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周明：“逆全球化”下建设国际金融新体制的中国方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郭周明

　　上篇：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 当下面临哪些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呈现“逆全球化”抬头新趋势，国际金融治理结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国际信用机制已无法满足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投融资需要。

　　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郭周明认为，中国可主导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引领区域金融治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具体而言，中国需要秉承促进金融合作、提高国际地位、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目标和“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从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三个方面落实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为携手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实现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总体思路

　　在现有体系框架内，率先构建“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平台，既有助于改革区域金融治理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可持续方向发展，又有助于分享发展红利，使更多国家意识到国际金融治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重要性而言，一方面，由大国主导的“中心-外围”治理结构决定现有国际金融体制治理原则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导向，不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另一方面，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发展和投资合作的重要基础，需要设计和构建专业化与制度化的区域性金融体制，以促进区域内资本优化配置、保证地区经济和金融平稳发展，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因此，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必须形成兼顾区域匹配性与全球普适性的制度规则，制定合理目标体系和实施路径。

　　（一） 整体目标

　　“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建设需要遵循一定原则并设定合理目标。原则是指建设国际金融新体制需遵守的要求，目标是指体制建设达到的目的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国家和区域，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合作领域，为达成共识，统一各主体行动，消除矛盾，促进协调，客观上需要一个能够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接受，能够促进各国经济和福利增长的指导思想。在 2013 年 3 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对此进行了描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目标包括：第一，促进金融合作。改革当前国际金融体制，建设更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现实的国际金融新体制，首要任务是促进区域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第二，提高国际地位。新体制主要服务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的是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帮助其获得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有的权益。第三，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建设属于全球金融治理“增量”改革，将催化现有改革进程。明确设定上述目标具有规范效应，可稳定“一带一路”区域金融市场预期，吸引发达国家和大型国际金融机构投资，减少跨国金融合作不确定性。

　　（二） 实施原则

　　为成功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实现体制建设目标，必须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公平公正、合作共赢”四项原则。四项原则具有独特内涵，并与“一带一路”金融新体制建设目标内在统一与相互促进。第一，“开放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有保持高质量对外开放，才存在进一步合作与发展机会，进而在相互磨合、适应与学习中推进彼此发展；第二，“兼收并蓄”强调构建“一带一路”金融新体制必须进行总体设计，不仅要完善现有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也要反映金融监管理念和诉求，更要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阶段和特征，不能脱离各国社会现实；第三，“公平公正”要求“一带一路”金融体制必须维护正常区域金融合作秩序，塑造公平良性竞争环境，为各国或国际组织提供平等竞争机会，消除各主体在金融合作中出现的各种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第四，“合作共赢”旨在减少分歧，“一带一路”金融新体制需秉承唇齿相依、互利互惠、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理念，通过长期合作机制替代野蛮竞争与零和博弈，实现优势互补与互利共赢。

　　（三） 建设内容

　　“一带一路”金融新体制基本内容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机制。首先，筹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制度化组织。在此过程中，既要遵循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中具有全球普适性的规则，摒弃以发达国家利益为考量的治理规则，并兼顾“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实际，形成具有区域适应性的新秩序，制定合理可行的目标体系，从而推动形成“一带一路”国家间经贸金融合作制度化平台，甚至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力量。其次，完善国际货币体系。随着人民币、欧元、英镑等货币地位上升，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日益动摇，全球货币市场多元化凸显。在此过程中，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和地区，由于与中国的地域相近、文化相亲、经济往来密切，许多国家已将人民币作为“小美元”流通，甚至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因此，有必要完善区域间货币计价、支付和结算系统，增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影响力，逐步实现以人民币作为区域内公认结算货币的“一带一路”金融体制构想。第三，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不可分割，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放松金融监管现象，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和爆发金融危机可能性增加。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加强“一带一路”信用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增进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监督和管理力度。

　　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的中国方案

　　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重要成员，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进而推动平等开放合作新模式——“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的设计与落实。从长远来看，全球金融体制改革和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为了协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以耦合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仍　　需在国际金融领域持续求索。2014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中表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发生重大转变——从表达自身立场、谋求自身利益到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互利共赢。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快落实中国方案，把脉世界经济发展，基于上述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总体思路，本文从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三方面着手，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一） 创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组织

　　以私有化、自由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西方金融体制弊端明显，无法适应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此，中国可设计、创建新的区域金融合作组织，并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一方面，“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组织不仅能够作为区域经贸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为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提供制度化平台，协调各国货币金融政策，共同应对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金融风险与危机，而且能够作为“纽带”，协调和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其他国家、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关系，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组织为沿线国家提供政策咨询、工程建设、技术输出、企业管理等一揽子全方位、立体化、综合性服务，帮助沿线国家构建政府、产业和金融协同发展、互动互促的良性金融生态环境。事实上，除资金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需要一个集政府组织能力、社会的动员能力以及核心金融竞争力为一体的社会综合服务体制以支撑经济建设。中国不仅具有世界先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雄厚资金实力，还在利用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应妥善利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组织整合国内外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优势，形成政府、产业与金融协同发展、互动互促机制，推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完善与经济发展。

