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外安内定经济方兴

2019年12月16日08:18 作者:秦朔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秦朔

　发展民营经济之所需，远没有这样曲折和麻烦，就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同气相求而已。何况我们同有一颗中国心，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过去一周，有两件财经大事发生，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本文对这两件大事进行分析，并对如何构建一个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提出自己的看法。

　　12月13日晚，中美双方宣布，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下一步双方将各自尽快完成法律审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程序，并就正式签署协议的具体安排进行协商。

　　中方认为，协议总体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有效管控和解决经贸领域的分歧，增强全球市场信心。

　　美方停止了原定12月15日对大约156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15%关税，并将今年9月加征的15%关税减至7.5%（涉及约1200亿美元产品），但仍维持了对大约2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占中方全部出口的45%以上）加征的25%关税。美方承诺分阶段取消加征的关税，具体视乎中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一些做法的调整及落实。

　　我认为，中方谈判代表在非常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历时22个月协商的结果，不是脱钩，而是新的挂钩。美国和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左右，每年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的50%左右，如果脱钩或全面对抗，对双方和整个世界都有巨大不利影响。

　　更重要的是，协议文本的不少内容，本就符合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等等。

　　特朗普当然是为了美国利益向中国加征关税，但中国如能善用外部压力，促进自身改革，打造新的更高水平的开放高地，就能化危为机。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只是一个起点，未来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从中方代表的努力中，可以看到他们致力于让中国走向何方。那就是，一个更开放、更高发展质量、更加法治化、对待所有市场主体更公平的中国。

　　回首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通过开放，一是找到了学习目标（高收入经济体），二是找到了追赶方法（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经验），再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出人民活力，就把庞大的、然而处于沉睡之中的资源给激活了。这就是中国与全球化“挂钩”的好处。如果不“挂钩”，不知道别人发展到什么地步，就很容易自以为是，丧失学习的紧迫感，甚至大搞“窝里斗”也不自知。

　　不管中美贸易谈判今后还会有什么波折，只要中国坚持全方位、高水平、法治化的开放姿态，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基础研发、底层创新、高精尖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差距，始终以世界最高现代化水平为目标，踏踏实实学习和奋斗，我们就能与世界继续保持“友好界面”，并为自己的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对稳定中国企业预期也相当有利。

　　自去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作为出口创汇主力军的中国民企深受影响。中国输美主要商品大类是电机电气、机械器具、纺织服装、家具，基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征关税后这些部门出口增速剧降，进而影响到员工就业。

　　深圳是外向型经济典范，今年三季度GDP增速只有5.2%，低于全省水平1个多百分点，原因之一就是贸易摩擦的冲击。今年前三个季度，深圳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分别为2.6%、7.1%和3.8%，7-8月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下滑6.1%。

　　如果贸易摩擦和缓，大局稳定，出口型中国企业的信心肯定会增加不少。同时，经过此次洗礼，不少地方和企业也明白，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未雨绸缪练好内功，才不会被“卡脖子”。

　　苏州和深圳同为外向型经济大市，苏州外贸进出口值占江苏的53.5%，占全国的7.7%，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中苏州的涉案金额为281.4亿美元（2018年数据），占全国涉案金额的13%。由于大部分出口产品没有绝对议价能力，承受力较弱，加征关税后遭遇了相当的打击。

　　这种情况倒逼苏州下决心“通过创新做好自己的事”，力求在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苏州工业园区土生土长的信达生物已在科创板上市，这是一家研发驱动的生物制药企业，其大多数原料、仪器、耗材、试剂都依赖进口，且以美国为主。由于贸易摩擦，他们开始大量寻找原料替代品，比如从欧洲、日本替代，但根本方向是国产化，靠自己才最安全。这就推动了中国企业在那些过去没有想过、不敢想、不愿试的关键领域进行投入，攻关创新。

　　我们还看到，协议文本具有互利性。近期美方先后公布了允许中国自产熟制禽肉、鲶鱼产品输美的最终规则，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之后有资格向美国出口自产原料熟制禽肉的国家，也是目前全世界有资格向美国出口鲶鱼的三个国家之一。美方还同意公布中国的香梨、柑橘、鲜枣输美监管通报程序，允许这些产品向美国出口，并在协议中就尽快解除中国输美水产品自动扣留等作出了积极承诺。这都为中国企业出口创造了市场。

　　此外，中方将加大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这些方面美国有比较优势，多进口美国产品有利于抑制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是两全其美的事。

　　上周的第二件财经大事，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的一些精神，和中美贸易谈判中的中方立场是一致的。比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依据新华社消息，我对去今两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比较，觉得今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层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有了更高重视和更多关切。

　　比如“明年要抓好的重点工作任务”，2018年会议提了7项，“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第7项，这部分消息有290个字；今年则将“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放在第3项，消息有366个字，增加了“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要兜住基本生活底线，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要求。

　　具体到就业，去年的一个口径是“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今年是“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即每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份工作，有固定收入。

