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春节,这一课

2020年02月02日20:37    作者:秦朔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春节这一课,是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突然考试,没有模拟,没有准备,考的是真本事。显然,有一些题目,我们答得并不好。如信息披露,快速诊断,患者分流和分层诊治,物资调配,等等。有放假的客观因素,更有主观上的基础不牢、准备不足、麻痹大意、官僚主义。

  去年底写过多篇文章,探讨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动能与前景。孰料202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却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度过的。

  鼠为十二生肖之首,春节为一年的岁首。鼠年春节,如同一部实时更新的百科全书,让我们读到了太多太多。

  让经济回归人

  这些年一谈到经济,似乎就是生意、财富、GDP,其实,经济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远不止于GDP。

  “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经济”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春节这本书让我们读到,经济要回到人,回到人的命运和发展,人的幸福和痛苦,人的基本健康权的保障。同时,人与人是休戚与共的,一体的。当一部分人感染的不幸传播开来,所有人都要减少甚至取消自由活动,都无法逃离。

  如果说穷人是社会木桶的短板,那么病人也是,包括疑似。

  这个春节让无数人明白,每个人的福祉水平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福祉水平,很多时候,你的福祉不由钱财决定,而由社会最短的那块板决定。

  经济数据当然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决定的,但经济的本质不是数据,是人。

  1854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家常话》创刊号向经济学家发出了人性化的呼吁——“没有一点人性为其蔽体、充实其血肉,没有一点人性的勃勃生机和人性的温暖,政治经济学就只是一具骷髅”。

  狄更斯呼吁的背景是,英国正在遭遇19世纪以来的第三次霍乱,伦敦10天就有500人死亡。

  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是当时英国常见病和导致死亡的最大原因。英国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惊人扩张中,不注重城市规划,在狭小空间里造了尽可能多的住宅,拥挤、潮湿,没有采光和通风系统,加剧了公共卫生的恶化。城市缺乏完善的供水管道、排水、排污系统,大众生活区粪便堆积,脏物污水肆意排放,伦敦绝大多数居民的饮用水来源是被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

  英国的工业产值提高了,GDP增加了,但居民健康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了倒退。19世纪上半叶英国国民平均死亡率为2%-3%,且城镇死亡率普遍高于农村,在某些特殊年份由于传染病爆发,国民死亡率甚至达到4.6%,1832年霍乱时死亡率高达5.6%。霍乱中心地带的死亡率更是惊人,如格拉斯哥,1831年霍乱死亡率为28%,1838年上升到38%,1843年达到40%。

  恶化的公共卫生状况和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病的爆发,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无效,使社会强烈认识到公共卫生改革的必要性。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改革团体认为,改革需要建立系统的卫生计划,仰仗一批有专业技术的管理人员,在一个由法律保障的行政框架中实施,还要解决地方卫生职责划分不清、地域分管不明、缺乏整体规划、效率低下等问题。

  在查德威克等推动下,英国议会1848年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也称《查德威克法案》;1875年又通过了一部法案,表明政府下决心承担卫生责任。地方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也被赋予了更广的责任,包括排污、食品监察、垃圾集中、传染性疾病、医院、街道清洁、住房管理等所有公共卫生领域。公共卫生管理的能动性正式由国家立法认可转至地方当局,地方第一次有了充分的管理系统,有效地处理公共卫生问题。

  英国的这场改革,建立了凸显国家责任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模型,也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

  从历史到现实,启发我们思考:以人为本,这对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短期的紧急和无措,往往来自长期的忽视。在那些关乎我们基本权利的领域,如何赋予其真正的优先性?基层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水滴石穿的。如果我们总是热衷于大兴土木、瞬时似锦的大场面大文章,对基础的、分散的、需要久久为功的工作,忽热忽冷,走走停停,我们还会在这些地方摔跤。

  要体现一个社会的善良,各级医院就是其面孔;要体现一个社会的良知,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及时善治,就是其镜子。

