动能，但如果不解决好公共卫生安全，人越多，越流动，越麻烦。

　　病毒是全世界的挑战。比尔·盖茨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最大可能是某个高度传染的病毒，因为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一场大疫情的发生。

　　而对中国来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发生的这场风暴，让我们刻骨铭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才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必需品。

　　人类总是希望自由，希望实现理想中的充分自由，但人类并不总是拥有实现自由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请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一些事实：

　　全球至少有一半人口仍无法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全面覆盖；

　　大约有1亿人因自费支付卫生服务而被迫陷入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不超过1.90美元）；

　　超过9.3亿人（近12%的世界人口）花费至少10%的家庭预算支付卫生服务。

　　所以，联合国每个成员国都认可的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标，对很多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所谓全民健康覆盖，是指所有个体和社区都获得所需的卫生服务，而不会陷入经济困境，具体涵盖全方位高质量的基本卫生服务，从健康促进，到预防、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注：姑息治疗又称舒缓医学，palliative care，是对不治之症如癌症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精神需求的管理。）

　　而对每个人来说，这场风暴也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观，让我们更加达观，也更珍惜日常的点点滴滴。

　　北京人大附中高三的一位班主任给学生们写信，希望此时此刻，同学们能践行朱光潜先生的“三此主义”——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推诿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

　　春节之思，节后当行。可人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旦灾难过去，就不再有“回避动力”。这一次，我们会身体力行，真正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吗？做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自己，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让治理回归科学与协作

　　任正非说过，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

　　根据《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从2010年的3.27%提升到2018年的8.47%，距离2020年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10%的目标已经不远。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是在20%以上。

　　在衡量公民科学素质的指标体系中，有一个二级指标，是“理解科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对网络谣言和伪科学的辨别；科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是否真的合格？

　　病毒虽然掀起轩然大波，但并非无计可施。就是三条，找到和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关键是早发现，早隔离，预防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和病毒接触。

　　从个体角度看，在新型病毒面前，每个人都是易感人群，所以都要做好自我防护，如戴口罩、勤洗手、少外出、少聚会、尽量不触摸口鼻眼睛、起居有节、情绪舒畅、饮食均衡、锻炼身体，等等。

　　有些恐慌是正常的，但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恐慌和理性的选择。它和伪科学、阴谋论、非理性恐慌完全不同。

　　要让公众做出理性选择，不自乱阵脚，专业、及时、有公信力的信息披露是不可或缺的。传染病不会根据某个官员的假想，偷偷摸摸就消失了，只能靠众志成城、各尽其责，逐渐压倒其气焰。真相比稳定更重要，不知情，谈何众志成城？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每时每刻都要坚持真实原则和科学精神。

　　比尔·盖茨在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发展时曾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一套可以使用的系统，而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系统。……所以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有的病毒可能让你毫无察觉，但当感染病毒的人乘飞机或者去逛商场，他们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传染力了。”他说，我们不需要惊慌，囤积罐头或是躲到地下室去，但必须急起直追，因为时间有限。

　　比尔·盖茨建议，在贫穷的国家里也要有发达的卫生系统，可以在很早的阶段侦查到疫情的爆发；需要后备的医疗部队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随时准备好能带着专长赶到疫区；可以用军队来配合医护人员，利用军队移动迅速的特性，进行后勤运输和维持安全；需要进行一些情境模拟，不是进行战争游戏而是进行病菌游戏，看看防卫漏洞在哪里；最后，在疫苗和病理学上还需要很多的研发工作。

　　春节这一课，是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突然考试，没有模拟，没有准备，考的是真本事。显然，有一些题目，我们答得并不好。如信息披露，快速诊断，患者分流和分层诊治，物资调配，等等。有放假的客观因素，更有主观上的基础不牢、准备不足、麻痹大意、官僚主义。

　　我个人最感痛切的一点，是一些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相互甩锅，以及有些部门的运作低效（如物资调配部门）。网友评论说，“平时懒散惯了，稍微用点力，就觉得在拼命”。其实和当前形势的要求完全不匹配。听了很多解释，似乎每个部门都没有错，做的都是合理合法正确的，但这就是最大的“本位主义”，只要自己照本宣科能够免责，哪怕看到了问题，知道事态可能很严重，但因为“不是我的责任”，就是不多说一句，不越雷池一步，眼看问题从小到大，到难以控制。

　　我和中外很多优秀企业交流时发现，当下组织管理的最大趋势，就是纵向的扁平化和横向的“去围墙”，强调无边界沟通，跨部门灵活组合，自组织自驱动，如此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年代，不因层层叠叠条条框框的人为设置，阻隔信息的流通。

　　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初谷歌的广告体系AdWords的突破。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觉得广告搜索系统很烂，就打印了一个需求，贴在公告板上，然后回家去了。五个跟广告部门八竿子打不着的谷歌员工，在玩桌球的时候看到了贴纸，就自发组织起来，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把AdWords的算法搭建完成，这个新方案很快给谷歌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收益。其背后，是一系列的机制和文化，如每周的员工大会，高管和员工直接沟通，员工有充分自主权，跨部门调动资源非常便利，等等。

　　互动、协同、换位、合作，打破繁文缛节和条块分割，将组织中的问题都视为自己可以参与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这是21世纪的新型组织文化。很可惜，在很多部门，流行的是相反的文化，“只要不是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只要我不犯错，就没有错误”。于是固化，僵硬，迟钝，教条化，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最终，谁都不愿意顾及的“别人的问题”，变成了整体的问题。

　　要清除这些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病毒，必须建立“集中化治理”和“分布式治理”相结合的新思维。要相信人民，相信社会的自主自发行为，而不是沿袭传统的、刚性的“所有资源都自己配，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治理模式。武汉红十字会在第六号公告中同意捐受双方自主对接，同意顺丰、京东物流企业参与运送，这就是“分布式”治理的方向。如果再早一点就好了。

　　让社会回归正常与希望

　　欧洲中部时间1月30日晚上8点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说：

　　这是一个需要事实，而不是恐惧的时刻。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而不是谣言的时刻。这是需要团结，而不是羞辱的时刻。

　　我们无需悲观。当整个国家的动员支持能力被激发出来，困难终将过去。

　　武汉是千万级常住人口、几百万流动人口、九省通衢的大都市，在这样规模的地方爆发和扩散新型病毒，挑战是无法想象的。武汉是全国的武汉，武汉的痛也是全国的痛。灾难中有无数太平光景下没有的为难，也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温暖。

　　无论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我们能做的，是不被吓倒，击垮，凭借科学和协作，凭借勇气和爱心，尽快走出困难。人类自有英雄的基因，“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反脆弱》）

　　在这之后，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冷静的反思，全面的反思。

　　病毒会长期和人类相处，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逐步平静下来，在抗疫之后，紧接着应该是稳经济、稳就业、稳增长的保卫战。社会也将回归正常化。

　　光阴如梭。SARS过去已经17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还有15年。“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通过2020年春节这一课，我们还任重道远。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在第一线艰苦奋战的，无畏的医护人员。“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你们是今年春节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不要忘了，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那就是希望。”（《肖申克的救赎》）

　　我们经历了失望，但希望才能赋予我们力量。相信所有的坚持都不会虚掷，相信所有的付出都会有未来。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