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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品价格管理办法的初稿已经完成，今后发改委可能每两年对药品价格进行一次调整，对市场定价的药品也将实行政府干预。最近传出的这条消息，一看就知道是针对当前看病贵、看病难而出台的政策。
在药品问题上，且不说各厂商如何在药名上大做文章，借此逃避降低药价带来的损失；也不说药从出厂到患者手，中间环节
又是如何多，吃水如何深，如何层层盘剥；就看近年来，在药价问题上，发改委已经进行了17次降价，总金额已经达到400多亿元。 降价的次数不可谓不多，所涉金额也绝非一个小数目，但是为什么人们还在抱怨，药价太高，看病仍然很贵？
所以对于每两年调整一次药品价格的政策成效，连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都不看好：“因为在药价问题上，降价已经不是(药价管理的)关键。”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周认为，在医药价格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根源是道德问题和制度设计问题。
如果板子仍然打在道德问题上——也就是说，我们可由此指责现在医生职业道德普遍沦丧，普遍成为金钱奴隶，从大处方中拿厂家提成——我们自然会说，那就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吧。但这可能有点不那么对路，因为它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一位哲人说，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在方针政策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发展规律上找原因。
那么，板子只能打在制度设计上了。但看到问题，不等于就能立马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涉及面更广。比如公共财政经费的投入、公共医疗机构的设置和人员合理配置等等。况且，看病贵、看病难，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然如此，还真需要用温火，慢慢地解冻。比如现在，各地正在进行的社区卫生中心建设，尽管暂时还看不到成效，至少大方向是对的；再如今天起，广州四家医院试行的“单病种总费用承诺”制，超出限价的治疗费用由医院埋单；甚至更小些，检验单各医院相互承认，不用重复检测，等等，都给患者以降低医疗费用的切实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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