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危机的警示：不存在没有痛苦的去杠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高拓

　　而对欧盟而言，希腊危机的“被解决”还远不是西西弗斯的山顶：意大利拒收难民、西班牙“加独”难平、“欧猪五国”与德法的发展鸿沟越拉越大，此刻对希腊实行“大赦”，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2010年6月27日，南非世界杯1/8决赛，兰帕德一脚垫射，球砸横梁越过门线，但主裁未予理睬，一声仰天长啸过后，三狮军团溃不成军，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2018年6月27日，俄罗斯世界杯F组小组赛第三轮，金英权补时进球，边裁举旗示意越位，但主裁采用VAR技术确认进球有效，随后孙兴慜推空门再入一球，日耳曼战车轰然倒下。

　　8年了，德国门将还是诺伊尔，德国总理也还是默克尔，但近几年来，德国统治力的式微，却不仅是在球场上而已：

　　6月22日凌晨，欧元区19个成员国财政部长结束谈判，对希腊8年以来施行改革与财政紧缩政策的成果表示认可，决定在发放最后一笔150亿欧元贷款、免除部分债务的同时，将希腊还贷期限延长10年，并同意希腊在今年8月第三轮纾困计划到期后退出。至此，长达8年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正式画上句号。

　　而据法新社报道，谈判拖至凌晨的原因，正是希腊最大债主、德国在最后时刻的异议——巧合的是，原本掌控会场与球场的德国人，在谈判的6小时与比赛的6分钟“伤停补时”中，均无建树。

　　大西洋的那一边，是特朗普G7峰会的咄咄逼人和“汽车战”的剑拔弩张；地中海这一头，是右翼思潮的登堂入室与难民危机的四下扩散。腹背受敌的欧盟“盟主”德国，只能选择“攘外必先安内”：与法国人结盟，且放过希腊人。

　　谁能想到，旷日持久的希腊危机，竟藉由“欧盟危机”得到了解决？

　　希腊危机：前传——阿克琉斯之踵

　　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草签，希腊成为欧盟初始12国之一；1998年，欧元区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正式成立，欧元发行箭在弦上；然而，在1999年的欧元区创始11国中，希腊却未能占得一席。

　　根据《马约》，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占GDP比例也不得高于60%，彼时已经债台高筑的希腊，并不满足这两个条件，自然遭到无情拒绝。不甘落后的希腊人知耻而后勇，走上的却是一条“邪路”。

　　2001年，几近绝望的希腊找到了最擅长“金融创新”的高盛，后者通过设计货币掉期交易，实现了以极低利率与长达十年以上的还贷期限向希腊借贷10亿欧元，从而“瞒天过海“地抵消了希腊高企的公共债务，并将希腊的赤字率与公共债务率降到了《马约》红线以下。

　　而在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的同时，高盛也赚取了高达3亿美元的巨额佣金。

　　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在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的赤字率与公共债务率犹如脱缰野马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并对欧元区的整体赤字率与公共债务率形成了巨大拖累。《马约》规定的两条红线，也在该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欧元区国家的约束力，沦为一纸空文。

数据来源：Wind，创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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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讽刺的是，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之时，带头摇旗呐喊的正是以高盛为首的“知情投行”和以标普为代表、“见风使舵“的评级机构：通过暗中购买CDS（信用违约互换），全程坐拥信息优势的高盛在希腊崩溃时大发“国难财”，而标普等评级机构则充当了指认希腊“犯罪事实”的“目击证人”。

　　荷马史诗中，英雄阿克琉斯出生时就被母亲倒提浸泡于冥河中，获取了刀枪不入之力，但唯独其被母亲握住的脚后跟未能沐浴河水，悲剧的种子就此埋下——攻打特洛伊的过程中，一代战神所向披靡，却不慎因脚后跟中箭而轰然倒下，走向了自己的宿命。

　　笔者认为，看似固若金汤的欧盟，在诞生之时就背负了阿克琉斯式的宿命：

　　无论欧盟如何努力地限制成员国的标准，都不能改变欧盟内部只有“欧洲央行”而没有“欧洲政府”的事实。当经济向好时，各国勠力同心，政治立场与财政政策趋于一致，再加之欧央行在货币层面的统一调度，整体发展容易形成合力，欧盟的蛋糕得以迅速做大。

　　然而，当经济或政治环境遭受重大外部冲击，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与近几年来的难民潮出现时，各国因发展程度的不同，往往“大难临头各自飞”，即采取不同的政治立场与更为符合自身国情的财政政策。此时，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完全弥合各国之间的分歧，原本的合力将迅速演变为离心力。

