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协定来了：亚洲成员占七成股权
亚投行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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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的失效、式微与改革惰性，为亚投行提供了生存空间；中国经济实力走强，亚洲经济发展极具潜力，欧亚一体化商机巨大，为亚投行提供了生存土壤。与世界银行[微博]、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亚投行非发展援助机构，而是多边商业银行，意味着要追求一定的投资回报，这就对亚投行的决策机制和标准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想中的亚投行“行规”应该高效、廉洁、绿色。从目前的信息反馈看，《亚投行协定》正是秉承了这样的理念。
6月29日，一个历史性时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57个成员国代表，齐聚北京，出席《亚投行协定》签字仪式。
上一次，成员国代表共赴北京，是248天前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只不过那次只有21个成员国。
尔后，36个成员国鱼贯而入的情节，已为世人所知。眼下的焦点，不再是亚投行的“朋友圈”有多少人，而是“朋友圈”中的朋友如何相处——决策机制是什么、股权分配原则如何、贷款机制如何设定，这些直接决定亚投行的运营质量。
当然，也别忘了那个终极“八卦”：美国和日本会不会加入这个“朋友圈”。
筹建进程：
248天完成协定
自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以来，亚投行的每一步进展都备受瞩目。如今，57个成员创始国已经就亚投行协定达成共识，这标志着亚投行运行将“有法可依”
“在我们内部更清晰的表述应该是‘协定’。”
一位亚投行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首先纠正了记者的说法，亚投行成员国商定的不是章程，而是协定，之所以咬文嚼字，是因为“这个东西的性质和意义是非常重要，容不得半点闪失”。
有多重要呢？按照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表述，《亚投行协定》是成立亚投行及其投入运营后所遵循的“基本大法”。
自从去年10月《筹建亚投行备忘录》签署后，协定谈判实质性启动。因事关各方权责和利益，且谈判进程与吸收新成员同步进行，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复杂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教授陈抗认为，协定中最重要的是亚投行的决策体制、股权分配和贷款制度的确立。这三方面直接影响到各国在亚投行未来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为今后的决策运作和方案实施起到制度保障。
2015年5月22日，成员国在新加坡进行最后商定。
“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各方已就亚投行的宗旨、成员资格、股本及投票权、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核心要素达成重要共识，形成了高质量的协定文本。”楼继伟透露。
对于6月29日的签字仪式，楼继伟认为，“这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重要里程碑事件，将为今年年底前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奠定坚实基础。”
按照筹建亚投行谈判代表会议常设主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的说法，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签署《亚投行协定》以后，各国经过“一定的、合法数量的国家的法律审批程序完成之后”，将在今年年底建成亚投行，让亚投行能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投入运营。
决策体制：
精干廉洁绿色
目前运行的国际金融机构都存在官僚主义。亚投行将打造一个努力提高效率，消除官僚主义的运营机制
亚投行筹建成功了，它的组织架构怎么搭建？怎么运营？机制是什么？
前述筹备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将按照现代治理模式，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根据《亚投行协定》授予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董事会为非常驻并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亚投行将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
据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透露，亚投行运营的核心理念是精干、廉洁、绿色，“亚投行将是高度精简的机构，专业人员全球招聘，我们将配备精兵良将，坚决杜绝机构臃肿的现象。”
之所以特别强调精干，可以从国务院参事汤敏的亲身体会看出端倪。
汤敏曾有一段时间在亚洲开发银行负责规划工作，该行有一个专门的技术援助项目，属于公益性质的，“从立项到设计，再到把国际专家找来，研究，出报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时间”。
汤敏认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微博]等组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机构庞大且官僚，“为了平衡各国利益，就会产生很多细节，很多规章，造成了运作效率非常缓慢”。
为了吸取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教训，增强决策效率，《亚投行协定》要求由一个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会来监管该行，这一点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完全不同。
据汤敏介绍，在亚洲开发银行里有执董会，各国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几个国家派一个代表，长期待在亚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执董会的批准，这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告诉记者，“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管理层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因为常驻董事会人员希望在项目的初期就能了解相关情况。不仅如此，常驻董事会每年要耗去世界银行大约7000万美元的资金。”
不仅如此，亚投行对腐败、欺诈等行为持“零容忍”的态度，并将执行严格的诚信与反腐败政策及规定。
治理结构的规范透明和机构的运行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
“亚投行如果能够切实履行精简、高效原则，无疑为世界塑造了多边机构‘新范式’，这或许将传导至其他老牌多边机构，改善全球治理格局。”
中国企业研究所理事长王维嘉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不能有不现实的期望。”
王维嘉认为，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如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虽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资借鉴。
股权分配：
亚洲成员占七成
亚投行将按照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金由各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来进行认缴，成员国基本是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本地区的比重来进行股权分配
当前，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为57个，横跨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
“域内创始成员国按GDP(国内生产总值)在本地区的比重来认缴，域外国家也以GDP为重要参考指标来认缴。”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各国提供的数据还是意向上的，最终还有待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内审批。
