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润和
“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人生的旅途来说，每一个匆匆的过客，都会有在站台驻足、眺望的时刻。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璀璨耀眼的关键时刻，是青春洋溢、船帆高挂的时刻。在我接触的两位老保险身上，似乎见证了他们在东车站的历史镜头，那是可以照亮他们一生的时刻，是他们人生伊始，怀抱初心的瞬间。”这是《1949，西交民巷108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诞生》一书的开篇。作为诗人的高星，如此展现1949年这个时间的拐点——新中国保险拉开的历史序幕。
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曾说：“自从传统的历史编纂学由西罗多德方面以来，它就一直坚信，历史本身是由一大堆有关个体和集体的活生生的故事构成的，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这些故事并利用叙事来重述它们，而叙事的真实性在于所讲故事与过去现实人物的经历之间的一致性。”其实，历史著作中的诗性叙事，并不是为吸引读者的一种修辞，而是再现历史实在的一种必然，历史故事的情节决定了历史分析的全面，只有想象力的叙事，才使历史话语的故事性与情节要素达到意义的统一。
《1949，西交民巷108号》一书，以饱满真挚的感情，丰满动人的细节、诗性叙事的方式，再现一种另类的保险历史，使历史人物和事件变得活泛灵动，如在眼前。高星叙述了新中国初期保险业的众多人物鲜为人知的经历，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保险业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穿插了作者细腻入微的心迹。顺着这些清晰的脉络，新中国保险业的机构沿革、业务拓进、重要会议和品牌宣传活动得以反映，保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转折和作用得以凸显。
时空坐标上的保险
《1949，西交民巷108号》的附标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诞生”，指定了公司诞生的特殊地点，以这个富有历史感或代表性的地名为圆心，散射出众多点位，多角度构建其作品轮廓，别出心裁而游刃有余。此类写法犹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某个时点为坐标，画出了与主题相关的领域。
1949年至1986年，国内仅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保险企业，人保的成长史等同于新中国早期保险业的发展史。但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新中国的保险业似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事实上，早在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挂牌成立，新中国的保险业从此启航，走上了历经坎坷而日益壮大的辉煌征程。这个历史的起点，就是西交民巷108号。
本书的“引言”起始，便显出了大开大合的苗头。作者站在保险先辈们伫立或走过的北京东火车站站台上，回望自己加盟人保情景，浮想联翩，忽远忽近地写出了与车站有关、与保险无关的名人往事。这段引言不惜笔墨描写车站，是为人民保险奠基者的出场营造气氛。
按一般史书的惯例，引言之后应该列举中国人由来已久的保险意识，诸如高星所说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或女娲补天等等。这些神话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施救行为，无疑是国人最早对风险的恐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防范手段。
在对保险历史的叙述中，高星通过人保公司几经变换的司徽设计牵出了保险发源的线索，出人意外而引人入胜。他从宋徽宗年间出使高丽的商船跳跃至14世纪中叶意大利商船签订的世界上第一张保险单，比较出“就在中国还在沉醉于这些虚头巴脑的时候，西方的第一张保险单已被一位老船长用鹅毛笔所书写了”。这是两种文化导致的结果，也是两种社会形态造出的局面。
保险的风从海上来，从西吹到东，从南吹到北，吹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帝国的铜墙铁壁，现代保险的光芒才算照耀到了昏睡难醒的古老大陆上。180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发起成立谏当保安行，签发保单和支付损失赔款。现代保险在中国出现，时间比电影传入中国早了整整100年，而电影的普及速度和广度，则像风樯阵马或雨后春笋，比保险快了不止一个世纪。这是高星在前三章里讲述的保险“大历史”，也是为读者交代新中国保险公司草创时的世界和域内背景。
人物是历史的核心
歌德称历史为“上帝的神秘作坊”。近200年间，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变，一些人和事改变着中国保险业的轨迹。