　　2009年的希腊危机，如同今天的欧洲难民危机一样，都属于由外部冲击引发内部离心力的典例——欧盟的阿克琉斯之踵，因其缺乏中央政府而注定，而德国在轮番外部冲击下的力不从心，也足以证明柏林并非欧盟的华盛顿。

数据来源：Wind，创见研究院

　　希腊危机：高潮——米诺斯的迷宫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自2009年底希腊捅翻债务篓子后，由欧盟、欧央行与IMF组成的“三驾马车”在2010年与2012年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纾困，分别送出了1100亿与1300亿欧元的大礼包，代价是要求希腊“勒紧裤腰带”，并进行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已将高福利视作理所当然，且10%人口都是公务员的希腊，如何能够在短短几年内摆脱乌托邦的幻想？于是，后危机的5年间，希腊人一边领取“三驾马车”押来的救济粮，一边不失优雅地组织生产，不紧不慢地展开改革。在以降福利与私有化为主题的“由奢入简”基调下，希腊GDP持续负增长，非但迅速耗尽了两轮纾困，债务情况更出现进一步恶化。

数据来源：Wind，创见研究院

　　希腊神话中，由于杀死了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之子，雅典人惹来了天神宙斯之怒，为了平息城中瘟疫，雅典人必须每年选送7对童男童女去克里特岛，供奉关在米诺斯迷宫深处的半兽人米诺陶洛斯。当雅典第三次纳贡时，王子忒修斯自愿充当祭品，要与半牛半人的怪物一决雌雄，并立誓将瘟疫与活人供奉彻底平息。

　　经历了两轮纾困的希腊人，同样等来了他们的忒修斯——正值不惑之年的左翼政治家齐普拉斯。

　　2015年1月，齐普拉斯首次当选希腊总理时，就许下诺言：希腊债务危机一天不终结，他就一天不打领带。

　　齐普拉斯的主张很简单，那就是反对紧缩，要求勾销债务，并威逼退出欧元区，以求“恢复希腊的尊严”——作为激进左翼政党领导人的齐普拉斯，决心以最右翼的方式让欧盟感到胆寒。

　　2015年6月28日凌晨，希腊议会决定把“三驾马车”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协议草案交全民公决。同时，齐普拉斯决定在全希腊实施资本管制，ATM机每日取款上限被设定为60欧元。

　　7月5日，希腊举行全民公投。这一次，“同仇敌忾”的希腊人民选择了说“不”。

　　正当整个欧盟因此乱成一锅粥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齐普拉斯在7月10日迅速向欧元区债权人提交了一项新方案，通过承诺养老金改革与加税，来换取债务减记以及新一轮纾困款。

　　8月14日，希腊议会正式批准了来自“三驾马车”的第三轮纾困。正是这笔850亿欧元的三年期纾困款，帮助希腊撑到了今天。

　　齐普拉斯本人在随后的8月20日宣布提前大选，刚刚遭遇赤裸裸背叛的希腊的选民们，竟奇迹般地原谅了他。

　　“齐普拉斯向希腊承诺了一个不需要牺牲的人间天堂，似乎他能通过某种神奇的方式使国家重振繁荣，就好像他是哈利·波特。”齐普拉斯的政治对手对他曾如此评价道。

　　而这位年轻的魔法师，如同神话中的忒修斯一般，用左右摇摆的“欧洲步”，带领希腊人民走出了深陷的债务迷宫，彷佛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魔法。

　　希腊危机：终章——特洛伊木马

　　2016年6月，英国退欧，举世哗然。不同于希腊人的因势利导，耿直的英国人说到做到，漫漫退欧路就此开启，欧盟的新一轮考验来临。

　　巧合的是，以英国退欧为节点，欧元区迎来了迅速复苏，原本就在荣枯线50左右企稳的经济领先指标PMI开始大幅上行，显示欧元区经济不断扩张。

数据来源：Wind，创见研究院

　　然而，民粹主义的幽灵并未就此停下脚步，2016年11月，一位毫无执政经验的商人战胜前任国务卿拿下美国大选。至此，欧洲大陆的西面已全面沦陷。

　　与此同时，以“阿拉伯之春”为导火索的难民潮愈演愈烈，与中东在地缘上最为接壤的南欧地区成为了难民们的第一选择，欧盟不得不制定难民分配方案以分散难民潮压力。而从2015年底的巴黎，到2016年初的布鲁塞尔，再到2016年底的柏林，恐袭活动的中枢逐渐北移，直插欧盟腹地，沿途播撒的右翼思潮已开始从内部瓦解欧盟的共同价值观。

