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评估疫情影响不能刻舟求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预测这次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穿越到SARS时期寻找经验，而必须在研究新疫情、新社会反应模式、新经济背景的基础上，做出客观的评估预测，并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展形势越来越复杂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宣布此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然而，社会上无论对其未来发展的预测，还是对经济影响的评估，都严重依赖17年前的SARS时期经验。事实上，新疫情与SARS的传染强度、变异性和传播能力明显不同，移动互联背景下全社会对疫情的反应模式与17年前也大不相同，如今百万亿规模的中国经济和17年前13.66万亿的中国经济早已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运行趋势和经济结构差异明显。因此，预测这次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不能简单穿越到SARS时期寻找经验，而必须在研究新疫情、新社会反应模式、新经济背景的基础上，做出客观的评估预测，并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从现实观测版的非理性悲观，到穿越SARS寻找乐观的安慰

　　关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市场上最先流行的主要是从局部现象出发，按照“盲人摸象”的逻辑非理性地放大悲观预期。比如看到互联网上流传某个停工企业的真实感受而受到震撼，就觉得整个中国经济都完蛋了，情感化地做出极端悲观的预测，认为中国经济会“断崖式下跌”。稍微理性点的现实观测版预测也认为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会下降到3%以下或负增长，认为疫情对全年中国GDP增速的影响将超过1个百分点。

　　本周陆续登场的各种“理性”预测，则主要是以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为参考，认为疫情对经济影响不大，为恐慌的人群提供了些许“安慰剂”。

　　2003年SARS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仅体现在第二季度，造成当季GDP增速短暂回落2个百分点，后随着疫情解除，经济增长迅速反弹，全年增速达10%。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此次疫情实际影响也不大，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某哥伦比亚大学知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某研究员分别预测疫情对今年中国GDP增速影响约0.1个百分点、0.2个百分点，某金融机构学者则同样按照SARS类比逻辑，预测本次疫情对今年GDP影响在0.5个百分点。

　　事实上，无论是现实观测版的非理性悲观，还是刻舟求剑、穿越到SARS时期寻找乐观的安慰，这样做出的预测都较难接近客观现实。理性研判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应基于新疫情、社会反映的新模式及当前新经济背景进行分析研究，照搬10多年前的数据简单推演，可能找不到解决当前问题的钥匙。

　　密切研究跟踪新疫情

　　一些学者从“非典”传播的变化过程，推演本次病毒传播，得出将短期受控的结论。上次“非典”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02年底到2003年3月疫情扩散；从2003年4月到5月是快速爆发；从2003年6月到7月是受控和消退。如果真的按照类似的路径演化，至少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当年“非典”的结束并非人类发明了专用疫苗或特效药，而是由于防控隔断传染途径，甚至气温升高等原因意外结束。

　　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传播与当年的SARS还有所不同，新冠病毒是一种变异性极强的单链RNA病毒，其传染性更强、潜伏期长、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方式更复杂。有专家说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不仅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还可以在人与哺乳动物，以及哺乳动物之间传播。

　　从武汉、黄冈、孝感、浙江、广东、湖南、河南等地的疫情传播情况来看，每个城市或地区一旦突破100人，就开始加速扩散，阶段性呈几何级数增长。这表明虽然我们春节期间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但部分城市和地区仍然未达到防控预期；

　　此外，根据部分医学专家的研究，新冠病毒在传染过程中传染性未见趋弱或受控的任何迹象，甚至在第n代病毒传播中有增强的趋势。从传播速率来看，这次新冠病毒要比当年的SARS 高很多。

　　春节期间，受传染的确诊和疑似病例还在以几何级数增长，且上述几何级数增长的传播数据都是在春节长假期间人们不交往、不出行的情形下。一旦各地开始正常上班，人群在公共交通工具、封闭办公等情形下被传染的概率会不会进一步飙升，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所以，此时简单按照SARS的发展演变情况预测疫情2月出现高峰、3月或4月结束，是不是有些言之过早？而在关键假设不明确的前提下，那些看似精确的对经济影响的预测是否足够谨慎？

　　新的社会反应模式及其影响

　　在病毒受控消退之前，真正影响经济的因素并非病毒造成的肺炎本身，也不是病毒致死率的高低，而是为了防控病毒传播而采取的社会反应模式，包括信息传播模式、政府反应模式、企业反应模式、交通交往模式、工作模式、生活模式的变化。而在移动互联的新背景下，今天的中国社会对疫情的反映模式，与17年前SARS时期也有本质的区别。

