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二元体制改革与增长数理分析逻辑过程及其结果

　　来源：天勇谈经济

　　《二元体制转轨数理经济分析的一个逻辑思路》之七

　　原载于《财经问题研究》录用首发《中国知网》2021年2月9日

　　周天勇   

　　与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瞬时转轨不一样的是，中国进行了长达40余年渐近式的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还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长周期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并存，开始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释放，中间是二元计划与市场体制胶着，最后是二元计划与市场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这是一个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过程特征。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断来自于间歇性地出台大力度改革开放，形成经济高速繁荣增长的周期。毫无疑问，这已经被1980—1985年、1991—1995年和2001—2007年三次农村土地承包、个体私营、加入WTO等大力度改革开放启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周期所证明。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二战后实行计划、国有、单纯按劳动要素贡献分配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有这种体制因素程度较高的国家，20世纪70和80年代间，纷纷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就是因为这种体制下，劳动力和生产主体积极性很低，效率较差；资源不能优化配置，闲置浪费低利用现象很普遍。最后，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体制，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家和阵营间竞争中失利。

　　作为一个长周期二元体制胶着的国家，其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或者经济增长的潜能，是继续来自于进一步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改革，还是源于其他的因素？这的确在方法上，需要一个如下的适应研究客观对象的逻辑分析框架和过程。

　　首先，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之间，存在着各方面的扭曲。这些扭曲的表达，就是一系列的市场竞争场景下的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场景下的差距值：（1）竞争性民营企业得到的信贷资本利息率是8%，垄断性国有企业得到的利率是4.5%。（2）同样发展阶段中，人口城市化在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调节场景下，中国2019年应当是75%，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应当是12%，而中国目前却分别是人口44.3%（户籍）和60%（常住），农业就业是25%；劳动力要素价格随着市场竞争场景下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业就业劳动力者收入、外出农民工工资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应当是逐步接近，但在中国三者则是逐步地拉大。（3）土地要素由地方行政性垄断市场出让的价格2020年为220/亩元左右，而农村的土地因为禁止交易价格为零。

　　其次，虽然一些非竞争性的要素配置体制扭曲，但产品在竞争性市场化出售条件下，可以通过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予以纠正；但是，大量的二元体制形成的扭曲是不可纠正的：如由于户籍管制、子女不能随农民工获得城镇教育、城镇居住成本太高、土地不能交易粘性等原因，外出务工劳动力青出老归，不能市民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很大一部分要自我低效率利用和浪费性配置；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因计划、规划、用途管制、指标分配、违规拆除等体制，不能由经济主体加以纠正。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有一系列的标准，从反实事法观察，转轨国家对照标准存在着“应该有多少，但是没有那么多；不应该有那么多，但是多得多；应该有，但是没有；不应该有，但是有”等相关指标的差距值，这为体制性扭曲剩余额的计量提供了思路。

　　再次，二元计划与市场体制扭曲不可纠正的场景中，存在着大量闲置低利用的要素和其他资源。我们称之为体制扭曲性剩余。可以通过各种标准值与差距值、要素影子价格、投入产出法等倒算各种要素的剩余数量。农村中有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有大规模的青出中老年归剩余劳动力，虽然其劳动和本地务工收入比城镇务工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低得多，却因体制阻挡而失去了向城镇转移的动力。城镇国有行政事业企业单位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辞退的冗员。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的机器设备和生产线。农村中存在着巨额的撂荒和糊弄种植的耕地，闲置破败的宅地，及其闲置低利用的其他建设用地；而在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闲置低利用土地。也就是说，虽然产品销售已经市场化改革，但投入配置体制扭曲的不可纠正部分，仍然会造成大量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即需要有一个可以用于计量分析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变量。

　　第四，实际体制改革就是消除体制扭曲，提高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优化改善其配置。在1978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三次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大规模地盘活了大量闲置低利用要素，提高了利用率和优化了配置。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曲线来看，这三个时期呈倒U形状。