  让人回归自知之明

  春节让我们发现,人是如此脆弱,大自然中一个“无形的敌人”,就把我们折腾得如此被动。

  从本世纪开始,在人类越来越多“侵入”动植物世界的同时,天然寄居于动物体内的SARS、H5N1禽流感、H7N9禽流感、埃博拉、MERS、新冠病毒等各种病毒,也越来越多地入侵人体。

  人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但当人轻慢自然、随意触碰野生动物的时候,自然界就会给人上课。

  正常和异常,强大与脆弱,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没有实实在在的教训,人很难从“单向度”转向辩证法,从无所不能转向有自知之明。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凡事都有两面性。人口红利和社会流动性是经济的动能,但如果不解决好公共卫生安全,人越多,越流动,越麻烦。

  病毒是全世界的挑战。比尔·盖茨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最大可能是某个高度传染的病毒,因为我们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投资很少,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预防一场大疫情的发生。

  而对中国来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发生的这场风暴,让我们刻骨铭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才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必需品。

  人类总是希望自由,希望实现理想中的充分自由,但人类并不总是拥有实现自由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请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一些事实:

  全球至少有一半人口仍无法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的全面覆盖;

  大约有1亿人因自费支付卫生服务而被迫陷入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不超过1.90美元);

  超过9.3亿人(近12%的世界人口)花费至少10%的家庭预算支付卫生服务。

  所以,联合国每个成员国都认可的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标,对很多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所谓全民健康覆盖,是指所有个体和社区都获得所需的卫生服务,而不会陷入经济困境,具体涵盖全方位高质量的基本卫生服务,从健康促进,到预防、治疗、康复和姑息治疗。(注:姑息治疗又称舒缓医学,palliative care,是对不治之症如癌症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精神需求的管理。)

  而对每个人来说,这场风暴也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观,让我们更加达观,也更珍惜日常的点点滴滴。

  北京人大附中高三的一位班主任给学生们写信,希望此时此刻,同学们能践行朱光潜先生的“三此主义”——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推诿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

  春节之思,节后当行。可人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一旦灾难过去,就不再有“回避动力”。这一次,我们会身体力行,真正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吗?做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自己,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

  让治理回归科学与协作

  任正非说过,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但是科盲很多。

  根据《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2018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从2010年的3.27%提升到2018年的8.47%,距离2020年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10%的目标已经不远。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是在20%以上。

  在衡量公民科学素质的指标体系中,有一个二级指标,是“理解科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对网络谣言和伪科学的辨别;科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是否真的合格?

  病毒虽然掀起轩然大波,但并非无计可施。就是三条,找到和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关键是早发现,早隔离,预防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和病毒接触。

  从个体角度看,在新型病毒面前,每个人都是易感人群,所以都要做好自我防护,如戴口罩、勤洗手、少外出、少聚会、尽量不触摸口鼻眼睛、起居有节、情绪舒畅、饮食均衡、锻炼身体,等等。

  有些恐慌是正常的,但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恐慌和理性的选择。它和伪科学、阴谋论、非理性恐慌完全不同。

  要让公众做出理性选择,不自乱阵脚,专业、及时、有公信力的信息披露是不可或缺的。传染病不会根据某个官员的假想,偷偷摸摸就消失了,只能靠众志成城、各尽其责,逐渐压倒其气焰。真相比稳定更重要,不知情,谈何众志成城?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每时每刻都要坚持真实原则和科学精神。

  比尔·盖茨在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发展时曾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没有一套可以使用的系统,而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系统。……所以下一次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有的病毒可能让你毫无察觉,但当感染病毒的人乘飞机或者去逛商场,他们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传染力了。”他说,我们不需要惊慌,囤积罐头或是躲到地下室去,但必须急起直追,因为时间有限。

  比尔·盖茨建议,在贫穷的国家里也要有发达的卫生系统,可以在很早的阶段侦查到疫情的爆发;需要后备的医疗部队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随时准备好能带着专长赶到疫区;可以用军队来配合医护人员,利用军队移动迅速的特性,进行后勤运输和维持安全;需要进行一些情境模拟,不是进行战争游戏而是进行病菌游戏,看看防卫漏洞在哪里;最后,在疫苗和病理学上还需要很多的研发工作。