　　移动互联时代，微博、微信、视频等即时传播手段使各种信息传播几乎是零时滞。各种信息鱼目混杂，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无疑会在特定阶段放大人们的心理反应。这与2003年的SARS时期的局部地区恐慌完全不同。

　　受即时信息传播、心理反应放大的影响，政府反应模式、企业反应模式、人们的交通交往模式、消费生活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疫情的反应比17年前的SARS时期放大了若干倍。17年前的SARS时期人们还通过收听广播、看电视或上网、读报来获取SARS信息，除北京、广州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只是戴口罩、勤洗手、减少到非典疫区旅行，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基本未受影响。只有北京、广州等个别城市人们减少了聚会和交往。而这次受互联网传播的影响，全国各地都在春节期间不聚会、不交往、不工作，不乘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封城、封路、停飞、停运……整个国家的反应模式比17年前北京市的反应模式还要强烈，而湖北地区的反应模式更加进入全省封城的历史紧急状态。

　　以上新的社会反应模式虽然是必要的、对于控制疫情传播是积极而有效的，但所带来的心理预期变化、消费活动减少、投资活动收缩、金融负向加速器效应等影响，也会远远大于2003年的SARS时期。

　　跳出SARS穿越剧，客观评估对当前经济的影响

　　与17年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阶段、享受全球化红利、新供给扩张上升期相比，当前的中国经济运行趋势、增长动力结构已经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2003年中国GDP总量只有13.66万亿元，而现今中国GDP已经高达100万亿元。这么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受疫情冲击和影响的经济活动总量要远远大于当年。不考虑疫情持续时间因素，仅考虑到此次防控力度的加大和经济总量差异，本次疫情对经济的总量影响将是SARS时期的十倍以上。

　　其次，从经济增加值的支出法分析，疫情短期冲击的主要是消费，2003年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为37%，而2019年消费的贡献率已经接近57.8%，短期消费活动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年的1.56倍。2003年二季度受SARS冲击比较严重的交通运输业、餐饮住宿行业平均增速同比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若考虑到这次社会防控力度和社会反应模式变化更大，短期上述行业的增速下滑的幅度也大于5个百分点。当然交通运输、餐饮业情况应有别于其他消费行业，然而即便考虑到线上消费的替代效应，总体消费的下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还是会远大于SARS时期。

　　第三，从构成经济增加值的生产法分析，受病毒冲击最严重的应该是服务业。200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为42.03%，而2019年第三产业已经占中国GDP的53.9%。受SARS影响，2003年二季度服务业增速降低2个百分点。考虑到本次防控力度大造成对第三产业冲击更大，很可能造成旅游、餐饮、航空、交通、商贸零售、电影等行业短期负增长，再考虑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经济总量的一半，若不能尽快结束这场战役，仅服务业受冲击有可能拉低全年经济增速0.5到1个百分点，并有可能影响3000万就业岗位。

　　第四、对投资和出口也有负面影响。考率到有大量企业受到新冠病毒影响而减少生产甚至停工，加上企业盈利的下降、预期的改变等因素，必然会造成一下时期的新增投资减少。此外，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限制中国的人员、商品和服务往来，这也会对中国的进出口、外商投资等活动造成进一步冲击。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凌晨宣布，依据《国际卫生条例》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是世卫组织传染病应急机制中的最高等级，一旦被确定为 PHEIC，之后还需要再进行多次评估；而将紧急事件取消或许需要数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虽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高度评价我国对疫情的史无前例的应对措施，并在随后宣布的七条建议中不建议对中国进行旅行和贸易限制，但是这样的定性还是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形成难以避免的冲击和影响。

　　第五，从结构上看，受2亿多农民工延迟返程的影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受冲击比较严重。此外，本次疫情对房地产也可能有较大影响，大城市老城区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会受到明显冲击。当然，也有很多行业是受益的，电商、快递、消费金融、游戏、在线视频等最直接。以电子游戏为例，据统计春节期间《王者荣耀》日活跃峰值在1.2-1.5亿之间，大年三十单日流水预计近20亿元。此外，疫情传播对5G通信、云游戏、AR/VR、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的快速应用，也有促进作用。

