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伊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于2月13日发布。意见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出发，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重大部署。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发布针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号文件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惯例，但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此次一号文件的出台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一个时期的城乡发展格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人口流动方向等趋势。同时，围绕“三农”而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为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例如，金融机构围绕农业发展、农村改造和农民增收而发行的“三农”专项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亦将迎来新一轮机遇期。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发展议题，进入21世纪后中央一号文件已成为“三农”问题的专属文件，凸显除“三农”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从“三农”的表述上看，在农业、农村、农民三个并列的概念中，核心是农民。农业是农民生存所从事的行业，而农村则关系到农民的居住和生活，两者都是农民生存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上讲求“安居乐业”，对广大农民而言，“居”就是农村问题，而“业”就是农业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议题中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围绕农民的“三位一体”的问题。不难看出，如果抓住了农民增收这一关键，则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纲。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专属文件。从历史脉络看，不同发展阶段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1982~1987年，“一号文件”的政策重心聚焦于农村生产制度的改革，旨在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4年以后，“一号文件”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主要症结为切入点，采取了取消农业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推动农业现代化及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等措施，农民收入因此不断改善。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战阶段，同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时期，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一号文件”在发展农业经济、提高财政补贴、精准扶贫和农村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均有所侧重，为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条件。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三农”领域存在的核心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规划。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维度在9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即（1）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产保供、（2）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4）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5）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6）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7）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8）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9）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其中，前4项内容同农业产业的发展相关，（5）和（6）两项着眼于农民增收，第（7）项同农村建设相关，最后两项则体现在战略实施的保障上。
在“三农”战略实施层面，“一号文件”也设计了较为详细的实践路径。综合来说，就是围绕粮食保障和农民增收，将“三农”作为下一步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引擎。
首先，“一号文件”将粮食保障摆在了第一的位置上，体现出中央对于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这是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粮食市场的影响相呼应的，同时也是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统一。从发展阶段上看，农业目前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一直以来，我国民间就有“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深刻认知，反映出粮食安全在民众中的重要地位。党中央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也高度重视，提出了“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的重要论断。
其次，“一号文件”将农业产业升级和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作为拉动经济新的增长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愈来愈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乡村地区逐步呈现日益凋敝的景象，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匮乏、农业产业链条短等问题成为制约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不但限制了农村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有悖于“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一号文件”关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以及科技和装备支撑的政策措施，为农业产业升级提供了硬件保障，而关于“农业深加工和特色农业产业链条延伸”的相关要求，不但有望提升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将助推农民就业和增收。
围绕“三农”发展的金融和评估服务领域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为实现“一号文件”中关于“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要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副产品深加工以及新业态和县域产业园区建设等领域做出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同时在项目可行性评价等方面也为评估机构提供了巨大的衍生需求。“一号文件”的政策保障部分明确提出，健全政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联动机制，鼓励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统一按规定由市场主体实施，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农业农村。
为加大对“三农”领域信贷支持力度，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原中国银监会曾在2013年9月发布《商业银行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有关事项的通知》。其后，随着2014年10月苏州银行获批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三农”专项金融债的发行序幕拉开。从当前专项金融债金融机构的发行主体看，以中小银行为主。预期未来随着“一号文件”的落实，针对“三农”的专项金融债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相关债券评级需求也会随之增加。
关于未来我国“三农”问题的几个趋势判断。一是农业经营由当前个体经营模式向集约化经营模式的转变。我国农业土地经营通过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改，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体化和国有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农民土地经营的积极性，解决了“大锅饭”时期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但从现状看，分割的小块儿土地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已不相适应，土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阻碍了农业规模化高效经营的发展，同时城镇化的推进客观上导致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劳动力结构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上，都需要对目前分散个体化的农地经营模式做出转变和调整。
二是农村城镇化将逐步由以往的向大城市转移转向县域和小城市的区域化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尤其是在21世纪前20年，我国城镇化进入最快发展时期，其中的2010~2019年间每年新增城镇化人口超过2，000万人。随着人口的快速涌入，大城市病不断恶化，而新冠疫情的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人口的增加。未来，随着产业的转移和农民本地就业的增加，以及本次“一号文件”关于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的不断落实，未来人口的转移将呈现以县域和小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型发展特征，我国未来人口分布和迁移的总体趋势将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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