《1949，西交民巷108号》以保险业早期人物为核心，记录了保险“与国同行”的历程，为保险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人保公司的成立，处于时代大变迁的节点，其“诞生”看似平淡，但其“孕育”和“分娩”都有必然的“神秘”性。“孕育”漫长复杂，此前百余年的保险传承将汇于一炉，重新冶炼；来路不同的众多保险公司将被“利用、限制、改造”整编为一家，进而化私为公；催生保险业大变革的人员是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两支红色队伍，胸有抱负，行色匆匆。他们经过东车站进入西交民巷108号，工作性质由过去的对敌斗争转向为人民服务。一切仿佛在刹那之间转变，正如当年胡风的诗句“时间开始了！”
高星用七章的篇幅将不同时期、重要时刻的典型人物的经历揉成一团，提取关键时点，展示其一生的悲喜浮沉。基于他之前的《族谱的墨迹》等著作积累的大量资料，高星在众多保险人物里挑选了数十位翘楚，再现某一特定场景：南方的红色保险人出身地下党，学有所长甚或有留洋背景，在十里洋场上练出了过硬的业务技能，是开办保险公司不可或缺的人选。他们头戴礼帽，西装革履地出现在西交民巷人保公司办公室，和来自北方、刚刚穿过枪林弹雨的老八路组成了保险新军，踏上了新征途。“来自南北两大阵营的创业者，在出身、学识、经历、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难免存在差异。甚至，形成了吃大蒜的与喝咖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表象如此，并未影响他们献身新中国保险业的理想。南北兄弟的联手，合力促成了人保公司的奠基礼，使之在百废待兴的风云际会中快速投入运营。高星分析，此后若干年，南方红色保险人员的职务和受重用程度整体不如北方团队，其原因莫衷一是。但正是两支队伍的汇聚，支撑起了中国保险业的大厦。
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始者或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和战士，或是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潜伏者，各有个性和特长。在西交民巷，他们融合为一个攻坚克难的集体。高星称他们是燃灯者、爝火者，在人保的天空里点燃了熠熠夺目的繁星，照耀、点缀着保险业，极大地加速了中国保险业前进的车轮。不难看出，保险业第一个十年的高速发展，自上而下迅速进入城镇乡村，是第一代保险人用智慧与汗水写出的创业史诗。
司史写作的另类形态
《1949，西交民巷108号》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类著述。高星大胆采用有别于传统史志的叙事形式，让历史写作免于从一篇散文到另一篇散文的寡淡。书中再现的场景，也不限于文学，还囊括了科技、战争、文化．．．．．．
为了在观照中复原历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高星梳理、归纳了引用的史料，得到了当事人、相关人的采访口述或者档案材料，抽茧剥丝，以至历经曲折找到了一些在历次运动中失联的老干部的后代，其中不乏波折和辛苦。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言》中说：“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真实性，因为历史本身在那些非常时刻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须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诗人和戏剧家。” 高星对历史人物没有虚构，也无过多的评述或者论断，而是把对历史的思考消化在了叙述里，客观地展现了新中国保险业的历史面貌以及众多保险人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的心路历程，铺呈出波澜壮阔、世事跌宕的历史画卷。
如果将其所写的人物与事件串联起来，一部保险史的大致框架就见出了雏形。当然，司史写作并不仅仅于此，更多地涉及政治背景、经济形势和人际关系等等。好在高星对人保的企业文化、机构沿革、业务发展均有深度掌握，糅合为一体即可成为公司历史。高星在传统史书与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既不像约定俗成的史书记录那样刻板僵硬，也不是以文字渲染取胜吸睛。他舍弃了得心应手的诗歌语言系统，转而以平和的姿态讲述历史，幽默、机智、绘声绘色的桥段随处可见，历史的雪泥鸿爪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1949，西交民巷108号》看似由无数屑小的碎片组成，这些历史的吉光片羽，犹如金玉珠贝，拼接成了新中国保险业的珍贵记忆，在当下保险史著作中呈现了一种新鲜的面目和内涵。
《1949，西交民巷108号》 高星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9年12月第一版
(本文作者介绍：闻闻书香)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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