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米农：被多摩时代遗忘(4)

　　何家的两层平房没有刷涂料，木制门窗也极为粗糙，四方的结构更像中国农村的房舍，而河内典型的民居却是窄门深屋的三层，有钱人家则有全套法式装饰。

　　为了省钱，何庭事和老伴已经把食品开销降低到零，只吃些自家院子里种的蔬菜瓜果，“平时不太吃肉，每年过春节才会杀头猪。”家里的储蓄除了给儿子结婚，还要留一部分养老，对农民来说，医疗费“实在太贵了”。

　　“小病不去医院，大病尽量不住院。”何庭事的老伴说。除了军人家属外，这里的农民一般不享受公共医保，而村里最近开始推广的医保每年要交20万盾(约合人民币83元)，大家都嫌贵。于是“只有祈祷自己不生病，否则哪来钱给儿子结婚。”老何苦笑。

　　“多摩”时代：革新之虞

　　在阮文廉看来，他所负责的北江省地区“土地肥沃，农民条件也比较好，靠近河内的地区总体来说比较繁华”。至于CPI的上涨给农民带来的生活压力，阮文廉不以为然地说：“基本上没有农民抱怨，因为这几年他们的生活已经有很大改善了。”

　　在改革的大潮下，如今越南很多农村青年都涌向大城市或者国外打工，特别在北部山区，出现不少缺乏壮劳力的“老年村”。

　　也有些农民因为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厅政策战略研究所今年公布的调查显示，投资发展项目正以每年占用7万亩的速度吞噬着越南全国的410万亩稻田。除了政府工程和大量兴建的外商投资工业园区外，高尔夫球场等奢侈休闲设施也使成千上万户米农被迫迁走。据统计，越南进入运营或纳入建设计划的高尔夫球场共计123个，这些富庶生活的标志耗费了大量农业用水和农药，引起农民不满。

　　在安勇县附近，记者看到正在规划中的“万中高尔夫球场”。阮文廉厅长介绍说，这是中国台湾红海科技集团在北江省投资的一部分，根据去年签订的投资协议，红海集团将在北江建设工业区和服务都市区。“这是农村发展的好事，可以给农民提供工作岗位。”阮文廉对此解释说，“再说高尔夫球场也许是他们为满足内部员工需求而建的，我们不好干涉。”

　　近两年来，农民因征地赔偿不足向地方政府抗议的事件屡见不鲜。今年5月，中部义安省(Nghe An)就曾爆发一次抗议活动，上千名愤怒的农民设置路障，阻止当地修建一个工业区，并称开发商给予的补偿费用过低。

　　在越南，征地的赔偿费由征地者来定，政府提供的赔偿并不高，通常只有3亿盾(约合人民币12.48万元)，但也有财力雄厚的外商给每户一次性发放近十亿盾(约合人民币41.6万元)补贴。在靠近胡志明市的平阳省，由于近年来外商投资猛增，不少农民转眼变成了“富翁”，但好景不常，“这些农民有了钱就到胡志明市、下龙湾去挥霍享受，两手空空地回来，可是土地没有了，日子过得比以前更惨。”武荣南说。

　　对于这个问题，阮文廉显然不愿多谈，他强调，各省的财源环境厅专门负责征地事务，“政府有征地的权利，但是农民可以要求赔偿。”赔偿费用则依据具体情况来定。在北江，近几年的征地约达1.5万亩，主要用于开发工业园区。原先这一地区只有几家中国公司，规模最大的是中国援建的氮肥厂，如今，工业开发区里唱主角的多为中国台湾的制鞋厂和日本的电子设备厂。

　　工业开发区确实为当地带来许多工作岗位，但农民们渐渐发现，开发区里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们。“每天作息时间很严格，一周只休一天，伙食又差，还不给加班工资。”安勇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民说。在南部和中部的外资工厂，最近几个月因为物价飞涨而罢工的事件时有耳闻。对于生活闲散的农村居民来说，开发区的工业几乎让他们“褪层皮”。

　　在北宁省(Bac Ninh)，仅6%的农民在工业开发区顺利上岗，而更多职位“只对有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武荣南说，这主要是农民教育程度不高所致。武荣南所代表的城市中产阶层对农民有着普遍偏见：“没见过大世面，目光短浅。要让农民接受改革真是很难的事，否则越南的步子还能迈得更快。”

　　在回河内的路上，车载CD机里正在放着一首充满越南风情的民谣。司机说，那是赞美农村的抒情歌，说的是城里的女孩“怀念农村，怀念那里安静祥和、与世无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