　　第六，从影响趋势上看，SARS只是中国经济上升周期过程中的一个小浪花，而本次疫情则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周期的一次严重冲击。2003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高峰，同时也是刚刚加入WTO不久后受益于全球化红利的阶段，那时大部分产业处于新供给扩张期，一个单位有效供给能够创造N个有效需求，因此第二产业受到短暂冲击后大约3个月就恢复到了之前的正常水平，第三产业大约6个月后才恢复到SARS之前水平。2020年，中国已经是连续10年经济下行，在走过快速城镇化和快速工业化阶段后，全球化红利也在递减，大部分传统产业已经处于供给老化阶段，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1/N的有效需求，此时虽然冲击的时间取决于病毒肆虐的时间，但冲击后能否快速反弹，则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政策是否足够快、力度是否足够大，以及中国经济能否趁机加快供给结构转型升级。

　　精准预测为时尚早，出台应对政策刻不容缓

　　在疫情发展演化的关键假设不确定的情况下，对2020年经济增速做出精准预测还为时尚早。但是GDP增长小数点后一位数的回落背后其实可能是多少规模以下企业的破产和失业，因此定性研判疫情的影响方向，并提出控疫情、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实质性措施，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刻不容缓。

　　第一、千万不能因为舍不得短期经济利益而放松防控，长痛不如短痛

　　目前国务院已经下发了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3号的通知，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等地也明确了延长到2月9日的通知，其他各地假期结束和复工时间还有待根据疫情发展情况灵活调整。

　　此外，建议有条件的企业最好在病毒传播期间执行软性就业和弹性工作管理，能够在家工作的鼓励在家工作，并辅之以目标管理和关键绩效考核；实在不能按照弹性工作制在家工作的企业，各地应安排上下班时间错峰管理，短期工作重点应该是最大限度减少春节前开工后的病毒传染。

　　以上所有防控措施都是有短期经济代价的，由于部分中小民营企业短期受冲击比较大，因而可能对延长假期有不同意见，部分大企业也面临着用工短缺，劳动者长期闲置在家也有经济损失，对此可以通过减税降费等多方面给予适当的补偿，但是千万不能放松防控，造成疫情扩大或反复。对于任何企业而言，一旦因放松防控而造成员工被感染、被隔离，企业被迫全面停工，则损失更大！

　　第二，应尽快宣布降息、降准，稳定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疫情期间，企业生产受限而融资成本刚性，为了缓解疫情对企业经营情况的冲击，建议央行及时宣布降准、降息，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建议一年期存贷款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

　　此外，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都需要保持稳定，以防止“金融加速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建议取消或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以对冲股市的悲观情绪；降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第三，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创新办法，打开收支空间

　　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但为了打开财政收支空间，必须要解放思想，有创新办法。首先，特定时期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财政赤字率可上调至3%。其次，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非税收入，可以按照2019年或近三年的实际收入和盈利情况，要求所有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50%以上的盈利用来现金分红，考虑到近几年大量国企、上游资源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加强，通过执行上述政策，可打开财政收支空间；第三，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费力度，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使用税，降低疫情影响期间社保缴费比例、工业用电电费等相关费用；第四，扩大新型基础设施投入以稳增长，并结合疫情加大民生投入，如5G、物流基础建设、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分级诊疗等来增加就业。

　　第四，结构性政策以稳就业为重点

　　结构性政策应以稳就业为重点，并与供给结构转型升级方向一致。对直接受疫情冲击的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和服务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应重点扶持。

　　第五，加快市场化改革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释放新增长红利

　　加快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松对生产要素、某些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出台具体措施减少金融、土地和资源垄断部门的“超额报酬”，并通过转移支付、减税等措施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长期稳定增长。

　　最后，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十年回落，已从2010年一季度的近12%下滑到如今6%的边缘，站在这轮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经济下行期背后的原因，既有快速工业化后期、快速城镇化后期和全球化红利递减等需求侧的长期因素，也有三大要素红利、后发技术红利和改革红利递减等供给侧的长期因素，还有“供给结构老化”等新的周期性因素，以及在湖北等地区疫情应对中集中体现出来的部分体制性原因。此时及时出台综合性的疫情应对政策，既是提振各界信心、稳就业、保民生的必要举措，也是体现我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的重要战略时机。

　　如同每一次成功抵抗病毒之后人体会变得更强大一样，在经历过这次疫情冲击之后，相信中国的信息披露透明度、社会管理机制、公共卫生水平都会更上一个新台阶，现代物流、5G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医药、新金融科技、民用通航等新供给必将创造出更多新需求，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将更扎实，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将更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仍然会长期稳步提升！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