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王江教授

　　本报记者 谷重庆

　　这场金融危机现在让人越来越难明白。

　　当这场危机主要还局限在美国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指责华尔街的贪婪与冒进。但如今，欧洲、拉美和亚洲等国的一些知名金融机构也纷纷陷入空前的困境，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去解释呢？虽然早在2003年初巴菲特就提出这些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但就连一向以保守谨慎著称的瑞银集团(UBS)最近也不得不接受了来自瑞士政府的援助。这对瑞士而言意味着一种尴尬，但似乎也说明目前的危机可能在深度、广度和复杂度上，已经超过了人们一般的认识。

　　危机时断时续的恶化不断打破了人们对前景的乐观情绪，过去一直批评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毫无起色的美国人，如今可能真的需要低下头向日本人学习处理危机的经验了。在我们慨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同时，这也似乎表明了人类对现代金融的运作依然所知甚少，大有盲人摸象之态。在各界人士不断穷于应付自己制造的麻烦时，学界已经开始像玩拼图一般地去寻找金融危机的内在线索。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的瑞穗讲席教授王江，请他来分析一下眼前的这场危机。

　　实体经济将继续下行

　　《21世纪》：自去年8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场源于美国次级贷款的风暴已经彻底演变为了全球性的一场金融危机，各国为了稳定自身的金融体系都在竭尽全力，但投资者依然恐慌不已，不过最近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提出自己已经在买入美国股票，似乎噩梦就要到头了。那么在您的眼中，目前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王江：目前的危机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实体经济层面上的，一是金融市场层面上的。巴菲特看好的主要是股市的未来，但就我来看，资本市场目前还是要看政府的措施是否得力，从过去一年多的状况来看，政府的措施总给人一种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感觉，比如大家觉得贝尔斯登出问题后危机可能也就差不多了，然后“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简称)出问题，雷曼又出问题，美国国际集团(AIG)再出问题，那么现在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就能解决问题吗？也未见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因为对危机生成原因的判断不准，总以为这可能是金融市场本身出现的问题，所以采取的方法一是尽力避免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垮台，二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然而，在我看来，金融市场本身固然存在问题，但它更是实体经济状况的一种反映。和美国房价的历史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房价已经调整了大概一半，但还有一半需要调整。余下的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长，这要看政府的相关政策，既有可能快点，也有可能慢点，但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

　　等房价调整之后，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将逐步显现。这里面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财富效应。例如房产占美国家庭财产的比重很大，而且买房一般都存在借贷的杠杆效应，因此房价下跌的时候，消费者不但无法从房屋抵押贷款的再融资中去获得现金，还将不得不节衣缩食来增加储蓄偿还债务，这将影响到普通人的消费支出，由此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规模和投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