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转向重新得到关注。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南方各经济体中地位突出，是近年来通过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引领全球南方经济体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引擎。伴随着全球南方区域内金融、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深化，同跨国基础设施投资、主权债务融资等相关的信用评级业务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通过依托现有金砖国家合作框架设立成员国内部的主权信用评级信息和方法共享机制，有助于我国本土评级机构在全球评级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市场空间。
一、全球南方成为全球经济的聚焦，反映了全球经济区域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经济全球化多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改变自身发展滞后的局面，全球南方的兴起反映了众多发展中国家要求重构国际发展格局的诉求。
（一）全球南方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上可以从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的维度来考察，后者是划分的决定要素。全球南方概念的出现追溯起来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全球南方概念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74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按照这一划分，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冷战后期，随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腾飞，原来作为第三世界划分的关键标签“贫穷”就难以涵盖原来成员国家的特征，尤其是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的对外开放，也使得第三世界一词无法准确描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现状，此后第三世界的标签开始逐渐被“南方”一词所取代。
从分布上看，全球南方的划分并不是单纯按照地理位置划分，而更多蕴含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在内，事实上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地理上位于北半球。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划分，全球南方涉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和大洋洲（不包括澳洲和新西兰）的国家； 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属于全球北方。上世纪80年代，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的《勃兰特报告》中，提出一条将世界划分南、北方的“勃兰特线”（Brandt Line），将北纬30度线视为对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地理划分。该线经过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地中海和中亚，之后向北穿过中国和蒙古国的北方边界，再向南绕过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由于发展中国家多在该线以南，报告用“南方国家”指代发展中国家。
从经济上看，全球南方国家大部分都有被侵略或殖民的历史经历，普遍存在人均国民收入低、经济严重依赖初级部门、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差等现实特征。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南北合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新财富聚集，而其利益却没有全球化”，这是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在《勃兰特报告》发布20周年之际发表在回顾报告里的一个重要观点，报告强调“勃兰特报告的复兴”，通过重新引入勃兰特委员会对可持续全球经济的愿景来减少南方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在《勃兰特报告》发表40年后，有学者从全球南方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相对收入排名）和对国际秩序的程度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勃兰特线“基本上完好无损”，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南方国家的经济多样性的一些增加而已，但是这“不会削弱勃兰特线所描绘的南北差距”。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几十年中，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整体上的发展差距并没有出现显著性改变，这也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寻求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诉求的现实基础。
（三）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全球南方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比重的不断提升，构成了全球南方要求重构国际经济秩序的经济基础。全球南方国家经济近年来进步显著，尤其是金砖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995年七国集团（G7）占全球GDP的46%，金砖国家只占17%。1995-2020年，G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高于金砖国家。到了2022年金砖国家GDP首次超过了G7。另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给出的预测，2023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32.1%，超过G7的29.9%。到2028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35%，G7则进一步降至27.8%。报告进一步预测，到2028年中国在全球GDP增长中所占的份额预计为22.6%，印度为12.9%。到203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依次是中国、印度、美国和印尼，其中的三个将来自全球南方经济体。
根据IMF2022年的数据，金砖国家组织扩容后11国人口占到了全球的46.1%，接近一半，GDP总量占到了30%，这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南方国家组织，在全球事务中更加举足轻重。相比，G7人口不到10%，但GDP总量依然占全球的44%，大于金砖国家。从发展的趋势上看，金砖11国的经济总量超过G7只是时间的问题。
二、国内评级行业在全球南方新格局下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在全球南方经济体对重构国际治理体系呼声日隆的环境下，国内评级行业在跨境基础设施投融资、绿色发展标准制定和重塑国际主权评级体系等领域有所作为。
