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评论：政府债务危机全球百姓埋单
导读：财经撰稿人达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现在世界上很多重要经济体政府都面对债务规模过大的压力，于是他们选择了金融抑制，贬值人们手中的货币，剥夺储蓄者的利息收益，来减轻政府和其他借贷方的负担。
以下即达斯的评论文章全文：
对于全球所有的，从华盛顿到雅典的央行[微博]银行家们而言，上周五的抛售行情正反映了一个至为严酷的现实——这个世界的债务水平已经太高，高到了任何传统手段都无法处理的地步。
2007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总债务一直在持续增加，已经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81%增长至420%。如果再将退休金、医保和老年护理等福利资金缺口算上，总债务规模还将戏剧性增长。哪怕是最那些新兴市场国家，那些危机还处在初始阶段，借贷行为还不那么极端的地方，债务规模也在膨胀。
在一个零增长或者低增长，同时通货膨胀低迷的世界当中，要减轻债务负担显然是极端困难。尽管一些分析师还在赞美我们正在经历“漂亮的去杠杆化”，但事实是，这一过程将持续多年，而且将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正如Illinois Tool Works(ITW)首席执行官斯比尔(David Speer)所指出的：“……我们想要爬出现在这个大坑，还需要十年……想要立即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学习适应低增长经济，所有人都必须面对重大调整。”
在传统工具箱中，能够应对高债务水平的，不外乎财政紧缩、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或者违约/重组，而这些工具现在要么难以使用，要么用起来太过痛苦。政策制定者们要避免经济崩溃，只能依赖既有的财政，尤其是货币政策。
事情的前后因果或许会不断颠倒重复。疲软的经济迫使政策制定者推行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的政策。如果经济做出回应，变得更加活跃，还有一些量化宽松的额外好处显现出来，就会鼓励政府撤掉刺激政策。结果便是更高的利率和变得迟缓的经济，而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便需要再度入场了，开始新一轮循环。
反过来说，如果经济对扩张政策做出回应，就会造成要求更多刺激的压力，政策制定者们必须拿出相应的行动，不然就保不住自己头顶控制经济引擎的光环了。
事实上，全球经济可能已经陷入了量化宽松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了——永远不能。
金融抑制
在政策选择权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就只能诉诸增加金融抑制。1973年，两位经济学家肖(Edward S. Shaw)和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指的是政府采取措施，将储蓄和资金引向公共部门，降低其借贷成本，清算债务。
这些措施包括，提高现行税率，增设新税项，以及削减国家的福利或者公共服务的开支。
更高的税率当然令人反感，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巧妙的迂回方法。对政府服务的联合付费计划，收入调查，受益者自付，特别税等领域都是很容易想到的可做文章之处。福利也可以动手脚，比如退休福利，可以采用提高最低退休年龄、削减福利水平、与个人工作时间内实际供款挂钩、与通货膨胀指数脱钩等方法来减轻负担。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小动作都不会单独进行，而是会与其他很多政策打包推出，以社会或者道德进步名义来掩盖政府财政上的不得已。
决策者将保持很低的名义利率，负的真实利率，使得利息收入和支出发生巨大变化，这自然也会让财富分配受到重大影响。
在2013年的一次研究当中，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现，2007年到2012年间，在美国、英国和欧元区，通过债务成本的降低和央行利润的增加，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使得财富发生了重大转移，政府净进账1万6000亿美元。与此同时，普通人、退休金基金、保险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则成为了受害者。这些国家的普通家庭合计损失了6300亿美元的净利息收益，而那些年纪更大，更依赖收益型投资的人受损尤其严重。此外，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也因为债务成本的降低获得了7100亿美元好处。
货币的蓄意贬值也是人们很熟悉的一个工具。近年来，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曾经不止一次干过这样的事情。这可以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削弱本国消费者对外国货币定价商品的购买力。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刺激出口，提高出口商的竞争力，让他们获得更高的利润。不必说，最终为此买单的，往往都是普通人。
另外一个结果是，政府将运用他们对储蓄的控制力，引导其流向政府债券。目前，银行是政府债券的重量级持有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贷款需求的阙如和监管的缘故。如果必要，政府可以立法，确定银行、退休金基金和保险公司必须持有政府债券的最低额度。新的流动性监管规则已经在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增持政府债券了。
资本控制措施可以用于防止资金外流，比如冰岛和塞浦路斯就是这么干的。在塞浦路斯，银行储户的钱可能会被减记，以吸收损失。而塞浦路斯银行的做法正在逐渐成为全球银行业规章的常态。在阿根廷等许多国家，政府已经接管了退休金基金资产，以用于政府的预算。
日本先例
说起世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日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对象。
在债务支撑的泡沫于1989年和1990年破灭之后，日本就陷入了低增长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出来。
慢性预算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增长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40%的地步，让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税收还不到预算支出的50%，而且支出中24%都是用来偿债的。日本的总债务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50%，现在甚至还要超过金融危机到来时。利率徘徊在零附近已经十年以上了。日本央行推行的量化宽松，都已经不止一轮。
在2013年年初，日本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将财政扩张与进一步、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相结合。这一计划的规模超过了之前的每一次尝试。日本央行承诺每个月购入1400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债券，规模相当于美国量化宽松的近两倍，而以购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则相当于美国的约四倍。
日本的计划和目前正在其他国家推行的类似计划一样，都是破坏性的。债务货币化和购买力持续损失，其实就等于像货币和主权债务的持有者征税。换言之，这就是在剥夺储蓄者的财产，将其再分配给举债者和货币发行者，长期以来，只能造成总财富缩水。这正昭示了各国政府对金融抑制高度依赖，明确无误地希望削减储蓄价值的意愿。(子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