图1  体制扭曲—要素性剩余—产出损失

　　第五，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曲线是一条虽有小幅波动但平稳和平行的曲线，并不呈现J型爆发式增长状态。这一状态被琼斯和菲斯佩奇等经济学家所证实。而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1970到2012年间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别为1.0%、0.9%和0.7%，后发国家韩国也只有1.6%。中国为3.1%，但其中2.1%来自于体制改革对效率的提高。因此，如中国这样长周期体制转轨国家的TFP增长来源和分解如下图所示。

图2  转轨国家体制改革TFP增长与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之间的关系

　　这其实证明了在转轨国家中TFP不全由广义技术进步创造，而当大比例的TFP来自于周期性的改革。转轨国家TFP增长的倒U曲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平缓曲线间的积分，就是改革盘活闲置和低利用要素形成的新增产出。

　　第六，从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及广义技术进步余值的新古典增长模式回归，建立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及广义技术进步TFP的投入增长模型。其理由在于：一是将体制扭曲性剩余各要素，特别是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再投入进行计算。如果没有土地投入变量，则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通过改革再投入获得的新产出就无法进行核算。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国土开发利用水平与许多主要经济体国家比较还很低，还有增加土地投入数量的空间。三是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要素相对短缺，劳动力要素会收缩，资本要素边际收益会递减，而未来从消费品工业化转向资产型（汽车、住宅和宅院等）工业化，生活内容从吃穿行用到资产和财富拥有，且土地资产会溢值而不贬值，因此在增长中对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弥补性较强。

　　以市场经济条件还原法，即按照市场经济标准应该有的将其还原，应该没有的将其消除，继续改革遗留计划和行政配置体制部分，推进要素由市场化调节进行配置，从而模拟估计市场化改革形成的TFP，或者数理上将剩余要素再投入来模拟未来产出的增长。

　　最后，我们分解计算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1）假设无大力度改革安排或者改革安排不到位场景下，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计算未来TFP增长假定1%—1.5%之，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不同投入量，要素不同增长率和不同要素替代率场景下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状态。我们计算，如果没有较科学和精准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重大发展战略安排，任由经济自然增长，不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间如何替代，其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产出决定的2021—2035年期间年均GDP增长在高3.31%、中2.5%和低1.81%之间。

　　（2）在此基础上，假设进行重大的体制改革，将体制性剩余要素在一定的时间内，一段式或两段式，倒U型曲线分布投入，按照各要素不同的替代率和不同阶段模拟未来15年的增长状态。将未来的广义技术进步增长曲线按照琼斯法则平行化。

　　根据改革冲击增长的倒U型增长状态，模拟其TFP增长的曲线，按照各要素的报酬率，考虑未来可能的变化，以及各要素改革先后、重点、周期、力度的不同方案安排，模拟非线性还原投入各类体制性剩余要素，预测未来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的经济增长状态。我们计算，一是坚决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放开城乡人口、劳动力、资金、土地和住宅的双向流动和置换，以淡马锡方式彻底改革国有经济，将闲置低利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激活再投入，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分别为0.41%、0.31%和0.39%，要素投入提高效率带来新的总增长潜能为1.11%；二是农村宅基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等转变为资产，这项改革的价值增值、融资便利、财富积累以及交易能力增强等等，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为1%左右。

　　（3）再将实施重大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可利用土地要素，特别是新增建设用地要素变量按照非线性或者线性方式计入上述增长模型，观察实施重大发展战略性举措形成的新的增长潜能。我们计算，形成南水北调网，改造未利用土地，增加土地1亿亩建设用地、1亿亩园地和5亿亩左右耕地要素和资产，其带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3到0.5%左右。

　　我们测算，如果安排大力度的改革以及重大的调水增土战略，2021至2035年均GDP增长速度可在5.05%—6.3%之间。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