全球南方体系成为热点，反映现存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进而促进后者寻求新的替代。从发展进程上看，冷战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取向进行设计的，治理规则制定权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对全球南方的多样化背景和需求考虑不足。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优势分散于不同的功能领域，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提升难以转化为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加之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和经验相对薄弱，在全球决策机制中的参与度较低，限制了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作为全球化实现较为充分的国际评级体系，从历史发展的实践看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评级需求。在2022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会议上，中央也明确提出了“要拓展金砖国家跨境支付、信用评级合作，提升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因而在更广泛的全球南方语境下，我国本土信用评级行业在国际拓展和国际合作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一带一路”开创全球南方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跨区域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以及与之相伴的投融资方面的巨大需求，为国内评级行业走出去提供了较好的平台。截至2023年6月，我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大部分是同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在投资方面，依照今年10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2013年到2022年，我国与共建国家的累计双向投资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对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我国还与共建国家合作建设了一系列的经贸合作区，截至2022年底累计投资已经超过600亿美元。同时，共建国家也积极投资中国，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十年来累计对华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在华新设的企业接近6.7万家。
从投融资的模式看，“一带一路”投融资模式兼容了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以及创新模式等三大类至少15种模式。政府主导型的投融资模式至少包括传统援助型、资源财政担保型、开发性金融型、国家战略对接衍生型和多边投融资平台型等5种；市场主导型的投融资模式至少包括公私合营型（PPP）、股权合作型、工程总承包融资型（F+EPC）、银团贷款型、债券融资型等5种；创新投融资模式包括融资租赁、绿色投融资、第三方市场联合型、独立投资组织公司型和集群式合作型等多种类型。丰富的投融资模式和产品类型，为国内评级行业参与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经济合作框架提供了契机。
（二）全球南方经济体绿色可持续发展标准的话语权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为国内评级行业参与国际绿色发展融资等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提供了机遇。在与评级相关的国际标准中，发达国家以其自身发展阶段为基础所指定的面向全球的标准，有可能会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以绿色发展和减少碳排放为例，从发展宗旨上是全球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但从标准发展的阶段来看，很多标准对全球南方经济体成员而言，这些标准的执行脱离了这些经济体实际的发展阶段和水平，严格执行标准在现阶段反而会削弱这些地区的发展动能。比如欧盟对进口产品提出征收碳关税，并在2022年9月份通过了禁止进口同森林破坏相关的“脏产品”（Dirty Commodities）的法案，按照法案，大豆、牛肉、棕榈油和咖啡等14种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应当提供同森林破坏无关的相关证明。尽管发达国家希望把不符合环境标准和不符合碳排放标准的产品逐出市场的初衷是促进绿色发展，但这些措施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产品形成了事实上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同一般的贸易壁垒相比，占据了更高的道德制高点，对于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市场非常有利。同时由于国外有关标准和合格认证的信息十分复杂，往往使出口国难以掌握和应对，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判断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标准是否科学合理。以能源行业为例，由于目前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绿色标准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状况，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传统能源并且新能源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激进的能源转型将给其发展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在没有合适替代选择的情况下，放弃传统能源无疑将直接损害其发展权。
事实上，在环保、贸易和投融资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方面，发达国家未来会更加广泛地通过高标准“壁垒”作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发展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手段，因此制定以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为基础的绿色发展标准，对于全球南方经济体的经济过渡转型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三）“经济合作区域化”同“评级体系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南方的发展要求对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家主权评级体系进行重新审视。由于发展阶段的历史因素，当前国际主流的国家主权评级体系的架构是建立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之上的产物，直接套用在发展中国家对后者而言是不适宜且不公平的。从国际评级实践的历史看，现有国际评级体系架构下全球南方大部分经济体的主权信用水平往往被低估，给这些国家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负面影响。此外，现行主流的国际评级体系下，一个通行的规则是一国债券发行主体的评级级别不应高于该国的主权评级级别，即所谓主权评级的“天花板效应”，主权评级级别对一国企业和机构等融资主体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了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在经济全球化向区域化合作转向的当下，构建符合全球南方发展与合作要求的新型国际主权评级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也符合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追求多极化的评级需求。
从实际的操作上，可以以金砖国家的评级合作为起点，在金砖国家合作框架体系内设立信用评级的合作机制，建立起金砖国家内部的以各国主权信息共享基础上的新型主权评级体系，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球南方区域内其他国家进行推广。以大公国际为代表的国内评级机构，在主权评级领域经过多年耕耘，积累了丰富的国别主权数据，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评级体系架构。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大背景为我国评级机构的扬帆出海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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