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邓智毅
20世纪末,国际社会形势云谲波诡,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在发挥正效能的同时,亦加剧了国际竞争。1997年,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游资,大肆做空亚洲各国汇率,亚洲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从泰国开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都对此进行了宽领域、多视角的研究,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其金融体系非常脆弱,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较高,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游资大进大出,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很容易导致内部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剧烈震荡。
回顾历史,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中塑造了“东方范本”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一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一直承诺和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成为危机中重要的稳定力量;另一方面在国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应对措施,有效防范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虽然如此,周边诸国的惨痛教训还是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警示。20世纪90年代,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经营效益差,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彼时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还没有成为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国有银行被迫不断向这些国有企业放贷,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据统计,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5%,一些国际投行的估测更高,并断定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上破产,整个金融体系相当脆弱。
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外科手术疗法”,即通过“好银行—坏银行”模式,将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到“坏银行”,让陷入危机的银行迅速脱离困境,成为“好银行”。国家于1999年相继设立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作为政策性机构,分别负责对口收购、管理和处置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一次性以账面价格承接约1.4万亿元不良贷款,从而快速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健康稳定的目的。
作为专门的逆周期管理工具和金融救助机构,国家赋予AMC的最初核心功能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充当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器”、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和金融危机的“救火队”。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作为四家AMC之一,其亮点和特点极为鲜明,通过不断努力,逐步形成了成功的“东方范本”。
一是万亿元级的不良资产收购量。中国东方成立后,分两批承接了中国银行大规模剥离的不良资产,其中政策类不良资产2773.13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1424.52亿元;2004年从中国信达收购其所持有的1289亿元建设银行可疑类贷款;2005年参加工商银行可疑类贷款招标会,成功竞得10个资产包,中标金额1212亿元;其后,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商业化收购了大量不良资产。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银行业不良资产已超过万亿元。
二是20年的专业和品牌积累。面对成立之初的制度不健全、市场不成熟、债权债务关系复杂、贷款资料缺失、无成功经验可借鉴等种种困难,中国东方殚精竭虑保全国有资产,减少损失,不断探索有效处置方式,努力加大处置力度,全力推进处置速度,逐步探索出一套科学有效的尽职调查技术和方法,建立了一套符合国情和实际的资产定价模型,培养了一支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的“保全国有资产、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企改革”三大历史使命,树立了东方专业品牌。
三是保全国有资产成果丰硕。2004年,财政部要求各资产管理公司在2006年全面完成政策性剥离债权资产的处置工作,并下达了回收率承包目标。经过不懈努力,截至2006年底,中国东方圆满完成了财政部下达的目标任务,累计回收现金327亿元,整体债权资产现金回收率达到13.87%,超出财政部考核目标1.6个百分点。截至目前,上述不良资产累计回收率达到20%左右,比财政部下达的12.27%的承包目标高出约7个百分点。此外,中国东方对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以及受托处置中国银行1400多亿元损失类贷款,处置回收率均完成了考核任务,有效保全了国有资产。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东方成立时由财政部注入100亿元资本金,到2018年末,公司净资产达到1271.08亿元,最大限度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是化解金融风险成绩斐然。中国东方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工作,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减轻包袱,顺利实现上市,三家银行在国际银行界排名大幅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肆虐全球,远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但中国金融业却“风景这边独好”。可以说,中国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军功章”里,也凝聚着资产管理公司的汗水和担当。中国东方还顺利完成了港澳国际(集团)的清理关闭工作,成功参与了闽发证券、庆泰信托、泛亚信托、外贸租赁、大业信托、中华保险、大连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风险救助,及时排除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重要风险点,有效防止风险的蔓延和恶化,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化解贡献了东方力量。