  春节这一课,是对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突然考试,没有模拟,没有准备,考的是真本事。显然,有一些题目,我们答得并不好。如信息披露,快速诊断,患者分流和分层诊治,物资调配,等等。有放假的客观因素,更有主观上的基础不牢、准备不足、麻痹大意、官僚主义。

  我个人最感痛切的一点,是一些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相互甩锅,以及有些部门的运作低效(如物资调配部门)。网友评论说,“平时懒散惯了,稍微用点力,就觉得在拼命”。其实和当前形势的要求完全不匹配。听了很多解释,似乎每个部门都没有错,做的都是合理合法正确的,但这就是最大的“本位主义”,只要自己照本宣科能够免责,哪怕看到了问题,知道事态可能很严重,但因为“不是我的责任”,就是不多说一句,不越雷池一步,眼看问题从小到大,到难以控制。

  我和中外很多优秀企业交流时发现,当下组织管理的最大趋势,就是纵向的扁平化和横向的“去围墙”,强调无边界沟通,跨部门灵活组合,自组织自驱动,如此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年代,不因层层叠叠条条框框的人为设置,阻隔信息的流通。

  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初谷歌的广告体系AdWords的突破。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觉得广告搜索系统很烂,就打印了一个需求,贴在公告板上,然后回家去了。五个跟广告部门八竿子打不着的谷歌员工,在玩桌球的时候看到了贴纸,就自发组织起来,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把AdWords的算法搭建完成,这个新方案很快给谷歌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收益。其背后,是一系列的机制和文化,如每周的员工大会,高管和员工直接沟通,员工有充分自主权,跨部门调动资源非常便利,等等。

  互动、协同、换位、合作,打破繁文缛节和条块分割,将组织中的问题都视为自己可以参与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这是21世纪的新型组织文化。很可惜,在很多部门,流行的是相反的文化,“只要不是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只要我不犯错,就没有错误”。于是固化,僵硬,迟钝,教条化,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最终,谁都不愿意顾及的“别人的问题”,变成了整体的问题。

  要清除这些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病毒,必须建立“集中化治理”和“分布式治理”相结合的新思维。要相信人民,相信社会的自主自发行为,而不是沿袭传统的、刚性的“所有资源都自己配,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的治理模式。武汉红十字会在第六号公告中同意捐受双方自主对接,同意顺丰、京东物流企业参与运送,这就是“分布式”治理的方向。如果再早一点就好了。

  让社会回归正常与希望

  欧洲中部时间1月30日晚上8点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说:

  这是一个需要事实,而不是恐惧的时刻。这是一个需要科学,而不是谣言的时刻。这是需要团结,而不是羞辱的时刻。

  我们无需悲观。当整个国家的动员支持能力被激发出来,困难终将过去。

  武汉是千万级常住人口、几百万流动人口、九省通衢的大都市,在这样规模的地方爆发和扩散新型病毒,挑战是无法想象的。武汉是全国的武汉,武汉的痛也是全国的痛。灾难中有无数太平光景下没有的为难,也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温暖。

  无论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我们能做的,是不被吓倒,击垮,凭借科学和协作,凭借勇气和爱心,尽快走出困难。人类自有英雄的基因,“当暴露在波动性、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不确定性下,反而能茁壮成长和壮大”。(《反脆弱》)

  在这之后,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冷静的反思,全面的反思。

  病毒会长期和人类相处,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逐步平静下来,在抗疫之后,紧接着应该是稳经济、稳就业、稳增长的保卫战。社会也将回归正常化。

  光阴如梭。SARS过去已经17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还有15年。“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通过2020年春节这一课,我们还任重道远。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所有在第一线艰苦奋战的,无畏的医护人员。“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你们是今年春节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不要忘了,这个世界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那就是希望。”(《肖申克的救赎》)

  我们经历了失望,但希望才能赋予我们力量。相信所有的坚持都不会虚掷,相信所有的付出都会有未来。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王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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