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将提供亚投行1000亿美元资本金中的297.8亿美元。根据投票准则，亚投行为亚太地区成员保留了至少75%的投票权，中国政府将拥有25%至30%的投票权。
金立群认为，“根据亚洲地区中经济的体量，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将提供必要的资金，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
据外媒报道，印度将成为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和投票权仅次于中国，将拥有8%股权和7.5%的投票权，“印度有可能提名一位副行长和一名董事。”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这两大全球性金融组织的投票权是如何分配的呢？
2010年，尽管世界银行修改了投票权的分配，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声音，但是发达国家依然拥有绝对多的投票权。目前拥有最多投票权的国家为：美国(15.85%)、日本(6.84%)、中国(4.42%)、德国(4.00%)、英国(3.75%)、法国(3.75%)、印度(2.91%)、俄罗斯(2.77%)、沙特阿拉伯(2.77%)以及意大利(2.64%)。
世界银行规定，任何重要决议时必须要有85%的同意票才能通过。美国的投票权为15.85%，也就是说，即使全数会员国都同意的决议，只要美国投下反对票，该决议就无法通过，也因此被称作“否决权”。
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中国的份额由3.65%升至6.1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16.75%)和日本(6.23%)之后。
但是，按照IMF的规则，一般事务需要70%投票权支持才能通过，而重大改革事项则需要85%以上的支持率才能通过，而美国在IMF中占有超过15%的投票权，也就是说，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具有一票否决权，任何重大金融改革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首肯，都不可能获得通过。
面对来自不同的地区，亚投行如何保证决策效率？
汤敏认为，过去的70年里，国际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个就是投票，根据资本的大小、根据投票权的大小。最后以多数为主，重大的事项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更多一些的票数”。
不过，汤敏强调，“一个国际多边组织的运营中，股权和投票权仅仅是‘硬实力’，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机构中‘软实力’远比‘硬实力’重要。不论是事关战略的决策还是具体的投资决定，决定成败的不是投票权而是格局、眼光、知识和经验。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贷款评估：
防风险很重要
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尚存，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平衡收益与风险，是亚投行开展投资的最重要命题
上述亚投行筹备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协定签署后，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将放在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上，生产性基建项目将是关注重点。
基础设施项目通常有着很长的投融资建设和回报周期，虽外部性价值大但财务回报率并不高，且经常伴随着腐败和浪费。在其建设过程中，一些亚洲国家相对较弱的执行力、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和政局将是其最大的不确定性。
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在沙特和土耳其的一些轻轨项目是赔钱的。而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斯里兰卡也曾因总统换届，于2015年3月初叫停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该项目造价约15亿美元。
汤敏提醒，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是它的第一要务，这里头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运营的风险：项目设计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这个国家还得起钱还不起钱；国家的风险：国家发生政变了，发生经济危机了，怎么应对。
财政部亚太中心副主任周强武表示，亚投行的贷款政策将充分借鉴世行、亚开行、欧投行等现有多边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在项目评估、对环境的影响、保护当地文化、促进健康持续的经济发展等方面遵循高标准，并在高标准和亚洲地区受援国实际情况之间找到平衡点，但亚投行一定不会附加政治条件。
终极悬念：
美日是否参与进来
美国人担心，中国将会建立一套平行的经济秩序，削弱世界银行及其分支的影响，但是中国一再强调，“亚投行只是国际金融秩序的补充，不是颠覆”
“过去的一个月可能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期间美国失去了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者的角色。”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4月5日在写给报纸的专栏文章中感叹，无法想象，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有任何事件堪比如下变故：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主要(金融)机构，而且美国没能说服从英国开始的几十个传统盟国不要参与其中。
萨默斯提及的那一个月，正是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和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纷纷向亚投行递交申请书的时段。截至目前，G8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和日本，都申请加入亚投行。
美国和日本是否最终会加入亚投行，是目前最大的悬念。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前段时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亚投行满足融资方法等审查条件的话，日本可能参与(加入)讨论。”
日本和美国担心亚投行以中国的利益为先，成为中国用来输出产品和制造业产能的工具。
对于外界的这种担心，金立群强调了亚投行的定位，“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包墨凯预言，亚投行可能对现有机构产生“鲶鱼效应”，而这种“鲶鱼效应”会来得很快。对于亚投行的发展前景，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Chris Humphrey预测，相较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边银行。未来几年，亚投行将会在开发性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亚投行在内的一系列多边金融机构的建立表明，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亚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这是美国日本不愿意错过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亚投行在紧张筹建之时，世行、日本接连宣布增加对亚太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日本允诺拿出1000亿美元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世界银行也向印尼“豪掷”110亿美元贷款用于基建。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侯振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投行的成功开局表明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亚投行可以将中国部分外汇储备再利用到开发性地区金融事务中，通过为公共产品提供融资的形式，纠正全球经济失衡。
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则认为，要解决美国和日本对亚投行机制上的担忧的最好办法，是加入亚投行参与到其治理结构和规制办法的谈判中来，而不是袖手旁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