　　关于僵尸企业处置，去年的口径是“加快处置僵尸企业”，今年是“有序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这些微妙的措辞变化，说明下行压力已对企业和民生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必须直面。通过各种方式稳定人心，至关重要。

　　以大学毕业生来说，从2016年起有一个趋势，即每年考研人数不断增加，2016年为177万人，2017年为201万人，2018年为238万人，2019年为290万人，明年预计为330-350万人，5年间考研人数差不多翻一番。考研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毕业生想找一份“心水”工作不容易，延缓就业。

　　再以僵尸企业（zombie）来说，这个名词是舶来品，国外有机构以“连续3年利息支出高于营业利润”为标准，发现2018年世界主要地区上市公司中有5300家是僵尸企业，占全部样本的1/5，数量比2008年翻了一倍。它是一种客观存在。

　　中国很多地方把持续亏损3年以上的企业也看作僵尸企业。事实上这是有问题的。不少新兴企业盈利前的亏损不止3年；不少发生财务危机的民营企业不是因为缺乏做好主营业务的能力，而是因为在正规金融下得不到融资，企业间相互担保，受到周边牵累；也有的企业是受周期性影响，熬过去就好了。这都要仔细区分，不能把“僵尸”扩大化，或者像“立军令状”那样限定12月31日前全部清掉。

　　最近一家投资机构告诉我，他们投资了晋江某运动鞋服企业，这两年市场不景气，该企业没有完成对赌。投资人到企业仔细了解情况后，没有按对赌协议剥夺其股权，而是又支持了几千万元流动资金，企业就活了。而我熟悉的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则因为国资入主，公司没有完成任务，国资严格按章办事，创始人被赶走。估计这个失去创始团队的互联网公司很难再发展下去了。

　　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有优胜劣汰，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靠政府“父爱主义”、“撒钱”、“软约束”不是正确选择。但在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并发，“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确实又需要包容性思维，厘清企业遇到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增强同理心，而不是简单归为“落后生产力”、“僵尸”、“早该淘汰”，等等。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对企业困难的复杂性有了更充分的判断和理解，这有利于接下来对症下药，辨证施治，而不是“一刀切”。

　　今年我调研了不少企业，最大的如PATH（平安、阿里、腾讯、华为），行业领导者如美的、新奥、中国巨石，还有不少创新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创新兴，则民企兴；民企兴，则经济兴。这是调研中的一个深刻体会。

　　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只要充分调动起企业家、创业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给他们稳定预期，支持他们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他们就会还中国一个惊喜。

　　有调研对象说“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只是怕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有调研对象说“现在是中国创新最好的年代，中国新兴的消费群体是世界上最愿意尝试新产品新服务的群体，针对他们的需求进行技术创新，这种加速度的正反馈每天都在发生，前途不可限量”，我也亲眼看到很多开发区、园区为高科技创业者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

　　下周“大视野”我将聚焦于这些方面，将看到的创新案例和方向与大家分享。

　　同时，我也真切地感到，民企不兴，经济难振。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和很多民企日子不好过、投资意愿与信心降低是分不开的。民营经济是就业主渠道，中国3200多万户私营企业和76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吸纳了3.8亿的就业，每年平均提供100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如果他们状态不好，就业就会不稳，社会和谐也会出问题。

　　最近两三个月，我在几个地方就制造业发展作报告，现场互动时，有四五家民企都反映政府平台和央企、国企拖欠账款的问题。

　　有一次，一家央企下属造船企业的员工就在现场，说确实拖欠了供应商账款，名声不好，现在招标都很少有企业应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政府下给我们订单，资金也不到位”。一家混改上市公司董事长告诉我，一家央企欠了他们几千万元材料款，几年也追不到。至于给地方建这个馆那个馆（如科技馆、艺术馆）的总包公司、分包公司，因为欠款或付款进度太慢、比例太低，不少都难以为继。

　　中小民企抗压能力弱，受不了太多拖欠，这两年一些有实力的大企业也扛不住了。

　　与东方园林（002310，SZ）创始人何巧女相熟的一位媒体老总说，东方园林的困境，主要是由于2016年底到2018年初在PPP项目（政府与私人组织合作开发公共服务）工程招标上非常“进取”，拿了价值数百亿的项目，基本都要前期垫资，为垫资而融资，但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常常欠款。

　　东方园林2019年一季报显示应收账款为80.46亿，大部分源自地方政府。政府欠东方园林的，东方园林欠债券投资人、材料方、施工方和员工的，最后爆发债务危机。

　　幸好北京市朝阳区出手，何巧女夫妇向朝阳区国资中心全资子公司转让控股权，这才有钱结清了部分欠账，特别是欠薪。国资入股后，在存量贷款续贷、部分新增融资增信、融资渠道拓展、项目融资推进等方面，获得了明显支持。如债期由1年变成了1-3年，后续还会增加3-5年期的贷款，偿债压力大大降低，流动性改善了不少。

　　同一个企业，当国资代替民资成为实控人，金融待遇迥然不同。这背后，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际上并没有很好落实。

