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沈联涛
亚洲危机(编者注：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好像一出戏剧，我们可以指责演员(亚洲人与外国人)水平不高，舞台搭建得不好(国内结构薄弱与国际结构有缺陷)，或者剧本太差(蹩脚的国内政策与错误的国际解决方案)。
使亚洲危机更加令人着迷的事情是，它不是失败的或有弱点的国家崩溃的案例，而是先前卓有建树的国家遭受到危机的案例。
我越是认真思考亚洲危机，越是相信这场危机是关于国内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和全球化的兴起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这种思想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了。在亚洲奇迹时期曾获得巨大成功的亚洲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治理体系，事实证明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冲击下是弱不禁风的。
同样，在十多年后，全球性危机突然爆发，因为现今没有一个经济体是“孤岛”。国内一系列事件看起来每一件都显然是无害或温和的，可是当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事件就可以引发一场灾难。这次危机是一场谁都没有从全局考察的网络危机。简而言之，它是网络世界中本国的和全球的治理危机。
换句话说，亚洲危机是亚洲各经济体在成长中的痛苦，他们要转变成世界上具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可是在心理上、组织上或技术上对全球化的风险还没有做好准备。那次危机是亚洲为了进入新阶段而付出的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这场危机可能也是世界为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而要付出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来看，2007~2008年显然标志着全球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必须提出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这是不是全球资本主义盛极而衰的标志？
这个问题是深刻的。我本人的推测是，亚洲人必须找出自己的发展模式，把“GDP热”(疯狂追求快速增长)弃之如敝屣，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速度，既提供就业机会，又不破坏环境。
第二个历史性的问题是，如果印度和中国每年都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而G3(美国、欧洲和日本)每年增长率不足2%，那么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实力将会显著改变。
学者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曾预言，到2018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则名列第三。到2030年，亚洲(包括日本在内)GDP将占世界总量的53%，而美国和欧洲只占33%。如若其然，全球金融体系必将与今日大相径庭。
2007年，亚洲已经拥有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66.8%、世界人口的55%、世界GDP的24.5%，但是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配额的16%，这个比例与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投票权相当。根据我本人粗略的估算，亚洲在未来十年内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这只需要亚洲继续实现金融深化，亚洲货币对美元和欧元相对升值。这意味着亚洲某一种货币或几种亚洲货币的组合很可能到那时扮演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
第三，亚洲是否准备好扮演这种角色了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去，新兴市场一直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和资金。亚洲国家的顺差角色是新近发生的事，亚洲人还没有适应。
亚洲之所以不得不把它多余的储蓄投资到西方去，正是因为它自己的金融系统还不足以承担对这些储蓄的配置使命。亚洲的监管结构尚待发展。要在国际货币秩序中有所作为，亚洲的政府官员们既缺乏国际意识，在心理上也准备不足。
近十年来，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不只是因为国内可能找到更好的机会，还因为他们不看好在这些机构中发展的前景。亚洲几乎找不到一个智库是专门研究国际金融秩序的。
第三个历史性问题是对上述偏狭思维的一种反应。至今，对于危机的应对在国家层面远比在区域或全球层面更为迅速。
现今国际金融体系的一大缺陷就在于，即便在欧洲，对危机的第一反应也只是国家层面而非国际层面。每个国家都只担心本国的银行。美欧之间在适当应对和营救努力方面的协调也不足。这说明，要开始考虑全球政策之前，我们还须先加强国内危机的管理和应对之策。
(摘自《十年轮回》第十六章，作者沈联涛，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者加，艾经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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