　　直到2017年5月马克龙在法国大选中击败极右翼勒庞，同年9月默克尔艰难取得连任，欧盟才从民粹主义的裹挟中暂时抽身。

　　但好景不长，2018年以来，特朗普先是对欧盟的钢铝发难，之后更是用“让纽约大街上看不到奔驰宝马”点名威胁德国；而在欧盟内部，如今已有超过十国政府由右翼政党当政或联合执政；地处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更是出现了类似2009年希腊的危机苗头——名为民粹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已经从大西洋与地中海彼岸，推进了欧盟的城池。

　　而在第三轮纾困款的驰援与欧洲经济整体复苏的大背景下，2018年上半年，希腊悄然成为了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快的成员国之一。

　　2018年6月，恰逢希腊纾困款三年行将到期，从未如此焦头烂额的德国与从未如此需要团结的欧盟，最终选择了放希腊人一马。

　　今年第一季度失业率仍高达21.2%，公共债务率仍接近180%的希腊，迫不及待地为长达8年的债务危机宣告了终章。

数据来源：Wind，创见研究院

　　希腊危机：后记——西西弗斯之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戏剧性收场的希腊危机三部曲，无论对正处于去杠杆关键时期的中国，还是对如今内外交困的欧盟来说，均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曾经说过，去杠杆有四种主要方法，分别是：1）债务减免2）支出紧缩3）财富转移4）债务货币化，良性的去杠杆在四种方法间取得平衡，糟糕的去杠杆则顾此失彼。笔者认为，本轮希腊债务危机的始末，贯穿的正是对这四种方法长达8年的实践。

　　危机爆发的前五年，以欧盟为首的国际债权人对希腊实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边发放两轮纾困款，一边敦促希腊人勒紧裤腰带、厉行财政紧缩与资产变卖。期间，“三驾马车”对债务减免坚决免谈之余，“铁面无私”的欧央行还在危机加剧的2011年毅然加息——去杠杆的法1、4与法2、3相互打架，结果是已经习惯了“坐吃山空”的希腊人民苦不堪言，只能一边挥霍着纾困款，一边哀嚎着债务减免，两轮纾困迅速耗尽，希腊杠杆不降反升。

　　2015年，“服软”的欧央行开始全面量化宽松（QE）政策，希腊人民在齐普拉斯的领导下发出了“破罐破摔”的怒吼，在希腊通过公投退出欧元区的实际威胁下，“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o fail）的剧本再度上演：欧盟方面立即表示“有话好好说”，货币开闸放水之余，对债务延期的态度亦有所软化，“得了便宜”的希腊人民终于开始节省开支，与国际债权人形成合力，这才有了来之不易的第三轮纾困与三年后的警报解除。

　　笔者认为，正处于去杠杆关键阶段的我国，可以从希腊危机三部曲中汲取三点经验：

　　1． 欧盟没有中央政府的硬伤，才导致了国际债权人与希腊长达五年的“各自为战”。因此，在我国去杠杆深入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动性，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框架充分结合，长期要坚定去杠杆的决心，短期也应适当注入流动性。

　　2．“不存在没有痛苦的去杠杆”，但也不能忽略人民感受。在前五年“糟糕的去杠杆”过程中，希腊人民的呼声没有被听到，其生活质量的急剧降低使得“紧缩去杠杆”遭遇强烈抵触，而直到齐普拉斯对紧缩“宣战”，欧盟才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在我国去杠杆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将带来部分行业的不景气与部分资产价格的下降，如何把握节奏、“减少痛苦”，决定了去杠杆的可持续性。

　　3．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固然有英国退欧与美国叩关的外因，但更关键的是欧洲整体经济由2015年以来的复苏——去杠杆不应只是“节流”，保持增长韧性，寻找更多增长点的“开源”也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国在去杠杆过程中立足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才是硬道理”。

　　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被众神惩罚推巨石上山顶，而每当西西弗斯就要抵达山顶之时，巨石都不可避免的滚落，西西弗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

　　而对欧盟而言，希腊危机的“被解决”还远不是西西弗斯的山顶：意大利拒收难民、西班牙“加独”难平、“欧猪五国”与德法的发展鸿沟越拉越大，此刻对希腊实行“大赦”，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由于天生缺少中央政府，加之老大德国在腹背受敌下逐渐式微，欧盟已经进入了类西西弗斯式的循环。希腊之后，意大利、葡萄牙与西班牙随时可能成为下一块滚落的巨石——若不能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与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希腊三部曲将只是逗号，欧盟危机还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介绍：淳石资本研究部负责人，创见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