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财富基金之华盛顿约定

　　程明霞

　　5个月前晚餐桌上的一席交谈，终于成就了3月20日华盛顿的一纸宣言——全球最大的两只主权财富基金与美国政府之间彼此约定：“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决定必须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接受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不应该设立保护主义的壁垒阻止外商直接投资。”

　　华盛顿时间3月20日下午4时多，在美国财政部办公大楼4121房间，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 (HenryM.Paulson)携副部长季米特 (RobertM.Kimmitt)与远道而来的阿布扎比政府行政会议委员哈马德奥胡尔(HamadAlHurrAlSuwaidi)、阿布扎比投资局执行总裁哈勒伯马苏德(HarebMasoodAl-Darmaki)、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TharmanShanmugaratnam)、新加坡国家投资局董事局副主席陈庆炎(TonyTan)会面。

　　这三方六人，就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以下简称SWFs)的行为准则达成了两套共9条约定(全文见链接)：第一套的5条原则针对主权财富基金国家，第二套的4条原则针对接受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国家。

　　鲍尔森在三方共同公布此约定后说：“我们今天围绕主权财富基金的话题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新加坡和阿联酋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已经建立了很长时间而且广受尊敬……美国欢迎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并希望与这两家以及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一起工作，以推动IMF和OECD制定出主权财富基金的‘最佳范本”(BestPractices)。”

　　自去年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以来，来自阿联酋、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金融市场频频买入金融巨鳄股份的行为，引起了全球市场对主权财富基金广泛的关注和质疑(相关内容参见本报2月25日05版~08版专题 《SWFs：被怀疑的巨人》)。

　　直到去年10月底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年会上，鲍尔森与一些拥有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家的部长们同桌共进晚餐时，有人提议由美国财政部牵头，做一份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准则。那晚的交谈正是这份“华盛顿约定”的缘起。

　　除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消息外，当日到场发布约定的另两方——阿联酋与新加坡政府并未做任何表态。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负责人在不久前接受本报专访时曾表示，新加坡政府欢迎这样的行为准则，但“它应该是一个一般性的、灵活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愿遵守的原则，因为毕竟不同的基金、不同的国家情况不一样。我们不希望那是一整套适用于所有主权财富基金的法规”。

　　帕特里克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主权财富基金彼此间的投资战略大不相同，这些原则也许适用于阿联酋，却未必适用于卡塔尔和韩国”。帕特里克·弗雷哈迪(PatrickFla-herty)先生是Amadan国际研究所的执行总裁，这家位于华盛顿的智库设有专门研究主权财富基金的部门，时刻关注所有有关主权财富基金的动向。

　　在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与阿联酋、新加坡高官的会面及这份“约定”后，帕特里克接受本报采访说，这份由美、阿、新三方一起所做的约定，会带来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其他几十只主权财富基金会作何感想呢？”

　　虽然一直坚定地反对任何一方制定任何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规则，但帕特里克认为，这份“华盛顿约定”做得很出色，“如果最终一定会做出个规范的话，它是个出色的样板。唯一不好的是，”帕特里克说，“制定它的过程，没有让其他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参与。”

　　而去年10月那次晚餐会的成果并不只这份“华盛顿约定”。IMF与OECD也正在制定一份针对主权财富基金行为的 “最佳范本”(相关内容参见本报2月25日8版报道《给“巨人”定规》)。

　　帕特里克认为，这是这份“华盛顿约定”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既然IMF与OECD作为国际组织，已经在制定这样类似的行为准则并即将出炉，美国有何必要在IMF与OECD的“最佳范本”将出之前，单独与阿联酋和新加坡两方做此“约定”？

　　本报致信美国财政部询问，在这份“约定”酝酿过程中是否也曾邀请其他主权财富基金参与，也致信IMF询问他们对这份“约定”的意见以及“最佳范本”的进展，但本报截稿时止，华盛顿仍是黑夜，未能得到回复。

　　至于这份“华盛顿约定”是否会消解各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怀疑，并鼓励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市场的大范围投资，帕特里克说他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境中，越来越多中等规模的企业感受到压力，主权财富基金会在未来更多的进行中小规模的投资，而不会再像过去几个月一样全是大手笔。

　　“对美国、欧洲市场以及极缺资金的商业领袖们而言，他们已经了解主权财富基金一段时间了，他们现在更紧迫的不是担心这些基金，而是要争取到这些基金的投资。”帕特里克说。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