　　（二） 建立“一带一路”人民币结算体系

　　在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与交往中，出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目的，必须尽快形成统一、稳定、公认、信用高的贸易结算货币，这种货币必须符合沿线各国共同利益，并由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行信用担保。纵观各相关国家主权货币，唯有人民币符合要求。2016 年底，人民币正式加入 SDR （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截至 2018 年，全球超过 1900 家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新加坡、俄罗斯等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等国已用人民币代替美元为石油计价。大量事实证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这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长期、风险可控、可持续的流动性支持。同时，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建设和金融服务水平领跑区域，国内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因此，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一带一路”货币结算体系既存在可能性，也存在必要性。为此，中国应设计并发行丰富的人民币国际债券，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加快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推动沿线国家使用并将人民币作为其储备货币，在此基础上，深耕离岸人民币市场，完善人民币国际化产品体系，充实人民币海外计价结算、离岸投融资和国际外汇储备功能。此外，中国政府还应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货币互换机制，通过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搭建跨境支付结算和投融资渠道，开展多层次、多渠道货币流通合作，将人民币贷款、人民币基金、人民币债券等产品与沿线国家有机融合，进而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和资金融通提供支撑。但是，必须注意，目前人民币仍存在汇率形成机制僵化等缺陷，若置之不理，未来极可能影响并损害中国金融安全与稳定，冲击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健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也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的必要基础措施。

　　（三） 推动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发展，资金需求都非常庞大，仅靠债务融资无法填补现有资金缺口。因此，能否打破资金困局直接关系到各国合作共赢前景和“一带一路”各期目标实现。在金融运作中，资金来源可分为资本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其中资本性资金是债务性资金的信用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首先实现资本结构多元化，以资本性资金吸引债务性资金，推进形成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多元投融资“利益共同体”。具体来说，在“一带一路”项目运作中，中国应联合相关国家争取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投资入股形成股权相连的“‘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构建以资本融资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需发挥多种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协同作用。为此，在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过程中，应结合沿线国家当地情况和项目需求，设立证券、保险、租赁及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各类股权投资基金，并以所建设项目为基础，设计发行面向全球的公司债券、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保证融资来源多元化。此外，为确保资本性资金持续流入，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市场机制和交易机制，利用股权运转长期效应，推动“‘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 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一带一路”国际信用体系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征信体制不健全、社会信用文化缺失，缺乏私人票据、信用卡和社区金融等服务于个人和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应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征信技术，在缺乏财务报表、抵质押资产和信用记录情况下进行有效信用评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同时，互联网征信与电子商务、其他金融科技服务等数字经济业态相互促进，可同数字经济各业态形成闭环正反馈效应，极大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此外，区块链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可靠信用共识技术，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信用机制可以不依赖社会力量和资金支持，不依靠权威信用中介机构介入，将日常运营分布在每一个参与者身上自动完成，由参与者平等投票确定信息公信力，即使是系统设计者也无法干预。因此，区块链技术中性特征能较好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宗教冲突多、文化差异大的环境，未来中国可致力于创新互联网技术，构建技术中性的“一带一路”信用体系。

　　（五） 健全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血液，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承。“一带一路”区域金融稳定与安全不仅影响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也关乎这些国家经济稳定。为此，必须建立区域金融安全网，维护区域金融市场稳定。首先，应建立“一带一路”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在“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中，风控能力建设是根本，经受不住金融危机考验的金融体系难以被广泛接受，并且“一带一路”区域各类风险交错复杂，应对区域内各类风险进行有效分析、监测和预警，确保“一带一路”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其次，应建立区域金融监管体系。当前国别化、“碎片化”的金融监管模式愈发难以监控日益全球化、自由化的金融市场活动，也难以有效监管跨国金融机构。同时，各国利益诉求不尽相同，金融监管“囚徒困境”始终存在。因此，为健全“一带一路”宏观审慎金融管理机制，应加强对各金融参与者，特别是对系统重要性大型机构，进行跨部门、跨国家、跨司法管辖区监管，同时，加强对监管者及其监管行为的监督，减少监管缺位，消除监管套利。最后，应加强区域沟通与联系。这既包括“一带一路”区域内部各国家监管当局间协调，也包括“一带一路”区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沟通，通过加强交流扩大信息共享，实现政策协调、监管一致和处置互补，共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本文原发于《国际金融研究》，为《“逆全球化”下建设国际金融新体制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研究视角》（下篇），上篇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金融新体制 当下面临哪些挑战？》。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博士后，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中商智库执行理事长、《国际贸易》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商业周刊/中文版》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