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米农：被多摩时代遗忘(2)

　　何庭事家的院子几乎是个迷你农场，靠近厅堂的柚子树上搭着木鸽棚，院子正前方用篱笆圈起一小片地，种着豆角和各色蔬菜。右手边是个水泥砌起的猪圈，再向前竖着几株果树。眼前这片丰富物产可以让老两口自给自足，在物价飞涨的今天，似乎给人以特别的安全感。

　　不过何庭事说，院子里大部分的产物都是拿去镇上卖钱的，平时只给自己留些蔬菜和稻谷。圈养的几头猪是何家最主要收入来源，一年卖两次，喂猪的净收入有700万盾(约合人民币2912元)。相比之下，何家720平方的稻田，每年产谷500公斤，只能卖300万盾(约合人民币1248元)。这还是今年大米涨价(每斤谷6000盾，约合人民币2.5元)后的收入，去年每斤谷的价格仅4000盾(约合人民币1.66元)。

　　“化肥和饲料今年都成倍涨价，为什么只有谷子涨价有限制范围？”何庭事叹口气。今年农业厅规定普通谷子价格不得高于6000盾/斤，这30%-40%的涨幅和其他开支相比，确实有些不济。

　　但农业厅认为，去年底到现在谷子涨价30%已经是极限，“如果再往上抬价，城里的人都得吃不起大米了。”农业厅长阮文廉说，“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提高谷价，只要不超过政府给出的范围就行。如果太高，粮食公司也不会接受。”

　　和阮文廉的采访约在周六下午。休息在家的阮厅长穿着蓝白色addidasT恤和中裤，赤脚坐在一楼客厅里的红木沙发上。SONY电视里正播着胡志明市电视台的节目。阮家三层小楼的门口贴着一张硕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出售”的字样。同行的村民告诉记者，厅长一家正准备搬家，新房就在镇上的工业区附近，新造的洋房。

　　44岁的阮文廉大学毕业，仪表堂堂，是越南政府年轻化的代表。唯一与河内精英阶层不同的是，他的英语不太好。

　　这是阮文廉第一次和外国记者打交道，翻译在一旁解释说。阮厅长在半小时的对话中不时露出尴尬笑容，对记者询问的农业政策则一概回答“根据国家政策”或“可以上农业部网站查看详细规章制度”。

　　1986年越南的经济革新从农村开始。2001年最终修改的《土地法》规定，土地归全民所有，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交纳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税后，农民有权对土地进行交换、转让、抵押、出租及再出租，也享有继承权。越南党内人士认为，这是“比中国土改更彻底的私有化”。

　　阮文廉强调说，每个村都有粮食公司(农业合作社)统一向农民收购谷子，这些公司都是私人经营。越南5年前取消了农业税，水利税也于今年取消，阮晋勇政府希望借此减轻严冬受灾农民的负担。

　　负担减轻了，生活质量却不见好转。令何庭事等农民想不通的是，既然电视里说“外国人花很多钱抢着买米”，为什么谷价的涨幅还不如化肥、汽油和生活日用品？

　　“食物或者家里的日用品是属于工业方面的，粮食是农业的。农业涨价肯定比不过工业，生活会受一定影响。”阮文廉对此表示。

　　CPI：农业跑不过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