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犁：中美贸易冲突根源不在贸易而在情绪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甘犁

　　特朗普所代表的阶层本身的最重要诉求，不是可以合作共赢的经济利益，而是强烈的反全球化、反多元化的负面情绪宣泄。

甘犁：中美贸易冲突根源不在贸易而在情绪

　　近期，美国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由，威胁要对中国600亿美元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此引起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也激起中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强烈愤怒。4月2日，中国宣布对原产美国的128项商品加征15%或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与矛盾的根源在哪里？贸易冲突还将持续多久？为改善现状，中国在哪些方面可有所作为？

　　冲突根源：美国反全球化逆风正劲

　　自特朗普上任后，中美贸易冲突就不断扩大。2017年，美国先是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后又就知识产权保护启动 “特殊301调查”。2018年伊始，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国就进口钢铁、进口铝征收高关税；最近，特朗普又准备对约600亿美元的中国10大产业贸易品征收高关税，中美贸易冲突由此升级。究其背后原因，表面来看，一是进口中国产品造成美国就业岗位丢失；二是中美双边贸易出现巨额失衡；三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然而，问题本质并非如此。

　　如果仅仅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美国只需通过谈判让中国做出一些让步，双方就能够通过做大蛋糕而共赢。但现实情况是，特朗普频频向全球市场释放大打贸易战的紧张情绪，特别是针对中国，挑起冲突。显然，特朗普的政治考量远高于经济利益。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冲突不是贸易本身所致，而是美国反全球化、反多元化浪潮的进一步蔓延。

　　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日俱增，中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日趋扩大。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实质上是美国反全球化、反多元化逆风正劲的再一次证明，是美国国内政治风向在贸易方面的延伸。2016年美国大选中，“穷白阶层”是特朗普的最重要支持力量。

　　他们拥有先天的优越感，但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在过去二十年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国内多元化的过程中却每况愈下，使他们陷入到一种沮丧和愤懑的情绪中。特朗普那些“把美国人的工作从别人手里抢回来”等颇有民粹主义观点的言论代表了这批人心底强烈的反全球化和反多元化声音。在特朗普时代，他们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终于开始得到释放。

　　在特朗普执政一年半以来，其减税政策的真正受益者是企业和富人阶层，并未给“穷白阶层”在经济上带来任何切实利益，特朗普个人过去和现在的种种言行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受道德争议最多的总统。即便如此，支持他的“穷白阶层”仍然对这位总统保持很高且稳定的支持率。特别是在他今年提高钢铝关税和挑起中美贸易冲突以后，对他的支持率反而有较大幅度提升，甚至创下过去一年新高。

　　由此可见，特朗普所代表的阶层本身的最重要诉求，不是可以合作共赢的经济利益，而是强烈的反全球化、反多元化的负面情绪宣泄。前段时间，特朗普政府主张全球化的首席经济顾问因不能阻止特朗普单方面提高关税而辞职，相对温和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先后遭解雇，强硬的蓬佩奥和博尔顿相继被提名继任。

　　可以预见，在特朗普任期的后面两年半时间内，中美之间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或其它冲突，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即使如各界预期特朗普两年半后不能连任，但美国一定会出现新的政治投机分子继续迎合、引导甚至煽动国内的反全球化、反多元化等负面情绪。有理由相信，中美贸易冲突不可避免甚至长期存在。即使这次冲突得到解决，中美之间还会有下次、再下次的贸易或其它冲突，中国要有长期应对的准备。

　　应对之策：对外贸易多元化与扩大内需

　　特朗普挑起贸易冲突，中国应如何应对？

　　核心还是谈，不是战。针对中美关系，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比喻中美是“命定的夫妻”，只能是对手和伙伴，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必要的对等反击手段应该有，目的是为了让对方认识到贸易战对于双方都有害。4月2日中国决定对128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税，就是一种必要的反击手段。

　　中国要充分认识到，“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贸易对抗很难让特朗普妥协，反而更有可能加剧冲突，因为他最根本的诉求不是贸易，而是帮助支持者宣泄负面情绪。对中国而言，过去20年的贸易顺差确实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极大利好；今后20年，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通过进一步打开我们市场来回应这场贸易挑衅。

　　2001年加入WTO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功绩不仅仅是极大地扩大了国际贸易，更重要地是通过有序地打开我们的市场，倒逼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为中国经济近20年的超高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的中国经济更加强大，更有能力抵抗风险。进一步开放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最终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其次，坚持对外贸易多元化，建立全球贸易新格局。实际上，特朗普所引领的美国至上的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国广受争议，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受到挑战，全球贸易开始呈现一些新格局。2017年12月，欧盟与日本签署协定，日本同意降低针对欧盟奶酪和葡萄酒等农产品的壁垒，以此换取欧盟在7年内取消对日本进口乘用车课征的10%关税。

　　这份核心内容被称为“奶酪换汽车”的交易，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言为21世纪经济秩序的模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不管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还是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其他协定，我们都将看到更多将主宰全球贸易70余年的美国排除在外的贸易协定。随着美国兴起反全球化的浪潮，欧亚各国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浪潮，但尚未形成主流。各国政府和主流老百姓仍然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应当将对外交流的重心从美国转向欧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真正做到互惠互利，尽可能不让反全球化浪潮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

　　第三，扩大内需作为强国之策。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光靠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绝不是长久之计。靠人不如靠己，应该把扩大内需变成根本的强国之策。而内需扩大，对国际贸易的依赖自然也会减小。如何进一步扩大内需，具体而言有以下措施：

　　1、促进消费升级。为满足相对富裕家庭的改善性需求，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消费升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消费者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比例明显上升了3.1百分点，从2013年的29.8%，上升到2017年的32.9%，而在食品和衣物等方面的消费比例则下降了2.9个百分点，反映出强烈的消费升级需求。消费升级需求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向欧日等开放市场，引进高端消费品，同时提升我们国家消费品的品牌和质量。

　　2、大幅提高“转移支付”的比例和力度。中国消费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太低。我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当年的收入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这些家庭主要集中在贫穷阶层。他们有强大的消费意愿但无钱消费。“现金贷”在中国的超高速增长是这种需求的具体体现。我国目前对贫穷家庭的直接转移支付力度不及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50%，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转型。

　　当前正在大力开展的脱贫，既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对提升消费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和贫困人口的比例都很低，即使全部脱贫，也不会对中国的宏观消费储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2020年全部脱贫以后，中国还会长期面临贫穷和“奔小康”的问题。扶贫政策要多为贫困人口提供直接致富的方式，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满足他们的消费心愿，解决他们想消费而不能消费的困难。

　　国与国之间始终会存在体制、传统与文化的冲突，唯有经济利益才是永恒，才能共赢，也只有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世界才会持续稳定发展，符合绝大数人的利益。美国现在不愿意承担起引领世界的角色，这是中国的机会，更是大国的责任。中国现在有能力承担起这样一个引领世界稳定发展的角色。

　　(本文作者介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