五是促进国企改革成效显著。在承接中国银行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的同时,中国东方承接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即对200多户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债转股工作帮助部分债转股企业从财务负担沉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实现了企业内部重组及资源优化配置,增强了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了企业盈利能力;同时推动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发展,促进企业改变单一的股权机构,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改革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实施债转股后,多数债转股企业扭亏为盈,一些还具备了上市条件,山东如意股份、中国铝业、株冶集团等多家债转股企业实现了A股或H股上市。中国东方还通过对债转股企业采取并购重组等方式,促进了国有经济和产业布局的结构调整,提高了国有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深化改革,紧紧围绕服务国民经济这一主线不断探索新的业务方向
根据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进程,截至目前,中国东方已经顺利完成了“改制—引战—上市”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基本建立了“全周期”“全工具”“全网络”“全价值链”的业务优势。当前中国东方正积极投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不良资产投资这个特殊机遇投资机会,多层次为“三去一降一补”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注重量的扩张,转为注重质的提高,增强金融供给的针对性、有效性。为更好地服务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AMC行业可以围绕“三去一降一补”核心任务,多层次介入特殊机遇投资机会,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推进市场出清,促进经济动能转换。
一是以金融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为重点助力提升金融供给质量。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变化轨迹也出现了新的特点。截至2018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4万亿元,不良资产及关注类贷款占信贷总额的5.05%。关注类贷款中将有一定比例向下迁徙,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压力持续加大。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证券、保险、租赁等,前期非标业务发展迅猛,不良资产增长也呈上升态势。由于资管新规的进一步落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表外不良资产回表和出清需求剧增。金融不良资产处置是AMC行业的老本行和看家本领,AMC通过收购金融不良资产,能够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迅速化解无效低效资产,增加信贷有效产能,腾出更多信贷空间,提高金融供给数量和质量,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血液。
二是以非金不良资产收购业务为重点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过去一段时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带来高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增加、风险加大、效益低下等问题,实体经济中积累了大量无效资产、问题企业和僵尸企业。AMC可以通过企业间不良资产的收购或重组,帮助实体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和发展困难,避免资源浪费,纠正资源错配,促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同时,AMC也要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AMC还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并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工作,重点围绕产业升级、国企改革、淘汰落后产能等市场需求,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帮助企业有效降低杠杆率,增强经营活力。
三是以实质性重组手段为重点纾困救助问题项目和危机企业。对于问题项目和危机企业,AMC可以协调各种资源要素,综合运用各种投行技术,统筹使用多种金融工具,为企业量身定制一揽子解决方案。通过“产业并购+金融”模式,发挥自身以并购重组为核心的投行化运作能力,延伸不良资产经营链条,帮助危困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重构新的经营模式,加速“僵尸企业”市场出清,为纾困实体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优化经济社会资源配置发挥积极作用。
可以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AMC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中的突出问题,在特殊机遇投资这座“资源库”里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苦练内功,遵循现代金融企业的治理规律提升核心竞争力
不良资产行业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行业。AMC的使命是化解风险,因此一定要首先防控自身的风险,实现规范稳健发展,练就过硬专业技能,才能持续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应该“硬”在哪里?AMC可采取以下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
要“硬”在使命担当上
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AMC行业能够立足主业主责,更好地发挥“经济血脉疏通器、金融风险稳定器、经济改革助推器和实体企业服务器”的功能作用。这个使命担当,可以说是AMC精神上的“钙”,忘记初心,弱化使命,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容易走弯路、走岔路、走错路,给个人、给企业、给行业、给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的同业机构已有过惨痛的教训。
要“硬”在能力建设上
一是处置模式要从“三打”转型升级为“三重”。在2018年7月举办的中国AMC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东方提出了不良资产处置新的方法论,即传统的“三打”处置模式——“打折、打包、打官司”已无法完全适应新时期的市场需求,亟须转型升级为“三重”模式,即“重组、重整、重构”模式,这种投行化的运作能力必将成为AMC的重要竞争优势。重组,即以债务重组优化企业财务结构,以资产重组优化企业资产结构,进而帮助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重整,即以法定重整程序帮助债权债务关系复杂的企业或机构解脱困境,实现债务出清,或良性退出,或轻装上阵,四大AMC历史上对风险金融机构的托管、清理或重组也属于这个范畴;重构,即以“股+债+并购重组+投行服务+咨询顾问”等多种方式,对企业的资金、资产、人才、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或外部引进,或构建新的法人主体,或构建新的经营模式,或构建新的产业链条,实现企业生产要素的再造和效率提升。