　　我请金融数据公司万得做了一个近两年债券市场净融资额的比较（发行量-偿还量，包括同业存单、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票、短融、定向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不含可转债），见下，上面是民企的情况，下面是国企的情况。

　　数据显示，民企2018年的净融资额为-383.15亿元，2019年为-2976.61亿元，两年从债券市场得到的融资是负数，-3360亿；国企2018年的净融资额为15417.39亿元，2019年为21558.12亿元，两年加总接近3.7万亿。也就是说，债券市场对民企充满了不信任，民企几乎丧失债券融资能力。

　　这两年的资管新政，防范金融风险，方向是正确的，但资管新政在客观上的挤压对象，以民企为多，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民企贷款难，发债难，原来还可以通过表外去融资（虽然利率高），现在又被严厉收缩；上市民企拿股权质押融资，股市2018年不景气，很多“大块头”民企的股价也跌破平仓线，被清盘，股权清零。

　　所以这几年不难看到如下两个现象：

　　民企违约多。根据惠誉评级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企业债市场蓝皮书》，2014年以来中国境内企业违约债劵数量持续上升，从2014年仅5家发行人发生违约增加至2018年的45家和2019年前11个月的51家，而从违约发行人数量以及违约债劵本金金额来看，民企占比均超过了80%，尽管民企占发债数量和金额的比列远低于国企。

　　上市民企实际控制人变更多。万得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150家A股公司公告完成了控制权变更，同比增长幅度超过50%。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150家上市公司中，41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或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国资系”公司，仅6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国资系”变更为自然人。“国资系”控股的上市公司数量持续增加。

　　最后还有一多，即民企实际控制人被采取强制刑事措施的多，今年A股有17家公司的18位实控人上演了“监狱风云”。此外因为P2P等涉案被采取措施的也不少。具体分析，确有不少失控人存在机会主义和败德行为，但相当多是源于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因为以民企之身融资不易，特别是在资产价格下降之时。很多民企不是不愿意卖资产还债，是市场没有接盘者，所以丧失了流动性。

　　作为一个商业文明领域的研究者，我从创立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和秦朔朋友圈开始，一直呼吁民企走阳光大路，正道光明，坚持生产性创新，我也批评过很多民企和富豪。

　　但通过调研，我不能不说，民企今天的困难，固然有周期性原因，有他们的素质性原因，也和整个经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没有给民企应有的权利和机会分不开。不是说政府不关心民企（的确出台了很多政策），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性结构中，民企更容易成为经济下行时的代价和牺牲。

　　一位地级市领导说：“我们这里以民营经济为主，知道他们的付出和贡献，怎么可能不关心他们呢？但金融体系是垂直的，地方没有发言权，我们说多了还会被误解，所以有时只能看着他们倒下，心里很痛。此外，有些社会舆论也很不负责，总是把民企和偷漏税、不环保联系在一起，看不到民企的主流。”

　　民营经济为中国创造了“56789”的产出。以2019年1-7月为例，民企税收占比为56.9%，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60.3%（制造业投资占比85%以上），发明专利占比超过75%，就业存量占比近80%，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5%。需要特别提出一下，在某些年份，民企解决的就业增量占比超过100%，原因是当年国有单位的新增就业人数同比在下降。

　　可是他们占用了多少经济资源呢？不少民营企业家对我说，他们用了相当于国企的土地面积的几分之一，资金投入的几分之一，创造了相当于国企收益的几倍，以此证明民企的效率。实际上，这也是因为民企资本来源有限，资金成本高，必须精打细算。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2018年11月披露说，“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团队的研究表明，2017年民企贷款占全社会融资的5.9%，2018年占14.5%，民企存量贷款截至2018年底只占25.8%。由此可见，从贷款余额看，民企只占用了1/4的资源。以1/4的贷款资源，创造56789的业绩，这是多么不易和可贵！

　　2015年的时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实现的利润总额是国有控制企业的2.1倍，到2018年，倒过来了，国企实现的利润是私企的1.08倍。今年1-10月，国企利润为14715亿元，私企为13915亿元，国企在营业收入利润率、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人均营业额、资产负债率、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平均回首期等所有这些经济效益指标中，基本上都好于民企。

　　我看到这些数据时，是真心为国企感到高兴的，这证明国企的素质提高了，竞争力加强了，这是好事。这也给民企提了个醒，民企要更加努力。

　　但同时又必须看到，民企和国企并不是在同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用同样的资源条件和规则竞争的。民企和国企各有作用，都要毫不动摇地支持发展，无须过度比较，但今天，当我们看到民企从总体上渐渐处于不利的、困难的那一边，是否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温暖和拥抱？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民企是给一点阳光雨露就能够灿烂生长的物种，有太多民企在全球性竞争中成为“隐形冠军”，通过他们的努力，无数国外竞争对手在“中国制造”面前退出，他们是中国伟大复兴中应当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可歌可泣的力量。民企当然有枯枝败叶，这不难解决，该淘汰就淘汰，而如果民企的心受了伤，就算他们表面依然故我，看不出来，但在长期和深层次上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将是巨大的，万万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