二是核心能力要从“三拍”过渡优化为“三创”。在新的方法论的基础上,还需要打造AMC的核心能力。AMC行业发展的早期摸索阶段,经验不足,手段不多:尽职调查靠“拍胸脯”,更多依据交易对手在酒桌饭桌上的豪言壮语;定价靠“拍脑袋”,就是说定价主要靠主观判断,没有精确估值;处置靠“拍数字”,有的不良资产一搁就是数年,不拆不分,不处不置,每年人为上调估值,人为作出盈利,做数字游戏。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AMC行业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必须持之以恒,专注品质,持续提升以下“三创”。其一,创建尽职调查能力。尽调不准、不全,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都会动摇后续环节的根基。需要我们按照尽调程序和标准,尽可能穷尽查证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全面进行法务、财务、商务尽调,多渠道交叉验证,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二,创建估值定价能力。估值是定价的一把“尺子”,是准确判断合理投资价值区间的主要参考依据。有的项目收购后导致二次不良,多为尽调、估值、定价能力不足所致。估值定价受多种因素影响,不仅要建立定量模型、运用历史数据,还要综合考虑标的资产所处行业和经济周期、债权抵押担保措施、法律环境、市场活跃度和处置策略等多种因素。其三,创建管理处置能力。在管理环节,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分类处置管理方案。在处置环节,要分类施策,积极嫁接各种平台资源,不断提升资产处置效率和处置水平。对确有增值运作价值的项目,要精心设计,运用多种组合工具,贯彻“三重”理念,努力挖掘潜在价值。
要“硬”在体制机制建设上
AMC要行稳致远,归根结底要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具体来讲,就是要从“三靠”转变为“三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AMC不太注意资产端与资金端的平衡,尤其是在政策性处置阶段,资金来源有稳定可靠的政策保障,存在“资金靠国家”的状况。在商业化阶段,AMC主要依靠市场化筹资,面临资金成本上升、市场波动加大、期限长短错配等诸多挑战,如何构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是各家AMC的当务之急。同时,AMC多年来的转型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而言,内生动力还不足不稳。有的年份好,有的年份差,往往一个项目就足以影响整个集团的利润,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盈亏基本靠年景。AMC,尤其是上市AMC,如何按照市场化要求构建一整套自我平衡发展的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是当务之急。此外,AMC由于行业特殊,道德风险的防范尤显重要。多年来,AMC的廉洁风险基本靠自律。自律是必要的,但仅靠自律是不够的。如何吸取行业教训,构建一整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拒腐防变长效机制,也是AMC的当务之急。从资金靠国家、盈亏靠年景、廉洁靠自律的“三靠”,转型到构建资负平衡体制、构建公司治理机制、构建拒腐防变机制的“三构”,是AMC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
综上,从“三打”到“三重”,体现的是方法论的升级;从“三拍”到“三创”,是核心竞争力的升华;从“三靠”到“三构”,则是AMC转型突破的必由之路。
展望未来,回归主业主责扎实推进战略转型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笔者的理解,如果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就要保障血管的畅通、血量的充足和血质的优良,这是肌体是否健康的标志。AMC行业作为金融这个血脉良性循环的守护神,要成为国民经济通脉活血的“华佗扁鹊”,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认为,应主要发挥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AMC行业是国民经济打通血脉的“疏通器”。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特征,运行一个时期,肌体中总会沉淀一些无效低效资产,金融血脉中也总会积累一些不良资产,防控不力,积少成多,就容易造成“血栓”或“梗阻”,轻则会形成小风险或个体风险,重则可能发展成为大危机或系统性风险,如同汽车里的机油一样,需要定期出清过滤。客观上需要AMC发挥逆周期调控作用,担当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疏通器”,我们要有这个战略自信,回归本源、坚守主业、强化担当,AMC就一定能彰显出真正强大的行业价值。
第二,AMC行业是国家金融风险防控的“稳定器”。过去一段时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金融风险日益显现,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随之成为当前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从成立之初,AMC即是化解国家金融风险的主力军,通过收购处置金融不良资产修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通过托管救助问题金融机构阻隔金融风险蔓延扩散。历史实践证明,AMC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金融市场重要的参与者,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
第三,AMC行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助推器”。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经济结构需要加快转型升级,产能过剩行业面临深度调整,僵尸企业面临市场出清,动能转换和历史累积的各种风险和问题需要化解。AMC可以综合运用投资投行手段,对问题项目或危机企业进行重组、重整或者重构,整合激活无效低效资产,实现企业重生与资产增值,也可参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金融资产救助和金融机构救助,紧扣“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积极主动支持和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觉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第四,AMC行业是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服务器”。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AMC行业可以依托自身连接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四大AMC,要充分发挥自身主业和平台公司“主业协同工具箱”作用,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的方式,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整合、产业布局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疏通器”和“稳定器”侧重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通脉活血”,“助推器”和“服务器”则更侧重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造血补血”,包括提高“血量”和提升“血质”。在国民经济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发展质量日趋提升的过程中,继续做大做强AMC行业,特别是巩固健全一支强大的AMC国家队,对于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调控体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筹协调、宏观调控,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AMC行业也必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立足功能定位,敢于担当作为,努力成为通脉活血的“华佗扁鹊”,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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